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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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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近水楼台”，在学习推广大庆经验中一开始就走在了前面。
1963年10月，在党中央正式号召学习大庆之前，中共东北局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推广大庆经验。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不仅适用于石油战线，而且具有普遍意义，是东北地区工业交通战线出现的新事物，应该在全区推广。会议决定召开大庆油田现场会议，推广大庆精神。会前，东北局派出工作组到大庆油田，与石油部领导一起搞调查研究，为开好现场会作准备。10月下旬，东北局在大庆油田召开了东北地区工业交通企业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东北三省和15个市的工交部门及101个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石油部长余秋里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的负责人也亲临会议。顾卓新代表东北局在会上讲了话。会上由会战副指挥张文彬等人作了“关于油田会战概况”、“在油田建设中打歼灭战”、“建立基层岗位责任制”、“油田地质科学研究”、“井下作业十大技术”和“会战政治工作”等报告。阜新机械厂、辽源发电厂、齐齐哈尔华安机械厂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现场会结束后，东北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大庆油田现场会议的报告》，报告从大庆油田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大量细致艰苦的基础工作、加强基层建设、大胆突破技术关、搞好职工生活、建设好领导班子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总结概括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为了进一步推广大庆经验，1964年1月，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切实推广大庆油田经验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东北局决定在全区工业部门和工业交通企业中普遍地学习和推广以大庆油田为主的各项先进经验。大庆油田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农业、财贸、科学、文教部门也要认真学习和运用。
1964年初，大庆油田组织报告团到沈阳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会见了报告团的宋振明和王进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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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1）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工业、交通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都十分注意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注意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学习大庆人为国分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太原化工厂七车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车间从1964年年初开始学大庆。当时领导干部只是在会上给工人们讲要学大庆“三老四严”的制度，学大庆大搞技术革新和苦练基本功。但没从思想上帮助工人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从“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下功夫。结果刚开始，规章制度制定了不少，执行起来也还有板有眼。但时间不长，就有些人松劲了，执行制度不再那么严格了，干部夜间也不来“上岗”了。有些人一看干部尽放空炮，也跟着松了下来。这样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学大庆就变成了“一紧二松三落空”。
1965年第四季度，这个车间重新组织学大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厂领导干部反复给大家讲学大庆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大家学习有关大庆的文件。车间领导在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指出过去只是学习人家的制度，没从大庆人的精神学起，只是追求形式，所以全车间没学好大庆。在大家自觉学习的基础上，车间还发起了找差距、找教训的活动，全车间总共找出72条差距。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这教训那教训，最主要的教训是前一段只学形式，不学精神，只摆样子，不出实力。
差距找到了，他们就以大庆精神之“矢”，射自己如何实现革命化之“的”。有些人过去总觉得在化工厂工作，车间里气味难闻，技术低，没前途。通过学大庆，他们懂得了干化工也是为了革命。大伙在操作中都能自觉地遵守制度。在苦练技术基本功的时候，他们从严、从难出发。以前如果谁提出，要在夜间关了灯能操作设备才算技术上过硬，别人就觉得难度太大了，根本达不到。通过学习大庆精神，勤学苦练，大家都能在夜间关了灯熟练地操作设备了。
通过学习大庆精神，整个车间上上下下信心都很强，劲头很足。他们决心把大庆精神真正学到手，誓作“王铁人”式的工人，建成大庆式的车间。
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树立自己的“大庆”。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工业领域的重点单位。用这个厂党委副书记王黎山的话来说，在学大庆以前，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先进事物缺乏敏感，对于群众中的许多先进典型没有进行认真的培养和总结；有些好的经验，虽然被发现了，但是树得不高，推得不广，没有坚持下来。
大庆经验在这一点上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很大启发，他们开始认识到，要学好大庆必须抓住树立先进典型这一条。因此，从1964年以后，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挂帅，深入基层，注意培养、总结自己的先进典型。这个厂所属的车身厂有一条车轮生产线，职工们坚持八年大搞技术革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在这条生产线上搞了60多项革新，台台机床、道道工序都有革新。通过革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工人从每天需要搬运15吨零件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改变了车轮生产面貌，使产量由53辆份提高到120辆份。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蹲点以后，类似这些长期埋藏在基层中的“宝贝”被一一发掘出来。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还和基层干部一起，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大庆式经验。如发动机厂开展家属工作的经验和加强集体宿舍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热处理车间电气焊小组做后进人工作、改造落后小组等工作经验，底盘厂大搞“三变样”的经验等。从1964年初到1966年初的两年时间里，这个厂先后四次比较集中地总结、树立了自己的样板，使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先进典型，这就有力地推进了学大庆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学习其他先进单位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注意将别人的先进经验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意在运动中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1965年第三季度，他们听说马鞍山钢铁公司文明生产搞得好，就号召全厂学马钢文明生产经验。但是，号召是提出来了，行动却不快，声势不大，成效不显著。不久，这个厂所属的底盘厂提出了“三变样”的口号，他们提出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争取在职工的精神状态、生产技术、文明生产三个方面都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厂党委发现这个苗头以后，领导干部亲自挂帅，深入基层，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在适当时机，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这样一来就把全厂文明生产活动带动起来了。现场会以后，每天都有不少人去底盘厂参观、学习，很快形成了一个“学底盘、赶底盘、超底盘”的热潮。这种形势又促进了底盘厂，使他们感到“形势逼人”，要不断前进才行。这样，全厂的学大庆运动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锦州铁路局的例子也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局在学大庆运动以前，也曾树立过一些自己的先进典型，例如在全局开展的机车满载、超轴和安全运行500公里的“满超五”运动中，就注意总结和推广孙福佑调车经验、袁成龙机车操纵经验、杨维学机车焚火经验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尽管对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些技术业务领域的具体经验，局限性较大，只能在相关技术业务部门和个别工种推广，其他部门、工种的职工很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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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2）
通过学大庆，使这个局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大庆树立的王铁人、三矿四队等典型，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典型。大庆的这个经验给他们很大启发。后来这个局在总结孙家工区经验的时候，就没有单纯去总结他们的养路方法和怎样搬砂丘、治病害、灭草荒，而是着重总结他们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愚公移山”的革命气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作风。在总结新民车站经验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总结他们怎样美化站容，装饰图表等，而是集中地总结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总结张德有的经验时，不仅总结他怎样练硬功，更重要的是总结他用什么思想去练硬功，突出了他“为人民而练”的思想。这样总结出来的典型不受部门、工种的限制，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生命力强，能巩固持久。
锦州铁路局在树立自己先进典型的过程中，注意学习大庆“两分法”走路的经验。过去他们一讲典型就追求完美，在总结典型经验的时候，只注意总结成绩的一面，对缺点和问题注意不够。通过学习大庆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对先进典型的态度应该同任何事物一样要一分为二。首先，发现典型时要全面衡量，看主流，看本质。只要看准苗头，就要抓下去，帮助它，扶持它，提高它，使其健康成长。这个局的先进单位孙家工区、新民车站和陈淑华、张德有等先进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新民车站，最初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客运部门好于货运和运转部门，而且安全生产方面还不够稳定，但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主导方面。锦州铁路局领导抓住这个先进苗头，不断帮助培养，使其不断得到提高。
第六章 对照大庆找差距
1966年2月，《人民日报》社记者邀集西北五省区部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座谈学大庆运动的经验和体会。与会者在发言中，交流了学大庆运动的经验，畅谈了学大庆的体会，有的还对下一步的运动作出了计划与安排。
青海石油管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陈启发在发言时说：我们同大庆的差距很多，人的革命化不如大庆，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差距。刚开始学大庆时，我们那里有人说：“像大庆人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三天五天可以，三年五年就难了。”也有人对大庆“会战六年如一日”感到不能理解。这就是人的革命化的差距。思想没有革命化，对大庆经验就感到不能理解，接受不了，也就学不到手。大庆经验告诉我们，带队伍，一带思想，二带作风，三带方法和技术。因为职工队伍有了革命思想，有了革命作风，才会有顽强的战斗力；再加上好的方法和技术，就会使任务完成得更出色。陈启发还介绍说，从1965年以来，他们从上述三个方面下功夫学大庆，使大庆的革命精神在群众思想上扎了根，就开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石油部六五○二生产队中队长朱和增谈起自己所在单位学大庆的经验时发言说：我们学大庆，一学大庆“严”字当头，从操作上、技术上、管理上严格要求；二学大庆生活设施从简，自己动手盖房子；三学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实行岗位责任制；四学大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全体职工同大庆比干劲，找差距。他还介绍说，前一个时期，我们的材料部门学习大庆送材料上门，没有学好。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把人家的精神学到手。大庆职能部门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明确，熟知生产情况；我们不了解生产需要，送下去的材料用不上，工人自然不欢迎。
兰州化肥厂徐永春工长介绍他们厂学大庆的经验时说：以前我们学习大庆那样建立交接班制度，处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收效不大，“严格要求”变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团结。后来我们体会到，人的思想没有革命化，光是要求严格，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于是，我们便着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还轮流把班组长送到兰州炼油厂，学先进找差距。这样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效就比较大。过去我们厂的设备状况不很好，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现在设备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产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发言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第六章 把亏损丢进富春江
经过两年的宣传推动，到1966年上半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上关于大庆经验的报道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我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刚刚兴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初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调动工业交通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各地狠抓企业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效率，严把产品质量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业、机械、农业机械等部门的重工业企业，也有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的企业，以及铁道、交通、邮电、地质和物资部门的企业；有工业交通企业，也有新兴的工业地区。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认为，推广这70个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将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交通战线学大庆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达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炼厂是这次会议推荐的大庆式企业之一。《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厂“学大庆学到了点子上”。
富春江冶炼厂，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个小工厂，初建时，全靠手拉风箱的土炉生产，炼出的第一炉半成品只有公斤重。经过职工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学习大庆以来，这个工厂的生产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个土洋结合、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在建厂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工厂虽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但由于企业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经济核算起来连年亏损。1963年企业党委书记伊方安和厂长于金銮参加杭州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听到许多兄弟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开始感到自己头上戴的“亏损帽子”是一种压力。1964年年初，企业开始响应上级号召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工厂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向全厂职工传达了大庆经验，职工群众情绪激动。大家立志摘掉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丢到富春江去”。职工们的决心书、保证书，在几天之内贴满了车间、宿舍、食堂的墙壁，要求工厂党委马上挥动大旗，领导大伙闹革命，摘掉亏损帽子。
职工群众的决心，使企业领导感触很深，工厂党委一连开了多次会议，最后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他们认识到，要领导职工群众革企业落后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后的命，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革命。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富春江冶炼厂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是靠好的领导干部带出来的。而领导干部要有过得硬的好作风，跟职工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真干、实干。
工厂党委书记伊方安是参加劳动最过得硬的一个干部。他从大庆学习参观回来后，第一个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艰苦的岗位，拣最脏、最重的活干。他赤膊背石头，手脚都磨起了泡，背脊晒得油黑，从不叫苦。工人们说他活像个人民的“老黄牛”。
全厂各科室工作人员在企业领导的带动下，也纷纷下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哪里困难，哪里是关键，他们就到哪里干。严冬时节，矿山最冷，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推矿车；三伏酷暑，炉前最热，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搞冶炼。各主要工种，不论日班、夜班，都有干部在那里顶班劳动。他们逐步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做到既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1964、1965两年间，全厂干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关心工人的劳动状况。冶炼车间的烧结工序，是全厂劳动条件最差的地方，温度高，硫气重，灰尘多，费力大。过去，干部一般不到这里参加劳动，对工人的疾苦没有体会，因此，当烧结块的生产跟不上生产需要时，厂长批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埋怨工段长，工段长就责怪工人。工厂党委和有关科室的干部在这里顶班劳动后，亲身体会到操作中的劳累，把改善这里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一个关系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用机器制团的新工艺代替了原来的落后办法，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产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学大庆，这个厂生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大庆的第一年——1964年，他们摘掉了建厂5年来连年亏损的帽子，向国家上交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学大庆的第二年——1965年，他们又在生产上实现了大的发展，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润超过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变为机械化。他们还大搞综合利用，除主产品外，又搞成了包括两种贵重金属在内的五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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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上海卫海铁工厂是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推荐的另一家大庆式企业。
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厂，1958年，卫海铁工厂刚成立时，厂里的工人还天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传统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从1960年开始，由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这个厂面临着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由于前几年盲目贪多求快，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当时厂里的产品，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企业内部不团结，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严重，劳动纪律松弛。
在困难面前，工厂党支部带领职工奋发图强，他们通过“忆苦思甜”，忆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干部和工人，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这个厂的主业是生产钢板弹簧，但当时生产任务不足，他们就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厂从上到下都努力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没有文化，以往工作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副厂长吴庙祥也只读过5年小学，但他肯动脑筋。他带着几个工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老师傅们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41条热处理工艺。制造钢板弹簧的40多道工序，就这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而且，企业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到1963年，他们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50多台，全厂85％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25万次。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当上先进之后，卫海铁工厂没有止步不前。工厂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比，比出了6项差距；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及时提出：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第一汽车厂！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经过几年的技术革新与改造，虽然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相比，毕竟还相差很远。有人说，长春是“三新”，即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而卫海铁工厂是“三老”，即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三老”能不能赶上和超过“三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职工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大家分析：“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于是，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提出：“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6个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造出喷丸机；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攻关队伍。“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放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大热天，喷丸机机身像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台风暴雨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1964年，“三机”制造出来了，卫海铁工厂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又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卫海铁工厂在学大庆运动中注意学习大庆人敢于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志气。副厂长顾耀祖谈起学大庆的体会时说：“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他还说：“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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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国处处有大庆
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这场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庆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庆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庆的内容比较扎实，成就也是丰富多彩的。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的宣传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十分强调要将大庆经验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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