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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富贵-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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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要永别（50）
他慢慢地一项一项地讲着，清楚而仔细，我听得很明白，早领会了他的意思。可是他还是把那文件夹中的文件，一页一页翻着，重新编号排放。
我有些不明白，他今晚怎么这么有耐心，平时他交待工作都是一句话：“林小姐，把××给我整理出来。”
我请他坐，他也不坐，还是挨着我站着，边讲边示范。就这样大概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讲还在示范，第三个文件夹都快整理完了。
我觉得这若大写字间，几十双眼睛都在盯着我。因为不管哪个主管经理，从来不会给他的下属交待这么久的工作的。
我心里一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陈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只是机械地讲着，不时翻动一下手中的文件。
突然，他停下了，只听到他“呼呼呼”的急促的喘息声。
“他有气管炎？”
我又怕又急，而他的喘息声愈来愈粗重急迫，直喷在我的脖颈上，使那里发热发痒。这让我记起我和李伟第一次在一起的那个夜晚的情形，陈生此时的喘息和李伟那晚的喘息一模一样。
我心中大惊，抬头又望了他一眼，只见他满脸憋涨得通红，脸上额上都是汗。
他一句话也没说，突然转身走了。
108
七月十五日，是大家都盼望的发薪日，厂部却通知大家开会，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公司销往欧洲和美国的产品收不回钱，而新的产品更为各大公司拒收，公司因周转不灵而发不出工资。厂长肯请大家原谅。”并许诺，一旦产品卖出，能收回货款，第一件事，就发工资。现阶段请大家忍耐，共渡难关。”
黑压压的四五千人，一听此话，顿时炸了锅，但厂长宣布散会，所有的人又立时静了下来，默默地四散开去。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还是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可是工厂再也不生产什么了，因为再生产就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一个个仓库都塞得满至屋顶。
上下班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往大门口墙上的通告栏望一眼，看有没有领工资的通知。
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栏始终空空荡荡。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第二个月又来临了，可是工资还是没有发下来。大家再一次失望，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宿舍里躺着的越来越多，已有不少人在向其他工友借钱。食堂提供的免费午餐，菜越来越少，越来越差，后来渐渐成了小白菜煮白肉片。很多工人，已没钱吃早餐和晚餐了，一天只能吃这一顿，一到开饭时都没有耐心再排队等了，蜂拥成一片，人叠人，人推人，人挤人，乱哄哄一大屋，一个个都饿得脸青眼绿。虽然这样，偌大一个厂，也绝少有人走，有的白天出去逛游一圈，回来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屋里，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希望着明天也许就有钱了，就发工资了，就开工了。
109
似乎在一夜间，海口人去楼空，冷落凄清，一片死寂。
许多刚刚破土、建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甚或快要封顶的大楼都扔在那里，灰头土脸，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
外资外商几乎全撤走了。
那些平时川流不息的好车，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几辆老旧的没有冷气的出租车和摩托车，在太阳底下街道上乱窜乱跑，一遍遍兜圈揽客。
可是坐车的客人实在太少了。
街上墙角边，树荫下，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从内地过海来找工作的人。每一个工厂、公司和大厦的门旁，总有一群群的人在转悠，看有没有招工的告示贴出来。可惜他们等来的不是“招工”，而是“歇业”“停工”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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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要永别（51）
看着大铁门外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们这些铁门内穿着柠檬黄工服的人，虽然饥肠辘辘，袋中空空，但心中却充满了自傲。
110
陈生还是天天来上班，但是现在他已不用巡查监管了，他就坐在他的办公间里看书，做笔记，下午教我学英语。
每当星期五下午他和厂长返港，星期一早上他和厂长出现在厂里时，几千双眼睛都盯着他俩，盼望着他们突然宣布开工或发工资的好消息。但是，一次次，什么消息也没有。
三楼四楼的两个漂亮的女拉长，这天下午突然来找我。她们看了里屋一眼，见陈生不在，就坐在我旁边。我抬头问：“有事吗？”
她们有些难为情，扭捏了一会儿，说：“林小姐，我们想让你帮我们跟陈生说说，跟他借点钱。”
“什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
这是他们第一次私下跟我接触。
“对不起，林小姐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想，你是他的秘书，比我们要熟一些，好说一点。你放心，他这人挺好的，以前我们工段长生病时，他也给过钱，我们也向他借过钱，他都借了。”
天，她们私下都借过钱了，我这位“秘书”，却是一点儿也不知，还说，我更熟呢！真是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恭维。我真佩服她们的大胆。
“你们借钱干什么？”我问。
一年多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能和她们坐在一起说话，成为朋友。今天她们终于站到了我的面前，可不是为了友谊，而是让我替她们借钱。
“我爸病了，要钱买药，我以前的钱全寄回去了，每月只留100块钱吃饭零用，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阿英也是，她现在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俩家都是农村的，家里负担重。”
一个女孩急急说完，垂下了平日骄傲的头。
我听到那女孩说另一个女孩的那句话，脸立时涨得通红。
我没有想到，平时两个漂亮骄傲得如白天鹅一般的女孩，会是从农村来的，是从那么贫困的家庭走出的。我佩服香港老板改造人的本领，一个土得掉渣，见了人缩头缩脑的农村男孩女孩，只要进了这些外资合资企业，领了工资，扔掉了原先从家中穿来的那身旧衣破裤烂鞋袜，换上新买的廉价的时髦的衣装，立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顿时精明漂亮了许多。不出半年一年，那作派、举止、风度、谈吐，就大方得体和城里人难有分别了。若回乡探亲，更是鹤立鸡群。
我想了想说：“那你们写个借条吧，陈生来时，我好跟他说。”
快下班时，陈生回来了。待他坐定，我鼓足勇气，拿着两张借条来敲陈生的门。 陈生抬头见是我，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进来。”他坐在宽大的大班台后面说。
站到他桌前，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向一个看不起内地人的香港人借钱，让我感到屈辱。
他注意到我手捏着的两张纸。
“有事？”
我把两张纸递了过去。
他拿在手中，看了一眼说：“行，你去把她俩叫来。”
两位拉长从陈生办公室走出来时，一人手里拿了一个信封，一脸兴奋的样子，眼里都是光，这个时候，她们显得单纯而快乐。经过我的办公桌时，热情地向我说“谢谢”。
但整个下午，坐在办公桌边的我浑身不自在，总感有一道犀利的目光，冷冷地刺向我的后背。
111
李伟和小广东阿康已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了。
他们的工地早已停工，“###”一结束，“望海”发展商——那个香港老板就连资金带人，一齐撤回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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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要永别（52）
李伟和阿康的工程已建到快三分之一了，地基都露出地面了，筹集起来的钱再节省着用，也很快就用完了。发展商却一分钱工程款也没有给他们。工地上死寂一片，到处是砖、水泥、钢筋、木料、长钉短钉，散乱地堆在那里。
工人们每天躺在简易工棚里，等待复工，发工资。
他们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开始谈好的，工程完成之前只给饭钱。现在连饭钱也没有了。他们每天吃的是白水煮萝卜或面疙瘩煮白菜，很多时候连盐都没有。这种没有油盐的萝卜白菜吃多了，很多人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头发干枯焦黄，一碰就断。更糟糕的是，由于营养不良和工棚闷热不通风，白天最高温度能到四十多度，长期躺在潮湿的地上，很多人脸上、颈上、手上、背上、腿上，开始起白泡黄泡，皮肤奇痒溃烂。
这些人都默默地在等待，承受着苦难，实在连一分钱也没有时，才派他们的一两个工头，来找阿康和李伟，“借”走一两百块钱，凑合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来。
我很同情他们，又很钦佩他们，可是阿康不愿多给他们一点钱，他说：“他们如果知道咱们还有钱，他们马上就不是要这点钱了，咱们出不起。”
我想，阿康是对的。何况我们实在也是没有钱。
112
时间一天天过去，恢复的迹象却是一点也没有。李伟在等待中渐渐消沉，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烟抽得越来越勤。大街上到处是研究生在卖报，毒日头下，卖一份报能挣三分到五分钱人民币。还有的大学生在擦皮鞋，卖煮鸡蛋。可是海口能掏钱买报买鸡蛋擦皮鞋的人，就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一般，形迹难觅。渐渐有大学生在街上捡香蕉皮吃的流言传出。可就是这样，也没有人要走，反而不断有从内地过海而来的人。
存折上还有六千块钱，原来剩的七千元已取出一千贴补家用。自从银行取那一千元开始，我们就决定一天两顿，不吃早餐。李伟也戒了酒，减少了抽烟，我们希望这六千元能让我们熬到香港老板带回资金来的那一天。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事件，会像过去发生的许多大事一样，被国际舆论被人们渐渐遗忘，那时，资本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还会流向获利较大的地方。这是我们朴素的投资观。
113
傍晚下班回到家，推开房门，迎面扑来的烟味呛人。李伟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听见推门声，一动也不动。
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快步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像火烫一般的热，他的眼睛充满了血，红得吓人，嘴上是一圈火泡，脸色铁青。
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怎么啦？阿伟，你怎么烧成这样。你别吓我。”
他躺在床上，抿紧着嘴，一声也不吭。
又待了一会，见他还是不作声，我起身给他找药。
他拽住了我的手，紧紧攥着：“别走，叶儿。”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如此脆弱的神态。
我的心像被人猛地一击，沉了下去。
114
阿康夫妇昨晚不告而别。
今天中午，李伟找他吃饭，叫了半天，也没人应，门没锁，李伟推门一看，只见屋内空空的，问房东，房东说昨晚他们十点多出去的，没见回来，也没见拿东西。
原来东西是从房间的后窗户吊下去的。他们一个在上面吊送，一个在下面接。
阿康走了，这就意味着工地上欠那一百多号人的工资，都要由李伟和另一个合伙人阿良来承担。
阿良几天没联系了，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他。李伟一下子就急病了。
“咱们也走吧。”我感到异常的疲累，幽幽地说。
再见，不要永别（53）
此时房间一片漆黑，我的心也像这房间一样，看不见一点儿亮光一点儿希望。
“走？房东已堵在下面大厅里，阿康这半月房租没交，那‘三八’已经骂了半天了。现在逼着我们两家提前交这一个月的房租，否则就不让住。”
就在这时，房东老婆没敲门就直接闯了进来，张嘴又想说什么。我极厌恶这种行为，“蹭”地站起了身，上前几步，把她推出了门外，说：“行啦，你出去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会儿我就去银行取钱给你。”
我给李伟用冷毛巾敷了头，吃了退烧药，然后揣了存折出了门。
我左掂量右掂量，决定先把这半个月的交了。明天还不知住哪呢？就取了三百，两百交租，一百吃饭。
往家赶时，“哗哗”地下起了大雨。还未到楼前，远远地就看见楼门口聚了一大堆人。大雨中，有的打着伞，有的披着蓑衣，有的头顶着竹编的斗笠，有的什么避雨的都没有，就直直地站在雨中。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就猛地跑过去，冲进了人群中。只见李伟被打倒在雨中，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四五个民工围着他，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拳头捶，边打边骂：“你给不给钱？不给，老子今天打死你！”
阿莲和黄健在李伟身边左挡右推，哀求他们别打，却一点用也没有。
“别打啦，我给你们钱。”我大叫着，扑在李伟身上护住他。
“不打，钱呢？”
“这有6000。”
我把钱和存折一起给了工头。
“6000？ 6000有什么用？ 他欠了我们6万。”
我摘下了项链和戒指，又摘下手表，说：“这都是钻石的，值一万五，你们拿去当，还有这手表。现金是没有了，求求你们，别打了，他也是没办法，他不是故意不给，你们知道的。”
“小姐，不是我们狠，我们的人连吃饭的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工头收了存折、戒指、项链和手表，口气和缓下来。
“屋里还有两台电脑，一台冰箱，一台彩电，你们都抬走卖了吧，我们只有这些了。”
我从泥水里扶起了李伟，让阿莲夫妇在另一旁搀着他，进屋去。
整天蹲守在大厅里的房东夫妇，现在一点影迹都不见了，我从没见过这样无情无义自私的人。
我和阿莲夫妇扶李伟躺到床上。
那些民工一件件往外搬东西，东西在一件件减少，我的心在一点点破碎。李伟来海口三年，我来海口一年多辛辛苦苦挣下的这点家业，就这么一瞬间全没了。想当时每买进搬回一样东西，我们是多么开心，心中有多少满足，对未来充满了多少希望啊！
阿莲端来水，我拧了条毛巾替李伟擦身。他浑身都是泥浆，头上、额上、脸上、手臂上、背上、腿上都是青紫的大包和血口。我的心疼得在抽搐，眼泪一滴滴滴在他的身上。曾经是那么潇洒倜傥的一个男人，今日竟落得如此地步，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真是残酷。
那些民工走了，屋子里也空了。
阿莲和黄健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谢谢你们，你们去吧。”我的眼泪还在流，我从心中感激他们俩。
“别难过了，有什么事招呼一声，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大家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我们走了，你们多保重。”
李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黑暗中，我看到了他眼角缓缓渗落的泪。
115
李伟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再也不说话。每天吃了就睡，睡了就吃，最多去外面水房刷牙冲凉，然后，又把自己关在屋中。我亦不敢跟他说话，我俩就这样默默地过日子。性生活，已完全下课。
再见，不要永别（54）
李伟总是在半夜忽然惊叫，猛然坐起。
我知道，恶梦在纠缠笼罩着他。
我抱住他，把怔忡惊惧中的他轻轻放倒，一遍遍在他身上抚摸，一遍遍用十指替他抓头捏头，看着他的精神渐渐舒缓，慢慢睡去。
他侧身躺在我怀里的姿式特别可爱，像纯洁的婴孩一般，安恬，呼吸轻柔均匀，鼻翼歙动，睫毛微颤。我久久地注视着他，怎么看也看不够，忍不住，就悄悄地用舌尖去舔他浓黑的眉毛，长而黑的睫毛，高挺秀美的鼻子，和他那几近完美的嘴唇。一股温暖的热流渐渐升起，在我的心中涌动。
后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悄悄翻身下床，悄悄溜出屋外，骑着单车，在海口的大街小巷狂奔乱窜。有时正骑得飞快猛然煞住车，跳下车弯腰双手举起单车，使劲摔出去，然后，对着空寂的街道和天空嗷嗷大叫，那叫声凄厉、苍凉、高亢、尖锐，像一只被困铁笼中的狼嗥。
躲在另一个角落里，悄悄跟随着他的我，看到这一幕，总是泪流满面。
白天，他的许多习惯也变了。他已不会从从容容吃饭夹菜，而是狼吞虎咽，三抓两塞，吃完，“叭”放了碗筷，说：“我饱了。”就下了餐桌。过马路上街，他再也不牵我的手，护着我，而是一个人匆匆冲过去，留着我在街那边发呆。
偶尔和人谈话时，他的手脚总是在不住的乱动，有时下意识地把手中的东西一点点撕碎。
116
阿莲敲门进来，递给我一沓钱，说：“这是800元，你们先用着。”
接过钱，我低着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长到二十几岁，我还从没有对一个人说过这么多感谢的话呢。
阿莲借给我800元钱，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卑下，羞愧咬啮着我的心。
我把400元交了这月的房租，剩下400元在我袋中装着。
看着昏睡的李伟，我想我再也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我们等不起。
117
第二天上班，我找了陈生。陈生还是一脸平静，公事公办的样子，也还是那句话：“有事吗？林小姐。”
我说：“对不起，陈生，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发工资，能开工？”
“你有什么困难吗？林小姐。”他看定了我。
“没有，我想辞职。”我平静地说。
“为什么？有别的公司请你吗？”
“没有。”
“如果有别的公司请你，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走？你干得很好。”
“我原单位让我回去。”我撒了个谎。
“你原单位在哪？ 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也可以跟它商量。”
“不行，我们是国营单位。”
他望向我的眼光，全是温柔。
我低了头，不敢和他的目光相遇。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走出了陈生的办公室，没想到他会这样挽留我。
第二天，我向他递交了辞职信。
他的脸冷极了，盯着那信，看了好久，才说：“你干得很好，为什么要走？留下来帮我好吗？”
“对不起。”
我知道400元钱用不了多少天，这里的开工又遥遥无期，工资更不知什么时候能能领。按规定，辞职要提前半个月，所以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我希望厂里能发给我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
四天之后，陈生领来一个海南籍的女孩，说是新招的文员，让我带带她。
头一天，我给那女孩交待完了那些日常事务。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两个坐在一张办公桌边，大眼对小眼，再也没事可干。
再见，不要永别（55）
自她来后，陈生再没与我说过话。
我感到压抑、沉闷，我知道他在惩罚我。他竟会以这种方式，会这样。但为了那三个月的工资，我必须忍耐，我一遍遍告诫自己。
半个月终于熬过去了，正好是星期五，不见陈生，我想可能是周末他回香港了。等到星期一，陈生没来上班，星期二也没来。我终于明白，他在避开我，让我自己走，我就是在这里再等上俩月，他也不会给我钱。
星期二的下午，我走出了工厂的大门，离开了这个我曾工作了一年多的地方，这个曾带给我人生第一次自信的地方。
没有人送我，也没有可告别的人。
出了大门，我没再回头，我发誓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流了一路。
118
晚上吃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阿伟。”
他抬起低着的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小心翼翼地说：“阿伟，我辞职了，我想明天去找工作。”
这次他低着的头没有再抬起来，沉默一阵后才说：“随便”。
他这冷漠的样子让我心酸，有一股热辣辣的冲动涌上我的喉头，我想喊：“我们家里只剩100块钱了，你知不知道？”但我心疼他，强忍着，心想，我一定要尽快找到工作，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发誓不能再借钱，这是很羞耻的事。
现在，这个小二楼的夜晚是寂静的，过去那种热热闹闹生机勃勃的样子再也没有了。阿康夫妻走了，阿三阿香也走了，只剩我们和阿莲两口子， 中间空着两间房。阿莲和黄健也极少来串门，有时候在水房碰上，点点头，算是招呼。周末的聚餐早已取消。我不知阿莲两口子整天在忙啥，阿康他们去了哪，阿香现在过得怎么样。
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郁闷烦燥，我就想唱歌，而一张嘴，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泪在我的眼眶中打转，没有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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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去了哪里？（1）
119
麻雀去了哪里？
乌鸦去了哪里？
燕燕去了哪里？
蟋蟀去了哪里？
蜻蜓去了哪里？
蝴蝶去了哪里？
告诉我
我那曾经年轻的
美丽的
单纯的青春
去了哪里？
120
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我父亲送我的礼物是一本书：《雷锋日记》。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讲的第一句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我们踏上社会，上班第一天，在厂里欢迎新工人的大会上，厂长讲话中印象最深刻的话是：“向老师傅们学习，学他们的好经验，好技术，好品德，爱厂如爱家。”总之，从我的父亲到我的老师到我的厂长，都希望我们成为品德好，学习好，技术好，乐于助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可是在原单位，工作不到半年，我痛苦而震惊地发现，勤奋诚实工作的人，总是被压到最底层，做的最多，得的最少，就像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他们永远只能是劳苦的普罗大众。而那些投机取巧吹牛拍马善于钻营的小人，却是一个个春风得意升官发财，名、权、利样样齐全，他们根本不用吃草，他们天天喝的是牛奶，更不用产奶挤奶，所以他们一个个肉满肠肥，福禄双全。他们每天还要教育那些普罗大众：“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要大公无私。”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怪诞荒谬的世界，于是，我逃跑了，我跑得很远很远，跑到一个几千公里外的未开发待开发的地方来了。我像所有到这里来的人一样，一半是逃跑，一半是满怀着对未来的热望。新的待开发的处女地，它意味着无穷的希望。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当我到了资本家的工厂工作，我感到那是确实是个让人想干工作的地方，确实是越有能耐，挣的越多 ，是个活着干着都让人尽心想干的地方。可是它会忽然有产品卖不出去，忽然周转不灵发不出工资，会饿人，不像国营工厂，卖不出产品，没有钱没关系，国家不会让那些工人饿死，会让国家银行贷款给饭吃，给钱花，虽然大众贫穷，但社会主义饿不死人。
我现在已经靠不上社会主义了，我只有靠我自己，我不能坐等饿死。于是我重新找工作，顶着毒太阳，我冒着倾盆大雨，把墙上、电杆上的每一张大小广告都看遍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试过，可是不行，一个星期了，一点希望也没有。文员秘书一个也不招，坐拉的工人，工资又太低，一个月三、四百块还挤 破了门槛，可是这样的工作连房租都不够交，我俩怎么生活？ 除了文员秘书和坐拉的工作我能干外，其它的，我不知还能干些什么。
一个星期跑下来，尽管天热，我也穿长袖，我的皮肤还是晒成了酱红色，并且开始变成黑褐色，手臂上开始掉下一片一片白色的皮屑。望着镜中变了样的我，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去自怜自艾。
天天走在街上小巷中时，我不是正直朝前看，而是看左望右，以便随时发现那些贴在每一个角落里的小张广告，以致后来我上街时，对那些招聘广告，依然有着异常的敏锐，很远的地方就能感应到它们的存在。
我决定骑车到远郊的工厂公司继续去找工作，连跑了三天，找遍了远郊的角角落落，也没有结果。
傍晚骑车回家，我的心沉重失望到极点。
一道道乌黑的汗渍，爬满了我的脸，头发湿成一缕一缕，乱糟糟地耷拉在脸上头上，白衬衣上也是一块块泛黄的汗渍，狼狈不堪。
无论我们怎么节省，以致每天买点最不值钱的青菜都要等到下午收摊大甩卖时才买。可是袋中的钱，在这一天终于无情地只剩下了12元。就在半个月前，我还暗自庆幸，我们还算幸运，总算还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没有像那些露宿街头的大学生一样捡香蕉皮吃。
麻雀去了哪里？（2）
推着自行车，我在离家还有500米的地方踯躅。我的脚步很沉重，不知怎么回去向李伟说，袋中只有12元人民币，最多只够过三天的了。三天之后，怎么办呢？马上又该交房租了。
我的脑中一片空茫，就这么的反反复复走着想着。一年多前我们为着理想中的生活来到海口，谁能料想，一年多后，我们却在为寻一个可以做工的地方，挣一口饭吃，而无望奔波呢？
我想自己真是没有用啊，我刚来海口没有能力的时候，全靠李伟帮助，渡过难关，如今李伟遭难，我却是一点忙也帮不到。
就这么一条500米长的人行道，我反反复复走了三四个小时，也想不出该咋办。
天已经暗了下来，街道和商店空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却到处是三、五成群游荡的人群。忽然，我看到“天天米粉屋”的招牌，这是过去一年中，我俩经常光顾的地方，那时，我们每存上一笔钱，就会到店中吃一顿，以示庆贺，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多么开心。
在店中坐了一会，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让他叫二楼的李伟，李伟接了电话，很快就到了。
待他坐下后，我要了一包万宝路8元，一盘炒粉2元，一瓶啤酒元。12元人民币只剩了伍毛。
李伟很快把一盘炒粉，一瓶啤酒吃完喝光了，我知道他一定饿极了，一定很久没吃到如此好吃的东西了，他自小家境很好，在家中又一直受宠，哪里吃过这样的苦，遭过这样的罪？
“叶儿，”他抽到第二支烟时，忽然猛醒了似的问我，“你怎么不吃？”
“我先吃了。”我平静地说。
121
晚上躺到床上，我小心翼翼地问李伟：“能不能先叫你爸妈寄点钱来？”
“别想。”他干脆而决断地说。
一会儿，他翻过身问我：“是不是没钱了？”
“还有，你别操心。”我说。
不知从何时起始，我们的对话的地方，一般仅限于床上，而且都是一问一答式的短语，没一句多余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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