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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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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恫聘弧返诙涡拚约憾韵愀鄣目捶ǎ�2001年的“《财富》全球论坛”放在香港。这些都是相关的后话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不仅把整个中国都当成乡下，而且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视为“小家碧玉”。它曾经是中国财富最集中，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影响力和魅力的城市，同时也被认为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美国学者罗兹？墨非就写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可惜历史在不经意间拐了一个弯，绕过了黄浦江而一路南下，直到珠江口西面的一个小岛才收住了脚步——真正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是香港而不是墨非所认为的上海。罗兹？墨非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其实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修改的看法，至少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就是英国小子胡润第一次弄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个榜只有50人，楼忠福也被排到榜上。
虽然楼忠福和所有上榜的富豪一样，并没有把这个榜看成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更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荣誉，但这个榜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不但给中国民间话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更把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整体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到后来，中国内地的媒体也不服气了——你一个英国小子能搞，我们也能搞吧，于是各种名目的富豪榜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笼★。
1999年之后，楼忠福这个名字便与“中国富豪”联系在一起。关于楼忠福和广厦的报道，从此也开始带上了一个“福布斯富豪”的标签。
2000年5月1日前，楼忠福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荣誉，在民间话语越来越活跃的中国，虽然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已经远不如新鲜出炉又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是这个荣誉的分量却绝对不轻。
楼忠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并受到###、###等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
这项重大的国家荣誉，过去历来是颁给陈永贵这样能够开山劈石的农民和王进喜这样“能让地球抖三抖”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现在却颁给了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楼忠福，而且还是一个刚刚上了榜的“福布斯富豪”。
这可真是“往事越千年”——跨进新千年的中国，确实是迅速地变了。就像《交锋》和《变化》的作者凌志军所说的，“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
楼忠福和广厦集团对这个荣誉都非常看重，广厦集团的职工为此大肆庆祝了一番。庆祝晚会上，楼忠福和广厦的职工在欢乐中嬉闹成一片，喜欢“搞搞新意思”的职工还拿着香槟酒互相喷射，用花瓣打仗。场面之轻松和欢乐，就像开生日晚会一样，完全不同于过去“劳动模范”宣传片中那种刻板、沉重和不自然的气氛。
不过，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中国，福布斯富豪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新闻，很快就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同样新鲜的事情正日渐多了起来。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举行的时候，有三位“福布斯富豪”成了十六大的党代表，而十六大党代表当中的民营企业家一共有五位。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现象，被嗅觉灵敏的媒体戏称为“董事长做客中南海”。其实个别民营企业家确实是应邀去了中南海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想预先听听他们对十六大报告初稿的意见。
楼忠福没有成为十六大的党代表，不过他与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当中央电视台直播###宣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楼忠福放下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办公室里收看。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正襟危坐地盯着电视听报告。
看完报告之后，兴奋的楼忠福立即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广厦集团党委书记卢志信的，楼忠福跟他沟通对报告的看法和安排职工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事情。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朋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楼忠福邀请他尽早来广厦给职工作关于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形势的演讲。像李连仲这样的学界朋友，楼忠福在事业做大之后交了不少，楼忠福后期的不少商业决策往往都有学界朋友的启发。
中共十六大不但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又一个春天，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洋洋二万八千言的十六大报告，其中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反复斟酌，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下面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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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2）
“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
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字正腔圆”了。
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
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级国有企业才有的“政治待遇”，但现在这个事实却发生在一个民营企业集团身上了。
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浙江一个省，与楼忠福一起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整个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是89位，民营企业家比例之高，全国无双。
而在全国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另外，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来自民营企业家阶层★。
这是一个飞跃性的突破，在1998年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代表不过50人。再往前推10年，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全国2900多代表中总共只有八名民营企业家。
2003年中国还有一个突破，全国有八家民营企业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有三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改革锐气和风头越来越劲的浙江，2003年产生的十届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代表共有96名，占全部641名代表的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也难怪中外传媒都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民营改变中国”、“老板从政”、“民营企业家从政元年”等文字为标题，大量报道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最新变化。
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但在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
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关键词★，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
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
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他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往往本能地依靠依附权力，以金钱来购买保护。然而，依附权贵，固可“强”于一时，但时移势易，最容易被牺牲的，也正是商人。事实上，让他们丧失财产的，经常就是权力。因而，商人（企业家）不可轻易地与权力做交易——否则迟早会被权力吞噬；但企业家也不应对自己的财产权漠然置之。所幸今天，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宪政知识，而企业家欲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当诉诸于财产权制度及与其相应的一整套宪政制度。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3）
秋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哪里寻找正当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框架，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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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济国的国力（1）
2001年5月，楼忠福打破一个传统，把广厦集团的年中工作会议第一次放在浙江之外的重庆召开。
依照广厦的传统，广厦重要的工作会议都有东阳和金华的政府官员参加，而这次更是格外隆重，不仅东阳市委书记和金华市委书记出席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也出席了。
这次会议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广厦集团260多名中层干部包了一架专机从杭州直飞重庆。包专机飞到总部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开会，这在国外倒是常见的企业行为；但在中国企业界，就算是垄断性的大国有企业，也不曾有过。
不过，这只是广厦一个新传统的开始而已。其后，广厦几乎每年都把重要的工作会议放在杭州总部之外的城市召开了。2002年广厦的年中工作会议放在北京，2003年放在西安。2004年楼忠福本来想再搞一个突破，把会议放在澳洲，因为广厦国际集团在澳洲也有业务。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后，楼忠福最后放弃了这个决定。不过广厦还是包了专机，让整个集团的优秀职工到澳洲旅游了一趟。
在2001年的重庆工作会议上，楼忠福吹响了广厦第三次创业的号角，并开始对家大业大的广厦集团的治理问题进行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同时还聘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为广厦集团专家董事。
在2002年5月的北京会议上，广厦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出台。楼忠福的大儿子楼明从这次会议开始，挑起了广厦总裁的担子。更多的年轻才俊跃上前台，他们在以楼明为总裁的经营班子内共同承担着广厦的“今天”，而楼忠福和创业###则把目光盯着广厦的“明天”。
到2002年7月底，广厦的战略性大调整基本结束。这个变化，从发行近两万份的《广厦报》刊头都可以看得出来。从2002年7月22日第126期开始，《广厦报》的主办单位也由过去的“中国广厦集团”变更为“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了。
由“集团”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广厦的集体名称似乎“变小”了。但是这个“小”却有点像“小鹰”号航母的“小”，虽然带着一个小字，却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世界顶级的常规动力航母。
作为名满中国的民企“航母”，新的广厦控股也一样有“小鹰”号般的硬实力。自从2001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以来，广厦便开始朝着现代企业航母的方向、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全方位地进行了“升级换代”。
2002年5月之后，广厦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和集中，管理的制度化、专业化和风险的可控性大大加强，治理架构也由过去的两级变为三级：控股公司，行业集团和成员企业。广厦的决策层与经营层分离，董事局只管重大战略决策，控股公司的总裁班子成了经营决策中心，行业集团成了管理中心，成员企业成了利润中心。
广厦控股下面是七大块，即一个上市公司浙江广厦加上六大集团。六大集团包括实力最强劲的广厦建设集团和广厦房产集团，另外还有广厦投资集团、广厦旅游集团、广厦文化传媒集团、广厦国际集团。
整个广厦控股一共拥有成员企业80余家、员工5万多人。2002年公司产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超过8亿元。在2003年的浙江百强企业中广厦控股位居第三，在浙江民企50强中则位居第一，是浙江省政府重点培育的26家大企业之一。2004年由中国工商联评估出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广厦控股以亿元的营业额高居第六位。
一个成功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别的不用说，单单是一个就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就业压力举世无双的国情下，便不能不让人对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家肃然起敬。
在这个问题上，素来如处子般憨厚、率真的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有过一段让人感动的话语。
尹明善说：“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当我每天累得不得了，我就站在办公室窗口向外看，看见下面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车拉进拉出，看见我的工人辛勤工作。我给一个人提供了工作，一个家庭就可以脱贫。我给一个工人一个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他给家里哪怕是只汇款300元，他农村的家就不是很贫困了。现在在力帆直接就业的有5000多工人，间接拉动在配套厂就业的大概有4万人。如果我哪一天能够安排10万人就业，人活一辈子也就值了。”
这是非常平白可爱的话语，从中我们不难洞见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率真、可爱的人生态度。
其实能够取得大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有一颗可爱的平常心，具有旁人所不及的个人魅力。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规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就曾对楼忠福感慨地说过：“我在国内国外接触了许多企业家，我发现你们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普遍有一条，就是特别具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到了哪种程度呢，你刚和他接触的时候看起来一个个都傻乎乎的，不是看起来一脸的精明样，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企业家。你说他是真傻吧，肯定不傻，为什么表现出傻，其实是一种真诚、坦诚。”
广厦的###、楼忠福早期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的吴小伟对楼忠福也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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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济国的国力（2）
他说：“从广厦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离开楼忠福就没有今天的广厦，这肯定是对的。但他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他的责任心才是更重要的。没有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心，是绝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家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楼忠福的企业家才能造就了广厦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才能和广厦的成功。”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累。中国的改革历程也很艰难，广厦是讲政治讲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回避政治风险。现在企业做大了，他说中国的企业家要成为慈善家、责任家。”
广厦另一位###、楼忠福早期另一位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楼正文也说：“楼忠福的性格很外向，什么场面都能够适应，喜欢拼搏。他性格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沉得住气，越大的问题越稳得住。有时候碰到问题他也会很焦躁，但暴躁过了能够马上冷静下来，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说‘广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事业做大了，在外面的人看来很风光，实质上做企业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其实是很苦的。有一次我们两人聊天，我问他：‘辛苦拼搏了这么多年，现在做大了还要这么辛苦，你到底图什么呢？’他苦笑了一下说：‘上得了马，下不了马。’”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家群体艰难成长历程的了解，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美籍华人汪康懋才在2004年的争论中，怒斥郎咸平“不厚道”，因为郎咸平以偏概全，“欲陷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于不义地位”。
对中国过去的生活有深刻体会的汪康懋，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高屋建瓴地指出，“有了创业型企业家，可以从负到正、从小到大；没了企业家，一块死的资产很快因缺了灵魂人物而垮下去。企业家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中国一共才有几百位一线优秀企业家，所以我们不能坐视郎咸平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企业家的头上，将中国一个个优秀企业家推上审判台。要不然，中国民族产业将没有了领军人物。这一点不容含糊。”
汪康懋的“怒斥”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和事实支撑的。民营经济力量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这种巨大贡献，可以从众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报道中窥得一斑。2004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关注非公经济：我国非公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
文章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非公经济已成为当前就业主渠道。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我国城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达到80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平均每年向社会新提供600万就业岗位，占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的80％。”
“另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靠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再就业的。2003年私营企业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万人，其中有10万人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安置万人，其中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的有万人。”
“到2003年底，非国有乡镇企业拥有就业岗位亿个，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做出突出贡献。”
这篇文章的唯一遗憾，是“个体”、“私营”、“非国有乡镇企业”、“非公”等“三姑六婆”的细分概念让人感觉迷惑、混乱。不过，其中的凿凿数据却非常雄辩地告诉人们，中国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人就业的主要渠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且对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民营经济无论质的提高还是量的增加都会对就业形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国安之策，还是富民之源、强国之基。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就业难的本质是创业难。
在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异常沉重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就有这样一番坦率的话语：“源泉在民力，活力在民营，希望在民间。在农村，多一个专业户就少一个贫困户；在城市，多一个个体户就少一个下岗失业户。调动亿万人求富思变的创造力，培育千百万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搞生产、千方百计找市场，民营经济铺天盖地发展的局面，必然为人们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的富裕、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空间和内在的动力。”
任何鼓吹“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欲再打压和“清算”民营企业的“历史螳螂”，最终只能是螳臂当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3年2月，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发表了“中国第五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其中的数据也充分显示中国民营力量蓬勃生长的态势。
1988年，工商登记私营企业户数为万户，雇工164万人。到2002年，登记数为万户，增长近27倍，从业人数达万人；注册资本金每户平均均超过百万，达亿元；缴纳工商税收亿元，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2/3以上的财税收入。
力可济国的国力（3）
到2003年末这股力量又跃进一步。这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民（私）营企业主阶层步入历史拐点”一文。
文章说，“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民（私）营企业主在册人数是万人，而实际上，现存的188万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中，80％已经完成转制，所有权归属个人，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兰士勇处长推测说，加上这部分，大概估算私营企业主人数在1000万以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些年的繁荣稳定、让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正是由这些数据支撑着的。而创造了这些数据的，正是那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发现机遇并驾驭风险的民营企业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以及市场上诚惶诚恐打拼的中国民营经济大军。
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私）营经济只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而国有经济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却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
面对这样的数据和事实，熟悉中国国情的《交锋》作者之一、《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曾深有感触地说：“回顾20多年来民（私）营经济走过的曲折过程，你会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感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践表明，哪里的民（私）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哪里的综合经济实力就强，人民生活水平就高。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民（私）营企业户数就占全国总数的，中、西部地区之所以欠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民（私）营企业户数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和。东部地区的今天，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明天。民（私）营经济作为又一支异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占领着或开拓着新老市场的空间。”
放眼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棋局，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哪个行业最早对民营企业开放，或者说哪个行业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就最好、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中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最多，相反则结果也完全相反。
民营经济力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超越经济的，是全面的、深远的。这股生机勃勃的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自我负责、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平等自愿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放宽思维的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不仅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同时也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他们不仅在重塑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着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大棋局。
既然发达国家可以把正在转型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正在自己身边成长的企业家群体，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还没有完全成长的市场力量呢？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中国人永远只配做一个引进者和追随者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一直看好中国经济改革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早就对中国表达了美好的预期。他说：“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的经济体制，而且能够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群体永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能够重塑中国经济体制，并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除了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指望。如果有指望，就是指望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转型——转变为尊敬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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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1）
2003年初夏的一天，在浙江省电视台的直播间里，三个来自希望小学的孩子正在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旁边的大电视屏幕里正播放着一个资料片：
“在浙江兰溪市水亭乡，大雪纷飞的冬天，水遥和年迈的奶奶蹲在街边卖腌萝卜。不到10岁的水遥还是个孩子，可她身上单薄的衣衫和长满冻疮的双手却无声地表明：她，是一个和别人有着不一样遭遇的孩子。”
“水遥童稚的眼眸中透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忧伤。自从父母在两年前相继病逝后，她和年仅5岁的弟弟就靠奶奶售卖腌萝卜维生。她的学费已经欠下两年了。眼看着再也不能欠下去了，学校的老师也为品学兼优的水遥面临失学而深感惋惜。然而这个小村子太穷了，老师们也爱莫能助。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幼小的心灵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茫然。就在水遥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向她伸过来了。浙江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代表楼忠福将第一笔‘忠福慈善基金’的款项送到了水遥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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