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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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见书》中，钱学森还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加这一宏伟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的名单，其中包括哈军工的专家任新民、梁守槃　、庄逢甘、罗时钧、卢庆骏、李宓等人。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副主任为黄克诚、赵尔陆，委员有钱学森、刘亚楼、王诤、李强等人。
　　聂荣臻受命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之后，首先着手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其中包括建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对外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电子元器件等研究所。
　　中央军委于5月26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聂荣臻这个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主要领导人出席会议，周恩来做了重要指示，最后会议一致通过聂荣臻的方案，并指定由聂荣臻负责具体落实。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开会，商量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他深受鼓舞，昨天，他的老部下安东已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寻到一处院址，所以聂荣臻十分高兴。
　　聂荣臻谈完我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后，强调说：“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人们可能在思考，在心里掂量一下自己的家底，看调谁更合适。
　　会场上的沉默，终于被陈赓首先打破了。只见他站起来，扶扶眼镜，爽朗地说：“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军工学院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我想从中抽调六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的表态，以全局的观点，坦荡的胸怀，为与会者带了个好头，聂荣臻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知道这半年多，陈赓一边支撑着总参繁重的日常工作，一边又为“两弹”上马奔走呼号，成为聂荣臻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陈赓表态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慢慢地有人开了口：“搞尖端武器是国家急需，我们坚决拥护，可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太少，每年只分来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顶几个来用。老专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几声不和谐的笑声，聂荣臻心中不快，眉头微微皱起。虽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舍不得把专业人才放走，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可以只想到本单位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呢？
　　陈赓第二次站了起来，双目炯炯，扫视会场，又望定聂荣臻，眉宇间透着一股肝胆相照的凛然正气，他大声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们军工准备再增加3～4名，至于大学生，再过一年半，我们第一期学员毕业，届时我们可以向五院输送足够的新生力量。”
　　陈赓说完就坐下来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敢笑，人们都严肃起来，哈军工的高尚风格已像一柄重槌敲击着人们的心头，很快，中国科学院、各个工业部委都纷纷表态，支持航委的工作，愿为航委用人提供方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聂荣臻在最后的讲话中对各个部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散会以后，聂荣臻挽着陈赓的手臂，什么也没说，慢慢地向外走，两位老战友之间的任何客套话都是多余的。分手时，陈赓说：“4年前军工筹建时，全国、全军支援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回报国家的时候了，聂总，五院的筹建，我们学院将义不容辞，全力配合。”
　　聂荣臻深情地看着陈赓，用力握着陈赓的手摇晃了两下。
　　翌日一早，陈赓就把电话打到哈尔滨，向刘居英传达了聂帅的指示，并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帮助筹办五院，调专家的事党委先研究一下，意见统一了，就马上和本人见面。”　刘居英告诉陈赓，任新民和庄逢甘刚去北京，陈赓说：“我找他们。”
　　几天以后，刘居英向陈赓汇报了哈军工院党委对抽调专家去京筹建五院的初步意见。
　　“我们大家研究的结果，同意先调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三人，”刘居英在电话里说：“罗时钧的讲课任务太重，专业离不开他，一走就要影响教学，可否换成朱正？另外，卢庆骏最好暂时不动，他一走，数学教授会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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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7）
既然院党委慎重研究过，陈赓不便推翻集体的意见，他同意先调四位专家，以解五院筹建初期的燃眉之急。他叮嘱刘居英尽快办理调动手续，并派得力干部帮助四位专家搬家。
　　那天晚上，在北京出差的任新民和庄逢甘穿着便装，跑到灵镜胡同，想看望院长，许鸣真把他们送到后院，等了一会儿，陈赓才回到家里。
　　陈赓一边吃饭，一边和任新民、庄逢甘闲聊着：“怎么，苏联去不成了？”
　　任新民说：“听说去不成了，本来让我们俩来准备规划，要跟着李富春副总理去苏联谈判呢！”
　　庄逢甘叹口气：“苏联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陈赓把筷子一放，摆摆手道：“不奇怪，火箭技术就那么容易给了你们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小九九嘛。”他看看有点沮丧的庄逢甘，鼓励道：“不怕他们赖账，我们自己干嘛！”
　　陈赓又神秘地挤挤眼睛，盯着学院这两位拔尖的专家，轻声问道：“你们在北京待了这几天，没听到点什么消息？”
　　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两人相视一笑，支支吾吾，不敢捅破窗户纸。其实，他们这次在北京开会，从上层已影影绰绰地听到点关于中央要办个专门搞导弹研究的机构，这只是小道消息，院长是不是指这件事？
　　“哼，还装糊涂呢！”陈赓故作嗔怪道：“要把你们从学院调出来筹办五院呀！”
　　任新民和庄逢甘从心里想干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但没敢开口，院长说明了，他们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任新民瘦削的脸颊泛起红润，庄逢甘毕竟年轻些，高兴得两眼放光，“嘿嘿”的憨笑着。
　　陈赓又说：“其实学院舍不得放你们走，你们都是创建军工的###喽，第一批老教师嘛！但我们得顾大局呀。新民同志给军委的信，彭总、黄老都批阅了，很重视，又登了简报，你这回可出了大名了！这次我们军工挑选最优秀的专家支援五院，我们三位上校教授就调来了两位。逢甘呀，钱学森同志要出任五院院长呢，你就跟着你的老师好好干吧！”
　　任新民和庄逢甘离开了灵镜胡同，初夏的习习晚风拂面而来，顿时令人神清气爽，带着对新事业的憧憬，他们踏着路灯投下的影子，昂首阔步地走着。
　　规划会议结束后，任新民和庄逢甘商量好，先不回哈尔滨，他们直接去黄带子坟那个野战医院腾出的房子里，报到上班了。
　　那天安东一早来看他们，只见两位大教授，找来两块铺板，几摞砖头当床脚，在地下一搭就成了两张床，他们不顾条件简陋，一头扎进工作里。
　　安东回去向聂荣臻汇报：“任新民是第一位来报到的，庄逢甘第二，条件实在太差，两个人打地铺啊！”
　　聂荣臻叹道：“这就是陈赓同志带出来的干部啊！军工的专家们来打先锋了，怎么能让人家打地铺？你赶快在附近给他们安排个旅馆住！”
　　安东回到黄带子坟，再三动员任新民、庄逢甘两位住旅馆，任新民说：“我们既然是调来这里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他们一直没有去住旅馆。这件事给聂荣臻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晚年的聂帅还对别人说：“我对任新民和庄逢甘打地铺不住旅馆的事极为感动，始终铭记不忘。哈军工送来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咱们还能相信谁呢？”
　　1956年10月，庄逢甘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向院党委汇报五院急需专家到位，因工作缠身尚未成行的梁守槃和朱正才得以脱身赴京。不久，四位专家的家眷也全搬到北京，刘有光去送行时，有点惋惜地对梁守槃说：“我们的大红楼盖好了，学院已经给你分了一套大房子，足够你放书的了，您爱人的工作也落实了，可惜现在你调走了。”梁守槃再三表示感谢。
　　平心而论，这些专家对哈军工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陈赓及院、系领导的礼贤下士一直令他们终身感铭不忘。几十年过去了，这四位教授一直以“哈军工校友”为荣。1957年的春节，已在五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四位专家约好，一起去灵镜胡同向陈赓全家拜年，在他们的心目中，陈赓永远是他们敬重的老首长。
　　哈军工不仅在抽调专家、干部上不断支援五院建设，包括以后又有刘有光、卢庆骏等人调到五院；在物资设备上也大力支持过五院。1956年6月，哈军工获悉，民主德国已开始仿制苏联刚发明不久尚处在保密状态中的跨音速风洞。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陈赓名义报请国防部和总参批准，学院派技术部刘国霖处长和马明德的第一助手纪士玶到民主德国订购了一座跨音速风洞，不含发动机，价值人民币113万元，在当时已经是天价的设备了。1957年初，为了支援五院，哈军工把这套进口风洞先让给五院使用，后来中央军委又批准哈军工再引进一套。
　　在当时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像陈赓这样对火箭、导弹着了迷，以超越时代的深邃眼光看准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主攻方向者，还真是不多。陈赓正在加快脚步，他以杜鹃泣血、精卫填海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科教界的精英们，去冲击那个伟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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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1）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
　　以身殉职　　奥列霍夫英灵长留军工
　　1956年夏，全国清查基建浪费现象，对当时风靡全国的“大屋顶”风格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风行的浪费，一时间“钦差大臣”们纷纷到各地调查，找寻浪费的典型。
　　军内反基建浪费的调查工作由贺龙元帅总抓，派往各单位的调查组还没有束装就道，总部就传出让陈赓烦恼的消息。有人告诉他，一些有相当地位的干部瞎议论，说大屋顶建筑以军工为最，这次反浪费大检查肯定要先拿军工开刀，抓出一个铺张浪费的反面典型来，有的话中多少带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没过几天，上边给哈军工来了通知，中央派出以王世泰为组长，彭绍辉为副组长的调查组，不日将来学院检查基建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希望做好接待工作。
　　刘居英赶忙找李懋之商量，基建工作只有他才能说清楚，中央派这样高规格的调查组，带着反浪费的“尚方宝剑”，可不是闹着玩的。刘居英心中没底，试探着问道：“懋之，你看咱们的基建有没有铺张浪费？现在大屋顶成了浪费的代名词了，我看调查组就冲着咱们这五座大屋顶来的，王世泰这个老陕可厉害呢，彭副总长也很严格呀！”
　　李懋之笑笑，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架势，他慢悠悠地给刘居英沏上一杯茶，自己再往杯中续点水，呷一口茶才说：“你别着急，没事儿，前些日子，我听到点风，就向北京打电话了，我把五个教学大楼及配套建筑的造价问题给陈院长详细汇报过，我们质量最高、装修最好的五座系大楼平均造价是每平方米175元，我指的是新币。连同其他混合结构的房屋，平均每平方米造价不到172元，按国家给我们的定额，每平方米是180元，我们的建筑总投资不但一点没有超过，还节省了480多万元呢。”
　　一听李懋之心中有本细账，刘居英脸上漾出喜色，他抓起茶杯喝了两大口，说道：“这我就放心了，赶快让基建办到大和旅馆安排好一点的房间，先有个好气氛嘛。”说罢起身要走。
　　李懋之正在兴头上，忙摆摆手说：“你先别忙着回去，我还得给你讲个小故事呢。”
　　刘居英又坐下来，索性多待一会儿吧，他解开风纪扣儿，听李懋之一眼一板说起“评书”来。
　　“去年秋天，我们和黑龙江省建筑工程公司结账，”李懋之道，“他们的边经理七算八算，怎么算都赔本，不少呢，整赔了300万。他怀疑我们打了什么埋伏，我们拿出国家的材料价格表、工时单、管理费定额，一笔一笔和他们核对，证明我们不但没有克扣他们，还无代价帮助他们做了许多工作。这一下子边经理和他的财务处长都傻眼了，大眼瞪小眼，哑口无言，只好陪小话，求我们能高抬贵手。”
　　刘居英插话道：“你可不能乱答应呀，甲方、乙方得按合同办事嘛！”
　　“对嘛！”李懋之接着讲，“你知道咱们的张老汉，那可是个‘把家虎’，依法办事，分文不让。边经理没招儿了，跑到北京找国家建工部求援，刘副部长说，人家哈军工完全符合国家规定，你怎么好向人家额外要钱呢？边经理脑子好用，他向刘部长打听到陈院长的住址，晚上跑到陈院长家里等，连去了几次，这个磨叨劲儿呀，说什么也要请陈院长救救他们这家公司。陈院长给我打电话，问我，他们到底赔了钱没有？我说，他们赔是赔了，可原因在于材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不善，咱们没有责任。陈院长说，我们节省了400多万，能不能补贴他们200万，拉他们一把？我说，咱们的张老汉不会同意呀，他可是丁是丁，卯是卯。陈院长说，房子建得不错，顾问团也很满意，边经理这个公司还是有功劳的，我来做个主吧，就算给建筑工人同志的奖励吧。我说，最多补贴他们150万，我还要先说服张老汉，陈院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你们山西人哪，真会理财，要鼓励张复明，管基建他立了一功。你猜怎么着？”李懋之打住话头，端起茶杯自顾自喝起来了。
　　“你往下说呀！”刘居英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以前李懋之在办公会上汇报时，恰好他公出不在。
　　李懋之这才抖出了“包袱”：“边敬知道军工给了工人这么一大笔奖金，感动得不行，到陈院长家面谢，哭了一场。这么大把年纪的有头有脸的大经理，硬是被咱们陈院长给感动得‘哗哗’流眼泪。边经理走后，傅涯误会了，以为陈院长训过人家呢，陈院长说，没有呀，他那是高兴得流泪。”
　　刘居英仰面“哈哈”大笑，最后说：“懋之呀，你还真会讲故事，这段评书就叫着：哈军工基建管理好，边经理洒泪谢陈赓。懋之呀，等调查组来了，你就给他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两天后，王世泰和彭绍辉率调查组进入哈军工，安排在大和旅馆住下，刘居英设便宴接风，不敢上酒，王世泰说：“这个好，我们反浪费，不能在吃饭上讲排场，再说喝醉了怎么查你们呢？”
　　刘居英对王世泰、彭绍辉两位说：“所以我们要避嫌呢，保证两位老总头脑清醒呀。”
　　彭绍辉是当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失去了左臂，是我军著名的独臂上将，现任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对哈军工的发展很关心。
　　

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2）
王世泰是陕北的老红军干部，多年抓经济工作，处事稳重，富有经验。
　　翌日先听汇报，李懋之把这几年的基建工作讲得条理分明，张老汉把所有账目、凭证都搬出来，摆满一大桌子，等待调查组检查。
　　王世泰听罢汇报，笑嘻嘻地说：“照你这么说来，军工基建没有浪费，还有节约呢，应当奖励。”
　　李懋之说：“奖励不敢当，节约确实存在，请调查组实事求是地给我们下个结论，就感谢不尽了。”
　　下午，工作人员查账，李懋之陪同王世泰和彭绍辉在大院里转悠。看着这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巍峨建筑，宛若雄踞于天子禁苑里的宫殿，摄人魂魄。那时中国还没有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看到空军工程系这座教学大楼，王世泰和彭绍辉都凝神屏气，不住口地称赞道：“好气派哦，是全国第一吧？”
　　李懋之不无自豪地说：“论面积现在还是全国第一呢。听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说，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也找不到这样大型的、设计漂亮的教学楼，一系启用时，首席顾问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大叫，太漂亮了！吓了我一跳，翻译过来才知道他不是发脾气。”
　　彭绍辉善意地说：“你们的大屋顶太招风了，总部机关都在议论，说肯定是个浪费典型。”
　　李懋之解释说：“弄个平顶的火柴盒，不好看呀，为了节约，我们把设计院的琉璃瓦方案改成普通灰瓦，门庭的石柱改成水泥的外涂红漆，陈院长抓得紧，每个环节都不许超标准。”
　　王世泰和彭绍辉兴致勃勃地畅游哈军工，看到尚未盖完的院办公大楼，王世泰打趣说：“可惜啦，你们赶上反浪费这个浪头，这座大楼肯定要一切从简，戴不上大屋顶的帽子啦！”
　　“可不是，”李懋之轻叹道，“没办法，不过我们的俱乐部和体育馆还是力争保持高水准，由于造价太低，俱乐部的天花板还掉下过一次，又得返工。”
　　看到二道门外新竣工的教授讲师红楼群，彭绍辉夸道：“你们重视改善教员的住房条件，这很好呀！”
　　李懋之说：“下个月，住在市里斜纹二道街30号的全部教授都能分上高质量的住房，干部也能住进一曼街大马路西的宿舍区，各系大楼后边也都建好了学员宿舍和食堂，马家沟小河南岸的练习团用房和职工宿舍也建好百余栋平房。到今年底，学院按总体规划，60万平方米的校舍建筑任务就能完成，最大的收尾项目是明年要建成的教学实验基地，再就是实习工厂了。”
　　王世泰也看累了，拖着彭绍辉钻进小车去了大和旅馆。下面查账的工作人员汇报说，每个项目都一清二楚，没有发现什么浪费的现象。
　　“那好嘛，”王世泰松口气，“要实事求是嘛。”正说着，彭绍辉接了一个北京的长途电话，他过来小声嘀咕给王世泰听：“有人望风捕影，散布军工是浪费典型，听说陈胡子对这件事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要去找贺老总呢，本来嘛，调查组还没有下结论，一些人搞什么自由主义呀？”
　　王世泰连忙从床上坐起来，挺认真地问：“陈胡子真发了脾气？”
　　“那不会假吧？”彭绍辉朝王世泰做严肃状，“陈胡子可厉害哪！”
　　王世泰不吭声了，憋了一阵说：“明天再看看账目，咱们就打道回府吧！”
　　刘居英率院领导给调查组饯行，他乐呵呵地问：“两位钦差大人，今晚，上不上点酒啊？”
　　“上！”王世泰高兴地拍一下手，“我们要庆祝一下，军工不但不是浪费典型，还是节约标兵啊，是不是得喝点，庆贺庆贺，老彭你说呢？”
　　彭绍辉说：“那自然要庆祝一下，但我酒量小，刘院长海量，可别灌我呀！”
　　嘻嘻哈哈，心情愉悦，这一晚大家都面带微醺之色，尽兴而散。
　　王世泰回到北京，见到陈赓，笑呵呵地说：“哎呀，陈副总长，我们这次去军工可开了眼了，学院规模特大，树大招风，花钱也冲，风声还能小得了？各方面的议论灌了一脑袋，不瞒你说，去的时候，冲着那么多大屋顶，说什么也要给弄上个浪费典型，通报全国，想不到左查右查，查不出毛病，倒查出个节约的典型，还要通报表扬你们呢！”
　　陈赓调侃道：“你拿着‘圣旨’，举着‘尚方宝剑’去找我们的浪费典型，我陈某人诚惶诚恐，准备伸脖子杀头呢，多亏我手下有几个好管家救了我，你就刀下留情吧！”
　　1954年春，奥列霍夫胸骨后面剧痛，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学院送他到北京医治，其间陈赓、刘有光和张衍都去探视过。他稍有好转，就要求出院，回到哈尔滨后，陈赓多次劝他节劳，只要听说奥列霍夫身体不舒服，陈赓总是抽空去探望。
　　有一段时间，奥列霍夫听从陈赓的意见，在家里休息，他的爱好不太多，无非是看看书，下下棋，有时也爱画画，而且画得挺不错。锻钢和陈元兴经常来看望奥列霍夫，每次来的时候，奥列霍娃就把老头儿画的素描和水粉画拿出来让他们看，她掩饰不住对老伴儿的深爱，自豪地说：“奥列霍夫不仅是个航空学的专家，他还是个艺术家呢。”这个时候，奥列霍夫清癯的脸上会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眼神里饱含着温情，感激地望着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奥列霍夫老两口的感情非常好，几十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他们携手走过了多少难关，现在又一起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同志建设军工学院，奥列霍娃十分理解和支持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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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3）
1953年11月7日，哈军工纪念十月革命36周年，陈赓在工人文化宫请奥列霍夫夫妇和苏联顾问及家属观看专场歌舞表演，有一个舞蹈节目叫“九大姐”，由九个美丽端庄的姑娘演出，节目演完时，陈赓夸道：“这个节目很活泼，女孩子也都挺漂亮。”奥列霍夫点头称是，又转身问坐在后排的锻钢：“你看刚才哪个姑娘最漂亮？”锻钢连想都没想，马上回应道：“我看她们都很漂亮。”
　　“不！”奥列霍夫指着身旁的奥列霍娃，对锻钢说：“我说，我说是她，真正漂亮的姑娘就是她！”
　　陈赓和周围的院领导都被奥列霍夫逗得大笑，满脸绯红的奥列霍娃朝丈夫瞪了一眼说：“怎么，你今晚喝醉啦？”
　　奥列霍夫身体刚刚好转，就在家里待不住了，说什么要上班，尽管他经常有胸骨后疼痛的感觉，他仍认为不要紧，学院各个系大楼和机关又出现了首席顾问匆匆而过的身影。
　　奥列霍夫并不是一个终日忙碌的事务主义者，他勤于思考，不乏缜密精深的见解，他时时都为哈军工的长远发展操心。
　　1954年1月，奥列霍夫写信给徐立行教育长说：“院首长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使学院成为培养军事工程师的教学中心；第二，使学院成为军事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学院教学工作已经初步走上正轨，但是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开展，应根据现有条件，规定可能开展的科研工作的范围和方式。”
　　1954年夏天，在知致后楼的大教室里，奥列霍夫用两个上午的时间为全院团以上干部做报告，题目是“如何挑选、考查和任用军事工程学院的干部”，由于他论及的内容广泛，又主要是即席讲演，把锻钢累得满头大汗。
　　奥列霍夫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有科技知识和专业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工作，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送去培训，使之明白学习现代科技的艰辛，才能理解知识分子，做好院校工作。”
　　奥列霍夫的观点同中国多年盛行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正统观点显然相悖，刘居英听过报告后悄悄议论说：“首席顾问说得都不错，但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总不能把这些工农老干部老是放在水牌上，准备随手打出去，我们还是两老办学，不能一老办学。”
　　1956年12月15日，奥列霍夫给刘居英写了一封亲笔信：“……学院里某些人员和各单位的某些代表企图把各个地方大学的经验盲目地、机械地照搬到学院的教学过程中来，照搬到学院的组织和编制中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由有二。其一，学院是一个军事部门，而且是一个模范的军事部门，凡是那些旨在使军事学院‘地方化’的一切东西，都不会给军事学院带来好处，只会带来害处。客观情况是，目前学院面临着‘地方化’的巨大危险，必须经常不断地、系统地、全力以赴地以一切办法同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其二，军事工程学院刚建立，它的传统和经验正在创造中，全体人员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形成这些传统，积累和总结自己在培养军事工程干部中的经验上。地方大学的经验对我院个别教授会可能有所裨益，但整个说来地方大学的经验在军事工程学院能够采用的非常有限。在军事工程学院，应该十分仔细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院的经验，应该把这些经验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应用到军事工程学院里来。”
　　奥列霍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和军事教育家，长期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职务，他希望哈军工保持其军校的特色，创建自己的传统和经验，而不要全面“地方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恰恰证明了奥列霍夫的担心是“不幸而言中”，10年后，哈军工真的脱掉军装，全盘“地方化”了。
　　1955年春夏之交，是奥列霍夫最辛苦的时候。根据1954年10月的中苏两国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从旅顺军港撤走，并将军事装备有偿移交中国。
　　军委指示哈军工派出代表团，在沈阳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到旅顺口办理接受有关军事装备的事宜。
　　哈军工的各级领导闻讯皆大欢喜：嗬，我们又要增加新的家底儿了！
　　作为“军中骄子”，哈军工的家底儿已经够厚的了，各军兵种凡有好的装备，必先拨给哈军工一份。当时学院已有雅克…18型教练机、里…2型运输机、雅克…2型通讯机各1架，T…34坦克和各种自行火炮多辆，100毫米高射炮等先进装备也运抵学院，这回又要去旅顺口挑选好的装备了。
　　5月初，刘居英和奥列霍夫率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到春意融融的大连市，住在大连铁路局招待所。
　　奥列霍夫与苏军驻大连卫戍司令关系颇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让司令官开了个通行证，哈军工代表在接受装备中畅通无阻。老爷子可为哈军工立了大功，各种飞机、坦克、舰艇的解剖件、零件，各种先进武器装备，整整向哈军工运去几节车皮，为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特别是实验室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和宋庆龄代表中国政府到旅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