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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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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独自一人，怦怦的心跳和着车轮撞击铁轨的隆隆声一起轰响，她越发伤心难耐，上一次坐在这里，即使情形紧迫，甚至性命攸关，身边还有蔡将军呀，如今，车上和窗外的一切熟悉景物，却要自己独自一人凄然面对，心里真的是痛如刀绞。她便下定决心吞安眠药片自杀。赶巧那天火车出了事故，颠簸摇晃的车厢，颠洒了她的药片，让她活到了天津。
或许是蔡将军让她不死吧，她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一说，她活到了1954年；一说，她活到了1976年。总之，她活到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一生跨越了几个朝代。
据说在天津，她先嫁给了一个奉系的师长，然后随夫来到了沈阳，日本统治时期，这位师长成了汉奸，她的命运随之起伏。1949年，解放前夕，她再次嫁人，嫁的是一位大她五岁的姓李的锅炉工（也有说是嫁给姓陈的一个厨师）。李年轻时曾经在张大帅府上做过事，那时，小凤仙常到张大帅府上看赵四小姐，李认识了她，便有了这样的一段姻缘。和李结婚时，小凤仙大约50开外。那时，李带着一个14岁的女儿，小凤仙很喜爱这个孩子，待她如自己亲生的一般。
小凤仙从此在沈阳一间破旧的平房里，过着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谁也不知道她的过去，她和蔡锷将军的往事，落花流水春去也，深深地埋在了往昔凋零的日子里，连她自己也快要忘却干净了。
生活是安定了，但日子过得却很艰难，小凤仙只好给一个姓张的干部家当保姆，自己给自己改名叫张洗非。这个名字改得颇具新时代的含义，她已经彻底和过去告别了，而且，她把自己的往事都看成了需要改正的“非”了，那么，燕青和李靖，以及她一生最爱的蔡大将军，都不再是英雄了；而她自己便只剩下了妓女一种身份，而羞于提起了。世事的变迁，能够让再坚硬的心水滴石穿，也能够让再细软的心磨出厚厚的老茧，沧桑的变化，让人心和是非跟着一起变幻无常。
1951年，小凤仙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梅兰芳带团到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演出，要路过沈阳。小凤仙就用张洗非这个名字给梅兰芳写了一封信，问候梅兰芳之后，问他是否还记得她（幸亏她在信后又写上了小凤仙的字样，要不梅兰芳真的不知道这个张洗非是何许人也），她希望能够在他经过沈阳的时候见他一面。梅兰芳收到信，非常吃惊，因为自从小凤仙离开北京，几十年来销声匿迹，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没想到她居然跑到了沈阳。梅兰芳对小凤仙十分敬重，他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人家豁得出性命和袁世凯干，而我们只能在舞台上唱唱戏。
晚境中红颜未老的小凤仙（2）
梅兰芳来到沈阳，住在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他约小凤仙见了一面。据说，那一天，小凤仙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锅炉工的女儿，一起去见梅兰芳。离开北京的八大胡同，她第一次向外人谈了自己的童年身世，自己和蔡锷将军的关系，当年又是如何潜逃到天津的。同时，她也向梅兰芳诉说了自己的难处。
我一直对小凤仙和梅兰芳这次会面很感兴趣。但是，留下的资料却这样的简单。我无法想象当时真实的情景。一个当代名伶，一个当代名妓，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曾经有过相似的低人一等的经历（在过去优伶和娼妓是一个地位的），而新中国建立之后，优伶的地位明显提高，娼妓却彻底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如果说过去，小凤仙和梅兰芳的地位相当，甚至因为她和蔡锷将军的那一段传奇而令人更高看一眼；那么现在，他们之间的地位，已经差出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小凤仙还要找梅兰芳呢？凭着她侠女一样的性格，她已经隐姓埋名那么多年，多少难熬的苦楚日子都过去了，她从未想过手心朝上求过人，为什么这一次要向梅兰芳求救呢？
我只能这样想，她一定是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
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她特意带着老李那个已经16岁的女儿。她一定是为了这个孩子啊，尽管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都会惊惊地一颤。小凤仙，一个过去的青楼女子，她的心却是怎样的啊。并不是除去巫山不是云，并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并不是所有的青楼女子都是一样污浊的人生污浊的心啊。
梅兰芳一定认真听完了她的讲述，而她的讲述一定是有节制的，而非一般女人“痛说革命家史”一般的哭哭啼啼和絮絮叨叨。梅兰芳认真地帮她找了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处长，这位处长正负责接待他。两个月后，这位处长帮助小凤仙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保健员（也有说是在政府机关的一家幼儿园工作，干一些负责发放儿童服装的轻松活儿），不管怎么说，她有了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她给梅兰芳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梅兰芳没有给她回信，倒不是不礼貌，而是有意在保护她，不愿意引起人们对她的注意，怕节外生枝。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小心不为过。关于小凤仙对他讲的一切，除了对身边的秘书许姬传讲过，梅兰芳没有对任何人提到一丝一毫。梅兰芳一生到死都为小凤仙恪守着秘密。
晚年的小凤仙，生活说不上多么幸福，却也说不上如何悲惨。一代名妓，从清朝活到民国，又从民国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如同一座桥，虽然算不上多么雄伟，却跨过了三道大河。
锅炉工去世之后，她和他的女儿一起生活。她爱喝酒（大概是在云吉班里和蔡锷将军一起开怀对饮时练出来的酒量），她爱听评书（这是在八大胡同里养成的习惯），她爱干净（这是她唯一可以保留的品性）。她有一个柳条箱，据说是当年住在八大胡同时，在前门大街的一家杂货店里买的，她就是带着这只柳条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八大胡同，离开了北京。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丢了许多东西，唯独留下了这只箱子，总带着它四下飘零。谁也不知道这只箱子里放着她什么样的宝贝，她从来也不拿出来给别人看。只是在偶然的时候，她会自己一个人，打开箱子，悄悄地看，看过去的岁月，看自己的青春，看一去不返的乱世传奇。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也许，只有这样偶然的灵光一闪，惊鸿一瞥，让她多少有些安慰，也引起她久久未有的感慨。她掀开了历史尘埋网封几乎被人忘却的一角，她掀开了自己含泪带笑神秘而苍凉的一隅。
有说她在政府机关（不管是保健员还是幼儿园职工）工作了刚刚一年多的时间，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1954年去世。据说死前她一直张着嘴想说话，却呼吸困难，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七天之后，才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她没有任何一个亲人，谁也不知道她最后想对什么人说些什么话，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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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境中红颜未老的小凤仙（3）
对她的出生年份历来说法不一，有说她生于1900年，也有说她生于1898年。如果是1954年去世，她活了大约不到60岁。
也有说她死于1976年。这该是一个奇迹，因为她居然熬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据说，那时候，锅炉工的孩子嫁了人，家中只剩下她孤独一人，一个好心的邻居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照料她。有一天，她听广播，里面正说她和蔡锷将军的事情，开头，她有些茫然，觉得恍若隔世，不知今夕何年；渐渐地，一种“霓裳舞曲浑抛却，独自花间扫玉阶”的感觉袭上心头。光阴似箭，红颜已老，韶华难留，一晃到了珠落玉碎、蕙怨兰愁的地步，本来以为往事早都忘记，谁想却还是这样须眉毕现地突然和自己撞个满怀，她禁不住潸然泪下。邻居非常吃惊，忙走过来问她怎么了。离开北京的八大胡同半个多世纪了，她第一次情不自禁对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指着戏匣子说：“那里面说的就是我的事情啊！”然后，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对邻居说：“你一定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对外人说啊！”那邻居早在那里惊呆了，望望她和戏匣子，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只是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据说，她是在上公共厕所的时候，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并没有遭什么罪。那个公共厕所就在她自己家旁。
如果是1976年去世，她活了70多岁。我国传统讲究五福，即寿、富、康、德和善终，她的一生虽然算不上富贵、健康，也说不上长寿，起码占着其中的德和善终两样。对比她的那些沦落风尘的姐妹们，她应该算是福气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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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1）
如果说赛金花和小凤仙分别代表着清末和民初的八大胡同的话，她们艳名高涨的时候，也就是八大胡同两个鼎盛辉煌的时期。她们两位相继离开了八大胡同之后，也就是八大胡同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特别是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到南京之后，北京改名为北平，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经济日益不景气，八大胡同跟着一起更加不景气。不少头等二等的妓院也随之南迁或转移到别的城市，有统计数字说明，自1929年开始，北平的妓女总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不是说北平的风气好转，而是说明作为北平红灯区之重镇，八大胡同颓势难挽，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带着部队从北平撤退，北平沦陷，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北平，更是民不聊生，八大胡同便彻底走进了低谷。日本人也曾经插足八大胡同，想利用八大胡同以前的基础发财，并为日本人提供性服务，他们和朝鲜浪人在那里相继开设过几家妓院和大烟馆、白面馆（在百顺胡同西口的尚元膏花烟馆，二层小楼，建得相当结实，到现在还保存着，被涂抹成一身青灰色，成为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标本）。但是，八大胡同的元气大伤，脉象孱弱，已经很难恢复当初的繁华景象了。
话是这么说，八大胡同虽苟延残喘，却也是驴死不倒架，依然顽固保持着原有的规模和架势。一个地区，和一片林子一样，是随着日子一起渐渐由幼苗长大起来的，枯死了几棵树，或伐倒了几棵树，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就把以往积累下来的所有日子都连根拔去。北京人，即使穷到了快揭不开锅的时候，只能吃窝窝头就咸菜了，也得把窝头底下的眼儿用手指头捅圆，也得把咸菜切得跟头发丝似的细，最后还得往上面撒点儿芝麻粒儿和香油滴儿。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也有那么一批吃凉不管酸的主儿，照样秉承着上一代的浪荡遗风，逛窑子不误。
而那些北上的南方人，慕名到八大胡同一逛的，更大有人在。闻名而来的名人也有不少，民国时期，号称新感觉派小说的领军人物刘呐鸥在他的日记中，便曾记载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八大胡同时的情景，见到的是一个如同木偶一样尚未破身的雏妓：“十七岁的女子，怎一点色欲和粉眼都没有，只是同孩子们玩，真可怜。”
八大胡同，比八达岭长城还要出名，成为了北京城的一个不可不逛的景点。因此，那时候，在前门火车站或者各大旅店门口，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南方客人走出来，冲着三轮车夫招招手，三轮车夫把车拉过来，请他们坐上后问：“这位先生，您是准备到哪儿去呀？”不少人会把手一挥说道：“八大胡同！”
于是，大门上挂着乳白色汽灯，灯上写着红漆店名，门框上挂着黄铜牌子的清吟小班；窗户上挂着“茶室”字样的二等妓院和等而下的下处，照样时常有人从门下钻进钻出，照样彻夜灯火闪烁，照样笙歌不断，笑声不断，麻将声不断。什么树长什么虫，什么人找什么地儿，都是在理的。这些嫖客们凭着嗅觉，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八大胡同。
民国时《京华春梦录》书中提到八大胡同时这样写道：“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径小巷，地势鲜宜。韩家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为北妓根据地，鸿沟截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麇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浓丽，趣旨迥殊。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客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矣。”
你看，在这里，他们还在细分八大胡同里南妓和北妓之地理分布呢，而那些妓女，不分南北，照样讲究趣旨，浓妆艳抹，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劲头。因此，八大胡同真的是一面镜子，到什么时候，都能够照出世态人心来。旧中国，有这样一个八大胡同，像是一支温度计，能够量出那个时代的体温来。
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2）
在民国时期的竹枝词里，更常常看到比这还不要脸的面孔来——
茶楼酒肆近娼寮，都在繁华巷几条。
车马如云人似酒，果真夜夜是元宵。
八大胡同客尚醒，醉生梦死任人评。
谁家狎客常居此，公子王孙数不清。
龙旗落下五色飘，日本来了乐未消。
官衙公馆常不在，若寻需过前门桥。
那时前门楼子以南，也就是现在的五牌楼以北，有一条护城河，河上有一座玉带桥，第三首诗中说的“前门桥”，就是这座桥，过了桥，离八大胡同就不远了。第一首诗中说的“巷几条”，指的是紧靠大栅栏的廊房那几条胡同，和它们一步之遥就是八大胡同，所以说它“近娼寮”。看这几首诗，就可以看出那些人的心态，八大胡同是这些人暂时忘记时代回避现实的销魂之处，成为了麻痹心灵和消愁发泄之处。
难怪据说那时有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我猜想他的名字是演绎出来的，因“六庚”和“六更”音近），他每天一清早到八大胡同里，沿着那些条胡同，专门打六更锣，有意吵醒那里还在昏睡的人们。他一边敲着锣一边大声地喊：“你们这帮青年还不醒醒吗？还在这儿寻欢作乐？国家都快要完蛋了呀……”据说，这个人后来精神失常，孤愤地死去了。现在走在八大胡同里的时候，偶尔我会想起他，总觉得他就像八大胡同里的焦大，骂着这帮不争气的年轻人，也骂着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如同一出大戏，他似乎是必定要出现的一个角色，虽然和八大胡同里那些身为主角的青楼艳色不同，他只是一闪而过，只有几句台词，但却必定要出场，而且一定要在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出场。他的出场，是一种象征，八大胡同这出从清朝开始兴盛并绵延的大戏，快要落幕了。他不是拉幕人，但他声嘶力竭的喊叫声，提醒着正麻木得打盹甚至昏昏欲睡的人们。
那个时期，八大胡同越是破落得如同坐上了冰车，遏制不住地一个劲儿下滑，一些北京人就越发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萎靡地唱起后庭花。有时真的让人忍不住要想，缺少了赛金花和小凤仙的时代，不仅缺少了蔡锷和瓦德西，连嫖客们都如黄鼠狼下的仔，一代不如一代了，连同曾经风光一时的八大胡同，跟着一起丢了魂儿，像散了黄的鸡蛋似的，快要拾不起个儿来了，李六庚敲得再响的锣声，也惊醒不了他们。
那个时期，战乱的幽灵始终没有消散，一个个这派那系的军阀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又来了，北京城是城头频换大王旗，再加上自然灾害纷起，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些人死抱着八大胡同，再怎么说，再怎么唱，都只是一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了。
由于贫寒的市民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无业游民和难民大量流落进北京，为了生活而被迫卖身的妇女，和为了性欲而寻求便宜的下等妓院的男人，同时成比例地增多。八大胡同里那些墙上雕刻着砖雕匾额、门上挂着牌子和灯笼的上等妓院，便越发寥落，而下等妓院甚至暗门子（暗娼），很快就蔓延出了八大胡同，往南越过了珠市口大街，到了离天桥很近的大森里、莲花阁、四圣庙、花枝胡同、赵锥子胡同一带。晚年的赛金花住的居仁里，就属于那一带。
那时候在山涧口和铺陈市胡同口，一清早常常站着一溜儿人，都是等待着卖苦力干活儿的壮汉们。如果找到了活路，干完了一天的活儿，手里拿到了一点儿滚着热汗的钱，他们一般会到小饭馆里喝点儿酒吃碗面，酒足饭饱之后，到天桥听听侯宝林的相声、梁益明的京戏、小白玉霜的落子，再有的消遣就是逛逛窑子了。而那些下等的窑子，便都在这附近，走不了几步，抬脚就到了，是专门为这些人设立的。
同时，这些下等的妓院也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般，继续往东蔓延到了金鱼池、蒲黄榆。那时有竹枝词说：金鱼池畔看婆娘，心急偏疑曲巷长。那些本地土娼，就是为满足这些贫苦的壮汉们而藏在金鱼池四周一些破旧低矮的房子里，饥寒交迫之中，几乎给几个子儿就行，不给钱，给个窝头都行，便宜得难以想象。那些土娼穷得可怜，那些房子几乎就是碎砖烂瓦搭起的屋子甚至只是苟且栖身的窝棚而已，门前常常只是挂一个肮脏得像块子布的破门帘，权且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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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3）
这样的局面，一直往东，蔓延到了东柳树井，然后再往东，到更为偏远的磁器口和栏杆市附近的黄花苑，算是彻底完成了它东进的目的和规划。黄花苑，又叫做黄河沿、黄花院和黄鹤楼。要是叫黄鹤楼，真是那时人们的黑色幽默，名字听着不错，其实却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窄胡同，清末民初才形成，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在《北平地名典》上，才有了胡同的名字。我想大概是和下等的妓寮出现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那些妓寮在这里遍地开花，让它渐渐地兴旺而为北京人所知。
它的位置在现在的两广大街的南侧，离红桥市场不太远，现已改名为新生巷，其时代的意义不言自明。那天，我专门去找它，找了老半天，跟我小时候从它那里走过时的印象，完全不一致，面目全非，当年没有见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出它昔日的模样了。当时它很偏很荒，已到了城市的边缘，再往南走，就是一片荒郊野外和乱坟岗子了。而现在，它的四周楼盘林立，气派恢宏，房价每平方米卖到一万块钱的高价，而它的南面，楼房早都漫出四环以外，别说让那时候住在这里的人们叹为观止，就是如我这样年龄的人，虽没有见过它在三四十年代的样子，毕竟见过它在建国初期的样子，面对它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燕都丛考》引当时《顺天时报丛谈》说：“黄河沿，现已改为黄花院，推源溯本，盖仍有河槽通运之意。现则矮屋一片，已为三四等妓女之娼寮，亦外城东偏之特别烟花窟。但地处偏僻，人物杂错，殊不若西城八大埠之有致也。” 它所说的八大埠，就是八大胡同，因在黄花苑之西，谓之西城。
住在这里的人家一般是一些小商小贩，卖个针头线脑、仨瓜两枣的，挣几个糊口饭钱而已，大概就像今天那些推着平板车出来卖货跟城管打游击的人。后来，住的人多了，又相继开出了南北三条小胡同。我想它地盘的扩大和繁荣，还是和妓院在这里登陆、而且很快形成了阵势有关。大概这里的房子相对比八大胡同和天桥一带便宜，跑到这里来开妓院的人增多，就跟得了传染病似的，最后在这弹丸之地竟然出现了14家三等妓院和13家四等妓院。现在想想，那么多的妓院，大概就跟现在杂乱的小街上拥挤着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发廊差不多。
有了这么多家妓院相继开张，这里的名气在北京突然大起来不说，还把附近其他生意也盘活了。最让人们看得清楚的是，黄花苑东西两个胡同口的小饭馆小酒馆和各种摊贩，多了起来，而且处处热气腾腾，香烟缭绕，生意都不错，每天晚上一直到半夜，电灯或煤气灯、火石灯都是亮着的，吆喝声都跟唱歌似的，喧哗声跟蛤蟆吵了坑似的。来这里光顾窑子的人增多，不是附近的小贩，就是拉三轮车的车夫，要不就是澡堂子里的小力巴儿，或火车货运站上扛大个儿的，如同现在的打工一族。干妓女这一行的，也都是本地的土娼，彼此都是穷苦人，手里没几个钱，半夜里饿的时候，一般都会到胡同口这些地方吃点儿东西，让这里的生意不能不好。
传统的笑贫不笑娼的心理，让住在这里的人（除了那些老鸨和地痞恶霸），和这些妓女街里街坊的，都还相处得关系不错，都是为了混碗饭吃，便相互帮衬着，让这块原来荒凉的地方，涌动着低贱却旺盛的生命力，萋萋野草似的，竟然也摇曳在北京南城的天空之下，一时成为了一种阵势。前几天，我听一个叫苏阳的年轻歌手，抱着一把吉他唱着一首民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因为正要写这一段，让我忍不住想起来黄花苑，我觉得苏阳的这首歌就像是为黄花苑唱的一样，那些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黄花苑的出现，从数量和质量上，虽然不能和八大胡同分庭抗礼，却成为了北京城那时候对八大胡同的一种补充，像是在一片大树丛的边上，长出的一片蘑菇地，供人们各取所需。从另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八大胡同的风光已经不再了，它不仅让黄花苑这样的三四等妓院分了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它已经无可奈何得如一个落水的人，让黄花苑这样的下九流抱着自己一起下坠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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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4）
根据《申报年鉴》公布的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民国时期，妓院和妓女最红火的时候，是在1913年到1918年——
妓院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家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总数
1913年 366 721 838 1368 257 3184
1914年 357 744 833 1467 256 3300
1915年 388 760 908 1535 288 3491
1916年 391 729 893 1580 298 3500
1917年 460 781 986 1814 308 3889
1918年 406 3880
这里的妓女仅是公娼，不包括私娼，这个时期的私娼的数量，一般是公娼数量的两倍左右，两项加起来，北京那时的妓女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人左右。根据当时的北京人口数据表明，那时候的公娼和居民比大约是1比200多；包括私娼在内的比是1比80左右；也就是说，在那时的北京城里，平均每80人里，如果刨去男人和儿童，每20名妇女里面，就会有一名妓女。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小了。
还是根据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从1929年起（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的妓女数量逐年下滑，到了建国前夕的1949年，妓院总数只剩下了224家，几乎少了一倍。而妓女总量也减少至1316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部分私娼），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可以看出，黄花苑的出现，并不是北京城红灯区的扩大和繁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一种回光返照，它亮起了北京红灯区的一盏红灯。八大胡同，因黄花苑的出现，而彻底地走进尾声。它的寿终正寝，落下帷幕，是早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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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1）
民国末期的八大胡同，确实和清末民初时已经大不一样了。迫于生存，它开始和黄花苑一般，也出现一些下等妓院，在朱家胡同的时升旅馆，在王广福斜街的广兴妓院，在小李纱帽胡同里的连升店、永生院，都是这样的三等四等妓院，而在庆云巷里的同春楼下处、小花园下处、荣春下处，在火神庙夹道（现在的青风巷）里的祥顺下处，都是一些四等妓寮，更是一个门紧挨着一个门。更不用说在王皮胡同和蔡家胡同里出现的一些更加等而下之的妓寮或暗门子了。
现在去那一带，虽然看见的景物十分破败，但是，除去房屋如老人一样老迈龙钟，以及一些后来搭建的拥挤不堪的小房外，其余的，和那时候相差不多，有的旧房门都还在，只是门上的漆皮斑驳脱落，皱纹纵横，布满点点的老年斑了，门在一开一关的时候，吱吱扭扭的笨重响声，沾满着尘土和油垢的味道，仿佛是过去日子含有一声声叹息的回声。虽然，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那段日子却仿佛依然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和着老房檐上长满在鱼鳞瓦间的那些狗尾巴草，一起瑟瑟地拂动在寂寥的风中。
那时候，妓女的成分和清末民初也大不一样了，为了生计，被迫自己投奔到八大胡同，以及根本不知情下被拐卖到八大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
素兰和英子，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她们都是山西大同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分别来到了八大胡同，素兰23岁，英子才17岁。
如果不是丈夫得了重病，苦于没钱医治，从医院的病床上回到家里，眼睁睁地没有一点儿办法，素兰断然不会走上这条路。她先去找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亲戚朋友，但她实在不能怪大家心狠不帮她，都是穷苦人，吃了上顿吃不成下顿的主儿，谁也拿不出那么大一笔医药费呀。没有办法，她回到娘家，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她希望父母能够疼疼自己，给自己一点儿救命的钱，只要丈夫的病好了，就可以干活儿了，就可以赚来钱，一切都能够周转开来。
可是，走进家门，她把已经拱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她看见母亲和自己的丈夫一样也病倒在床上，好多天了，母亲知道她丈夫已经病了，怕她着急，给她雪上加霜，一直瞒着她，没敢告诉她。做母亲的还不懂得女儿的心思吗？女儿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连着自己的肉啊，母亲知道她干什么来的，张着干瘪的嘴，却不知该对女儿说什么才好。女儿先开了口，堵住了母亲的嘴，说是知道母亲病了，特意来看看的，还一个劲儿地怪罪母亲，怎么一直不告诉自己。
母亲望着她，半信半疑，思忖着自己生病的消息一直对她封锁着，是谁把消息走漏的呢？她已经很难了，自己帮不了她，为什么还要给她添乱加堵呢？母亲支撑着身子坐起来，想对她说自己好多了，安慰她不碍事的，让她赶紧忙自己的事情去吧。她明白母亲的心思，再一次先开口堵住了母亲的嘴。她告诉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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