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回忆: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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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
《帝国的回忆》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本书曾于2001年初版，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这次再版，作者对旧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共删减旧版8篇电稿，新增11篇，包括报道上海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个时间断面的电稿，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动的电稿，记叙“大秦景教碑”的特稿等。原版关于李鸿章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针对部分读者的疑惑，拷贝了《纽约时报》原始片断影印刊出，供读者研究。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书评：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
　　无庸讳言，美国《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报道是不算多的，无论在晚清或在整个十世纪都是如此，美国的关心重点始终在欧洲。而且比起西方其他报纸来，《纽约时报》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纪事也是相对较少的，因为其时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据《帝国的回忆》一书的编者所言，从《纽约时报》创刊到清朝覆亡的六十年间，一共有过四百零八篇有关中国的道，那么平均一年不过六七篇，真可谓少矣。一个自诩的天朝大国，在美国的第一大报上，不过是每两个月才提到一次，份量是够轻的。但是在观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些不算多的报道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有连续性，能让我们看出一个变化着的过程。在1863年4月26日的报道中，记者满腔热情地写道：“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是充满希的未来，这勿庸置疑。大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时的中国虽然已经经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还没有亡国的危险，美国依然看好中国，这或许还与美国南北战争前洋溢在北方的一股正义感有关。到了中国败于中日甲午战争，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报道的语言变成为　：“在当今世界的秩序下，大清国的继续存在对世界和平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在我们的地面上，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
　　《帝国的回忆》这本书的编辑意义即在于此，书中选班了《纽约时报从其创刊以后到清代灭亡这一段时间的一百三十篇有关的中国的报道，等于是给我们送来了一面美国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老大中国在美国到底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当然，那些连续的报道当中也有不少有用的史料。据此书的编者说，《纽约时报》认为选编该报对华报道一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此话有点西方人惯用的夸张。但是的确，就在这四百篇文章中，能够补充中文文献的史料不在少数。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广州、上海等城市的面貌，中国的工业、邮政以及报业的情况，甚至具体到中国的底层人的每日的工价。至于中国人在美国的状况，从留美的中国幼童，到哈佛大学的中文教师戈鲲化，以及访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在《纽约时报》占有一席之地。李的访问更是占了很大的篇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他们在美国使用洋泾浜英语的情形，后者尤其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不可能有的独家报道。
　　当然，期望该报的报道能为中国近代史增添大量的实质性的史料，恐怕不免要有所失望，至少在晚清时期是这样。但通观该报的中国报道却能更好了美国人的中国观，却是确切无疑的。虽然上面提到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美国记者对中国已经出言不逊，但并非所有的美国人尽皆如此。1896年访美的李鸿章仍然受到盛大的欢迎，尽管他是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主持欢迎仪式的美国将军甚至说，李的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我们从这些不加修饰（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并不见得与其列强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美国人本身也不是都对中国持同一种看法。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不但是伟大人物对我们的教导，事实上也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惟一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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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2）
我们应该向这本书的编者致敬，虽然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些介性的文字中有时有些失误……如该书〈引子〉中说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文报纸与白话文尚未流行”，其实中文报纸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流行……但是他却有许多近代史专家所缺乏的敏锐与敬业精神。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与东西方列强侵华过程纠葛而不可分的历史，然而近代史学者对西文与日文材料的利用却很不足，研究西方教会在中国活动的历史的人中，很少有人去阅读伦敦会档案一类原始材料，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变迁的人也几乎不用在香港上海广州福州版早期的西文报纸。因此我以为《帝国的回忆》这本书的更深一层意义还在于，对《纽约时报》可以这样做，对英国、法国、日本的报纸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只要注意一下《纽约时报》的不少报道是从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转载而来，就可以知道英国报纸必然比美国报纸有更多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而实际上，在晚清，英法两国比起美国来，与中国有更加复杂的关系。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需要我们更深一步的了解。甲午战争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政府疯了，竟然要与对自己有恩的中国开战，到了战争打赢之后，日本人的观点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此看不起老大中华，以至于二次大战。当然许多人也许没有《帝国的回忆》编者那样的条件，可以利用纽约图书馆，但在国内，还有许多洋人在华所办的西文报刊可资利用，如《北华捷报》一类的库藏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而该报有关中国的某些报道也正是《纽约时报》征引的对象。
　　

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1）
《纽约时报》自19世纪中期创刊以来，历经150年仍雄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绝无仅有。本人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曾比较系统地查阅了《纽约时报》从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晚清时期的408篇文电。当我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跨世纪追踪报道，其篇幅是如此之巨大、时间是如此之连续、视角是如此之完整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1997年夏季，我向时报提出准备选择该报部分原始报道来编纂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期望寻找到《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同时也以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领域的变迁，捕捉到中国积弱而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轨迹。这个提议获得时报的重视和响应，并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因此，我们从1997年冬开始着手，首先形成了“纽约时报看中国”三部曲的编纂总纲，然后选择晚清社会为第一部，至1998年秋完成这一时间段的资料选辑工作，以此奠定了本书的原始文献基础。将来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准备着手第二部（民国卷）和第三部（人民中国卷）的编纂工作。
　　“纽约时报看中国”第一部定名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独立成书。本书全部原始文献均采选自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库，跨越时间从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共采用133篇原始文电，皆从我们编制的《〈纽约时报〉晚清报道总选辑目录（408篇）》中挑选出来①。我们挑选文电的标准，主要依据以下方面：直观反映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文电；直观反映传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文电；描述中国上层社会政治生活的文电；描述中国近代重大外交活动的文电；叙述中国若干重大战争事件的文电；叙述中国近代变法与革命的文电；反映华侨生活习俗的文电。选用文电的形式包括快讯、新闻专稿、特写、述评和社论，力求较真实地再现时报的新闻语言风格和报道特点，既有直观式的描述和观察，也有深入分析和背景报道。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对重大战争事件的文电选择以中日战争为重点，对重大革命事件的报道以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为重点，对重大外交事件的报道以李鸿章访问纽约为重点。如此选辑，难免挂一漏万，为此我们特将《〈纽约时报〉晚清报道总选辑目录》的英文索引附于书后，供有更多兴趣的读者参考。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年代久远，纽约公立图书馆保存的缩微胶片显示效果很不稳定，有不少我们自认为应该选入的文电实在无法辨识，只好忍痛割爱。
　　本书在编辑顺序上一共安排为七篇，首先以社会、文化等较轻松的内容为开端，力图先引起和保持住读者的兴趣，再随之以内政、战争和革命等沉重的内容，供读者思考。许多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及大量涉及教案的内容，本书没有收录。为了帮助年轻读者阅读，本书在每篇之前加了一段“篇首语”，再在若干涉及近代史的人名、地名和事件背景等处撰写了译注，希望能对这一部分读者起导读的作用；本书在对国名的表述上，大量使用了“清国”、“大清国”、“大清帝国”等字样，是有意识地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时间上作清楚的划分，以帮助读者在阅读时保持相对超脱的心境，以利较为理性和冷静的思考。在整个编译过程中，我负责文稿的选编、分类和注释工作，并起草了所有的自撰文字。翻译工作则由李方惠、胡书源和我三人共同完成。
　　本书在起步阶段即获得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同志的支持，并蒙他亲笔赐函指教，获益匪浅；在与《纽约时报》的接洽过程中，承蒙时报亚洲事务顾问刘仕诚先生的多方周旋和鼎力帮助；在制作文献拷贝的工作中得到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热情帮助；在书稿草成后，又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左步青先生的垂教和指正，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　想看书来

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2）
郑曦原
　　2000年4月
　　引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
　　1996年秋天，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参观《纽约时报》世纪回顾展。这是个深秋的下午，茂密的加拿大枫叶点点腥红，衬托着曼哈顿蔚蓝的天空。来自大西洋的海风挟带着饱满的潮气掠过哈德逊河，向曼哈顿徐徐吹来，新鲜而清爽的气息弥散在每个人的心中。
　　图书馆外，那大理石砌成的花台石阶上，密如繁星的小黄花开得飘飘洒洒，仿佛一个金色年龄的老人绽开了微笑。石阶旁，那两头雄壮的石狮精神抖擞，矜持庄重，以英格兰老派绅士的古典气派，紧紧守卫着知识圣殿的尊严。第五大道上车水马龙，人群从世界各地涌来，熙熙攘攘。各个国家的语言混杂在喧嚣的声浪中，震荡着空气，重重地撞击着人的耳膜。
　　我从市井鼎沸的大街上走进用厚重石头包围着的图书馆，顿时，有一种神秘的安静令人屏息。在展览大厅内，我发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19世纪中后期，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纽约时报》即开始了对中国跨越世纪的追踪报道。年轻的报纸，年轻的国家，刚摆脱南北战争的阴影，还保持着几分“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的清新，对人类的关爱之心也远比今天纯洁。商业的动机，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东方世界探索和开拓的冲动，都非常强烈。因此，《纽约时报》这个时期的对华报道和评论尚没有老牌帝国主义的狡诈与世故，也少一些对弱势民族的蔑视。
　　大清帝国是我心中尘封的痛。当我在纽约这个色彩斑驳、变幻如梦的城市，读到外国人对当时我民族之情态很细微的描写时，封闭了好久的疮疤被撕开了，血流了出来，隐藏于心的爱也掀起了波澜。亲爱的读者，这是在图书馆故纸堆里沉睡了百年的文字，今天它醒了，像一轮世纪的新月浮现在我们心中。如此珍贵的一份记录，如此甘醇的一坛佳酿，我想与你分享。
　　晚清的政治家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从本书提供的一些珍贵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体承担。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都像保险丝一样脆弱。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着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的重任，这是一个浅显的事实。靠太平天国不能救中国，靠义和拳杀几个洋教士也不能救中国。
　　国民的教育与觉醒，非旦夕之功。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千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革命的决心，谈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个人的血警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少。类似于女人缠足一类的小事，虽然由慈禧下诏禁止，亦难有成效，何况改革政治制度之类的大事，靠103天的“维新”就能奏效吗？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
　　洋人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紧锁的国门，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必须投入到民族竞争的大潮流中去。过去隐藏了千年的污秽终于见了阳光，过去沉积下来的各种劣根性也暴露无遗。在达尔文主义盛行，视“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为“人间公理”的时代，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孔孟之道的文弱，实难以抵挡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后期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天真地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亲王大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炮舰外交的时代，他老先生的“法度”从何谈起？
　　

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3）
所以，我认为大可不必一提到晚清就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当我们的文化领先时，长安、北京是世界的中心；当我们的文化落后时，纽约的时报广场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风水轮流转，有什么稀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步的时代，怎么可能孤立而封闭地存在？我们民族在19世纪中叶，由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因此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为远东一个边缘的“乡巴佬”国家，这固然不幸之至，然而，也要看到，我们并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亡种亡国，支离破碎的大好河山虽然残缺，但尚有大致的模样，我们并没被完全打倒。最重要的是，我们毕竟在血淋淋的拳击比赛中终于学会了现代游戏的法则，逐步挺直了腰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想如果没有我国军民从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浴血奋战中一次次惨败下阵，没有全体国民面对列强瓜分和凌辱那痛彻心肺的痛，这个“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民族会愤然而起，“我以我血荐轩辕”，终于打响武昌首义的枪声，最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开启20世纪中华民族不断进步自强的光辉吗？
　　我们所付出的不过是国家与民族进步图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看穿了晚清的血泪，才真正感知到我族今日之辉煌。旧闻新读，往事如烟，我们不妨从兴衰成败与功过是非的纷争中超脱出来，沏杯香茶，找个舒适地方，心平气和地读读、想想。毕竟，痛苦已过，国家与民族已渐入佳境，伟大而光明的前程已在足下。
　　

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1）
1854年4月20日
　　摘自《北华捷报》1854年1月28日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公告
　　谨告在华美国商人：
　　签名于此的金能亨副领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他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获得指令：鉴于目前的形势，只要清国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港口而无需交纳海关税，那么，美国船只也只需在出发港提交文件，而无需出具清国的海关结关证明。
　　清国海关对于其他国家船只实施的规定，同时也适用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这是基于最惠国所享有“利益均沾”的原则，而美国公民的这一权利是由美国与清国签订协议（《望厦条约》）中的第二条所规定的。
　　（签名）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美国驻上海副领事
　　1854年1月20日
　　根据美国驻华领事于本月20日发布的重要“告示”①，对于美国船只，上海现在成为自由港。如果各国都遵循这一先例，上海对悬挂“其他各国国旗”的船只当然也是自由港。现在，我们将对困扰多时的税收问题做一个历史的回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我们的商人利益攸关，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呼吁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9月7日起义发生时，清国政府在这里的行政权力一分为四。当我们的商人想要借此机会，将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欢”之中时，英国和美国领事却站出来，要求以“白银或是期票”来完付关税，作为船只离港的惟一条件。
　　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一国政府由于其所承受的不幸而无力行使权利，远不是其他国家忽视该国权利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国家因此而获利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其他国家显示他们诚信的时刻。”而美国领事则毫不掩饰地用最直接的语言告诉他的国人，条约上规定的纳税义务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条约存在，它就有效”。
　　毫无疑问，两位领事都是尽责行事。然而，这二位都做得不对。领事们错用了他们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实上，一个政府的软弱是它自己的错。如果一个政府变得软弱，以致于无法行使它的行政职能，那么，“它的权利”与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英国领事完全遵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对待虚弱的清国政府，而美国领事的论据则颇有争议。因为依据条约的纳税义务，并不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是完全依据清国一方履行其义务的情况而定，它是在一定前提下生效的。但英美两国商人必须依照本国政府的规定行事，当美国人为他们领事颁布的法令而争论时，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关于遵守条约义务的道德说教。
　　最初，英美政府都遵循共同的立场。但是，当清国的道台①在舰队和军队支持下重返上海，力图继续履行他过去的职责时，领事们改变了他们先前的立场。
　　为了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我们在此要说明的是，当爽官①重回上海道任上时，他的目的是要在外国人所占的租界中重建海关，但他未能办成这件事，因为他在租界里没有足够的兵队来保护他免受起义者（小刀会起义）的冲击。考虑到租界可能成为官民爆发流血冲突的战场，生活在这里的人生命财产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道台的行为被制止了。
　　此乃问题要害所在，并由此引出有关保障或反对外国人权利的许多争论，道台大人和他的施政目标因而受阻。我们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有必要简单指出，外国人认为他们在租界有正当的自卫权力。他们确信，不论清国交战双方是否有意愿保障租界的安全，而实际上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来实施这种保护。于是，他们决定将所有有武装的清国人都阻挡在租界以外。
　　吴健彰不能建立陆上海关，即将目光转向水上，试图在停泊于外国船只之间的“羚羊”号上建立清国海关。然而，如同反对他在岸上建立一个有武装的海关一样，也有同样的势力反对他在船上建立海关。“羚羊”号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船只当成危险邻居赶走了。这位不幸的道台大人四处碰壁，智穷力竭，不知所措。这段时间，道台与外国政府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通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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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2）
我们首先提到的是道台大人与英国领事罗伯逊在去年10月10日至18日期间的通信（全文刊登于《北华捷报》10月22日，第169号）。吴健彰宣称他奉命回到上海，将依据老规则征收关税，要求领事“授权予他”。英国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清国收复上海，重建海关，否则免谈关税。
　　于是，吴健彰要求偿还所欠关税，并要求英国领事向其国人明示，领事是代表上海道台，即清国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英国领事向吴道台通告了“暂行条例”，并再次通告他：“须俟清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视事之日”，即海关重建后，领事才会与他就征收关税事交换意见。
　　吴道台断然下令，要求收回所欠税收，并要求各国遵守原来的征税规则。他明确表示，如果各国不遵守，清国的钦差大臣将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恢复从“外国商人”处征收全额关税，不许丝毫拖欠。罗伯逊领事的反驳可简单归结为一句话，即清国政府如此作为“将立即被视为敌意和侵犯”，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是“帝国利益的灾难”！这一表态很有效，事态暂时平息了。
　　与美国当局的沟通情况，更令吴健彰满意。清国钦差大臣可能事先告知美国驻清公使（他当时在上海），吴健彰已获得朝廷的授权，奉命重操旧业。吴道台的行政权力迅即被美方承认，尽管吴健彰被告知，关税欠款的偿还需满足某些条件。美方同意，一旦吴道台指定一个地点，让清国官员能开征关税，他们就做好完税准备。
　　美国领事在延迟了两至三周后，于去年10月24日向吴道台发出一封重要信函，要求知晓吴道台的行政衙门设在何处，并同时知会清国方面，在租界实行的《暂行条例》只是为了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美方绝对无意认为，当清国官员无法行使海关职能时，美国政府可以负责征收美国船只所应交纳的关税。现在，紧急状态结束，道台阁下在此，而且他有足够的兵力足以保障安全，因此，《暂行条例》将于三天后失效。而在这三天时间过去前，道台必须确定衙门地点。
　　在这个压力下，吴健彰最后宣布，开征关税的地点选在停泊在租界外的两艘清国兵船上。美国商人在规定的时限内获得通报。去年10月28日早晨，《暂行条例》失效。此后，美国公使于11月1日启程前往香港。
　　10月26日，道台再次致函罗伯逊，称依据清国钦差大臣的命令，大清浮动海关已经建立，要求“照章办事”。他于11月2日被告知，此事需提交英国女皇驻香港的全权代表审定。不久后，他获得答复（查阅《北华捷报》12月3日，第175号），大意是此事已呈报伦敦寻求指示。香港总督并通过英国领事通知吴道台，直到伦敦下达命令，或是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正式海关来处理关务，“否则，我不认为我可以认同他向英国公民征收关税。”这就解决了浮动海关问题，至少，英国官方这样认为。
　　此前，法国领事伊担（参阅《北华捷报》11月12日，第172号）也已拒绝承认浮动海关，并告知这位“尊贵的道台阁下”，除非清国在上海建立一个规范的、有能力切实履行条约各项条款的海关之前，否则法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港口，勿需交纳任何关税。
　　其他国家的领事也都拒绝承认这个海关，于是这些税收船成为专门征收美国船只关税的机构。如果允许这一状态持续下去，就显得令人吃惊和滑稽可笑了。那些对美国驻华公使的性格有深刻了解的人肯定地说，他不久就会做出决定，而这一举措绝不会是倒退。他们猜对了，一份有纪念价值的“告示”就这样诞生了。它宣布，只要清国政府无法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收取关税，那么上海同样也是美国船只的自由港。
　　这一命令是本月20日颁布的，并被立即执行。次日，刚装完一船茶叶准备运往纽约的“奥奈达”号就收到了美国驻华领馆出具的证明领事规费已付讫的简单公文。
　　毫无疑问，对此事的功过争论很多，观点各异。美国政府对清国的政策一开始完全依据友好条约的规定而行。的确，美国当局被指责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在吴健彰道台处于危险境地时将其当成朋友，在他重返上海时立即承认他的行政权力，而且美国公使也表示：“美国政府愿意为清国当局的行政权得以正当行使提供方便。”但是，如果道台大人幻想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孤独地支持清国政府令人难以忍受的软弱，那么很遗憾，他就误会他的美国朋友了。
　　

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3）
10月24日，吴道台被明确告知，“暂行条例”将从该月28日起失效，他必须做好准备，自行处理关税。吴道台应该理解到，“暂行条例”只是在突发的紧急状态下，英美当局采取的一种友好行为，但它并非条约规定的义务。
　　各国不再继续代管清国海关后，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接手此事。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并承认了清国新的海关税则。现在，他们只是严格遵守条约，由吴道台对所有外国船只实施管理权，或接受失职的后果。美国公使在给予道台足够时间后，发现他什么事情也没完成，于是做出公正决定，命令颁布上述“告示”。清国政府必须承担因其无能而导致的后果。当一国政府缺乏实施权力的核心要素、无法履行其义务时，即无法同等而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或对之“行使权力”时，那些“权力”也就有必要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
　　10月，有一艘奥地利商船进港，装卸完货物后启锚离开。这艘商船既没有申报也没有结税，逃避了所有的海关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