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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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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
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
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
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
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
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
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
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
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
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
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
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
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
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
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
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
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
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
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
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
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
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
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
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
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
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
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
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
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
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
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
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
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
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
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
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
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
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
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
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
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
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
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
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
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
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
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
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
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
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
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
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
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
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
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
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
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
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
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
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
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
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
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
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
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
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
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
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
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
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
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
“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
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
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前言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
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
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
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
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
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
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
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
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
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
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
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
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
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
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
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
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
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
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
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
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
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
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
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
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
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
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
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
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
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
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
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
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
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
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
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
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
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
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
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
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
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
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
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
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
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
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
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
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
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
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
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
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
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
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
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
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
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战败之影响：图存
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
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
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
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
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
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
—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
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
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
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
s）签字时仍无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几十年内，我们也仍无从了解在我眼前的暴力
与动乱也还是这长期而惨痛奋斗之一部；这种斗争上溯至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林则
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庞大运动的恢弘范围。
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
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
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
割让。所谓“新界”（New 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
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7年
满期，也是刻下预定全部地区归还的日期。北京已保证让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后50
年内不更变现有经济体系及法律制度。
这政权所标示的“一国两制”如何在将来施行尚待揭晓，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
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农业管制之方式更换而为商业管制之方
式。问题复杂。粗率看来．当一切趋于稳定之际，即国家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
定义都可能因着中国而改变它们习惯上的面具。很明显的，中英处置香港的妥协方
案算是得体，乃是因为它处理这问题时将之视作后面一个更大问题之一部。当中有
地理与文化之影响，而不仅经济与政治。
英法联军
本书之叙述，尚要回到19世纪之中期。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和约将中国
之商业开放，可是商业有赖于双方自愿的和积极的参与。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
僚的鼓励对外来者采取敌视态度，又当如何处置？假使中国商人与外商订约，却又
违约而逃赴内地，不在领事职掌之内，又如何处置？外商如何抗议，要是他们照规
定关税付税，内地的官吏却在同货品上科以昂贵的转口税？关于鸦片贸易，问题更
多。1842年和约始终没有提及鸦片。是否今后其贸易可公开？抑或中国禁烟的法律
依旧有效？简概说来，“条约之系统”如果要有实际效率，各通商国家理应在北京
设立公使馆驻留永久代表，中国内地应开放外商来往，转口税应有节制，若鸦片贸
易已开放，应当明白承认其为合法。1856年有了一个新机会提出以上各种要求。中
法和中美条约签署于1844年，内中有12年后可以修订的文句。英国人则根据最惠国
的待遇，如果法国和美国提出修约，他们当然也可以坐享其成。
自1854年，三国的外交官及海军军官即已在中国海岸南北来往，企图得到中国
的反应而有成果。中国官员之中以广州总督叶名琛最为执拗。广州市民也曾在前后
数年抗拒英人入城。更使问题恶化的是新皇帝威丰（本名奕裕�1850—1861在位）
极端仇外。这种情形促使两个欧洲国家再度用兵，此次的军事行动有些历史家称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艘中国的船只在香港注册，悬英旗。叶名琛的兵士登轮将英旗拆下，这就给
英人以用兵之借口。不久法国也参加，其缘由则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
员杀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印度兵士的叛变（Sepoy Mutiny）将这联
合行动迟缓一段时候。可是英法部队一度集结，他们在1857年最后几天毫不费力攻
占广州。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广州在战争期间受英人治理3年。
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
在近距离观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
括4种条约。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
％，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据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
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
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
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
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
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
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
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
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
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
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
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
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
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
（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
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
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太平天国
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
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
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
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
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
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
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
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
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
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
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
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
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
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
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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