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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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
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
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
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
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
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
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
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
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
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
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
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
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
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
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
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
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
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
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
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
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
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
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
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
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
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
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
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
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
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
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
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
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
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
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
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
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
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
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
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
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
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
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
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
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
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
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
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
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
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
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
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
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
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
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
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
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
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
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
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
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
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
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
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
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
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
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
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
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
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
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
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
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
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
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
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
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
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
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
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
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
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
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
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
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
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
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
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
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
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
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
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
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
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
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
朝方得改正。
　　　　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
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
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
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
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
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
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
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
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
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
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
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
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
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
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
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
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
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
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
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
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
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
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
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
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
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
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
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
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
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
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
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
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
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
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
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
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
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
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
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
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
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
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
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
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
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
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
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
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
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
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
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
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
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
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
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
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
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
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
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
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
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
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
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
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
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
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
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
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
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
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
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
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
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
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
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
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
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
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
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
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
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
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
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
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
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
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
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
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
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
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
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
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
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
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
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
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
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
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
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
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
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
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
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
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
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
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
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
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
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
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
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
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
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
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