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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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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再一次望着她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临走的时候她还一再对母亲说，拿到工钱后，她一准儿马上给母亲送过来！
可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禁不住落下了眼泪。到哪儿去找活儿干呀？到哪儿去给母亲找钱呀？但情急之下，已经对母亲把话说出来了，她被自己逼上了悬崖，无路可退。这时候，她才想到了卖身这个最不得已的事由来。在那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了以前曾经在小报上看过的对北京八大胡同的介绍，她想去那里，大同的人谁也看不见，自己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虽然，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作为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身体能够卖点儿钱，她还能够有什么出路呢？
回到家里，她发愁该怎么对丈夫说这件事。一路上，她都在发愁，好端端的，去北京的八大胡同当一个妓女，但凡有点儿血性的男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女人这么干的呀。可是，她没有想到，当她吞吞吐吐地把这事说出了口，丈夫竟然点头同意了。这让她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丈夫，好像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似的。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忽然蒙头大哭起来，那哭声打雷似的，让她一时不知所措，非常害怕。丈夫对她说：找条活路吧，我知道我是快不行的人了，就别再牵累你了。临死再搭个垫背的！她抱着丈夫说：别这样说，我把钱挣了来，你的病就有钱去治了，我还会回来的。夫妻两人哭成一团，哭成了泪人，就跟生离死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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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2）
素兰不是被人所逼，而是被生活所逼，走进了八大胡同。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如素兰一样的女人。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仅仅从现在的道德意义上来评判素兰，显然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无比绝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呢？比起人的生命来，作为人的尊严最外化的脸面，已经显得是那么不值钱了。这是女人从事的一种最古老的职业，我们可以指责这种职业的万恶不赦，却不应该从简单的道德意义上，居高临下指责这样的一个女人。
素兰进的是八大胡同里的双凤院，老板先给了她350法币，我现在算不出来，这350法币折合人民币，到底值多少钱，在当时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区区350法币，就把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转变了，素兰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拿着这350法币，订了三年的合同，素兰当了一名“使钱压账的”。这种妓女，就是如素兰一样先使用妓院老板一部分钱，还清债务后再恢复自己的人身自由。很多这样的妓女，合同满了，债务还清了，但已经没有归家的路可走了。有的是没脸回家见人，有的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习惯了，不愿意再回去受苦受累，便当上了“自混的”。这种妓女，自己在外面有房子住，甚至有家有孩子，到妓院来卖身赚钱，和老板分成，来去自由，好像到妓院定时定点来上班似的。不知道素兰以后的命运是什么，三年合同期满，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经痊愈，她回家和丈夫、母亲团聚？还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病逝双亡，无家可归的她，只好当了一名“自混的”？谁也无法预料了。但可以想象的是，无论哪一种日子都不好过。走进八大胡同，即使有幸能够跳出火坑，脸上也像被火烙铁烙上了红字一般，一生无法抹去呀。
英子的父亲是个木匠，有一门手艺，艺不压身，一家子的日子应该是不错的。英子有一个姐姐，几年前嫁到了北京城，是全家人的骄傲。那时候，谁家里在北京有个亲戚，就跟和皇宫里拉近了似的，透着和别人不一样。谁想到，父亲突然病故，顷刻之间，全家的顶梁柱塌了，母亲无力养活自己和英子，只好投奔姐姐家。好几年没有见姐姐了，母亲带着英子坐上火车，心里充满阔别重逢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一点儿希望。她们娘儿俩从来没有到过北京，姐姐刚来北京的时候，曾经提出让她们娘儿俩来北京看看，那时，父亲的活儿忙，英子上学，都需要母亲一人拳打脚踢地去照料，一时抽不出时间。后来，姐姐忙，也就不提这事了。现在，她们娘儿俩突然就闯来了，不知姐姐会怎样高兴和意外呢。
英子和母亲按照以前姐姐来信的信封上留下的地址，找到姐姐的住所时，姐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亏了好心的邻居，告诉她们娘儿俩姐姐的新址。但是，当她们娘儿俩在前门大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找到这新地方时，才知道姐夫已经去世好长一段时间了。姐姐不想回家，因为在家乡的人们看来，她能够嫁到北京来，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情。她不愿意打破家乡人们给自己头上笼罩着的那一抹光环，她也不愿意回家让自己的家人失望，或多一个累赘。为了可怜的一点儿虚荣和自尊，偌大的北京城，没有给她一个外乡人多少选择，她走的是和素兰一样的道路，自己把自己卖到了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当了一名“自混的”妓女。
阔别重逢，没有显出多少欢乐，倒是多了姐姐的乡愁，勾起母亲心头对往事的回忆，一时娘儿仨泪水涟涟，一宿都没有睡着。
日复一日，日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地过着。开始，英子和母亲只知道姐夫去世了，却都不知道姐姐的秘密，特别是姐夫去世以后姐姐靠什么活着。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姐姐总是一袭款款旗袍，夜夜浓妆艳抹地出门，而且常常是夜不归宿，甚至在来例假“倒霉”的日子里，也常常如此，有时会弄得旗袍脏兮兮地回来，英子没有发现什么，母亲眼尖，一眼就看了出来，不免侧目。当母亲终于知道了姐姐是一个妓女时，一下子气得昏死了过去，然后是卧病不起，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死的时候，望着她们姐俩，没有合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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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3）
对于发生得这样快又这样意外的一切，英子实在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姐姐请一位琴师来到家中，对英子说是请琴师来教她学戏，将来好有个事由，混碗饭吃。琴师看看她，说她长得不错，又让她随便哼哼两句，说她的嗓子也还不错，是块唱戏的料，便当场收下她做了徒弟。英子想，这样也好，如今父母双亡，自己总不能赖在姐姐这里一辈子。如果真的能唱戏，就是混不成四大名旦似的名角，起码可以混一碗饭吃，自己养活自己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跟着琴师学了一段时间的戏，刚刚可以唱上几句的时候，就被很快地卖给了一家叫做星辉阁的妓院。这是一家一等妓院，在韩家潭胡同里。琴师看中了她年轻又有几分姿色，又可以唱上两句，把她卖了个大价钱。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居然可以对妹妹下得了如此毒手。
在八大胡同，星辉阁是很有名的，这里有一等妓院里常设的凤冠霞帔一般的床笫，明亮的大穿衣镜，以及装有骨质麻将牌的锦缎盒子、大烟枪、烟灯、烟盘，除此之外，它里面还暗设密室。在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在别的妓院里少见的气派堂皇的名人字画，字画的后面，就藏着一扇通往密室的暗门。常常有一些达官贵人来此风流，他们一般不从热闹的大栅栏那边来，那样太扎眼，他们一般会走珠市口西大街，穿过胭脂胡同，到百顺胡同，一拐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韩家潭。如果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可以立刻从暗室里消失，遮挡别人的耳目。
英子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妓女生涯，那时候，她仅仅17岁。她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达官贵人。她要为他们唱戏唱小曲，还要为他们的风流出卖身体。狠心的姐姐在这样对待英子之后，还要英子感谢她，说自己给英子找了一个多么好的人家。
应该再说说一位叫做玉霞的女人，她16岁的时候，以400块大洋的身价，卖给了八大胡同的恶霸段桂舫。和英子一样，开始也说是学戏，其实就是当妓女，她比英子的命运还要悲惨，老板强迫她接客，昼夜不断，一天竟然要接客二三十次。弄得她饭都顾不上吃，有时裤子都提不上。来了月经，也得被迫接客，有人告诉我，据说这样叫做“梅花红”，可以和黄酒“女儿红”的味道相媲美。最后，玉霞得了一种倒月经病，下边不来，月经居然从鼻中喷出，真是让人惨不忍睹。17岁那年，玉霞实在痛不欲生，吞大烟泡自杀，幸亏被人发现，立刻灌碱水，送到市里医院抢救，才留下来一条性命。
我在查看八大胡同民国时期档案的时候，发现那时北方班的妓女，主要来自北平、天津和河北地区，来自山西的并不多，主要是大同人（大同人来京为妓，似乎有历史，明朝著名的红妓苏三即玉堂春，就是大同人）。因此，档案上为数不多的来自山西大同的妓女，很明显地都凸现在眼前，只是在那些名字中间我没有找到叫英子和素兰的。我想，也许她们一到北京就改掉了真实的姓名，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名字并不说明问题。每每看到“山西大同”的字样，我就恍然觉得，似乎有她们的身影跳跃在那些陌生的名字中间，并和这些大同姐妹们的名字叠印在了一起。
我到过八大胡同多次，每次去的时候，除了陕西巷人多而显得有些喧嚣外，其他地方都非常的安静，特别是韩家潭，常常是从这头走到那尾，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有一天中午，我专门去找星辉阁的遗址，看见了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女人，穿着睡衣睡裤从一个院子里出来，急匆匆地去上公共厕所，恍惚间，以为是从星辉阁出来的英子。我心里暗想，那时候，英子应该也是这样的年龄吧？我不知道英子以后的命运如何，她熬到了新中国建立没有（有人说她熬到北京城解放，得到了共产党的搭救，获得了新生），如果真是这样，她和姐姐在解放以后重新相见，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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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4）
我也想起了命运比英子和素兰更悲惨的玉霞，走在这样安静的胡同里，如果不想起她们，会觉得这样安详的胡同，太有老北京的味道了，阳光缕缕地洒下来，温暖得如同轻柔的抚摸。可是，只要走到八大胡同，英子、素兰或玉霞的影子，总会不请自到，时不时地晃动在眼前，便总会觉得胡同里有些压抑，即使是温暖的阳光，也有几分凄迷。
玉霞也好，英子和素兰也罢，被迫卖到八大胡同的妓女越来越多，她们沁透在八大胡同里的泪水和血汗，让八大胡同变得和她们一样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惨不忍睹，越来越走上了穷途末路。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1）
写完上面一节，我的心里一下子很沉重。因为我忍不住想起了另一位我曾经认识的妓女，她和上述几位妓女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不大一样的是，我不知道上述的那几位妓女，是否活了下去，又活到了什么时候，而我认识的这位妓女却一直从民国活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应该说，她算是长寿的。
我是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后认识她的，那是七十年代的中期，她住在前门外的一条胡同里，那里离我小时候住过的大院很近，离八大胡同也不远。她曾经对我说过，自打北京城解放以后，她就一直住在这里，有好多街坊先后都搬了家，她还住在这里。她有一个什么亲戚，说是她的一个姨夫，住在杨梅竹斜街，住的时间可长了，解放以前就住在那里。那里离八大胡同就更近了。
老太太老是老了，但很瘦溜，一点儿不臃肿，个头不高，脸白白净净的，总像是扑上了一层粉似的。她很爱干净，什么时候见到她，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花白了，却也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手里，总爱攥着一条白手绢，洗得干干净净的。她还爱聊天，爱抽纸烟，如果你递给她一支烟卷，她就很容易在烟雾吞吐之中，情不自禁地和你聊起来，话茬子像流水似的，止都止不住，举手投足，都有那么一点儿前世的风情遗韵。
她和我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吐着烟圈，先告诉我以前她特别爱吸水烟袋。然后，她问我：知道什么叫水烟袋吗？我说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大院里有一家南方人，他家的老爷子爱吸那玩意儿，一种铜做的像壶一样的家伙，有一个长长弯弯的细嘴，壶里装着水，吸起来的时候，里面咕噜噜直响，就像闹肚子似的。她笑了，然后又对我说：我还抽过大烟吸过白面呢，这玩意儿你横是没见过吧？说完，她得意而顽皮地笑了，有点儿像小孩子。
她姓姜，一个很爽快的老太太。我和她才熟悉没有多久，她就告诉我她以前当过妓女，当然，她说得不是这么直白，但意思一听我就明白了。而且，她告诉我她就在八大胡同里面干过。
我之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建筑工人，一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她粗通文墨，还会写毛笔小楷，有时街道上写个什么告示或通知，她那个院子的街道积极分子（我们称之为“小脚侦缉队”），一般都会找她来写。她也不客气，拿起来就写，一挥而就，字写得满像那么一回事。还有好几次，我看见她丈夫从外面回来，买来了稻香村的细皮点心，或是新侨饭店里的牛角面包，都非常的讲究，而且都是她让丈夫专门为她买来当早点或夜宵的。这些事情都让我很好奇，觉得她不像是个家庭妇女，所以我才问起这个问题：解放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反问我：你看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没等我猜，她自己先告诉了我答案，我很吃惊，没有想到她这样快人快语。
当时我紧接着问她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您文化大革命怎么过来的，没有挨斗吗？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准得问我这个，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我挨了一点儿斗，没怎么受大罪，这得归功于我们家当家的，他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你懂吧，那时候，就属工人阶级好使，最厉害！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人心大快。她才敢于这样直抒胸臆吧？
那时候，她大概60多岁的样子。我认识她没多久时，曾问她有多大年纪了，她摇摇头说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说户口本上不是写着您的出生年月吗？她还是摇头，对我说：那也不准，和老姜结婚时登记户口本，派出所的警察问我哪一年出生的，我随口说了句是属兔的，他就那么算算填上了。我也替她算了算，她大概是1910年前出生的。她告诉我见过清朝的大龙旗嘛，但这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别看她对自己的出生年月记不大清楚，但当年许多往事，她可是记忆犹新。她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赛金花，好像她和赛金花认识一样，很熟络。但我算算，她比赛金花的年龄要小得多，应该和小凤仙差不多大，但她很少说起过小凤仙，总是提起赛金花。就是她告诉我：当年有风水先生告诉赛金花，陕西巷有一处房子，形状像是乌龟，最适合开设妓院，撺掇赛金花买下，买下了将来准赚钱。然后，她问我：你知道那房子在哪儿吗？还是没容我猜，她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就是陕西巷旅馆，原来叫做赛琼林，是家大菜馆。当时，赛金花听了风水先生的话，买下房开了班子，果然大赚其钱，一天就能够净赚一个大元宝呢。这件事，她对我说过好几次，每次说完，她都看着我笑说：那时候，我要是有钱就好了，我买下这个乌龟房子多好！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2）
后来我知道，她也在那里干过。不过，她到那里的时候，赛金花早已经住进居仁里去了。
她的身世很复杂，她告诉我她是广东人，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了上海，从上海又被卖到天津。但她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不出一点儿南方口音来。她曾经对我说，从上海坐船到天津时，是被塞进货舱里的，差点儿没把她憋死。那经历让她怎么也忘不了。到了天津，她住在江岔胡同，那里靠着海河，好多妓院集中在那儿，她问我：你知道不知道，赛金花当时也在那里开过张？我说我不知道，但江岔胡同我到天津的时候好像去过。然后，她说她在江岔胡同的时候，那里和小白楼、滨江道一样热闹，比北京好的是，那里吃鱼方便，中秋节前后，吃螃蟹也便宜，而且个个是顶盖儿肥！
我问她：您为什么被人家一卖再卖？
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遍，她都没有回答过，她只是瞪了瞪我，好像是说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但我实在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被一卖再卖的，我很好奇，只能够自己一再去猜想。当时正值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轰动一时，那也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为她构想着许多我能够想得出来的原因，比如，她的家境贫寒，她的父亲抽大烟破落，她的父母双亡，或者她是被“拍花子”拍走而后被拐卖，或者是她在人家当童养媳当丫头当填房，或者是她头一次被卖之后不驯服，甚至有过逃跑的行动。但是，我始终没有弄清楚。
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业余时间学习写小说，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和她聊天时，我喜滋滋地说起了这件事。她说了句：早知道你喜欢鼓捣这玩意儿。随后就问了我一个文学的问题。当时我很吃惊，心里暗想这个老太太居然也懂得文学？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身和背景呀？
她问我：你看过老早年间有本叫做《一缕麻》的小说吗？
我说我没读过。
她说她也没读过，但她在上海的时候，看过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文明戏。
我替她算算，她在上海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看戏应该是民国之初的事情了。我让她给我讲讲这个《一缕麻》的故事，她摇摇头，说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讲一个有点儿文化的年轻女子，被父亲包办婚姻，不得已嫁给了一个弱智儿，那女子心里十分不满，迫于压力，又不敢反抗父亲。但是，新婚之夜，她坚决不让丈夫近身。后来，她得了重病，是一种传染病，丈夫天天煎汤熬药没日没夜地侍候着她，她的病好了，丈夫却一病不起，最后死掉了。
讲完这个故事，她看了看我，我看了看她，似乎彼此都在观察对方，我发现她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但我敢肯定这个故事和她的身世有着某种联系。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猜透，但一些蛛丝马迹还是从这个故事中泄漏出来，就像暗屋里掀开的一角窗帘缝儿，光线和尘埃一起闪了进来，飞虫一样四下蠕动起来。也许，她跟故事里那个女子一样，才跳出一个火坑，又掉进了另一个火坑？
我很想顺藤摸瓜，那时我非常好奇，在这个姜老太太的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和那个过去的时代纠缠在一起，像不安分的小鸟一样，时不时地在今天和过去的生活中跳进跳出。尤其，后来她的年龄越发地大了，我明显地预感到她就要不久于人世，如果再不问明白，她有可能就把这些秘密都带到另一个世界里了。但是，她对我几乎讲述了她人生的全部故事，却始终没有讲述过她青春时代最关键的这一节故事。
那天，面对我的提问，她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她问我你知道这个《一缕麻》是谁写的吗？我还没有回答，她先告诉我了：是个叫包天笑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吧？你喜欢文学，肯定知道他的。我说这个我知道，包天笑是清末民初一个挺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好像是鸳鸯蝴蝶派吧？
她又问我：那你知道他在北京住在哪儿吗？我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马上很开心，好像小孩子玩捉迷藏一下子就抓到我一样开心，她对我说：我告诉你吧，那时候他就住在铁门胡同，铁门胡同，你肯定知道在哪儿的，就在菜市口的东边一点儿，路北就是。有一次，我还去过他家呢。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3）
记得那天我对她开玩笑地说：哪天我也写本小说，就写您，题目叫做《两缕麻》。
她一摆手笑着说：拉倒吧！还《两缕麻》呢，一团乱麻！
她家姜先生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是个扎嘴的闷葫芦，不大爱说话，家里的话似乎都让她说了。她和姜老爷子有一个儿子，长得不像她，像老爷子，是刚解放不久出生的，比我小两岁，在云南插队，和当地农民的女儿结婚生子后，留在当地，一直没有回来。他们老两口谁也不怎么提儿子的事情，但我知道，其实他们都想儿子，想让儿子调回北京来，一家子好团聚。大概在八十年代末，姜老爷子病逝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曾经从云南回来过一次，但料理完丧事，没过几天，就又都回云南了。我看得出，他们那个儿子，跟他们老两口的感情不大深，或者有着什么意见或隔阂。想想，也可以理解，一个妓女的儿子，如果是我，心里也会长满蒺藜一样，时刻扎得自己难受，别说是在以往特别讲究出身的政治时代里，就是现在也不是挂在自己身上光彩的纪念章呀。
姜老爷子一去世，儿子一走，我发现姜老太太的精气神儿大不如以前了，明显的风烛残年的感觉，显现在她的脸上。当时，我隐隐地担心，她大概也活不长了。有时，我会去看望她，和她聊天，只有聊天时，她还能够恢复一些元气似的，又回到了从前。但是，那时我搬了家，离她那儿很远了，去一趟不容易，去的次数明显少了。
有一天，我去她那里的时候，她对我说，让我去杨梅竹斜街一趟，帮她捎个信，找个人。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这样让我去传信是最快也最保险的一种方式了，这也说明老太太信任我，我很高兴，拿着信立刻拔脚就走。我知道她有一个姨夫住在杨梅竹斜街，以为是让我帮她找姨夫。到了那儿一找，不是她的什么姨夫，看见的是一个女人，比我大好几岁的样子。她看看我带去的信，谢了我，说了句：听我妈说起过你，还说：我在报上也看过你写的东西。然后，她不动声色地让我回去对老太太讲，她今晚就过去。
我回去把话告诉了老太太，这才知道，这女人是她的女儿，但不是跟建筑工人生的。是和谁生的，她又不说了。我后来仔细回想，看不出那女人哪一点像她，和她的那个儿子一样，都不像她，她的遗传基因，似乎很少传到她的下一代。从那个女人的年龄来看，肯定是她在八大胡同的时候生的，也就是说，生女儿的时候，她还在风尘之中，并未赎身，她得到解救，是解放初期的事情了，共产党封闭了八大胡同的妓院，她从了良，才嫁给了建筑工人。那么，她身处八大胡同的时候，怎么有的女儿，又怎么把女儿生下来的呢？女儿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像隐身人一样，就隐在女儿的身上了吗？解放以后，她和女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为了秘密，藏在老太太的心里。
人都有自己的一点儿秘密，是到死也不会说出来的，就让它埋在老太太的心里吧。
我不知道老太太找女儿为了什么事情，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不她不会找平常日子里一直都不怎么惊动的女儿。我也不知道她的女儿那天晚上过去找老太太，老太太都和她说了些什么。我只是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老太太怕是活不了太久了，是不是临终托付给女儿点儿什么？
但是，我的预感是错的，老太太又活了好几年，一直顽强地活到了九十年代，算是长寿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去看望过几次老太太，去的次数很少了，到现在我很后悔，也常常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来多看看她。我发现，老太太的晚年很凄凉，她倒是不愁吃不愁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分别给她一点儿钱，虽然不是大富，倒也足够她的花销了。最后的时刻，女儿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应该说到死她都没有受什么大罪。只是，她非常的孤独，我发现她最大的快乐和安慰，就是身边有个和她说话的人，听她叨唠那些陈年往事，那是她最喜欢唱的独角戏，常常是她一个人自吟自唱，不容我插嘴。她这一辈子最乐和的事情，除了抽烟，就是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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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4）
在老太太最后的日子里，她对我说的话常常颠三倒四，含混不清。我知道，这是人老的标志，我没见过她年轻时在上海在天津在北京八大胡同里的模样，我只能想象，从我最初认识她时60多岁的模样看，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坯子，我觉得比照片上看到过的赛金花和小凤仙都要好看些。她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在妓院那样一个晦暗的地方度过的，她的一生那么快就要走到了尽头。我有些替她伤感。
我曾经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她使劲儿地望望我，像是在安慰自己，也像是安慰我，说了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都是这样子的。
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已经和她很熟了，她也很信任我，愿意和我聊天，讲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讲她埋藏在心底的一些隐秘的事情，我猜想，这样的事情，恐怕她不会对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讲的。有时候，心底深处的一些话，是无法亲口对自己的孩子讲出来的，但可以对外人讲，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和顾忌，那可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脱。
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对我说起的两件事情，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听得我有些毛骨悚然。两件事情都和“鱼口”有关。
一件事情是，她在天津的时候，一个她接过的客人，长得倒挺面善的，干起事来却比谁都狠。他非要让她帮他往北京走私烟土，而且要她把烟土塞进“鱼口”里。她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鱼口”吗？我说不知道，她指指自己的下身，那时，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明白了，她指的是阴道，愣把烟土塞进阴道里，容易躲过检查，比较保险。这个客人真是够狠的了。她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客人和老鸨合伙干的生意。他们一起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干这样的事情，伤天害理不说，还让她感到屈辱。她告诉我，就是在那一次次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来走私烟土的时候，她下定了决心，再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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