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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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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沈阳解放。刘居英跟随沈阳军管会主任陈云进了沈阳城。东郊的国民党青年军还在负隅顽抗，战斗还没结束，他们是顶着子弹进的城。刘居英当时是沈阳军管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主要负责铁路运输和修复工作。
那天军管会正在开会，外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刘居英赶忙出去看，几架国民党轰炸机向火车站停车场方向飞去，随即传来炸弹的爆炸声。
“敌人为什么要轰炸停车场？”刘居英眉头一皱，头脑里迅即闪过这个问号，他马上给部下打电话：
“停车场里有什么东西？”
“有两列敌人扔下的车皮。”
“里面是什么？”
“122和155榴弹炮弹！”
“哎呀呀！赶快找车头拖走呵！”
“拖到什么地方？”
“分散隐蔽到沈安线几个小站的岔道里，越快越好！”
刘居英调兵遣将，用了两个小时，把50节车皮隐藏到安全地带才返回军管会。此时第二批敌机又飞临火车站停车场，找不到目标，像几只嗡嗡叫的苍蝇，又掉头飞走了。
“敌机来轰炸火车站，那儿停着50节车皮的122、155榴弹炮弹……”刘居英向陈云汇报。
话还没说完，坐在一边的刘亚楼参谋长噌地跳起来，大声喊道：“哎呀！这是我们部队最需要的东西，怎么能让敌人给炸掉了呢！老刘呀，你，你……”刘亚楼脸都急红了，122和155榴弹炮，是美国人援助蒋介石的重型大炮，对于解放军来说，这种炮弹是金不换的宝贝。
刘居英笑道：“参谋长，你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
陈云也摆手让刘亚楼坐下来：“让居英说完。”
“全部隐藏好了！一发炮弹也不少！”刘居英哈哈大笑。
刘亚楼这才转怒为喜，他朝刘居英竖起大拇指：“这是了不起的收获呀，要记功呀！”
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也都乐得合不拢嘴，陈云对刘居英说：“赶快统计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张榜前，陈云把刘居英写在立功人员的第一名。刘居英悄悄划掉自己的名字，把部下们写上一大堆。
1949年，刘居英先后出任中央军委铁道部哈尔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总局长，1950年初，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央获悉国民党特务要在沿线搞破坏，形势很紧张。在滕代远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刘居英负责山海关至满洲里沿线的运输和安全，他精心组织，带领沿线干部群众，日夜巡逻，确保毛泽东专列的安全往返。
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1950年5月成立了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管理局，由中苏两国政府任命两位局长，刘居英为中方局长。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刘居英这位“老铁路”首当其冲，出任东北军区运输司令员。他带着一个调度组坐镇沈阳，保证百万志愿军的弹药给养按时运到前线。1951年初，刘居英入朝参战，此时，他的头衔有一大堆：志愿军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志愿军前线运输司令部司令员、朝鲜铁路军管总局局长、中朝前方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之，铁路的事就全归刘居英管了，他统一指挥铁道兵、高炮兵和朝鲜各个铁路分局，负责铁路抢修、防护和运输工作。他的电话直通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经常来电话询问运输情况和铁路修复情况，他也数次回北京当面向总理汇报工作，因而周恩来对刘居英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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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生入死 刘居英智斗“绞杀战”（5）
1951年8月起，美空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敌人知道，我志愿军的最大弱点是后方供应不足，切断以铁路为主的运输线，便可“绞杀”我军。于是，美军集中朝鲜战场上90％的空军，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和公路进行昼夜不停的轮番轰炸、扫射，妄图完全切断我军的供应线，这就是朝鲜战争中空前惨烈的“绞杀战”。
刘居英每天顶着炸弹工作。敌机最多的时候每天会出动220多架B…29轰炸机，每架携带15吨炸弹，雨点似地抛向我军的铁路、公路、桥梁，不管这些设施的大小、长短，发现了就投弹，在我军铁路路基上，平均7米就落下一颗炸弹。在交通枢纽处，敌机还特别丢下许多定时炸弹和子母弹，以突然杀伤我铁道抢修人员或者破坏我已修好的铁路桥梁。对公路、铁路沿途的茂密树林，美机则投下凝固汽油弹，放火毁林，使我军人员和车辆无处隐蔽。刘居英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酷的战争，他随时做好了血洒铁道的准备。
1951年秋天，周恩来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志愿军各兵团领导都奉命赶来参加，大家异口同声：“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如果有吃的，有弹药，我们一定能打胜仗。”会议要求建一条“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周恩来微笑着对刘居英说：“居英同志，你这个铁道司令谈谈吧。”
刘居英在会议中一直没吭声，他心中有气，既然总理点名了，他就得说，“我就讲5分钟吧。”结果开了口就收不住，他整整讲了40分钟。铁道兵战士天天在炸弹开花的条件下，用生命去保持运输线畅通，伤亡之大，让刘居英难过得心中滴血，他需要人，需要材料，更需要能教训敌机的高射炮。
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刘居英的“牢骚”，最后拍板：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三个高炮师。
刘居英憋足了劲儿，返回朝鲜战场，他组织了运输、抢修和高炮三个指挥部。
“老子跟你美国鬼子拼了，你炸吧！看看谁能斗过谁！”刘居英望着蓝天上呼啸而过的空中强盗，恨恨地说：“我们一定要保证铁路随炸、随修、随通！”
我抢修部队与美国人斗智斗勇，水下桥、复式桥以及各种有效的抢修办法都依靠集体智慧想了出来；在深夜，利用敌机轰炸间隙，迅速修复，火车头推着车皮在桥头等着，刚修通，火车头将车皮推送上桥，加力一推，车皮滑过江桥，那边的火车头接上，马上拉走。有时，五六列火车像赶羊似的一列跟着一列冲过刚修复的路段。
每天刘居英乘吉普车沿线巡视，以便制定当天的抢修计划，遭遇空袭是家常便饭，死神像影子似地紧紧跟着他，他的吉普车经常被炸弹光顾。
在“绞杀战”最惨烈的阶段，刘居英连续四个昼夜没合眼，血压降到30～70毫米汞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周恩来闻讯立即下令，赶快送回北京抢救。
抬回来的刘居英躺在北京饭店里输液，依然昏迷不醒，奉命来抢救的医生们检查后只说了一句：“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刘居英又整整昏睡了两天，清醒后马上给总理打电话，要求汇报工作。周恩来说：“不用汇报了，好好休息养病吧。” 身体结实、精力充沛的刘居英第一次给累倒了，他在北京饭店又躺了一天。傍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如果身体尚能支持，请于今晚9点到总理办公室，总理要同你谈话。”
刘居英一骨碌爬起来，洗脸刮胡子，准时驱车进了中南海。
在西花厅，周恩来仔细询问刘居英的身体状况，直到相信年轻的铁道司令确实恢复了体力才放下心来，他对想汇报工作的刘居英摆摆手说：
“今天不听你的工作汇报喽，我要找你调查一下，你一天的吃、喝、穿衣、生活开销，等等，要花多少钱？”
刘居英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总理问这个怪问题干什么？赶快在心里算账吧，每天吃饭的伙食标准，粮多少，菜多少，油多少……刘居英一一向周恩来报账，周恩来一边往小本本上记，一边问话：
“抽多少烟？”
“每天两包‘大生产’。”
“还有没有？”
“想想……”
向总理汇报工作必须非常准确，以前几次汇报，事先都做了精心准备，这一次也准备好了关于战胜“绞杀战”的详细报告，没想到总理换了题目，刘居英不免有点发慌。
费了好长时间，刘居英才把每天各种花销，挖地三尺地全部报告了周恩来。
“与你一起工作的朝鲜同志每天花多少钱？”周恩来继续调查。
刘居英头上直冒汗：“您是说金黄一中将吗？那我得好好想想。”平时谁注意别人每天花多少钱呢，刘居英真犯了难，他怎么也想不到总理会问这个问题，没法子，一点点回忆吧。
周恩来还在刨根问底：“他喝不喝酒呀？”
“喝我们的酒。”
“抽不抽烟呀？”
“不抽，”刘居英搜索枯肠，“噢，对了，朝鲜军队将军以上军官都配有保健医生，医生工资由将军负责。”
周恩来又记下这一笔开销。就这样，刘居英耐心地想，周恩来耐心地等，然后再一笔一笔细细记下。
刘居英离开西花厅已经是夜里11点了。
22 出生入死 刘居英智斗“绞杀战”（6）
第二天上午，按总理昨夜的指示，刘居英来到怀仁堂。一进门看到前排就座的大多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环顾一圈，发现肖华同志坐在后边，刘居英连忙走过去，两位老战友多日不见，紧紧地握着手。
“今天开什么会啊？”刘居英问肖华。
肖华说：“我也不知道。”
一会儿，周恩来走进会场，他让秘书问：“刘居英同志来了没有？请到前边坐！”
刘居英忐忑不安地坐在前排左侧。
周恩来开始讲话：“……我今天要讲讲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有人说朝鲜是‘三大三小’，什么裤子大、衣服小啦，车轮大、车辕小啦……说人家的怪话，甚至有人散布朝鲜高干生活奢侈这一类的谣言，我昨天做了一个调查，把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中朝双方司令员的每日开销做了对比，我们的司令员每天比朝鲜将军多花22块4角。坐在前排的，就是我们的铁道司令，建立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刘居英同志。”
周恩来让刘居英站起来，问道：“我做的调查对不对啊？”
刘居英高声回答：“对，总理统计得很准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刘居英说：“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当个证人。”
身体康复后，刘居英又返回朝鲜前线。
1952年下半年，侵朝美军内部为“绞杀战”发生争吵，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骂道：“用90％的飞机去炸中###队的铁路线，结果###子弹越打越多，人也越吃越胖！”美军的“绞杀战”彻底失败了。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前，我军储备的弹药和给养足够再打几个大的战役。
金日成因为刘居英战功卓著，授予他一枚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同时为了感谢刘居英在战胜“绞杀战”中的特殊贡献，又多授予一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朝鲜停战以后，铁路军管随之撤消。1954年的早春，刘居英奉调回国。春寒料峭，群山默然，他告别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登上北去的列车。路基上的一钉一石，沿线的一草一木，都牵动他心底情思，激起他胸中波澜。他太熟悉这条铁路了，几乎可以准确地画出每一个小站，每一座小桥，每一座小山，每一条小溪，这是一条浸透无数中朝铁道兵烈士鲜血的道路啊，此刻，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4月初，刘居英回到北京，住在铁道部招待所。老领导滕代远部长亲自到招待所看望刘居英，他本来要把刘居英调回铁道部，好为自己越来越差的身体分担一点工作压力。刘居英自然也希望再回铁道部，不仅因为滕部长对自己的了解和器重，而且因为自己在工作上可驾轻就熟。
“居英啊，看来你回不了铁道部了！”滕代远有点吞吞吐吐，“听说中央决定把你调到陈赓同志那儿去呢，办军事工程学院，你要进教育界喽！”
“军事工程学院？”刘居英感到挺突然，他是听说过陈赓司令员办了一所大学，但对军工学院他一无所知，再说自己从来没有在大学里工作过啊，他对高等教育这一行肯定是陌生的。
第二天，刘居英去见肖华，肖华笑呵呵地证实了调他去军工的消息：“除了滕部长想让你回铁道部，王震同志还想调你去铁道兵呢，你入朝参战回来，可成了香饽饽啦，哈哈，哪儿都想要你。你还不知道呢，在年初的中央会议上，先是周总理推荐，彭老总跟着也表了态，最后毛主席签发了对你的任命状。所以，你就得去哈尔滨，给陈赓院长当助手啦。”
刘居英后来才知道，早在2月27日，中央军委已正式任命刘居英为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居英回国后的一个星期，就迈进了春意盎然的哈军工大院。
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1）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
只删一句 毛主席审阅教学计划
刘居英刚刚上任，陈赓的老部下、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也奉调来哈军工报到，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
刘有光生于1914年，河北景县人。1933年在北平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后，党派他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历任太原牺盟会组织股长，民训团政工组长；“七七”事变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总队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决死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成为陈赓麾下一员大将。
解放战争时期，刘有光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旅政治委员，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十三军政治委员。当陈赓挥师两广、直取云贵之后，刘有光任云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滇南工委书记。陈赓组建志愿军三兵团时，首先点将刘有光入朝，任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陈赓十分器重德才兼备的刘有光，所以朝鲜停战后，刘有光的新岗位必定是在哈军工，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一直空着，陈赓知人善任，宁缺毋滥。
刘有光一身戎装，微笑着走进哈军工。他中等身材，眉目清秀，肤色白净，戴着眼镜，满身透出书卷之气，要不是陈赓向大家介绍刘有光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人们或许以为他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刚进不惑之年的刘有光为人谦和有礼，自我修养极好。
学院把刘有光的家安排在市里，离刘居英的家几步之遥，于是，这两位几乎同时调入哈军工的志愿军战将，每天早晨同坐一辆车上班，共同的革命生涯和相近的年龄，使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刘居英和刘有光刚到办公室，陈赓便找上门来，招呼道：“今天是院党委扩大会议，就请二位老兄入座开会吧！”
4月14日和15日两天，哈军工团以上的党员干部齐集王字楼小礼堂，听陈赓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陈赓环顾会场，声音洪亮，义正词严地说：“……高岗、饶漱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对于高岗其人，陈赓早就有所警觉，一开始直觉上的反感就是高岗生活上极端的腐化堕落。陈赓第一次从朝鲜前线回国，路经沈阳，“大玩儿家”高岗以欢迎他为名，举办盛大舞会，又吩咐一个美若天仙的姑娘去缠着陈赓跳舞，陈赓被迫无奈，大呼“救命呀！”语惊全场，舞会中断，高岗尴尬不堪，陈赓这才从灯红酒绿的舞场脱身。在成立哈军工的过程中，高岗态度消极，阳奉阴违，所以陈赓十分厌恶这个趾高气扬的“东北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高岗调到北京工作后，与饶漱石勾结，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搞的阴谋就是借中央会议“批薄倒刘”和“讨安倒刘”。而薄一波和安子文恰是陈赓当年的老战友。1953年，陈赓到大连出差，高岗专程来看望，企图拉拢陈赓，高岗一走，陈赓立即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高岗的举动很不正常……不久，在中央的一次高层领导会议上，有人提出高岗想笼络陈赓，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第一个向我报告高岗政治野心的就是陈赓同志……”
“高饶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陈赓旗帜鲜明，连夜写揭发批判稿，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命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身带手枪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不测。会后，刘少奇不无钦佩地说：“你们别看陈赓同志平时爱开玩笑，他的组织纪律观念可强着呢！”
中央出了“高饶反党集团”这样的大事件，令全院的干部们大吃一惊。传达完四中全会的决议后，联系到哈军工的实际，陈赓说：“我院成立以来，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使我们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在学院内，不团结的现象是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也有很多严重的表现。有些同志遇事只从本单位着眼而不照顾整体利益，强调自己的困难而不照顾别人的困难，甚至发展到上级的决定可以不执行，自作主张另来一套。有些同志自以为学院由军委直接领导，高人一等。有些同志对政府和群众不够尊重，蛮横无理，甚至狂妄自大。
骄傲情绪不但妨碍党的工作和自己的进步，而且是助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温床，损害党的团结。我们要揭发危害团结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和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团以上的干部经过了两周的学习后，4月28日，全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张文峰代表党委做了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5月3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思想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哈军工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习、大检查。《工学》报专门发了题为《自觉地检查缺点错误，克服骄傲情绪，增强党内团结》的社论。党委扩大会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开会，整整开了一个半月。
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2）
1954年春，陈赓又把另一位老部下，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子明调来哈军工，任科教部副部长。
张子明，生于1918年，山西离石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历任###股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团政委，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团政委，14军42师政委兼云南军区丽江军分区政委，丽江地委书记。
张子明个子高挑，面颊瘦削，说话幽默风趣，性格随和。
二刘一张的到来，再加上筹建期的“三大助手”，群众戏称“三驾马车”的徐、张、李，陈赓领导下的哈军工院级领导班子基本上算是配齐了。
在院级领导中，只有刘居英是独自一人初到陈赓麾下，尽管在朝鲜前线曾向陈赓当面汇报过工作，但不是很熟悉。刘居英久闻陈胡子大名，且听说脾气蛮大，因此刚上任的副院长言行上不免有点拘谨。
然而见面以后没过几天，陈赓的人格魅力使刘居英那层薄薄的心理防线荡然无存。
只要是不开会，陈赓就带着刘居英到处转悠，一会儿和苏联顾问聊聊，一会儿到教授会看看老教师，再不就下到系里，与系主任们“吹吹牛”，不管见到谁，陈赓先把刘居英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们新来的副院长呀，在朝鲜跟美国人较量过的铁道司令！”“看看我们的副院长，当年北大化学系的大学生呢！”
刘居英心里明白，陈赓在处处帮助自己树立威信，引导自己熟悉情况。
陈赓的热诚和信任，对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与人为善的态度，使刘居英心悦诚服，他庆幸自己又遇到了像罗荣桓、朱瑞和滕代远那样的好领导。
那天，陈赓和刘居英在新绿满枝的小树林里漫步，陈赓说：“居英啊，我们都是打了半辈子仗的职业军人，你比我强，还进过北大的门，我还没踏过大学的门坎儿呢。”
刘居英忙说：“我那个大学也没有念完啊，院长您可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呀！”
陈赓摇摇头：“我是想说，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办这样一所大学，你我恐怕都是仓促上阵，没有在教育界工作的实际经验，但是想想我们在朝鲜战场，天天挨炸弹、汽油弹的滋味，就是把命搭上，也得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讲过，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我陈赓誓不为人！你来了，我很高兴，你比我年轻，现在就大胆放手抓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刘居英默默地听着，他几乎能感触到陈赓那跳动的滚烫的心，只觉得一股热浪直冲脑际。上任以后，他已经看过院党委一系列决议和文件，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同志分别向他详细介绍过情况，党委一班人满腔热忱地欢迎自己，刘居英深感这个战斗集体的温暖和和谐。
“团结问题不能忽视呢，”陈赓继续说，“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和教员，不可能没有矛盾。目前，学院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干部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努力解决好的大问题。我让刘有光和张衍侧重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解决好第二个矛盾；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三兵团”或者“二高步校”的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党委扩大会议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党委常委必须带头，首先我要带头。”
在党委委员的思想检查会上，陈赓第一个带头作自我批评。
徐立行滑冰不慎摔断了大腿骨，石膏绷带还没拆，他一定要来参加党委扩大会，陈赓劝不住，只好让两个警卫员搀扶着徐立行进会场。
党委会提出了“三驾马车”不团结的问题，首先点到徐立行和张衍之间存在“闹别扭”的问题。
去年9月，政治部召开全院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张衍作了《加强教学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会前，张衍请徐立行就教学工作要求的问题讲个话。徐立行就在会上讲了“现在教育与过去教育不同的十个方面”，他把军工和“抗大”、“军大”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十个方面有所不同之处作了对比。由于事先没有跟张衍通气，他的有些提法与这次大会不太合拍，例如他说，“抗大”、“军大”就是个大训练班，没法跟军工这样的综合型工科大学相比，等等。在哈军工把“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当做自己的校风，把《抗大校歌》当成自己的校歌时，徐立行的讲话显然容易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当然，徐立行这次讲话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如果是在探讨教学方法的会议上讲是有益的，但在全院政工会议上讲显然不合适。
张衍对徐立行事先不商量就“放炮”，心中不快，颇有意见。
陈赓事后知道此事，批评道：“这么大的一个会议，你们两个院领导当着全院干部的面唱对台戏，成何体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陈赓批评了徐立行，帮助他提高认识。
徐立行对科教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也有不够尊重之处。一次看一个不涉及机密的军事纪录片，他因张述祖不是军人，就不让张去，张困惑不解。张述祖几次向他申请，希望参军，徐立行要么不太理会，要么就说：“超龄了，算了吧。”徐立行作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开始不够细微，他说张述祖：“你口才、口音都不行，知识也旧了，讲不了课！”这很伤张述祖的自尊心，要说张述祖满口苏北南通土话，别人听不大懂，那么张述祖服气，可要说精通几门外国语言，在兵工大学教出那么多学生的张述祖博士不会讲课，他怎么会服气呢？鲍廷钰、浦发等老教师都是张述祖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难题常去请教张述祖，所以张述祖认为自己的作用没有得到徐立行的充分肯定。1月28日，在第一次教学方法研究会上，张述祖作了《如何指导学员独立作业》的报告，徐立行很是赞赏，当众表扬了张述祖：“张教授，你行呀，肚子里有货。”张述祖心头一热，对徐立行的那些意见也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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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3）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徐立行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己一些旧思想，做了几次检查，说到动情之处，他难过地落泪了。陈赓充分肯定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分析和批评了徐立行的主观主义、骄傲情绪和在与干部、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不团结现象，徐立行对陈赓的话心悦诚服，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陈赓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哈军工的干部多年来敢于展开刺刀见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就是陈赓打下的基础。
1954年初，部分来自二高步校的基层干部滋长了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跟随陈赓入朝作战的三兵团干部吃香，而占哈军工干部总数五分之三的二高步校的干部不那么受重用，后来“二刘不如一余”的流言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那天在党委扩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原二高步校的干部发言时说：“如果今后学院出现不团结现象，那就可能是‘二’与‘三’的问题。”即二高步校干部与三兵团干部间的问题。
“二、三矛盾论”一出笼，受到与会干部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是非常错误的。陈赓也抓住“二、三矛盾论”不放，在党委会总结发言中严肃批评道：“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个别二高步校来的干部发牢骚说：“三兵团来的干部是来夺权的。”陈赓在会议上举了这个例子，他批评道：“我来学院是夺谁的权？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说这种话的人是有意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是党性不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委扩大会集中精力解决团结问题，既严格认真，触及思想深处，又坦诚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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