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8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2）

　　　　将校横行，浸假士卒也骄恣起来，因为将校欲奋取主帅的位任，不能不结士卒，以为爪牙之用，而又虑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于肘腋之间，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将校收买士卒，以便实行其逐帅自立之计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永嗣将死，顾诸子弱，乃命从子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悦使绪主牙军，绪率数十人手刺悦，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诏即拜绪节度使。（《新唐书》卷二百十四田悦、田绪传）。其次，士卒便于旧帅死时，自择新帅，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廷例如魏博节度使田绪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传》）。最后士卒又撼逐主帅，选择一位傀儡，立之为节度使例如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自引决，军情嚣然。史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何进滔）知留后，则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史宪诚、何进滔传）。各地士卒以魏博牙军最为骄悍，士卒也同主帅一样，世袭其职，父子姻党盘踞军中，成为一种封建势力，主帅稍不留意，举族有被害之虞，时人以魏府牙军比之长安天子（《新唐书》卷二百十《罗绍威传》）。汴州士卒亦甚骄恣，多逐杀主帅，以利剽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主帅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欢心，“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绳骄兵者，往往不旋踵反为骄兵所杀例如陆长源为宣武军司马，初欲峻法绳骄兵，为节度使董晋所持，不克行。晋卒，长源总留后事，大言曰：“将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举军大怒，军乱，杀长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陆长源传》）。秦汉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方镇兵变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实为厉阶。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羁维之；藩臣惧将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抚之；将校恐士卒之叛变，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结果，兵愈骄，将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风更炽。五代之世，丧乱相承，七十余年之中，易代五次，朝为藩臣，暮为天子。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荣传》）这和孙行者所说：“强者为尊该让我。”（第七回）同出一辙。兵强马壮者得为天子，而在佣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预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之谁赏赉最厚，谁就得兵强马壮。朱瑄悬金帛以诱朱全忠之兵，“诸军贪其厚利，私遁者甚众”（《旧五代史》卷十三《朱瑄传》），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买来，所以要维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庄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乱，就是因为不听宰相卢革之言，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到了形势危急，急出钱帛，给赐诸军，而军士皆谓：“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又说，“陛下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唐庄宗纪》）军纪如斯腐化，当然政变相承，然而吾人须知每次政变又是出于兵变呵！唐时军士只能拥立藩帅，五代军士又能拥立天子。杨光远对乱军说：“天子盖公辈贩弄之物。”（《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杨光远传》）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李从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都是由军士拥立的，其拥立未成者尚不知几何。废立天子之权操于军士，这可以说是天下之奇观，考其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唐代姑息之政。　　　　
　　　　现今的人常把宽大认为姑息，又把姑息认为宽大。其实，两者完全不同。冯唐讥文帝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汉书》卷五十《冯唐传》），汲黯谓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汉书》卷五十《汲黯传》），两帝皆能忍受，这是宽大。盖冯唐官不过郎中署长，汲黯虽为右内史（即京兆尹），而无迫主之势。“众辱我”而能忍受，这反可以证明天子之阔达大度。反之，臣下苟有所恃，而乃不守朝仪，或出不逊之言，则忍受不是宽大，而只是姑息。由此可知同一言也，出之于属官，语虽不敬，亦可优容，优容乃表示吾之雅量；出之于政敌，语虽可采，亦应拒绝，因为采纳之时，世人将谓吾畏政敌，而证明政敌之力在吾之上。这是政治上的秘诀。奇怪得很，后世政治家往往不明此旨，一方不肯开怀访纳，下询刍荛，使岩穴之士愿进于阙下而申其辞说，他方又极力敷衍野心难驯之辈，虽然没有“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而软语温存，派使慰问，假之以名义，赠之以黄金，确是常见的事。刚者不敢茹，柔者不肯吐，何怪乎人们争为枭鸱，而朝廷的权威乃日渐低落。　　　　
　　　　明代初年，亦有藩国之变。结果，建文逊位，成祖入承大统。此盖建文为人既不能忍，即位伊始，即从书生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周齐湘代泯诸王之地。又不能狠，在诸王之中，燕王“智勇有大略”，“屡率诸将出征，威名大振”（《明史》卷五《成祖纪》一）。太祖崩殂之时，燕王自北平入奔丧，建文已经发表遗诏，令其无至京师了（同上），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觐，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监察御史劾其不敬，帝曰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密请徙南昌，以绝祸本，帝又谓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此际若能如相如奏缶，血犯秦王；朱虚行酒，追斩吕氏，抑数武士力耳。顾齐黄不敢进言，建文亦仁柔寡断，失去大好机会，纵虎归山，建文地位已不安全。　　　　
　　　　历史上的事说得太多了，现再言归正传。玉帝对于孙行者极尽优容之能事，可谓姑息极矣。而皆不能买其欢心，反而引起孙行者的蔑视，卒至大乱天宫，若非佛老救驾，也许天上皇室早已易姓。此后孙行者皈依佛法，然他仍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第五十一回），所以每次觐见玉帝，不过唱个大喏，固然群仙不平，认为村野，而玉帝却说：“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一回）反之，孙行者觐见如来，却肯低头礼拜（第五十二回）。此无他，十万天兵不能抵御，如来略施法力，就把孙行者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以力制力乃是政治上的原则，以恩情笼络叛徒，只是姑息，不但不能钳束其人，反将引起更严重的叛变。唐及五代的历史可为殷鉴。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9节　孙行者与紧箍儿（1）

　　　　《西游记》称孙行者为心猿，这个心猿曾打到地府，强销死籍，打到天宫，强索官职。他既有上天入地之力，故可称为力之象征，若合“心”之一字言之，则为“力之意志”。意志本来自由，而再加之以力，则更无拘无束，由意志自由表现为行动自由。行动自由出于个人，有时尚难免妨碍他人自由，要是出于政府，势将变成暴政。　　　　
　　　　所谓“政治”由吾人观之，不外命令与服从的强制关系，一方有命令的人，他方有服从的人，命令的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强制服从的人作为或不作为，这种强制关系何以发生？人类生存于社会之内，固然有连带关系，而同时又互相对立。由于连带关系，便发生了“众人的事”；由于互相对立，又使人们关于众人的事，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怎样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而统一之，乃是维持社会和平的前提。这种统一的意见就是国家的意见，而可以强制人民服从。固然统一的方法随社会的势力关系而不同：或由一人统一，而强制千万人服从；或由少数人统一，而强制多数人服从；或由多数人统一，而强制少数人服从。统一的人虽有多寡之别，而其对于异议的人，能够强制其服从，则为古今政治的共通性质。　　　　
　　　　要强制别人服从，“权力”是必要的，所以政治乃以权力为基础，而政府亦不外权力的组织。政府的权力必须委托自然人行使。这个自然人既然掌握权力，难免不滥用权力，以他个人的事宣布为众人的事，租税、徭役，不是用以增进众人的福利，而是用以满足个人的享乐。个人的福利与众人的福利同视，其结果也，便发生了“朕即国家”的观念。　　　　
　　　　如何控制政府滥用权力，更切实言之，如何控制组织政府的自然人滥用权力，那就需要“紧箍儿”了。孙行者戴上紧箍儿之后，不敢不听唐僧的教诲，不敢再对唐僧无礼，“死心塌地”，随他而去，“再无退悔之意”（第十四回）。紧箍儿是佛老如来交给观世音菩萨（第八回），再由观世音菩萨交给唐僧，最后才由唐僧授予孙行者的。孙行者戴在头上之后，见肉生根，不能取下。他若不遵教诲，唐僧只将咒语一念，他就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第十四回，参阅第八回）。孙行者神通广大，可以借以成事。而“性泼凶顽”，往往“不伏使唤”，若能加以拘束，则一方可以使唤，他方不敢行凶（第八回及第十四回）。观世音菩萨对孙行者说：“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束，你又诳上欺天，知甚好歹。须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珈之门。”（第十五回）这是紧箍儿的效用。　　　　
　　　　自古迄今，人君如尧、舜者少，人臣如皋、契、稷、夔者亦少。韩非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贞信之士既然不可多得，则为预防政府不会滥用其权力，亦有紧箍儿的必要。这个紧箍儿就是法律。法律不但拘束服从者，且又拘束命令者。韩非说：“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韩非子》第六篇《有度》。案此语亦见于《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说：“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案此语亦见于《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人主群臣均受法律的拘束，于是政治上便发生了一种变化，命令的人本来可依自己的意欲，能（k�塶nen）为其所欲为；现在须受法律的限制，惟依法律之规定，得（dürfen）为其所能为。换言之，不是权力不足，不能为（Nichtk�塶nen），而是法律限制，不得为（Nichtdürfen）参阅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Zffentlichen　Rechts；　2　Aufl。；　1919；　S。　46　ff。尤其S。　48。。这样，命令的人本来只有权利，现在便负一种依法行使权利的义务。服从的人本来只负义务，现在也有一种无须服从违法的命令的权利。权力受了法律的限制，变为“权限”，从而个人之服从权力，亦由权力之发动局限于法律所允许，而变成服从法律G。　Jellinek；　a。　a。　O。　S。　194　ff。　S。　197。。法律为命令者及服从者共同遵守的规范，因之，“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韩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储说左下》）。此即慎子所谓：“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穷，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怨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但是紧箍儿不是孙行者自己制造，而是如来制成之后，经过观世音菩萨交给唐僧，而戴在孙行者头上的。韩非慎子固然主张法治，现在试问此种法律由谁制定呢？照韩非说：“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多。”（《韩非子》第四十篇《难势》）而人类又有利己之心，“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第十七篇《备内》）。人之情性如此，人主自亦不能例外。倘法律是由人主制定，则人主将依自己的利害，随时改变法律。“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韩非子》第四十三篇《定法》）。此乃必然之势，无可避免。商鞅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第十八篇《画策》）但是法之不行，往往是自上犯之，如何防止人主不至犯法，吾国法家对这问题，常避而不说，所以他们虽然主张法治，而他们所谓的法治乃无法使之实现。　　　　
　　　　欧洲的政治思想对这问题，确比吾国进步。孟德斯鸠说：“依吾人日常经验，凡有权力的人往往滥用其权力。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用权力以制止权力。”F。　W。　Coker；　Readings　in　Petitical　Philosophy；　1938；　p。　618。孟氏对于人性既同吾国法家一样，不予信任，故其结果，亦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美国制定宪法之时，受了孟氏思想的影响，分权主义成为当时政治家的信条。他们也同孟氏一样，对于人性有不信任之心。哲斐孙（T。　Jefferson）说：“信任我们的代表，忘记了我们权利的安全问题，这是危险的事。信任（confidence）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绝不是建设于信任之上，而是建设于猜疑（jealousy）之上。我们用限制政权（Limited　constitution）以拘束我们托其行使权力的人，这不是由于信任，而是由于猜疑。我们宪法不过确定我们信任的限界。是故关于权力之行使，我们对人不要表示信任。我们须用宪法之锁，拘束人们，使其不能做违法的事。”引自B。　F。　Wright；　A　Source　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929；　p。　227。马的逊（J。　Madison）亦说：“人类若是天使，不需要政府。天使若统治人类，没有控制政府的必要。组织政府是令人类统治人类，一方需要政府能够统治人民，他方又要求政府能够控制自己，困难就在这里。政府隶属于国民，这是控制政府的初步方法。但经验告诉吾人，除此之外，尚有再加警戒的必要。吾人分配权力之时，须使各种机关互相牵制。”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1937；　No。　51；　p。　337。Virginia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第五条说：“三种权力必须分离而分属于三个机关，任何权力均不得行使别个权力的职务，任谁均不得同时行使一个权力以上的权力”，这个规定又成为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宪法条文的一部引自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127。并见于The　Federalist；　No。　47；　p。　319。。Massachusetts一七八○年六月十六日《宪法》第一篇《权利宣言》第三○条云：“本国政府乃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故立法部绝不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行政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司法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行政权或二者之一。”引自H。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　1932；　p。　162；　n。　1。美国联邦宪法也本此宗旨，采用三权分立之制，立法权属于国会（宪法第一条第一项），行政权属于总统（第二条第一项第一目），司法权属于法院（第三条第一项）。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10节　孙行者与紧箍儿（2）

　　　　制衡原理比之唐僧之控制孙行者似更进步。何以说呢？唐僧能够控制孙行者，孙行者不能控制唐僧。孙行者神通广大，识皂白，辨邪正，唐僧西行求经，一路遇到魔障，理应接受孙行者的意见，不宜自作主张，犹如“汉典故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一样。但是汉时皇帝有任免丞相的权，丞相无拘束皇帝之力。丞相所请求的，皇帝不予批准，丞相所反对的，皇帝必欲施行，丞相亦莫如之何。汉在武帝以前，丞相确有牵制皇帝之力。　　　　
　　　　（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可以视为一例。丞相有此权力，一因天子选用丞相的权受到相当限制，二因丞相自己有其社会的势力以做后盾。所以天子虽尊，亦不敢任用佞幸为丞相，并以丞相为傀儡，任意施行不合理的政策。汉高祖奋身于陇亩之中，其登帝位，是由群臣推戴，功臣宿将“心常鞅鞅”《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吕后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高祖为了安慰他们，不能不剖裂疆土，封为列侯。列侯衣租食税，固然和王国不同，不足成为反抗中央的势力，但是其势亦足以迫主。诸吕作乱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列侯不与外戚合作。文帝由外藩入承大统，也是由于列侯迎立（参阅《汉书》卷四《文帝纪》）。列侯在政治上不但成为一个势力，且成为对抗天子的一个势力。汉兴，丞相必以列侯为之（《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这个制度继续到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为相之时才见撤销（同上）。在其尚未撤销以前，天子须于列侯之中选择丞相，而列侯之力又可以拘束天子，所以西汉初年丞相是代表列侯统百官，总百揆，借以牵制天子之专制。“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这唯在丞相有其独立的社会背景之时才能做到。丞相没有独立的社会背景，而天子若有任免丞相之权，则天子自可控制丞相，以丞相为傀儡。汉初，列侯尽是功臣，列侯衣租食税，其所食的租税称为户税，每户一岁二百（《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最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侯亦倍，富厚如之（《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但是物盛必衰，农村之中乃发生了兼并的现象，土地渐次集中起来《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云：“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税户当然减少，而列侯的户税也就随之锐减。他们最初因为收入增加，不免穷奢极侈。户税减少之后，他们还是奢侈，入不敷出，只有借债。他们向谁借债？向富商巨贾借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而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但是借债只能挽救一时之急，接着而来者则为更甚的贫穷。这个时候，国内又有七国之变，中央政府为了讨伐七国，乃使列侯从军，令其赍粮而出。列侯贫穷，又须借债，其息十倍《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云：“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乱事平定之后，不但藩国失去势力，便是列侯也更贫穷。列侯经济上既然破产，便不能不依靠朝廷的薪俸和赏赐，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活既然倚靠朝廷，于是政治上又须忍受皇帝的压迫。武帝时代既发行皮币，以榨取列侯的动产《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假酌金之名，没收列侯的食邑《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参阅如淳注。，或委以太常之职，而乘机以罪废之《容斋随笔》卷七《汉晋大常》。。列侯失去势力，政治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前此有功者才得封侯，封侯者才得为相，现在列侯没落，任谁都可以为相，而为相之后，任谁都可以封侯了。即前此须有功而后封侯，封侯而后才为相，现在可以先为相而后封侯。丞相一职解放于列侯之外，固然政治脱去了贵族的色彩，然而因此，丞相没有背景，便失掉牵制天子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不是“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而是天子所要求的，丞相必须奉行。其或不肯奉行，则天子一怒，念起紧箍儿，必使你“痛得竖蜻蜓，翻斤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第十四回）。哀帝之于丞相王嘉，即其例也哀帝时，董贤爱幸于上，上欲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上怒，嘉竟坐言事，下狱死。参阅《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卷九十三《董贤传》。。这与英国内阁总理以国会为后盾，一方英王的诏令须有内阁总理副署，他方国会又能控制英王之钱袋者，大异其趣。唐僧之与孙行者有似于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唐僧肉眼凡胎，不识魔怪，孙行者劝他“收起慈悲之心”，他偏要“一心向善”，认妖精为好人（第二十七回、第四十回、第八十回）。孙行者画地作圈，请他坐在中间，以为强似铜墙铁壁，他偏要走出圈外（第五十回，参阅第五十三回）。孙行者不能拘束唐僧，又没有别的力量能拘束唐僧。唐僧会不会滥念咒语，一唯良心是视，既没有法律可循，而又不受任何掣肘，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发生。孙行者“怕念紧箍儿咒”，往往遇到妖精，不敢打杀，而听唐僧堕入妖精圈套（第四十回，参阅第二十七回、第八十回），最后还是孙行者“劳苦万端，方救得出”（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孙行者固然要受紧箍儿咒的拘束，而唐僧如何应用紧箍儿咒，似亦有拘束之必要。否则他将不听良言，自作主张，其尤甚者，或将利用咒语以控制孙行者之神通广大，做出各种枉法之事，以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这是《西游记》的漏洞，其实就是吾国政治思想的漏洞。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11节　孙行者劝唐僧收起善心（1）

　　　　刘备殂，遗诏敕后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蜀志》卷二《先主传》章武三年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此言也，是教后主如何修身，不是教后主如何治国。换言之，是教后主如何做人，不是教后主如何做一国元首。人主所恃以治理天下者，不是道德，而是法律。韩非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虽不恃赏罚，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第五十篇《显学》）　　　　
　　　　何况“君臣非有骨肉之亲”（《韩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韩非子》第七篇《二柄》。《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亦云“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刘项相争之际，豪英之士曾比较他们两人的性格。王陵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掠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五年）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