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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瘟疫报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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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
 468年,中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及安徽发生疫病,14—15万人死亡。
747—749年,君士坦丁堡瘟疫使该城瘫痪,瘟疫蔓延到卡拉布里亚、希腊和西西里,死亡20万人。
1097年9—12月,巴勒斯坦和埃及在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期发生瘟疫和饥荒,死亡10万人。
1348—1666年,在欧洲一直被称为“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1358年,山西及河北发生疫病,死亡人数超过20万。
1520年,墨西哥因西班牙人进入发生天花病,造成300余万人死亡,在此后的50年内,墨西哥因为天花又丧失了近2000万人。
1530年,土耳其发生严重斑疹伤寒传染病,死亡10万人。
154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因斑疹伤寒流行造成围攻该城的霍阿奇姆的帝国军队死亡3万人。
1545年,古巴发生斑疹伤寒传染病,死亡25万人。
1560年,巴西发生天花流行病,死亡数百万人。
1575—1577年,在当时的新大陆墨西哥高原发生斑疹伤寒大流行,死亡约200万人。
1600年,俄国发生饥荒和瘟疫,死亡50万人,另外在利沃尼亚还有3万人死亡。
1603—1604年,英格兰发生瘟疫,仅伦敦就死亡5万人。
1611年,君士坦丁堡大遭鼠疫之害,死亡20万人。
1630年,意大利文斯发生瘟疫,并向北蔓延到蒂罗尔,死亡50万人。
1664年,英格兰伦敦发生大瘟疫,为了制止传染,烧了三天大火来净化空气,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次传染病一直延续到1666年9月,共死亡10万人。
167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发生淋巴腺鼠疫,死亡40万人;法国里昂6万人死于淋巴腺鼠疫。
1711年,奥地利和德国流行淋巴腺鼠疫,死亡50万人。
1760年,叙利亚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阿贝马里蒂有记载的死亡人数就达10万。
1772—1855年,中国云南省有31个县、市流行鼠疫,万人死于该病。
1792年,埃及发生瘟疫,死亡80万人。
1799年,非洲因瘟疫流行死亡30万人。
1826—1837年,欧洲发生霍乱传染病,仅1831年就死亡90万人,共死亡数百万人。
1840—1862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20余年,死亡数百万人。
1847—1948年,英格兰伦敦因流行性感冒死亡万人;1851—1855年,因肺结核流行,一年内就5万人,共死亡25万人。
1856—1900年,中国云南全省有86个县流行鼠疫,共计死亡73万多人。
1863…1875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达10年之久,仅1866年东欧就死亡30多万人,死亡人口超过千万。
1884—1953年,中国福建57个县、市中有71万多人死于鼠疫。
1887—1919年,中国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
1889—1890年,世界发生流行性感冒,波及全球人口的40%,死亡千百万人。
1892—1899年,1923—1925年,第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死亡千百万人。
1903年1—8月,印度广大地区发生瘟疫,死亡60万人,其中旁遮普邦死亡13万人。1904—1905年,孟买及西北部各省和旁遮普邦发生瘟疫,平均每周死亡万人,有几周超过4万人,计死亡100万人。1906—1907年,印度瘟疫继续流行,死亡万人。
1908年,印度持续长时间的瘟疫开始趋于平息,死亡万人。
1910—1913年,中国和印度发生淋巴腺鼠疫,流行期间,死亡数百万人。
1914—1924年,俄国因饥荒和流行性感冒,死亡2000万人。
1915年,塞尔维亚流行斑疹伤寒,半年就死亡15万人。
1917年10月革命前后,俄国斑疹伤寒严重流行,约300万人死亡。,
1917—1919年,世界流行性感冒夺走了印度1300万、美洲50多万和非洲与欧洲无数人的生命,计死亡2500万人。
1921年印度霍乱流行,造成50万人死亡。同期发生淋巴腺鼠疫,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1924年,印度再次发生霍乱,死30万人。
1926—1930年,印度天花造成惊人的疾病灾害,死亡50万人。 
                  
 引言
 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罗马悲歌(上)
 伊瓦格瑞尔斯是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他对公元6世纪及公元7世纪中、晚期摧毁了罗马帝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瘟疫的可怕症状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有些人的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发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有的瘟疫感染者尚能苟延残喘几天,而有的病人则在发病后几分钟内死去。有些人感染了一两次又康复了,但是等待他们的,不过是第三次感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而已。”
罗马帝国属地当中最早遭遇到瘟疫的地区是埃及,第一个发生瘟疫的城市是地中海港口培琉喜阿姆。该地一直是埃及的敌人的传统侵入点。波斯人、叙利亚人、希腊人,甚至亚历山大大帝本人,都是从这里侵入埃及的。但是,这一次,“敌人”不是身披铠甲出现,而是隐藏在四处乱窜的老鼠身上登陆的——瘟疫从南部取道红海抵达培琉喜阿姆,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军”罗马。
在摧毁了培琉喜阿姆之后,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到了亚历山大港,继而就是君士坦丁堡以及罗马帝国全境。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瘟疫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而在帝国首都,有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亡。
这次大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圣徒传》作者兼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这样写道:“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台榨汁机,毫无怜悯之心地蹂躏、挤榨着上好的葡萄——许多城市的居民。”
在有关人们遭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的描述当中,约翰概括了瘟疫的大致景象:“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作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约翰本人也曾试图逃离瘟疫,但是,不论他逃到哪里,瘟疫总是接踵而至,直到最后,他再也无处可逃。在约翰寻找“避难所”的亡命之旅当中,他绝望地目睹了瘟疫如何以其摧毁城市同样残的暴摧毁了乡村。
“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
“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的补给站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了每一个碰巧走进其中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根本无人看管”。
他看到,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他还发现了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约翰相当详细地记录下了大灾难的恐怖:
“当这场灾祸向这座城市袭来的时候,它的首选目标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阶级。
“在一天当中,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政府官员们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以及城门处清点着死亡人数。
“这样,君士坦丁堡人濒临了灭绝的边缘,只有少数幸存者。如果仅仅考虑那些死在街头的人——若有人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实际上曾经统计过的具体的死亡数字——有超过30万人在街头毙命。那些负责清点死亡人数的官员统计至23万人后,发现死亡人数简直难以计数,所以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就不经清点就直接拉出城去了。”
“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
约翰叙述了在这场瘟疫中,人们是怎样猝不及防的,城市是如何崩溃的。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人们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从各方面来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归于零、被摧毁掉了,转而只剩葬礼上的哀伤。整座城市就如消亡一般停滞,因此,城市的食物供应也中断了。”
在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在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在海滩,船只装满尸体。在每一次航行当中,所有的尸体都被推进海里,然后,船只再返回海滩装运其他的尸体。
“站在海滩上,可以看到担架与担架之间可谓摩肩接踵,先装运两三具尸体,运到海滩上,然后又回来装运其他尸体。其他人则使用木板和棍子运送尸体并把它们一具叠一具地堆起来。有些尸体由于已经腐烂,同席子粘在了一起,所以人们用棍子将尸体运到海滩,再把这些流着脓水的尸体扔在海滩上。”
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脓水则流入海中。虽然所有船只穿梭往来,不停地向海中倾倒装载的“可怕货物”,但是,要清理完所有死尸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被指定执行这一令人厌恶的任务的高级官员是皇帝的大臣之一,一个名叫西奥多的男人。皇帝指示他“尽可取用所有必须的黄金”。
西奥多下令在城市正北、金角水道另一侧的一座山上挖掘这些巨大的坟墓。“他召集了许多人,给了他们大量的黄金”,要他们来挖这些深坑并开始埋葬死者。 
                  
 罗马悲歌(下)
 “他安排了一些人往坑里运送并翻转尸体,像堆干草一样将尸体一层层地压紧。西奥多安排人还在深坑处拿着黄金鼓励工人和平###送尸体,每运送一具尸体就奖赏5个、6个甚至是9个、10个第纳尔。一部分人站在深渊般的大坑底部,另外一些人则站在大坑边上,后者把尸体如投石机投掷石块一样扔入坑内,坑底的人则抓住尸体并按交替相错的方向将它们一排排地叠起来。
“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
悲惨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约翰,死中求生的经历打击了他,也激励了他。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以弗所得约翰),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粘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是因为就算是所有的口舌相加,也是无法叙述它的;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记录下这一切的呢?
“但是,我接着又想,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是的,约翰如此详尽而生动地描述这次灾难的“全景”,是需要勇气的,他面对瘟疫的到那矛盾的心理可以映照出这场灾难给那些幸存者的心灵打击和创伤是何等的严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位史学家还是在伤痛、困惑、绝望中给后人留下了这么珍贵的记录。也许,他心目中的“后人”只是他所在的、曾经强大无比、在这次瘟疫中却濒于灭绝的罗马帝国的后代。尤其可贵的是,约翰希望“后人”们通过这场灾难“变的更加明智”。我们能共享约翰这些无与伦比的记述,实在是幸运。
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并在这些瘟疫当中失去了绝大多数的亲人。
“我的许多孩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许多曾一度幸存下来的亲人,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离瘟疫第四次爆发,离袭击安提俄克还不到两年。在那场灾难当中,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她们追随以前失去的那些亲人去了。
“我想整个人类都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在有些城市,疾病肆虐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将城中居民清洗一空的地步。”
由于伊瓦格瑞尔斯身处瘟疫传播的发源地,当他还是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被疾病所感染,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记述这些事件。公元593年,在他58岁的时候,他以一种非常悲痛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有些人是因为彼此结交以及生活在一起,有些人是因为身体接触,或者是因为居于同一居所,或者甚至是因为在市场上的接触。有的人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并且他们本人也的确非常健康,但是,他们却把疾病传播到了没有生病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健康如故。”
伊瓦格瑞尔斯的叙述不算丰富,但他把瘟疫的几个极端状态写得淋漓尽致:有的人因为不堪忍受瘟疫以及摧残亲人的痛苦而宁愿死亡,有的人把疾病传染给了别人,自己却很健康,这一发现在后来的医学研究中也是价值连城的。
约翰和伊瓦格瑞尔斯的关于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的描述可谓触目惊心,足以激起对每一个遭殃者的无限同情。那么又有谁来同情罗马帝国和它的统治者呢?
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野心勃勃地计划征服旧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它周围的剩余地区,还占领了西西里和西班牙很多地方。然而就在那时,公元542年,即查士丁尼当上皇帝15年的时候瘟疫爆发了。它冲出埃及,袭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向西扩散到欧洲。59岁的皇帝查士丁尼也染上了瘟疫,当时,宫廷对于皇帝染上瘟疫的消息自然是守口如瓶,怕的是引起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恐慌。
虽然那时候的统治者们就已经知道封锁消息的方法稳定局势,但是整个宫廷首先恐慌起来,在那些大臣们看来,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染上了瘟疫,国家必然是死到临头。反过来说,即使宫廷多么镇静,也是无济于事的,正如约翰所记载的那样,“在一天当中,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君士坦丁堡人,从庶民到贵族,度过了痛苦不堪的三个月,入冬时病状变得更加致命并转成了传染性肺炎。当瘟疫消退,城中40%的居民已经死亡。
能让半数居民死亡的瘟疫,其后果决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减,因瘟疫引起的的饥荒和内乱,粉碎了查士丁尼已经接近实现的野心,古罗马帝国从此衰败。
罗马的崩溃决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崩溃,罗马对欧洲文明影响的最终丧失,预示了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政治混乱与文化衰落时期的开始。大不列颠因为凯尔特人无力抵抗来自德国萨克逊人的入侵而改变了命运。在后一世纪的北美,###人“顺利征服如此多的土地,因为灾难已经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击垮了它们”。这一切与罗马瘟疫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病疫决定了从广袤的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无数人的未来。 
                  
 世界的瘟疫
 许多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和伊瓦格瑞尔斯,他们记载的是他们亲历或眼界所及的片段,而综合许许多多的片段,可以发现公元6世纪与公元7世纪的流行瘟疫几乎摧毁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一事件的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二百余年。
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在那200二百多年里,有几十次瘟疫发作,而那还仅仅只是记录在案、有据可考的瘟疫及其发作情况。自大约公元600年起,罗马帝国表面上的瘟疫减少,也许是因为公元7世纪有文字可考的资料太稀少的缘故。实际上,历史所记录的瘟疫的发作情况,在所有的发作情况当中也许只不过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这些历史记录当中能够流传至今者则更是少之又少。
在公元541年至大约公元750年这段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岁月里,瘟疫只不过有潮涨潮落之别,但它从未完全消亡过。在每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并由此产生大量荒弃的耕地。有时,瘟疫会在一年之内席卷无数的城镇与村庄。瘟疫有的时候又会在某些宁静、偏远的地方潜伏若干年后,又突然爆发。 
                  
 雅典的崩溃
 “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向内的部位,如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紧跟着这些症状的是打喷嚏和声音粗哑,这之后痛苦很快延伸到胸部引起剧烈的咳嗽。当它在胃部停住,胃便开始难受;医生们命名的各种各样的胆汁开始流出,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烦乱。”
这是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毁灭雅典的那场瘟疫的描述。
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光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尸体的乌鸦和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一半以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在瘟疫中死去,雅典的社会结构崩溃了。雅典之王培里克里斯,在公元前429年疾病的第二次高峰时死在海边,随之消亡的还有拥有4000名士兵的雅典舰队。与瘟疫一并流行的还有盗窃、谋杀和抢劫。文明的雅典,在那个时候,道德也像人的尸体一样腐败了。在以后的数年中,雅典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始终没有恢复。与斯巴达的战争本应短期结束但却拖延了30年,国力衰竭,最后以失败告终。雅典的政治势力萎缩了,它的黄金时代只成了一种回忆和传说。
修昔底德以他的冷静、细心和审慎记录下的症状让后世的人从中认识那神秘的疾病,但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雅典的灾难。修昔底德说灾难起初是从“埃塞俄比亚的港口开始的,从那里进入埃及、利比亚以及波斯大部分地区”。在希腊它只毁灭了雅典和“居民最多的其他城镇”,五年后灾难才完全消失。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推测这可能是麻疹、腥红热、天花、伤寒或某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在欧洲的初次登场;另一种猜测是一种流感或类似的疾病因葡萄球菌感染而复杂化了,导致了中毒性并发症。 
                  
 法国政治版图的重构
 “当瘟疫最终开始肆虐的时候,在整个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丧失生命,到处都是尸体,数目之众,根本就不可能一一清点。由于棺材和墓碑都极其缺乏,所以一个墓穴当中往往埋了10具甚至更多的尸体。在一个星期天,仅仅就在一座教堂内,合计就有300具尸体。死亡来得非常迅速。患者先是在其腹股沟或者是腋窝出现一个就像是被蛇咬了的外伤伤口,然后患者在两三天内就会因感染而死去。”
上述文字见诸于《法兰西史》中,作者是6世纪伟大的高卢—罗马主教、历史学家图尔的格雷戈里。他描述的是腹股沟腺炎在法兰西中部的克雷蒙特所造成的破坏情况。
在图尔的格雷戈里生活的那个世纪当中,瘟疫毁灭今法国的部分地区至少达4次:543—544年,571—572年,581—584年以及588—590年。这些瘟疫对后来的法国历史的性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高卢(今法国的旧称)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随着时间的推进,罗马的语言和罗马的文化在高卢变得根深蒂固了。但在3世纪中期,日耳曼民族——其中包括一个叫作法兰克的民族,攻进了高卢纵深地带。几十年后他们被击退了,一个世纪之后,法兰克侵略者们再次发动了进攻,他们获准在高卢—罗马领地上属于今比利时的地区,作为罗马的联盟国存在。
5世纪,由于罗马帝国西部在大量的日耳曼侵略者的压力之下开始瓦解,法兰克人趁机占领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到537年,法兰克人几乎控制了今法国全境。法兰克人不仅准备开始建立一个帝国,而且还自视为是罗马帝国在西方的继承人。
法兰克人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照搬了罗马人的旧制,比如他们采用了罗马的法律与语言、罗马式的统治准则与宫庭礼仪、罗马的天主教以及罗马的头衔。但是在政权中心的地理位置的选择方面却没有遵循旧例。这两点不仅仅在法国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瘟疫不仅仅侵袭了高卢,同时也侵袭了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其他领地。整个地区的贸易都衰退了,到了6世纪末,能够从南部港口榨取到的税费已经减少到了让法兰克行政当局不再有任何兴趣的地步。贸易减少了,人口减少了,财富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也便自然从前高卢—罗马南部地区的权力龙椅上消失了。瘟疫的打击确实使得南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不再像以前那般重要,与此同时,北部却日益强盛了起来。
回顾历史,法兰克国王们留在高卢北部的决定无疑是关系重大的。这个决定确保巴黎盆地成为了即将诞生的法兰西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且这个决定也可能确保了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原法国”发展成为今日的法国。 
                  
 瘟疫中的假先知
 同时,瘟疫也造成了其他一些社会变迁。瘟疫在毁灭无数生灵的同时,也使得宗教的关键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城市面对着大规模的死亡,在瘟疫所带来的大量现象的煽动下,一种新的大众对圣歌的应唱又日渐兴盛了起来。祈祷与朝圣不再仅仅只是个体的事情了,城市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朝圣。朝圣成为了一种集体的活动,一种在信仰支配下的大规模活动。
成千上万的市民在绝望当中走上数英里,人们称之为祷告。这最早是在5世纪晚期高卢南部的维也内“发明”出来的,在当时是为了能够在对付一次地震时获得神的帮助。此后,祷告的形式得到了改进,并在6世纪中期晚期广为流传,因为所有的市民都想击退连续肆虐的瘟疫。最终,祷告的传统开始向法兰西帝国疆界之外传播,并逐步在整个欧洲西部都变得流行起来。
在瘟疫充斥四野的6世纪的法兰西,另外两种宗教现象也占领了相当的阵地,从581—584年的那一次瘟疫爆发开始,反闪米特主义在官方有所加强。582年,法兰西国王下令对大批犹太人强制施行浸礼。
据《法兰西史》记载,587年及590年,出现了假先知、假圣徒甚至是假救世主。据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记载,在瘟疫袭击马尔色勒的时候,一个来自法兰西中部的男子,披着兽皮,向南而去,等他到达阿尔兹后,就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
“大群人聚拢来看他,并告诉他自己的病痛。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以此使他们恢复健康。围在他身边的人们给了他衣物以及金银礼物。别人给他的所有东西,他都转手给了穷人。他会躺在地上,一刻不停地念着祈祷词。然后站起来,叫围在他身边的人们再次礼拜他。
“他预测未来,宣称有些人会生病,有些人会遭受痛苦的折磨,只有少部分人才会有好运。许多人被他骗了,其中不仅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包括优秀的教士。他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有三千多人跟随。接下来,他开始对在路上碰到的人强取豪夺,对贫困者则以其抢掠所获相赠。
“他草拟了一条作战方针,并准备进攻当时的戴奥克斯主教欧雷留斯。他派了一些赤身裸体并且蹦来跳去的人作他的信使,前去宣告他的驾临。
“主教非常气愤。他挑选出最强壮的仆人们,并命令他们去打探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派出去的这群仆人当中的头领,假装弯腰去亲吻这个人的膝盖,然后趁机将他紧紧抱住。头领命令其他人把那个家伙抓住,并剥掉了他的衣服。接着,那个头领抽出剑来,将他砍倒在站立的地方。这样,这个‘救世主’,准确地说应该叫他做‘反救世主’,就这样倒下死去了。”
这个《法兰西史》中无名无姓的“他”在图尔的格雷戈里这位高卢—罗马主教、历史学家的笔下,应该说是一个受到嘲讽的角色,但是图尔的格雷戈里的描述还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瘟疫中劫富济贫并借此来争取民众,瓦解旧政权甚至建立新政权的例子,在很多国家都有过。瘟疫往往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 
                  
 6世纪:日本转了个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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