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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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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昧瞎拿澹�15个国家入伙，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嘛。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军事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
陈赓又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我军政治上很强，但要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自己没有技术装备不行，技术、兵器的确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我军无法包围团以上的敌军并迅速吃掉，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跑；缴获的坦克、大炮也开不走，眼睁睁看着敌机炸毁，其原因正在于此。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没吸完的香烟摁死在烟灰缸中，看着陈赓，斩钉截铁地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决心解决这个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建立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培养技术军官。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我们商量了，由你来当这个院长兼政委。”
毛泽东转过头，向周、朱、彭三人问道：“你们的意见呢？同意不同意啊？”
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
朱德和彭德怀也表示赞成。
虽然事先有点思想准备，但陈赓还是心中无数，他连忙摇头，真诚地说：“哎呀主席，办教育我可隔行哩，我恐怕干不了。”
毛泽东一摆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干不了，谁能干得了？你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提一个懂得高级工程技术的人来。”
陈赓想了一下，笑道：“我提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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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夜兼程 陈赓奉召担重任（5）
毛泽东挥着手说：“你就应该干！有困难总理给你解决，还有苏联顾问帮助，凭你陈赓的才干和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了！”
陈赓还要推辞，周恩来开口了：“你住过黄埔军校，办过红军步兵学校，还带过红军干部团，你要是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啊！”
陈赓不再吭声。毛泽东却谈兴正浓，他又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下去：“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同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的同时，就提出要我们赶快办一所培养技术军官的大学，我们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朝鲜战争可能成为持久战，相持多久还难预料，我们毕竟不是杜鲁门的参谋长哟，我们不能够长期处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一定要在战争中不断改善，所以急迫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国防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大批技术军官。办这样综合型、多兵种的大学，我们的确没有经验，好在我们可以请苏联派出各种专业的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具体的一些问题嘛，由总理安排吧，总理心细，本来这所大学想叫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总理说为了保密，去掉‘技术’两字，我看去得好，就叫军事工程学院了。”
陈赓生怕漏掉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他低着头认真地做记录。
周恩来看看时间，单刀直入地说：“军委主持的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已开了一段时间了，差不多要开完了，主席今天刚刚签发了命令，军事工程学院拟设在哈尔滨市。 你们先成立一个筹备机构吧，考虑一个建院方案并报军委审批。为了学校尽快上马，早出人才，政务院决定，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舍拨给你们作为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新的哈医大拨款另建。军事工程学院与南京的军事学院同等地位，党中央和政务院会大力支持你办好这所高等军事技术学府。”
毛泽东站起身来，握着陈赓的手说：“俗话说，千兵易得，良将难求。我看，你这良将就知难而进吧！”
陈赓只觉得一股热浪涌到胸口，他声音洪亮而急促：“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副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落日的霞光撒在中南海的湖面上，涟漪徐来，揉出万朵金花，晚风带着夏日的热度和合欢树的花香扑面而来。车出中南海，陈赓感到有点燥热，他解开风纪扣，摇下车窗，扭头注视着长安大街上倒退的景物，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耳畔仍响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声，他的眼前仍是朝鲜前线那血与火的惨烈场面。
此时的陈赓，心绪沉重而纷乱，他还来不及体察即将面临的是一场何等艰巨的特殊任务，他更不可能意识到，他从此将走进中国的教育史，他的双手将为中国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巍巍长城铺下一块永垂不朽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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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1）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
全国选址 奥列霍夫驻足松江
陈赓刚从朝鲜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老部下李懋之来到灵镜胡同。
李懋之，山西省襄垣县人，生于1910年，抗战初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游击第一团副营长、代营长，二一六旅参谋主任，太岳纵队第二十五团参谋长，抗大太岳分校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纵队参谋处处长，豫西军区参谋长，河南军区副参谋长。时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年初，陈赓派他回国，到河北邢台去领导驻在那里的各军随营学校、炮兵部队、家属学校和补充团的“三反五反”运动。
听说李懋之还没吃晚饭，陈赓让傅涯炒一盘菜，端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上来。
“懋之呀！你这个老西子还要点醋吗？”
“不要，不要！”李懋之端起碗，低着头“呼噜呼噜”地喝粥，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身体结实、圆圆的脸盘挂着汗珠儿。他在老首长陈赓面前，就像小弟弟似的毫无顾忌。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陈赓穿着一件露洞的旧背心，摇着一把大蒲扇，望着狼吞虎咽的李懋之问。
“我去总参打听过，说你这几天回来。”李懋之低头吃饭，山西口音越发不清楚：“我想把邢台那儿的‘三反五反’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什么？‘三反五反’呀？”陈赓听明白了，“你先别忙着汇报，我要准备向军委汇报朝鲜前线的事儿呢，等几天再听你的汇报吧。”
李懋之吃完饭，站起来要告辞，陈赓问：“你住在哪儿呀？”
李懋之说：“我住在酒醋局胡同三兵团留守处。”
陈赓打趣说：“老西子就是离不开醋，连住的地方也叫酒醋局胡同。”
6月25日，李懋之又来见陈赓。一见面，陈赓劈头就问：“打了多少‘老虎’？”
李懋之回答说：“‘大老虎’24个，甄别后剩下两个也不可靠，‘中老虎’和‘小老虎’就更多了，甄别量太大，现在还没有完呢。”
陈赓摇摇头，盯着李懋之说：“两万人的留守部队，能搞出那么多‘老虎’？是不是太有点‘左’啦？”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思忖一会又说：“我临离开朝鲜时，听人说昆明军区闫化祥部长贪污了五汽车金子，可能不可能？三兵团机关的同志告诉我，绝对不可能。部队一直很艰苦，从来也没有五汽车金子呀，发点人民币都是有账可查的。闫部长是个老同志，还有三兵团驻京主任高庆奎，是个老兵站站长，他们决不会贪污的。”陈赓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说：“‘三反五反’当然要搞，但是有些人发高烧，说胡话，宁‘左’勿右，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群众运动，不知道要冤枉多少好人啊。”
李懋之点点头，无奈地说：“我们的运动受华北军区党委领导，抓得很紧，打‘老虎’是指定数目的任务，必须完成。7月中旬军区党委要对运动进行总结，总结完了，安排一下善后工作，我就回朝鲜前线去。”
陈赓连忙摆手说：“你不要回朝鲜去了，我另外给你安排个工作，怎么样？”
李懋之感到很突然，愕然地望着陈赓问：“让我干什么去呢？”
陈赓故意望定李懋之，笑眯眯地不说话，憋了片刻，才神采飞扬地说：“帮我办学校。”
陈赓把前天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情况向李懋之说了一遍。
“任务紧迫啊，前线等着要技术干部，”陈赓收敛了笑容，眉头微微皱起，又在踱步，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一无师资，二无校舍，三无教材设备，四无大学的管理经验，总之是啥也没有！连学校设在何处还没有最后敲定呢，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是不是？世界上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呢？”
陈赓话锋一转，看着神色严肃的李懋之，像在战场上下达命令似的，语气干脆果断：“我决定用边建边教边学的办法，就是说，建校舍、请教授、招生开课同步进行，尽快上马，要先调一批教授来，学员也立即从各大军区选调。前天我离开怀仁堂时，简单地向总理讲了这个想法，总理同意。昨天，我又去看了彭老总，彭老总很快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他说支持我的这个‘三边并举’的方案。现在主席下达全国军校调整的命令，就是6月23日军委那个命令。军委已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三兵团部分干部为基础，尽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校址初定在哈尔滨。三兵团司、政、后干部要尽量多调一些到学院工作，所以，你懋之是一定要到学院的呀。三兵团各军也调一批师团营干部，你写个名单给我，我好向军委总干部部提出来。”
李懋之说：“三兵团司、政、后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工作能力都不错，可是现在还在打仗呀，全调出来兵团党委也不会同意，可以争取多抽几个。至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干学校工作恐怕不行，司令员，你还是让我回朝鲜吧。”
陈赓有点热了，抓起大茶缸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茶水，擦擦嘴，大声说：“你别想打埋伏，你住过西北军士官教育团，当过太岳抗大分校的教育长，肚子里墨水不算少啦！总有点学校生活体会吧，不会就学，大胆去干。我马上调第二高级步校徐立行副校长先来，总理已写信请苏联派首席顾问来，等苏联顾问一到，我们一块去各地选选校址，调研一下。回来成立个筹委会，你就来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你赶快回邢台吧，把甄别工作抓好，不要留后遗症。让人家当了一回‘老虎’，还得重新变回个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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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2）
送走李懋之，陈赓仍处于兴奋状态。这几天，他仔细考虑筹建学院的各方面工作，弄得夜不能寐，又多次去军委，与粟裕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对军委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方案做具体的细化工作。军委向远在重庆山城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下达命令后，陈赓每天与该校的电话不断。军委根据陈赓的意见，又向南京的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发出调动命令，要求该室副主任胡翔九和副主任张述祖先带领部分专家到北京向陈赓报到。
此时的陈赓，头脑里只有一个字：快。中国兵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兵贵神速”，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现在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接受了一个比打仗还要复杂的特殊任务，按他自己的理解，办军工是为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去“打头阵，奠基础的”。他这样对傅涯和身边的干部说：“几十年来，我所熟悉的沙场杀敌，野战攻城，长途奔袭，现在用不上啦，现在要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我现在还说不清的多兵种的高级军事教育阵地上打一场大仗，想想吧，这有多么艰巨，多么重要啊！”
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对我军现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冲击着陈赓的心房，给予他无穷无尽的热情和动力。他多次对大家说，不把军事工程学院办好，决不罢休。他在北京一时还没有办公地点，灵镜胡同就自然成为筹办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个指挥部，他天天在这座小四合院里大声吆喝，调兵遣将，一面指挥各路人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尔滨搬迁，一面从三兵团物色干部，抽调各方人员组织筹备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建国初期的通讯设备还很落后，长途电话杂音大，听不清，陈赓一手抓住电话机，一手摇着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吗？我是陈赓呀，你还在哈尔滨吗？”
电话那边是陈赓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报告陈院长，我是徐立行。”
陈赓说：“你得赶快来北京呀，你们几个头头分分工吧，让张文峰带先遣人员快去哈尔滨，让张衍在重庆督阵，你就跟我建筹委会吧，明天就动身来北京！”
陈赓为什么点完李懋之的将又去急调徐立行？这是因为他很了解这个在延安抗大时期就认识的“书生干部”。
徐立行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颇有几分传奇性，笔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献诚，1911年3月生于上海浦东高桥，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岁丧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为了贴补家用，读小学的徐立行辍学做了几年香料厂的学徒，父亲不忍心，省吃俭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徐立行天资聪明，在这所用英文授课的中学中成绩名列前茅，学业极佳。15岁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极点，不得不离开学校，转年报考了陈铭枢办的不收学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学了三个月，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打过来，学生们也都编入陈铭枢的队伍，即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于是16岁的徐立行扛枪当兵了。
学生出身、品行端正、又努力上进的徐立行在旧军队里如荷花出水，鹤立鸡群，深得长官们的赏识，21岁就晋升为连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徐立行带领战士冲杀在火线上，没料到他突患急性肾炎，全身浮肿，军医让他下火线，他死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弟兄们。军医给他开了个偏方，让他天天吃猪肾，没想到他的肾炎竟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孤军奋战的19路军爱国将士们欲哭无泪，不得不撤出战场，退到福建。不久发生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徐立行和陈铭枢的秘书朱伯康是患难兄弟，两个年轻军官积极参加了这次反蒋联共的事变。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中共“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徐立行和朱伯康潜入香港，在陈铭枢先生的指示下，又返回上海从事联络工作。1934年，徐立行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关进大牢，一年后被营救出狱。早就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的徐立行在一年大牢中反复思考，下决心找共产党去！他辗转千里，历经艰辛，四处寻找指路明灯——共产党，但谈何容易，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跋涉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上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刚开始，经陈铭枢先生介绍，徐立行赶赴西安见到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叶挺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只说了一句话：“去延安吧。”
1937年底，徐立行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认识许多像陈赓一样的令他敬佩不已的中共高级将领，多年压抑在胸中的革命热情猛地喷发出来，徐立行成为抗大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8年，他在延河之滨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先在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曾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参谋训练队队长、参谋等职。百团大战后，组织上派他去洛阳任八路军办事处秘书主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后，又调回延安进一步学习。解放战争时，他在刘邓大军麾下三纵任参谋处处长，皖西军区副参谋长，二野特种兵纵队参谋长。
徐立行中等身材，淡眉细目，阔鼻厚唇，宽阔的额头显现他的博学。他为人忠厚诚信，性格有点木讷，甚至有点固执，不善言辞和应酬。解放战争中，人也老大不小，近40岁了，却还未婚。当年在延安时他曾有个小对象，不久失恋，害得徐立行苦闷了好一阵，走不出感情的怪圈儿，就一直拖着不肯找对象。那时候，陈赓每次碰到徐立行，总要关心地询问一下：“找没找个老婆呀？年龄不小喽！想一辈子打光棍呀，不能再拖了！”
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3）
陈赓慧眼识英才，他很欣赏徐立行的内秀，他不仅深知徐立行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也了解到这位戴着眼镜、满身书卷气的干部有学问，能力强，认真执著，是个办学校的好材料。
1948年5月，陈赓创办豫陕鄂军大的时候，他就想到徐立行，便决定把徐立行从陈锡联的三纵调出来，不久二野军大在南京成立时，刘邓首长就任命徐立行为教育长，从此，徐立行和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话再说回来。陈赓和徐立行通过电话的第二天，徐立行带着军务参谋沈清波，风风火火赶到灵镜胡同。
6月末的北京，干热得一丝风也没有。刚下火车的徐立行满身大汗，军服都湿透了。陈赓摇着扇子，招呼道：“喝水，喝水，脱了衣服说话。”
多年没见，徐立行见老了，他脱下军帽，露出过早歇顶的宽大的前额，陈赓注视了好一阵，看着徐立行在擦汗，陈赓凑近小声问道：“听说你结婚了？找了个好看的小媳妇？嗯？”
徐立行脸一红，“嘿嘿”笑了两声，吞吞吐吐地说：“50年秋天在重庆和刘华清一起举行的婚礼。她是二野军大第一期学员，叫王雅琴，比我小16岁呢。”
陈赓乐了，“好嘛！好饭不怕晚！你快40岁才讨老婆，还能找个老太婆？听说挺漂亮？干什么工作？”
徐立行说：“在校部当打字员。”
陈赓说：“赶快调来！我们正缺打字员呢。”他对坐在一旁的沈清波说：“老弟呀，你记着，明天上街找找打字机行，挑选个合适的打字机，没那个玩意儿咱们没法子办公呀！”
徐立行喝完水，把这次奉陈赓之命，到哈尔滨调查的情况扼要汇报一遍。
徐立行带着助手肖连山和沈清波，持中央军委的介绍信于5月上旬抵达哈尔滨，松江省军事部江部长负责接待，并陪同徐立行一行选择建院地址。先看柞树林，后去沙曼屯，徐立行都认为不合适，最后来到文庙街。这里虽然立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五六栋小楼，但基本上是一片空旷的荒野，离火车站也不算远，徐立行看中了这片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侧面打听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领导不愿意离开文庙街。
徐立行刚汇报到这里，沈清波插话说：“东北卫生部卢副部长已来北京，住在天坛那边。”
陈赓拧着眉头，用大蒲扇点点沈清波：“老弟，你等一会儿要个电话，告诉卢副部长，请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务院打官司去！”
原来陈赓认识这位卢副部长。既然政务院已把哈尔滨医科大学搬迁新址的指示下达到东北人民政府，卢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工作？
陈赓的火气开始上升，他喘着粗气，问徐立行：“你们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干什么呆那么长时间？”
徐立行说：“选好校址，又起草报告，送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他们让我们等批复，可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回话，我去沈阳催过两次，就是迟迟不答复。”
陈赓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朝着沈清波说：“老弟，再去给我要个长途电话，我要找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讲话。”
沈清波到外屋要通了电话，请陈赓来接。
陈赓抓起电话，嗓门挺高：“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一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再不给要闹出个国际问题啦！苏联专家很快要来看，你跟你们的高主席说，就说是我陈赓讲的！”
电话那头的贺晋年很客气，陈赓听完电话时，气已消了大半。
听完徐立行的汇报，陈赓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和“三边并举”的方针又简要讲了一遍，他要徐立行先做两件事，一是落实筹备处办公地点，二是准备接待苏联顾问。“就这么分工吧，你在北京给我管全面工作，等李懋之来了，让他跟我跑腿，张文峰去哈尔滨打前站，张衍在重庆断后，调工作人员，要越快越好！”陈赓说完，打电话要车，送徐立行去招待所休息。
夜深了，胡同口卖小吃的小贩子们也无心吆喝了，古城慢慢安静下来。
傅涯打来洗脸水，看陈赓还在汗流浃背地忙活着，心痛地说：“从前线回来没几天，又忙得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也不是一天干得完的，你这么拼命怎么行呢？”
陈赓说：“按军委的计划，明年秋天要开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建起一座大学，不争分夺秒不行呀！我的同志！”
7月11日，军委电话通知陈赓，毛泽东主席刚刚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任命书将由机要参谋送到灵镜胡同。
到8月底，陈赓身边有了三位得力的助手，也是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即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他们走马上任，让陈赓松了口气。此外，在陈赓身边的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二高步校的傅德林、王秉衡、许鸣真等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有军务处长黄景文和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舒君等；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两位副主任胡翔九和张述祖等。30多名工作人员在短时间集中到灵镜胡同10号，每天出出进进，使这条原本清静的小街热闹起来了。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他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新中国不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一边倒”，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的道理，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座军事工程技术学府的时候，中国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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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4）
1952年6月3日，在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回国的同时，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粟裕代为草拟周恩来总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函件，当日，周恩来审批签发。为了成立一所大学，由国家总理亲自写信向友邦求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是惟一的函件。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五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第一期计划三年毕业，待取得教学经验和各方条件具备后，再酌量延长至每期五年毕业。
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谢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
周恩来的信通过信使队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外交渠道再送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的办公室。显然，在斯大林享有绝对权威的苏联，布尔加宁不可能直接回复中国总理的要求，于是，周恩来的信很快被送到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宽大结实的橡木办公桌上。
客观地说，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国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尽管在潜意识中，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山地与美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北进的强大炮火，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东翼的安全，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这一点又使斯大林深为感动。斯大林认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太过羸弱，如不改变落后的工业和国防，仅凭其充足的人力是难以抗衡美、日及韩国、中国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改善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利益的。通过派往朝鲜军事顾问的汇报，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有文化素质的青年，特别是掌握军事技术的文化青年。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议，原由正在于此。所以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信颇为重视，而且很快作出反应。
7月的莫斯科，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克里姆林宫高耸的红色塔楼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壮宏伟。
秘书把一位身穿笔挺空军军服的中将军官带到斯大林的面前。年迈的斯大林面色苍白，显露病态，但是两只灰色的眼睛仍然闪射着犀利威严的光芒。
“你好！奥列霍夫同志！”斯大林与中将握手，声音低沉沙哑，“派你去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一所军事技术大学，中国人太缺少军事工程师了。具体的工作你与柯托夫上将商量吧。”
斯大林没有说得太多，他有些疲劳。他瞥了一眼向他敬礼告辞的奥列霍夫，重又坐回椅子里，缓慢地从桌面上摸起他的大烟斗，半闭着眼睛，不知在思考着什么。然而，历史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太多的时间，他没有看到中国这所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8个月以后，这位20世纪威震全球又毁誉参半的历史大人物就与世长辞了。
7月底的一天下午，陈赓和徐立行一行人在西苑机场等了好久。干燥的热风让人们烦躁难耐，汗水早把人们的白衬衫打湿了，陈赓刚刮过胡子，汗水一泡，有点火辣辣的滋味，可他还是谈笑风生。不知什么时候，远处的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到了，苏联顾问到了！”年轻的参谋人员兴奋地喊起来。
“把鲜花准备好！”陈赓吩咐几个女战士，回头招呼大家向停机坪走去。
飞机停稳了，机场地勤人员把扶梯搭向打开的机舱门，只见一位瘦削秃顶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陈赓迎上去，扶住刚走下扶梯的“老人”，用俄语大声问候道：“斯特拉斯维杰！”（俄语“您好”）
“老人”有点惊诧地看看陈赓，又看看翻译，小声问道：“怎么，陈将军会俄语？”
陈赓笑道：“1926年9月，党派我去苏联学习了半年，那时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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