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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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兴奋莫名，他半宿睡不着，长吁短叹，辗转反侧，想想自己已经38岁了，已近不惑之年，坎坷的人生之路，往事不堪回首啊。
　　1915年，马明德出生于北京，父亲马文蔚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供职，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文章极好，闲时爱好金石雕琢。长子的降生，如天赐美玉，按照中国人“玉不琢，不成器”的传统，父亲要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马明德不负老父厚望，193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成为这所江南名校的好学生。1937年夏，他回北平家中度暑假，正赶上“七七”事变，古都陷落，马明德亡命天津，又乘船到青岛，转火车回到上海。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在战乱岁月的惶恐不安中，马明德于1938年毕业，在父亲的资助下，赴美留学，一年后，他就获得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厂，却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厂的技术设计室。望着玻璃窗里面的美国工程师，马明德深感弱国留学生备受歧视的那种无奈和忿懑。既然学不到真正的航空技术，又何必在大洋彼岸空耗时光？国内的抗战如火如荼，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1939年底，马明德回到上海，当时几所私立大学竞相礼聘他去执教，他却不堪忍受日寇统治下的亡国奴气氛，又不屑去英法租界过“孤岛蜗居”的日子，就婉拒了朋友们的好意。
　　1940年6月，婚后第五天的马明德夫妇，悄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碧波，铜锣湾的高楼，都吸引不了马明德，在美丽贤惠的妻子蒋祖绮的理解和支持下，他决心以自己的航空工程专长去报效多难的祖国。
　　他们在香港稍作停留就乘船去越南海防港，经陆路的小火车一路颠簸进入云南省。马明德在昆明找到国民党政府管理航空的下属机构，他的要求很简单，他想去内迁到云南的中央杭州飞机厂工作。
　　“愿意去就去吧。”国民党官员耷拉着眼皮，漫不经心地给马明德开了张介绍信，委任他为工程师组长。
　　中美合作创办的中央杭州飞机厂，为了躲开日军铁蹄，千辛万苦地搬迁到中国与缅甸交界的山区小县。
　　马明德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韧劲，为了自己痴爱的航空事业，他在昆明无心留恋，又和夫人朝行夜宿，饱尝艰辛，直奔中缅边界的大山，那里毕竟有自己国家的飞机厂呀。马明德终于见到了那个偏僻小县城里的飞机厂。命运似乎要残酷地折磨我们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就在几天前，日本飞机越过中缅边境，炸毁了这个可怜的飞机厂。
　　望着被毁坏的设备，马明德欲哭无泪。飞机厂的负责人告诉他，跨过边界向南50公里有个叫八莫的缅甸小镇，那里还有该厂的飞机发动机装配厂。马明德心中豁然开朗，赶到八莫后，他的职务是负责该厂发动机试车工作。马明德全力以赴，建设试车工作台，他按照美方设计的图纸，亲自抓土建工程，每天和工人一起，满身泥土，满脸汗迹，在实际工作中打下坚实的航空工程技术基础。
　　然而缅甸战局越来越糟，英军节节败退，仰光沦陷。八莫发动机厂奉命拆下主要设备，撤回昆明。至此，中央杭州飞机厂仅存的最后一个分厂也宣布解散了。来自浙江的工人们痛哭流涕，大骂那些党棍们把好端端的工厂给毁了。在危难的时候，马明德很冷静，他决心保住这批技术工人，有了人，就不愁造不出飞机，他带领一大批技术工人离开了八莫，投奔贵州省大定，那里还有一个发动机制造厂。大定和缅甸的八莫一样，也是生活艰苦的蛮荒之地。马明德把自己交给了中国的航空工业，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钻进大定的穷山沟沟里。
　　到大定厂后，马明德担任机工科技师。没干多久，马明德带来的那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受到排挤，最后连他自己也不能幸免。5个月后，大定厂方给了他一纸去广西柳州修理厂的调令。
　　国难当头，国人还热衷于钩心斗角，多年来怀着航空救国理想的马明德彻底绝望了。马明德心力交瘁，明显地见老了。这一次，他不再痴迷飞机厂了，悲愤之下，他带着陪他吃苦受难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来到战时陪都重庆。此时，上海交大刚在重庆复校开课，他被母校聘为教授。在刚开办的航空系中讲授“应用空气动力学”等三门新课，课余种菜自给，生活清苦。
　　日本投降后，马明德全家随交大迁回上海，他潜心于学问，又增开新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其中有后来的哈军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
　　在交大的几年，马明德多次建议校方建造风洞实验室，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教育界，谁还会去关心风洞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肚子才是最大的风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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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5）
陈赓给了马明德信心之源，哈军工给了马明德希望之火，他埋藏于心底那个建造风洞的夙愿，就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1953年1月，马明德把全家从上海搬到哈尔滨，他是个埋头苦干的学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远远超过对生活的要求，老教师“过三关”的问题，他不那么敏感；可他很幸运，患难与共的贤内助始终支持他，那时候，蒋祖绮在学院图书馆里工作。
　　1953年春天，空气动力学教授会成立，岳劼毅教授任主任，马明德教授任副主任兼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系领导鼓励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陈院长已经下决心了，一定要把风洞实验室搞起来，系里也把基建规划上报院基建委了，你们就不要担心经费问题了，赶快弄出个建设方案吧。”
　　说干就干，制订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岳劼毅、马明德、庄逢甘、罗时钧四位教授，大家一致推举实践经验丰富的马明德为风洞建设的总指挥。四个人经过几次讨论，提出了初步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先建造两座实验段直径为米的回流低速风洞，一座是开口的，编号为一号风洞；另一座是闭口的，编号为二号风洞。等这两个风洞建成后，再建一座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风洞，编号为三号风洞。
　　5月中旬，四位教授的方案获得新上任的系主任唐铎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但技术细节尚需进一步研究。
　　马明德拿出当年在云贵高原投身飞机制造业的那股拼命精神，吃饭、走路，都想着风洞，连做梦也是风洞，风洞成了他的命根子。蒋祖绮忧郁地观察丈夫的饮食起居，生怕他累倒了。1953年夏天，为了调查哈尔滨市有关工厂的加工能力和当时市场上的金属材料，马明德四处奔波。好在他有个好助手叫纪士玶，这个青年助教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常常劝马明德：“马主任，你动动嘴就行了，跑腿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
　　纪士玶于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论辈分自然是马明德的学生，解放前夕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他不仅政治觉悟高，且业务能力很强，在马明德的指导下，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风洞的年轻人很快成了风洞迷。他心痛身体瘦弱，体质亦差的马老师日夜操劳，总是主动地抢挑重担。
　　当时摆在马明德面前的最大困难是螺旋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建国初期，中国尚不具备制造金属螺旋桨的条件，如果采用飞机上现成的螺旋桨，又难以与发动机、转速、风速完全匹配。螺旋桨做不出来，风洞建设就会告吹，怎么办呢？马明德苦苦思索。那天唐铎主任来看他，又把岳劼毅、庄逢甘、罗时钧三人请来，大家一起研究螺旋桨的问题。马明德说：“我考虑很长时间了，又查了一些资料，走访一些单位，觉得可以用木头来代替金属，制造木质桨叶。”
　　岳劼毅有点惊讶：“木质桨叶的强度够吗？”
　　马明德说：“关键要选最坚硬的木材，还要有一套特殊的加工工艺。”
　　唐铎说：“马主任这个设想是另辟蹊径，不错啊，系里再研究一下，为你们当当参谋。另外，你们还有什么困难，也及时提出来。”
　　从来不向领导提要求的马明德，这一次不客气了，他说：“主任啊，我缺人手，能不能给我调几个手艺好的老技工呢？”
　　“要什么样的老技工呢？”
　　“首先要找会刻制桨叶的高级木工，还要找高级钳工和车工，做平台得有好手艺才行。”
　　“赫拉少！”唐铎满口答应，一高兴，顺嘴溜出一句俄语，他笑笑说：“系里尽快解决调人的问题。”
　　唐铎和系里领导再三研究，又征求部分专家的意见，最后向空气动力学教授会提出“自己动手，制造木质螺旋桨，由试制第一片开始，取得经验。测试合格再往下制作”的要求。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秋天到了，经过大半年的调研和准备，一、二号风洞的设计工作正式开始。马明德从系里调来他在南京时就十分熟悉的助教刘千刚，与纪士玶一起，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实验员们也积极参与，主动帮助打打下手。
　　马明德和两位助手精心设计，精心绘画，纵向三分力台式机械天平的设计尤为费力，要绘出测风速、风向、阻力、升力等各种状态下的结构图。昼夜奋战几个月，两个风洞的全部工程图纸400余张终于完稿，在实验室里摆了一大摞。一头埋在图纸中的马明德不知不觉地送走了1953年。
　　那天马明德正在低头审查风扇总图，因为一直找不到高级木工来刻制浆叶，心里有点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陈赓走了进来，大家看到院长，都纷纷站起来，马明德竟浑然不知，还在低着头审图。
　　“嗬！成绩不小哇！”陈赓高兴地扫视着满屋摆的图纸说，马明德闻声站起来，陈赓走过去，握住马明德的手，用力摇了几下：　“我给你报喜来了，马主任！”
　　马明德还没明白过来，风洞才开始建造，报什么喜呀？
　　陈赓笑嘻嘻地说：“你要的高级木工和车工，咱学院里可没办法解决，没这样的能工巧匠呀。我给哈尔滨市委王一伦书记写了信，请市政府帮助在全市的工厂里寻找，现在找到两位，据说名气还不小呢，明天到你这里报到，所以我先给你报个喜信噢。”
　　马明德恍然大悟，感激地望着陈赓，光是嘿嘿儿地笑，心里有一箩筐话却说不出一句。为了建造风洞，院长亲自帮助在全市寻找高级技工，我们的好院长啊，您工作那么忙，还挂念着这样小的一件事，我们不把风洞建造起来，怎么对得起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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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6）
哈尔滨市有名的巧木匠吴相亭和八级老车工姜延栋兴冲冲地来见马明德，虽然他们不知道风洞为何方圣物，但党和政府调他们到哈军工工作，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荣光，使两位朴朴实实的老工人红光满面，乐得合不拢嘴。
　　马明德把风洞铁壳体的加工交给纪士玶去办，他自己集中精力和吴相亭等人研究桨叶的加工工艺。他们选择坚硬的核桃木料，再把它变成合乎技术要求的螺旋桨叶片，这种复杂活儿，连见多识广的吴师傅也没有做过。马明德综合有关资料，和吴师傅反复做试验，使木料的抗拉力、抗阻力、抗扭力和木料的胶合、加温、脱脂、干燥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逐一得到解决。然后又亲自带着实验员煮木料，指导吴相亭按着图纸刻制桨叶。经过近5个月的摸索，第一片合乎要求的木质桨叶终于刻制成功，这在中外风洞建造史上是个创举。接着吴相亭一鼓作气，将12片桨叶全部制成。
　　与此同时，马明德指导车工姜延栋加工其他零件，又领着院实习工厂钳工张志敏、张旗中等师傅在新竣工的1500平方米风洞实验楼中安装风洞，吊装风扇，装配天平和电机。
　　风洞壳体在哈尔滨铆焊厂加工，厂方不懂怎么干，一定要哈军工派人指导。马明德去了几次，而纪士玶则要天天和工人们在一起流汗，负责指导和监督壳体加工，这两个风洞壳体共用去60吨钢板。
　　庄逢甘教授是个理论家，他完成了风洞风扇的气动计算，机械设计则由老师马明德一手包办。风洞天平由学院实习工厂加工，钳工车间副主任左雪农抓得很紧，一有问题就去请教马明德。
　　春雨秋风，寒暑更替。马明德和他的助手们整整苦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其间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付出的心血汗水，一言难尽。与马明德搭邻居的顾懋祥教授常常看到早出晚归、面容憔悴的“风洞教授”，总是说：“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呀！”从南京军事科学研究室一起来的老朋友张述祖、任新民、周祖同等教授也常常来看马明德，都为他的忘我工作精神而感动。唐铎等系领导更是处处时时关心着风洞建设，已到北京赴任的陈赓也常来电话询问工程进展。
　　1954年11月20日上午，哈军工大院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一号风洞首次试车一举成功。最大风速为50米/秒。大家乘胜前进，又奋战40天，二号风洞也试车成功。纪士玶负责风洞的流场和天平校测，他在轰然的巨响中，向马明德伸出大拇指，表示两座风洞的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天平的性能良好。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建成的两座实用型低速风洞。
　　1955年1月8日，空军工程系举行风洞实验室开幕典礼，并在实验室大楼刻石留念。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院首长及各部、系、处、专科领导，各教授会主任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代表走进会场。系主任唐铎致开幕词，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岳劼毅教授报告实验室筹建经过，刘居英副院长代表学院党委向实验室全体同志祝贺，并宣读陈赓院长兼政委签署的嘉奖令，向为建设两座风洞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马明德教授、实验员邓士贻、技工吴相亭、姜延栋、黄振远、张志敏、实习工厂钳工车间副主任左雪农、钳工张旗中给予嘉奖。
　　当刘居英把奖品颁发给马明德时，马明德只说了一句话：“谢谢院首长……”他鼻子一酸，顿时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刘居英亲切地说：“我代表院党委和全院同志感谢您，感谢全室同志，你们为我们学院的科研事业，立下了头功！”
　　开幕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风洞吹风实验表演和陈列的各种仪器、实物、模型。当苏联顾问知道桨叶是木制品，以不可思议的口吻说：“真令人难以置信，了不起啊！”
　　1955年3月，马明德带着助手们，陪同苏联顾问到北京航空学院参观学习。返院后，指定纪士玶深入开展风洞流场测试和天平校正工作，并准备好空气动力学课程的8个实验，一、二号风洞迅速投入教学实践。
　　这一年，沈阳112厂自行设计的高亚音速教练机急需风洞实验。飞机设计负责人顾诵芬是马明德的学生，闻讯哈军工的风洞试车成功，坐上火车，匆匆赶来见马明德。
　　“马老师，我来向您求援了；”顾诵芬急切地说，“我们这架‘歼教…1’现在没办法上天呢，急死人！”
　　马明德缓缓地说：“用风洞嘛！不在风洞做试验怎么能上天？”
　　在马明德的指导下，“歼教…1”的设计通过两座风洞的大量试验，再与计算相比较，确定了教练机的所有气动数据。从而保证了建国后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安全上天。
　　在建成一、二号风洞的同时，由岳劼毅教授主持设计的马赫数为、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三号风洞也随之建成，1956年初，试车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座真空吸入式超音速风洞，在建造过程中吸取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经验。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在工作中配合默契，马明德设计了三号风洞的真空箱，又指导助手完成风洞与真空箱连接的快速阀门的设计。
　　从1956年到1963年，哈军工又建成了四到八号5个风洞，形成闻名于国内航空界的“军工风洞群”。这大小8座风洞，构成了从低速、跨音速到超音速的配套风洞群，是我国风洞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马明德和他的助手们，为我国早期的战机翱翔于万里长空，为我国各型导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56年10月，马明德作为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7）
风洞实验室的建设是哈军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奋发图强办学校的代表作。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学院各系建起一系列大型、先进的实验室。例如，空军工程系的航空发动机实验室、炮兵工程系的炮兵兵器实验室、海军工程系的水力实验室、装甲兵工程系的车场和实物教室、工程兵工程系工程电器实验室等。与之同时，一支思想进步、能够熟练操作、维修实验设备并指导学员上实验课的年轻的教学辅助人员队伍也很快成长壮大起来了。
　　

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1）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
　　苦读标兵　　谭国玉“人在阵地在”
　　哈军工有一位传奇式的著名女教授，叫刘恩兰，1954年9月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调到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任海道测量教授会主任。她是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
　　不管谁见了刘恩兰教授，第一反应是，这分明是个农村老太太嘛。刘恩兰的外表实在太普通了，一身蓝色的衣服，“清汤挂面”式的短发，戴一副普通眼镜，和乡村小学教员没有两样，然而谁能知道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身上竟蕴藏着火山一样的能量，她的头上戴着几顶足以让国人感到骄傲的桂冠。
　　刘恩兰1904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潍县，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1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获硕士学位。工作几年后，她还想深造，要去英国最著名的牛津大学，美国同事好意劝她，你是一个中国女士，又年过30　了，考牛津实在太困难。刘恩兰有股山东人的倔强劲儿，她又跨过大西洋，以顽强的毅力考取了牛津大学，1941年，在她37岁的时候，攻下博士学位，她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学最高学位的女科学家。在国外留学和讲学期间，她曾风尘仆仆数万里，实地考察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苏联等十几个国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环球考察北美及欧亚社会地理、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女学者。早年她参加过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并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刘恩兰留英期间，不幸遭遇车祸，身体受重伤后，一直没有结婚，身在异邦，孑然一身，埋头于教育和科研事业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乘小型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后来英国海军战胜法西斯德国海军贡献了力量。刘恩兰也因此在国际地学界奠定了其海道测量专家的地位。
　　解放初，她在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系主任，据她当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李文程研究员回忆，刘恩兰治学严谨，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因为个儿矮，板书只能写在黑板的下半部分，她的渊博知识让学生们听得着了迷。谁都不希望她调走，可刘恩兰拿到的是高教部的调令，与她的学生们依依惜别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告别了长春市，来到陌生的103部队。
　　刘恩兰是哈军工女教师中资历和学位最高的人，虽然身为我国在国内外有声望的老一辈科学家，可她从不以名教授自居，反而认为自己缺乏军事知识，便挤时间认真学习战术课程。她像一个渴望求学的小学生，跟学员们一起听战术课，再根据海军战术要求改写自己的讲义。业余时间她也大多和学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像一个老妈妈那样呵护着她的学生。
　　一期学员杨桓、罗超回忆起1956年春刘恩兰带领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业学员外出考察时说：“记得在渤海长山列岛考察自然地理时，她领着我们，不顾生活与行动上的不便，坚持上军舰实习。在军舰的颠簸中，她晕船了，但一登上岛屿，她依然步履矫健，指点着海湾、岛屿，对我们讲解地质的演变，潮汐的涨落。大自然像一本教科书似地由她一页页地展现给我们，在她的身边，我们不可抑制地被她那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海洋的不倦精神所感染，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1957年秋，刘恩兰带领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实习，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测量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和沿岸水深的大型科研任务。一上船，海军船长大吃一惊：“怎么上来了一位瘦老太太？”船上没有女宿舍，船长把小会议室腾出来，给刘恩兰搭上张床。
　　海上无风三尺浪，在颠簸晃动中和风吹日晒下进行海道测量，“老太太吃得消吗？”船长和水兵们小声地问哈军工学员。
　　学员们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这可是走遍全世界，下过英吉利海峡的刘恩兰博士啊，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4个月艰苦的船上生活，刘恩兰笑傲东海万顷浪，和学员们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指导学生完成了一幅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水深测量报告图，添补了国内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
　　1959年；刘恩兰又带领学员实地调查从定海到温州的海道，师生共同写出一份详细的勘测报告。
　　在沈家门的时候，登陆艇去加油，大家都在码头等船。刘恩兰一个人溜达到附近的一个小渔村，看到一群渔家妇女在织网，她就过去问长问短，这里有多少人呀？收入怎样呀？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常派特务来沿海捣乱，渔民的警惕性都很高，很快就有人向生产队报告了。生产队干部赶来，反复盘问这个可疑的老太太。刘恩兰被逼得没法，从口袋里掏出黑龙江省政协开的介绍信。生产队干部一下慌了，原来是中央的首长！公社领导也闻讯赶来，把刘恩兰请到公社办公室，要向中央来的“刘委员”汇报工作，弄得刘恩兰哭笑不得，幸好同学们找上门来，“船来了，刘教授走吧！”这才帮刘恩兰解了围。刘恩兰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成为哈军工的模范老教师。她为科学的忘我献身精神和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不仅使学员们感动不已，而且深深影响了学员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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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2）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大致是教师只管教书，学生学得好坏，教师一般不太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师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哈军工，教师和学员是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哈军工成为一个充满理想，组织严密，团结向上的革命集体。早在1953年3月24日，陈赓在全院干部大会上就号召教师“要以自己良好的教风去影响学员的学风”。
　　哈军工的广大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革命教师”的称号为荣，满腔热忱地投入教学工作，因而形成与旧式大学迥然不同的新教风，其标志是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的精神。
　　教师们全面关心学员的成长，主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既教书又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这是哈军工多年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教师们严格、严肃、严密的教学作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员，使学员们逐渐养成“三严”作风。在朝夕相处中，教师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学员们感受到师德的巨大力量，从而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新型师生关系。一届又一届的学员毕业之后，都把对教师深深的敬意藏在心底。许多学员回顾当年，都十分感慨地说：“从教师那里我们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学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还得到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人的启迪。教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对学员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有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前一章说过的高等数学教授会为例，第一期教育计划公布后，教授会多次组织学习这部学校的“宪法”，教师们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计划，绝不能有任何动摇。”孙本旺教授说：“我们对教学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发挥创造性，靠集体智慧，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卢庆骏则经常提醒大家：“每个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必须系统地了解学员，和学员交朋友。”
　　罗时钧教授开始为一期学员讲高等数学，他对所有的概念、定义、定理，都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揭示它们的实质及内在联系，并举出实例，以方便学员对它们的理解。他把枯燥的数学讲活了。学员们不用死记硬背就能理解和记熟这些定义和定理。本来课后辅导是助教的任务，但罗时钧也跟助教一起深入学员班，和蔼可亲地听学员们提问题，并耐心细致地启发诱导，指点迷津。他还经常找学员班长商讨改进学习方法和帮助“困难户”脱困的办法。
　　数学教员吴洪鳌为了让学员听懂新课，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把前一堂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上，把上、下两节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不使学员感到突然，他处处为学员着想，连黑板怎么摆，讲话音量如何调整，他都考虑得很周到。
　　物理教员邓飞帆的备课和讲课，都设身处地为学员着想。他讲课时，尽量给学员创造一个有问题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时间思考的条件。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做简明的小结，好让学员记下要点；每当转入下一个问题时，他必先提醒学员注意，免得学员思想掉队，思路脱节。
　　《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
　　数学教员刘建统发现有些学员学习不够刻苦，就现身说法讲自己在旧社会读书的艰难。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国家给你们提供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在他的帮助下，学员们痛下决心，刻苦努力，班里学习风气为之大变。有一个学员学习很吃力，又因病住院3周，对学习失去信心。刘建统发现他没交作业，就到宿舍看望，同他谈心，为他补课。这个学员十分感动，下决心追赶队伍，成绩逐渐上升。还有一位学员在作业中对近似值的计算不耐烦，误差很大。刘建统就在作业中批道：“同志，你将来是军事工程技术干部，这样粗心大意，是会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