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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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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光带着陈赓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大雪漫天，寒气砭骨，他钻进冰冷的小车里，裹紧大衣，半闭着眼睛，他的耳畔还依稀响着怀仁堂里雷鸣般的掌声，眼前浮现出离京前，陈赓叮咛的殷切目光。
院党委根据陈赓的指示，第二天就认真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党中央做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论断，让党委成员耳目一新。刘有光叹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从来没有像总理这次说得这么透彻，党委要把中央精神迅速传达到各部、系干部中，变成我院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
徐立行有一种心情豁朗、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分管教学科研，是老干部中十分注意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位，却常常听到“徐教育长是老右”的风言风语。他在发言中重复周恩来的话：“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他认为，“我们学院也不例外，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是信任。”
主持会议的刘居英兴奋地谈到他自己对中央报告的理解，他说：“为了落实会议精神，陈院长在电话里指示我们要像1952年筹办学院的‘三边并举’那样，边学习，边改进，边行动。总之，兵贵神速，特别是‘向科学进军’，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科教部要在春节前拿出方案来，一过春节，我们就开大会。”
春节刚过，北风把干枯的树枝吹得“呜呜”响，可没有谁想待在家里休假，全院的教授会都在上班，抓紧制定科研工作规划，“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已变成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教授们戴着皮帽子，双眉结着白霜，大家在马路上匆匆擦肩而过，虽来不及寒暄，但一瞬间对视的眼神，就足够让双方心领神会。
2月29日，哈军工召开第一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检阅一年多来各单位的科研成果，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参加会议的除各级领导干部、苏联专家、教学骨干、优秀学员外，总政机关和哈工大等兄弟院校也派来了代表。
3月1日，满面红光的徐立行代表院党委做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军事工程干部，发展军事技术思想。学院起着洪炉的作用，她应教育和培养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专家。军事工程学院应当成为军事技术思想的研究中心，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学院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从计划本身来看，也说明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党中央提出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学院全体科学工作者不仅感到振奋、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徐立行批评了学院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部分教师缺乏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情；二是闭关自守，与各军兵种部队、国防研究部门及生产单位缺少联系。他要求广泛发动全院教师参加科学研究，并准备学位论文，制定全院科学研究五年规划，建立科学奖励制度，指导学员开展科学研究，改善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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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2）
徐立行的报告，代表了哈军工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在中国向科学进军的长征中，作为军事科技发展中心的哈军工当之无愧是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头兵。
经过院、系两级的严格推选，从全院教师的论文中精选出21篇，有20位教师登台宣读这些专题论文，庄逢甘一个人就有两篇。这21篇论文代表当时哈军工的最高学术水平。数十年后，从这20位教师中走出来不少两院院士、著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科技研究会开得热烈而紧凑，成为全院人员关注的焦点，在哈军工，“向科学进军”可不光是喊喊口号，而是全院上下的实际行动。
3月底，学院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专门传达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做专题报告。
刘有光一到哈军工就把政治部日常工作交给张衍主持，他自己则学着陈赓的样子，每天钻进知识分子当中，自称是“炒菜的大师傅”，为知识分子服务，所以要讲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刘有光首先总结了建院以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军队干部缺乏与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工作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经陈赓同志再三指示与亲自工作，但有些干部起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仍有一种片面认识，如将复杂经历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看待，忽视他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变化与进步，对他们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往往对他们黑暗面看得多，光明面看得少，看缺点是具体的，看优点是抽象的，这表现在对教授欠尊重，欠信任，错误地认为这些‘旧人员’是反动、落后的，‘待遇过高’的，并以‘主人’‘家长’的身份自居，视教授为招聘来的教书先生，对他们存在‘利用观点’。在教员方面，则看不惯军队生活作风，怀疑能否发扬其业务能力，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如有的教员来时不带家属，想看看再说，存在‘做客’思想。因此军队干部与无军籍的教师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界限。”
刘有光是坦诚的，他如实讲出几年来哈军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的偏差，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知识分子，与会的教授、讲师们都频频点头，心中受到深深的触动。
刘有光又谈到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在实行军官薪金制之后，知识分子的工资显得偏低。现在我院教授的平均收入每月约元，只相当于一个正团级军官的收入；副教授每月平均收入约167元，比不上准团级军官的收入；讲师每月平均收入约109元，比不上一个副营级军官的收入；助教每月平均收入约63元，只相当一个正排级军官的收入。为此，全院决定进行统一调整，并建议军委考虑对参加国防军事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可否适当提高，以资鼓励其积极参加国防建设事业。
只需提及刘有光报告中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就足够了。在周恩来大声疾呼“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之后两个月，在千里冰封的北国，是哈军工这所军队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起而响应，认真具体、实实在在地落实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敢于把提高工资待遇这个敏感问题都公开摆出来，哈军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魄力应该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党代会向全院发出响应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扩大专家队伍”的三项任务和扩大学员数量，培养、储备师资力量，加紧培养研究生、硕士和副博士，制定科学研究工作5年计划和12年规划，在高年级学员中广泛开展科学研究等八项措施。
党代会刚结束，学院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一周的全院教师会议，该会议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效果之理想是哈军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徐立行教育长代表院党委在大会上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卢庆骏向大会传达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教协主任周明【溪鸟】做了教协工作总结报告。
从来没有看到哈军工的老干部和老教师们如此心情激动过，发言的人争先恐后，排成长队。李懋之、张衍、贺振新等老干部们诚恳地检查自己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缺点是“思想上的右倾保守，政治上的宗派情绪，生活待遇上的平均主义”。专门做知识分子工作的王序卿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老干部们严于律己、坦诚待人的态度感动了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们，于是老教师们也纷纷走上讲台，掏出自己的心里话。
刘恩兰听到李懋之特别检讨“门诊部把一位女博士当家属看待”的事，自己因为衣着朴素而被不认识的医生误会，院领导却来承担责任，她坐不住了。她在发言中说：“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的，十分令人振奋，现在的问题，首先就是知识分子本身如何努力自我改造。”
曾石虞在发言中说：“我是一个在旧社会生活很久的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所有的缺点我都几乎具备……在今后全国向科学大进军中，我时时刻刻要检查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梁守槃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这是全体科学工作者的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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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3）
在哈军工的历史上，只有在这次教师会议上，出现了人们争做自我批评，主动献计献策的感人景象，老干部和老教师之间推心置腹，真诚相待，关系空前融洽。这是一个温暖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让人们永远难忘的大会。
刘居英在大会闭幕的总结中，重申院党委提出的三项任务和“尊师重道”的要求，他以高昂的声音宣示：“我们总的目标，是使军事工程学院不仅成为全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之一，而且成为全军军事技术思想的研究中心之一。”
从2月底起，在一个来月的时间中，哈军工连续召开三次重要的大会，高屋建瓴地提出哈军工发展的战略思想，陈赓和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真是认准了方向，铆足了劲头儿，以急迫的心情和得力的措施去迎接哈军工“科学的春天”。
作为部队院校正规化之最的哈军工，一直重视规章制度的健全，继1955年6月公布《军事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工作条例》之后，1956年5月又公布《军事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奖励暂行办法》、《军事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对外联系暂行办法》和《军事工程学院稿酬暂行办法》三个制度性文件，进一步鼓励全院同志“向科学进军”，哈军工的学术刊物《工学学报》也于丁香盛开的5月创刊。
春夏之交，学员的科研活动逐步开展起来，院党委因势利导，并报请陈赓院长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员军事科学技术协会条例》，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学员军事科学技术协会”和炮兵、海军、工程兵三个工程系的分会，全院有500多名学员成为首批科研积极分子，活跃在各个系的科研小组里。
空军工程系有152名高年级学员组成的34个科研小组，提出42个课题。比较突出的是在朝鲜战场上流过血的戴轶群，别看他天天嘻嘻哈哈的，可一旦搞起科研来就像开足马力的坦克，他带领的科研小组对飞机火炮系统的老大难课题着了迷，为什么第一发炮弹射击行程所需时间比较长？非要找出原因不可。这一群小伙子拼命地查资料，做实验，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硬是攻下了这个课题，论文写出后，乐得唐铎拍案叫好。
海军工程系学员胡长吉领导的科研小组根据计算中遇到的困难，对综合线图进行研究，改进了计算层次，使这一重要而复杂的计算方法得以简化，这一成果受到系领导的通报表扬。
工程兵工程系有67名学员组成16个研究小组，完成了24项研究课题。彭磊石设计的火箭推送直列装药，用于雷场开辟通路，经过现场实验，效果良好；周培根、张兆骅和曹寿淦经过对工程兵部队的起重装备——万能构件的研究，提出五点重大改进意见，富有创造性；钱七虎用数学分析方法对平面和空间力系平稳方程的研究，颇有创见，表明了低年级学员也具有参加科研的潜能。
学员搞科研的热情感染着教师们，使他们愈加关心和支持学员的科研活动。
化学教授会主任曾石虞近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平时喜欢找合得来的老教师聊聊天，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可自从炮兵工程系“学员科协”分会物理化学小组聘请他为导师之后，他把业余时间全部给了学员，下了班要么和学员们在一起讨论课题的选题问题和讲授研究思路和方法，要么去图书馆资料室为学员选参考资料，小组每次举行读书报告会，他必准时参加，细听报告和发言，发现了独到见解和点滴新思想，他都给予表扬和鼓励；有了争论，他也以民主的作风循循善诱，保护少数不同意见。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乌云骤起，“哗哗啦啦”下起雨来，豆粒大的雨点打在干旱的黑土地上，冒起阵阵尘烟。曾石虞打着一把破雨伞出了楼，迎面碰见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沈正功教授。
“老夫子早啊！”沈正功问候道：“下大雨还出去？”
“到你们系看看！”曾石虞脚也没停地说：“学员有个实验。”
沈正功知道曾先生又是为学生科研的事，在背后喊道：“等雨停了再去嘛！”
曾石虞也不答话，独自朝文庙街东边走去，雨太大又刮起大风，他的破雨伞三下五除二，成了“聋子的耳朵”。走到炮兵工程系大楼前，老爷子浑身上下已淋成了落汤鸡，哨兵瞪着眼奇怪地看着他。
曾石虞上了三楼，走到一个实验室的门前，“咦！还关着门呢？”他推推上了锁的门，顺手脱下白衬衫，用手拧了拧雨水，身上还贴着湿透的破背心。今天上午物理化学小组要在这个实验室做一个实验，约他来指导，曾石虞看天色不好，想提前赶路，结果不歪不斜，正好赶上了大雨。
既然学员们还没来，他只好等了，进不了门，就在走廊里散步吧，他背着手，任身上滴着水，走来走去，走廊里满是他的湿脚印。
20分钟后，一群学员冲上楼来，大家看见曾教授，都惊讶得一齐叫着：“曾主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教授会冒雨提前赶到实验室，全身湿透，恭候在走廊里。
“都来了？”曾石虞眼睛一亮，高兴起来，“赶快准备实验吧！”
学员们抢着为曾石虞换上干衣服，大家只觉得胸中有一团热气在翻滚。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作为军队代表，陈赓和刘居英出席了“八大”，陈赓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年，陈赓当选为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他曾戏言道，自己是“屁股后面插党参——后补”，此次在按得票数排序的97名中央委员中，陈赓名列第25名，他在党内威信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4）
刘居英乘着“八大”的东风回到哈尔滨，迅速向全院人员传达“八大”文件。学习和贯彻“八大”路线，在哈军工蔚然成风。院党委关于1956～1957年度工作任务中明确指出，“八大”决议要成为学院建设和今后工作的总的方针。
贯彻“八大”路线的主要表现：一是提高教学质量，二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院党委反复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环节，是我院长远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轻视都是不正确的。”因此，1956年是哈军工科研丰收之年，心情舒畅的新老教师们，参加科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教师会议后，有61个教授会制定了科研计划，提出了210个课题，几乎比1955年增加了5倍。1956年，哈军工与全国19个工厂、8所院校、3个研究所签订了科学研究协议和合同，帮助国防生产部门解决大小技术问题58个。炮兵工程系是五个系中第一个超额完成当年科研计划的模范系。
1957年2月6日，哈军工召开第二届科学技术研究会，对过去一年的科研成果做了一次大检阅，有43名教师宣读了45篇学术论文，其盛况已超过第一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
令哈军工感到荣幸的是，这次会议特别邀请到中国科技界的三位名人，他们是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博士；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朱洪元博士；电子学专家、总参通讯部研究员吕保维博士。三位专家为会议做了专题学术报告，把哈军工的学术活动推向全国的范围。
孙本旺是华罗庚的学生，当年作为“五才子”之一赴美留学，曾仰仗华老师的支持。多年后老师肩披寒霜，登门造访，令他兴奋莫名，执弟子礼陪伴于侧，华罗庚的腿行走不便，孙本旺时时上前搀扶一把。三位知名专家第一次来到哈军工，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没料到哈尔滨竟有这么一所平地拔起的特殊大学，集中了这么多学界精英、八方骏才，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中，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如此显殊的成绩。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教育史上的奇迹，看到各个工程系的实验室，令他们感佩不已。华罗庚对兵强马壮的数学教授会印象深刻，他与卢庆骏交谈甚欢，赞扬卢庆骏培养年轻教师的做法。
对这次会议上发表的45篇学术论文，吕保维提出一条意见：“没有电子学科的学术论文宣读，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缺陷。”专家的话引起刘居英和徐立行的格外重视，没过几个月，哈军工就成立了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宓为主任，周祖同、刘景伊、慈云桂为副主任。
1956年是哈军工政通人和、成绩斐然的一年，除了科研工作红红火火，教学任务也如期完成。以海军工程系组织学员参加海上实习为例，在两个月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300名学员，到旅顺和青岛的海军基地登舰出海，先后动用海军各种舰艇33艘，涉及各基地下属机构和岸炮阵地等32个单位，在大风大浪中，哈军工师生团结一心，顺利完成了15门课程的专业实习，其间教学任务之繁重，组织工作之复杂，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在全军院校中，实施规模如此之大的教学活动，无出哈军工之左者。
1956年还是哈军工知识分子“三喜临门”的一年，一喜是老教师乔迁，红楼宿舍区建成后，住在斜纹二道街的老教授们都陆续搬进条件较好的新居；二喜是授军衔，大批教师参军，一身戎装，精神气儿十足；三喜是评学衔，年底学院公布了评为讲师的225名教员名单，在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关防”大红方章下，陈赓、刘居英、刘有光三人签发了这份命令，如此大范围、大力度地选拔人才，足见哈军工领导的魄力和远见。
1956年也有不足之处，“除四害”运动搞得沸沸扬扬，学员们在大院里敲盆敲碗，追打麻雀还不够，领导又让大家下乡去消灭那些可怜的小生灵，影响了学员的学习。
话分两头。1955年11月26日，陈赓初会钱学森后，飞回北京立即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大喜，他对陈赓说：“你代表我去邀请钱教授来国防部，我想和他谈谈。我是老粗出身，得拜人家科学家为师呢。” 彭德怀还几次给中国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
12月下旬，钱学森回到北京，应邀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陈赓陪同于侧。
钱学森第一次见到这位让美国人闻风丧胆的志愿军统帅，竟是那么平易近人，朴实得像个只知道扛枪打仗的老兵，没有半点名震三军的凛凛威风。彭德怀乐得眼角漾起了鱼尾纹，他十分敬重这位热爱祖国的大科学家，他单刀直入地请教道：“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您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研制一种短程火箭，比方说射程在300～500公里的，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钱学森考虑一下，问道：“这种射程火箭是以什么为目标呢？”
彭德怀说：“我们时时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帮的武力威胁，所以中国当前急需的是解决防空火箭和海岸对海上目标的火箭。”
钱学森说：“如果只是能够发射火箭，那用不了很长时间，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能控制火箭的那一套东西，可以叫自控系统。完成自控系统应占工作量的80％，而弹体和燃料研制的工作量只占20％，当年二战时德国V…2飞弹命中率很低，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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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5）
彭德怀沉吟半天说：“看来最重要的是自控系统了。我们当然要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才行，要不然，导弹成了瞎子，乱飞一气，还怎么消灭敌人呢？”
钱学森又向彭德怀和陈赓详细解释了自控系统的原理和类型，技术上的难点等问题。
钱学森的渊博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解难释惑，让彭德怀和陈赓深入了解了发展火箭和导弹武器该从何处入手。交谈结束时，彭德怀和陈赓一直把钱学森送到小汽车旁。彭德怀兴致勃勃地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为在京军事机关的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1956年元月，钱学森欣然应允做有关火箭、导弹技术问题的报告，在总政排演场连讲三天，盛况空前。听报告的有佩戴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军方高层领导人，陈赓也静静地坐在其中，认真记笔记。
20年来，钱学森从未做过这样的报告，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发展自己火箭科技事业的发令枪已经打响了。
没过几天，哈军工任新民等三位教师给中央军委的建议书摆在彭德怀办公桌的案头。彭德怀对任新民关于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很重视，阅毕当即批给黄克诚和万毅阅。根据彭德怀的批示，总参装备计划部长万毅亲自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认为，如果没有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资料，仅靠中国现有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花费10年的时间。此外，火箭研制和试验，需要有大的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中的燃料添加、点火试飞、中途控制等环节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研究工作不宜设在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军事工程学院里。
1956年元旦，一夜细雪，把北京城装点得银装素裹，柔情无限。大清早，陈赓就爬起来，让厨师弄点吃的。他匆匆喝点大米粥，吃两片炸馒头片和一块腐乳，就打电话叫车。傅涯披着棉袄追出来，奇怪地问：“今天放假啦，你还不在家里呆着，到哪儿去疯跑呀！”陈赓笑嘻嘻地说：“好事儿！今天叶帅要请客，让我操办，我得赶快去接钱学森夫妇俩。”
傅涯不吭气了，她知道说也没用，何况是叶帅交办的公差。自从年前在哈军工宴请钱学森之后，陈赓回到家里，张口闭口都是“钱学森”，连孩子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大科学家叫钱学森。
陈赓是一把钥匙，是一座桥梁，他的历史作用是沟通科学家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思想。所以，除了处理繁重的日常军务大事，就是穿梭于总理、各位元帅和副总理、总长、副总长之间，向他们宣传钱学森和军工学院准备把导弹科研项目推上马的坚定决心。他做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他在默默地构筑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石。
前几天，陈赓跑到叶剑英元帅家里，向“黄埔老师”鼓吹了一通，说得叶帅心里发热，急不可耐地吩咐道：“阿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元旦如何？”
“好哇！”陈赓一拍大腿，“大家在一起过新年，就更有气氛了！”
陈赓又风风火火地去给钱学森下请柬。
元旦的下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叶剑英家幽静的大宅院，陈赓带路，和钱学森夫妇一起，向叶剑英的住宅走去，叶剑英穿着中式对襟棉袄，已从屋里出来，迎接钱学森夫妇。
这是充满轻松祥和气氛的家宴，席间，火箭和导弹成了宾主间的主要话题，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基础，钱学森深入谈到人力、物力的估算，机构、人员的设置，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心情越急迫，叶剑英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吃罢饭，陈赓建议，立即去找周总理拍板。
叶剑英看看手表说：“今天军委办公厅举办元旦舞会，可能会在那里找到总理，咱们现在就去！”
他们直奔景山西侧的三座门，果然，周恩来和众将军们在参加元旦舞会，踏着优美的广东音乐舞曲，周恩来潇洒地翩翩起舞。
一曲刚停，陈赓就走到舞池里，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叶剑英和陈赓忙向他说明来意，周恩来把两只臂膀交叠在胸前，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道：“很好嘛，我很赞成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请学森同志尽快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来？”
周恩来与叶剑英、陈赓三个人直奔会客室，钱学森还等在那儿呢。
“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和陈赓同志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啊！”周恩来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话语充满着信任和期待：“现在我交给您一个任务，请您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这个机构，如何抽调专家等，都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好的，好的。”钱学森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语气坚定，胸有成竹。
元旦刚过，彭德怀又把陈赓找去，一起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波特鲁塞夫斯基上将，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向总顾问提出请苏联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图纸资料的问题。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要解决火箭防空、海上发射火箭等问题，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要是帮助，我们就去学习。”在陈赓的提议下，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建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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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6）
2月17日，钱学森交出答卷，经他深思熟虑地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到周恩来的案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为了保密，把火箭、导弹这些敏感的名词统统用“航空工业”来代表。
在《意见书》中，钱学森还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加这一宏伟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的名单，其中包括哈军工的专家任新民、梁守槃 、庄逢甘、罗时钧、卢庆骏、李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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