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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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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去美院教授那里获取真正的艺术,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只能教你一些卑微的技巧,让你变成一个在美学中去讨价还价的小人,不可能让你成为在灵魂上和感受上比你原有更多——你本来就拥有一切——的一个人。”
时代·人格——媒体全球化时代与独立精神
探访对象
白岩松
血型
AB
属相
猴
爱好
文学、摇滚、足球、电影
理想
教书育人
履历
1968年8月20日出生于内蒙古海拉尔市,蒙古族;
1985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1989年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
1993年初参与主创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1993年至今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
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2001年11月,参与策划和创办《时空连线》栏目,并且出任该栏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
曾参加过北京第一次申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98抗洪救灾、国庆50周年庆典、
澳门回归、相逢2000年、悉尼奥运会、跨入新世纪、建党80周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
会、中国加入WTO等几乎所有重大活动的报道,成为中国主持重大历史事件报道活动最多
的主持人;
现兼任《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主持人。
主要奖项
“中国播音与主持”大赛特等奖;
“中国金话筒奖” 2000年;
主要作品
《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 2000年版)
引 言
什么是人格呢?什么是道德与境界呢?什么又是独立精神呢?这些仅是书本里的一些冰冷语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呢,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东西?它们对人生仅是一种点缀品,甚至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东西呢(这种看法向来很有市场),还是一种人生色彩的标示物,一种色彩性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传统的精神品性在商品化了的当今,就真的只能无可挽回地沦为一种古董了吗?尤其是,在一个日益影像化的世界,在一个媒体全球化——即表情全球化的时代,人格、道德、境界、独立精神这些历史“遗物”跟时代语境还有关系吗?如果说有,那么,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不是生活越现代、越时尚、越洋气、越虚拟,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显得越落后、越凋敝、越土气、越可笑呢?它们在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真的就只能化为一种永久性的文物,一种不合时宜的口号了吗?
在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之中,我们的视角穿过层层雨幕而径直切入到央视著名电视人、当下媒体文化代言者白岩松先生的精神空间。
其时,正值午饭时间,由于工作时间紧迫,白先生谢绝了我们的美意,而甘愿饿着肚子在其工作的地方(《中国周刊》栏目组)接受了我们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专访刚刚结束,下午台里《东方时空》的工作便接踵而至。就这样,在饥肠辘辘中,他又以难以置信的饱满热情投入进了下面的流程之中。
媒体全球化时代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不断膨胀的产物。一直以来,高度发达的西方媒体业,在立体性地左右着西方视听的同时,也在日甚一日地左右着整个世界的视听①,从而使世界在变得越来越色彩纷呈、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使之越来越在成为一个由各色影像与各色幻象相互反射并重重交织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里,随着各种幻象乃至幻象之幻象的无度蔓延,一向不被人们所关注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问题,便一跃而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乃是一个媒体人所必须拥有的职业操守的基本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决定并影响着视听。
什么才是一种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呢?简单地说,所谓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就是指一种人格与精神的自觉,一种人格与精神的深刻性自觉。
而今,在纷繁炫目的语境之酣漫交错中,独立性近乎成了一切赖以立基的前提。——没有独立,便没有基本的人格,人便可能会随波逐流;没有独立,便没有基本的精神,精神源自于风骨,源自于个性化,源自于超脱与自我映现;没有独立,也便没有基本的孕场,一切灿烂的孕生,均源自于一种强烈无比的生命意志的异彩性张扬。尤其是在媒体全球化的洪流中,如若没有足够顽强的独立品性的话,一切顷刻间便可能会被裹胁而去。
关于媒体的属性,毋庸置疑地,世界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受到背后各种各样的手的左右,要么是习俗之手,要么是政治之手,要么是经济之手等等,故而,纯而又纯且一直在标榜着致力于追求透明、公正与全方位之原则的媒体更多地只存在于理想化的理念层面,而非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这一点,对于一向充满高度乱真色彩的西方媒体来讲,显得尤为突出。由此,不禁让人深感到密布并杂陈于西方生活各个维度层面的媒体触须,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意志与声音赖以负载、赖以投射的美丽羽翼,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惑人的烟幕,一种笼罩于各个角落、渗透于各层时空的惑人烟幕。于是,作为一种万众所寄托并曾经深深信赖的媒体,便自然而然地将一种道德与人格的精神内蕴鲜明地凸现在了视界之正中。也就是说,正是媒体的特殊属性,才决定了媒体人之精神品性的一种焦点性。因为显而易见的实情是,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原则与人格准则去有效鞭策和顽强支撑的话,不仅媒体所诉求的监督与制衡的效能会丧失殆尽,而且其公正、透明与全方位呈现之基本表情与立场也会成为一种黑色幽默。亦即是说,若那样的话,媒体连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即对耳闻目睹的东西的最基本表达与基本立场——都可能会无法达及。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而今世人——昼夜被媒体所牢牢牵引的无助者——所常常嗟叹的: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正义之剑”、“持久自由”,什么“邪恶轴心”、“暴政前哨”、什么“###”或“中国崩溃论”,几乎所有席卷全球的强势媒体声浪都是那么地匪夷所思。这些不断进行层层袭扰的世界强势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在游离于世界的事实与真相,越来越在无度涂改着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从而非常不幸地造成了如此的现象:那就是让人越来越甚至对几乎所有强势媒体都可能避之而唯恐不及,对世界媒体业本身都可能充满戒心。难怪一位美国著名学者班尼特曾不无幽默地这样定义道:新闻——政治的幻象。此幻象在媒体全球化时代正日甚一日地加剧着,人们的担心,若长此以往,不仅使世人再也无法去看清本真的世界,甚至反过来也可能会使媒体自身、使媒体全球化时代遭受灾难性重创。正是基于此,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首先应是一个有责任的媒体人,一个纯洁的媒体人,甚至首先应是一个有深沉使命感的媒体人;作为媒体的投射者,首先应是一个保持间离感的人,应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不甘沉沦的人、一个顽强地恪守独立精神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岩松先生即如此这般。
统而观之,本篇内容主要述及了媒体与全球化、媒体背后之手、平面化的媒体之战、真实与幻象、自由与适度、机制与道德及人格、传统坚冰、玻璃房间与隔离墙、“9·11”惨剧与人性空白、帝国时代与冷战时代、“半岛”之声、电视与报纸及电台、一流传媒大国之路等众多问题层面,可以说,当今国际大众与精英所普遍关注的诸多问题层面,几乎皆被一一有效触及。因而,本篇内容看似顺畅通俗,实则深刻而驳杂,且意蕴隽永,富于较强的启发性。
篇中,结合多年的历练经验与真切感受,岩松先生全方位地阐释了自己的一整套理念与诉求,并对众多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都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说。如果说本篇内容能够有助于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有助于强化某种失落已久的道德风尚,有助于铭写某种空白多时的人格精神,有助于修复某种修身之残梦、重铸某种大写的人之形象的话,那么,则令人不胜欣慰。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职业媒体者,岩松先生的言辞却并没有流于枯燥乏味,相反,却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其特点是:妙语连珠中每每折射着深刻的思辨,晦涩难解中又每每透露着如诗的旋律。因而,读来不禁令人顿觉酣爽而淋漓尽致。
“一名负责任的新闻人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在脖子以上的人,作家可以用下半身写作,媒体人不会,媒体人只有脖子以上才有价值。”
——白岩松(第十四小节)
“如果改革的速度很快,但人的素质跟不上,改革就会被破坏;如果人的素质提高得很快,但是改革的速度跟不上,人就会被憋死!”
——白岩松(第五小节)
现场零距离1
一、游走在玻璃房间与隔离墙之间的当代媒体
沉:通常,媒体最伟大之处,主要体现在其舆论监督这一效能上。虽然如此,但经常发生的情形却是:舆论监督每每却又嬗变成了监督舆论。这种现象似乎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不断重演着,包括英美。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重重阻碍而使媒体的舆论监督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化?舆论监督是不是越强、越有力,对一个民族与国家才是越有裨益的事情?
白:我非常同意你用的这个词:即,舆论监督。
我也常说起,舆论监督是媒体的一大效能,而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形式。
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舆论监督还被许多人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形式,这是我非常反感和反对的。一些人试图去设立一个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栏目,而其他的节目都不可以进行舆论监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每一条新闻,其实都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因为让更多的人拥有知情权,让更多的资讯和观点被人们所知道,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监督。
事实上,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属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做新闻时间长了,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现在很多人却不这么看,而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于理解力还不够所致,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我希望我们将来不用天天说,我们要加强舆论监督,只要把每条新闻都按规律做得很好了,这就是舆论监督。
一条新闻出来了,你要告诉观众有些人是这么面对这条新闻的,有些人是那么面对这条新闻的,这条新闻还有哪些背景,各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当这个新闻越做越厚的时候,它就自然形成了舆论监督。
现在,我们把舆论监督解释成拍桌子、揭短、批评错误,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当然,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所以我说,媒体本身不需要用舆论监督去展现自己的力量,这是它本身就具有的属性。
我认为我们应该扛起新闻的这面大旗,而不是逐渐壮大舆论监督。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将来历史会带着笑意回顾这段路程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闻媒体的力量,就体现在自身的存在,即天天在发出声音,天天在把上下左右、各种各样的东西提供给你——而不是封闭起来——这就是力量。
即只有当媒体正常运转的时候,这个社会边边角角、好的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才会同时出现在受众面前,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良性运转——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媒体的力量不是这种东西:单抽出一部分,天天拎着棒子去打坏人;对好人的支持也是媒体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应竭力使媒体去正常运转,从而把社会建造成一个玻璃房间——这乃是媒体最大的力量之所在。
沉:太形象生动了,“玻璃房间”真不失为一种绝妙的比喻。清新而透明、诗意而理性,也许正是一个高洁的媒体与媒体人的可贵诉求。
白:但是,媒体有没有反力量呢?当然也有。
——把原本可以建造成一个大的、透明的玻璃房间的社会,建成了又一堵隔离墙,致使每个房间里的人,都不知道另一个房间里在发生着什么!这种情形也完全有可能。
沉:但愿这种忧虑心境能被越来越多的玻璃房间所映亮并占满。
“玻璃房间”这个说法是您首创的吗?
白:是我首创的。但是用玻璃举例的很多。
二、人格、道德与机制——文明由多重制衡相互交织而成
沉:世人常视媒体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并且在不断地寄寓着这种力量。
那么,作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媒体又是靠什么来制衡其自身的呢?
白:首先,公众会对媒体产生很大的制衡,因为,它要跟公众打交道,跟市场打交道,尤其是当它要获得利益的时候。
比如,布莱尔把默多克请进了英国,从此,默多克就会天天玩儿命来表扬布莱尔吗?那他会失去受众,他必须采取一种相对中性而客观的态度,这样媒体才会接受他,才会为一个商业电视台赢得更大的利益。
对于商业电视台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就像凤凰台和中央台是不同的,尽管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凤凰台还不够典型,但是跟中央电视台相比,已经很典型了。平时,一切正常的时候,中央台会以广告额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更大的指标——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是它所承担的更多的政治责任。
必须承认,在很多方面,中央电视台承担的责任要比许多其他电视台多得多。
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央10台,在我看来,第十套节目做得非常好。
沉:我没有异议,有些节目几乎无可挑剔,让人感到完全是心态非常沉静、不为利益左右的一些人在用心去做的,在中国目前只有北京这个文化区域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形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
白:它不挣钱,我经常看“人物”栏目,它需要心绪非常安静地来做,这背后是一种责任。
但是,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的局面却是,你好了也不会有人来表扬你,因为,是你应该的;而你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骂你。
而凤凰台一定会以资本为主要诉求,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如果在盈利方面非常糟糕,很快就会关门,虽然,它背后也有其他力量,但是,它的主体取向跟我们就不同,所以,“9·11”事件它可以转播,而我们则不可以,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另外,作为大众化的媒体,在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接受、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制衡,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投票,电视频道就像每天接受投票的一名选手——遥控器调走,就意味着失败,媒体现在每天都在面临这种处境;同时,它也极容易导致你彻底地迎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媒体还要有法律的约束。
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新闻法,但是,前些年我却是新闻法立法的坚决反对者。为什么?
当大环境和很多理念都没有捋清楚的时候,制定法律更多的可能不是鼓励和推动,而可能是限制。——那么早地从形式上需要一个法律,这有意义吗?
当大环境改变了,许多国家理念——比如以人为本、透明度、知情权等等——都进一步增长的时候,再制定新闻法才会起到推动之作用。
所以,我认为,现在时机仍然不成熟。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媒体需要相互监督。
现在中国的媒体与媒体之间,太好好先生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分一杯羹!
可要是媒体与媒体之间不能互相监督的话,对于假东西的制约力就会变得非常弱。——我知道昨天哪家媒体登的是假新闻,你不打它,就是纵容!若有很多媒体互相制约的话,就会战战兢兢,如果我失信、失真,其他的媒体就会揭我的老底!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那么,这本身就造成了一种制衡的力量,就是对媒体自身的制衡。
难道不是吗?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中国的媒体,大范围地去质疑或打击某一家出现严重问题的媒体?——少,虽然有,但是很少,而且力度不够。通常的情况是:在导致很多媒体出了很大的差错之后,连道歉都不道歉,有时候自己登一个简单的修正,就完了。
可是,如果媒体能够互相监督的话,你就跑不了,本身对它的压力就更大了。当然,媒体还需要有内部道德。
但是,我历来又认为:道德是靠不住的,虽然它是我们追求、喜欢的东西。然而,不能光靠道德。这话不好深说了——如果道德靠得住的话,干吗还要法律呢?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社会历来需要用法律去确立一个又一个的最低底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新闻人的确需要有职业道德。
但是,我却不敢跟年轻人说这些,因为这颇像是说教!我只能告诉自己,而无法更多地告诉别人,虽然我希望他们有,而且应该永远有。
我尊重的很多新闻人,都是独立的人,我也一直强调这一点,只有独立了,新闻人才能用道德去约束自己。如果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话,那么就没有道德能够约束你,因为道德不是一种约束力,它顶多仅仅能修缮自己。关于这一点,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可以以德服人,但是,不能以德制人,以德改人。
就像你一开始说到的“人格”问题。人格,它归根到底是做给自己的,我常爱用的一个词是:在劫难逃。
若你拥有了这种价值观,拥有了对自己的这种要求,那你天天都是在约束自己,人格是一种内驱性的东西,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算你自然显露给别人看,别人看吗?
即使你拥有再优秀的人格,一个不可能跟你走到一起的人,他反而会觉得你有神经病!
所以,人格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毋宁说它就是做给自己看的。
假如你是一个管理者,你对别人说:我道德高尚,你也应该这么高尚。有用吗?——没用。你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制性的东西、内部条令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好让每一个人都不成为坏人。
我特别在乎机制,必须首先保证你不能做坏人;而至于能不能做好人,大家一起努力吧!
沉:至少是首先不做坏人。—— 一种透着某种悲凉意味的人格理念。
白:机制可以保证让人不做坏人。
我好几次在采访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的时候,都跟他谈到过这一点。我说,不能仅仅让人不想贪,必须得让人不能贪!思想教育工作天天教育领导干部不要贪,有什么用?走在街上,我们都会看到广告牌上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大部分人都偷税,没办法,你抓不到,这是谁的问题?是人们的道德感不强?不会吧。如果制定了相应的机制,让人没法偷税,还用教育吗?那样的话,大家全是合法纳税的人,在美国偷税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在美国街头看不到“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样的标语。
有时候,我们的税务局甚至会找人谈话,有用吗?“信封”在中国是什么概念?每一个信封的后面都有偷税的故事。
因此,如果机制做不到,抱怨也没有用。
中国人集体缺德吗?不是,是机制没做到——你没有一种很好的机制,让所有人都不缺德;但是,能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那咱们再说。
现场零距离2
三、世界的媒体,还是媒体的世界?
沉:蓦然回首,世人发现而今自己正无时无刻不置身在一个媒体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既是千载难逢同时显然又是难以摆脱的时代,应以怎样的精神和人格去面对它,才是一种科学而又理性的选择?
白:首先,我不太同意“媒体全球化”这样一个概念。
虽然,在技术的角度,媒体的确是全球化了,我曾经也说过,不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日本,从媒体角度来说,基本准则与基本运行60%-70%左右是大致一样的。就像你在奥运会上跑110米栏,不会因为你来自中国或者美国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技术,一样是10个栏,一样是110米,一样要听发令枪,但是,接下来就会有很多不同。
我觉得恰恰是在被称之为媒体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些基本准则、技术,这些在不断趋同,的确在发生着资本全球化的流动趋势;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恰恰是在自己媒体的民族特性方面和本国利益方面,却是强调得越来越重,表现得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说,它的渗透是越来越强了,同时,它的个性也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要去大量借鉴国外在媒体方面最发达的做法。——你怎么可能完全照搬呢?每样东西都应该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就国际媒体的现状而言,国与国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法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媒体就非常不同,日本的媒体跟英国的媒体也非常不同。在美国,全部都是商业性的媒体,但是,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却完全是由国家养着的,连广告都没有,这一点连中国都做不到,可见,每个国家都有其非常与众不同之处。
故此,我觉得虽然全球化技术的因素在导致更多限制的减少,但是,在实质性内容方面,恐怕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全球化。
四、常常也同时甚至作为皮影戏式的世界媒体
沉:您刚才谈到了BBC,那么,像这样一个一直在致力于追求独立、公正与透明之理念的一流西方媒体,当今它真的能够如愿吗?2004年,因伊战而使BBC一度遭受重创的事件②说明了什么?今天西方的媒体是越来越趋向于自由了呢,还是恰恰相反?
白:显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家意志对其媒体的管理比过去更严格了。而同时,BBC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虽然它其实是一直在和英国政府唱反调的,而这又是因为,它有一个准则——越是政府给我钱,我越要站在它的对立面;否则,公众就更加不相信我。
一直以来,布莱尔与BBC常常是有很大冲突的,但也正是他才把国外资本和商业电视台的模式引进到了英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像我们初中学过的一个数字,叫做“无穷大”,或者说无穷靠近它。比如,黄金的含量永远是,或者,或者,而不可能是100%,那么,客观、民主、自由等所有这些理念,在各个国家,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它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民主、自由呢?——没有。只不过,拨动这只“自由”之手的,要么是有形的,要么是无形的,仅此而已,做得好的,就是更加无形。比如,在美国轰炸南联盟的时候,你见过有一家美国媒体跟政府唱反调的吗?——没有。
当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媒体是非常团结统一的。但是,到了国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这跟美国的民主政体有关。在美国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二者相互竞争,而媒体又依附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后面。
从另一角度来看,经济对媒体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过去,中国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政治这只手在直接影响媒体;而在美国,经济这只手也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中国正在学着如何去进行更好的管理,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管理看上去显得是那么地有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国外很多对媒体的管理却显得是那么地无形,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真的不存在吗?
五、中国媒体现状
沉:那么,当下中国的媒体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白:我从事新闻已经快20年了,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是在向前走,尽管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希望它速度更快一点,路更宽一点,当看到进步的时候,我会感到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它随时可能停止;而当它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沮丧,因为,大潮流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中国媒体环境的现状。
时下,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问题归咎于某个个人身上,认为许多问题是由于他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必须要和中国新闻人素质的提高相辅相成。
如果改革的速度很快,但人的素质跟不上,改革就会被破坏;如果人的素质提高得很快,但是改革的速度跟不上,人就会被憋死!就会离开这个行当。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两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让一个方面走得太快。
虽然,我觉得新闻改革速度快的时候,人的素质常常跟不上,但在更多情况下,是新闻人的素质在快速增长,而新闻改革的速度却跟不上。两种情形都很麻烦,我希望两者能够步调一致。
另外,目前中国还不能照搬世界准则,因为,中国太特殊了,很多东西都太特殊了。比如,中国的体育训练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吗?如果那样的话,成绩会一下子下滑;但是反过来,你能说举国上下的体制会50年不变吗?——也不可能。其实,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像体育一样,在找火候。虽然,你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又不能说现在的做法是完全错的,你要看这两者慢慢结合的时间表——什么样的时间、速度和分寸才是最合适的。
那么,对于中国新闻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你知道大方向,但是你也知道,如果现在立即就改变所有的做法的话,就可能会有很大问题,那么,两者融合的速度、分寸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也不太确定。这可能就是中国媒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现场零距离3
六、媒体时代—— 一种近乎于全球性的平面战争
沉:您刚才论及的两个问题非常发人深省:一个是关于“背后的手”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大潮流的问题,它的确能够使人品味出许多别有韵味的东西来。
接下来,让我们再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洪流面前,世人发现自己随时都可能会被其裹挟而去,尤其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西方,上至总统、国家意志,下至民权、民意、民俗、公民私密空间,仿佛一切都由媒体在全方位支配,一切无不在受媒体的主宰、统摄与左右。为什么而今媒体能够起到如此强大的作用?媒体背后到底又是受什么强大的力量所支配的?
白:虽然媒体既是一个传递声音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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