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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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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96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2）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97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98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99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100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是唱高调，是借此作为“倒蒋唯一手段。”周佛海说：当时，“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但是，“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101
周佛海在庐山谈话会期间，曾与汪精卫及同样主张妥协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宁实验县县长梅思平等人，就华北局势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他说：“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102
他说，当时人们对抗战的形势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他研究的结果，则认为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是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强弱一个方面，要从多方面的关系去分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除了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只要坚持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低调俱乐部（3）
周佛海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只看到中国弱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又是一个崇洋主义者，只看到日本强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更看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来，“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说：也许日本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想在日本崩溃之中，寻求中国的最后胜利，完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的幻想”。103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后，照他的话说，“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104
周佛海所说的许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罗君强等；武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兼江西省长熊式辉等人。由于他们这些人经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划如何反对抗战的“高调”，如何与日本“恢复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调”，外间便对他们有所议论，而他们自己便也毫不顾忌地把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105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并没有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并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与陶希圣早就相识，而且过从甚密。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7年初往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处处长及《党军日报》主编等职。时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周佛海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密友。其后，陶希圣虽因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辞去军官学校职务，与周佛海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庐山谈话会时，以北京大学名教授的资格，出席谈话会。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区行政督察专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周与梅思平相识，始于1926年底。时北伐军占领武汉，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务，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周佛海派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梅思平被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后来又同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因此，两人之间一直过从甚密。
罗君强是湖南人，*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低调俱乐部（4）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06
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107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108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5）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我们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难109。
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不仅继续在华北扩大侵略，而且也不断在上海挑衅。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7日晚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13日，当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进行武装进攻时，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有力还击。上海抗战于是爆发。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新的抗战局势，特建立起秘密的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分设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部，周佛海则被任命为第二部副部长，部长则为熊式辉。不久，周又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陈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营第二部是一个政略部，也就是说该部的主要任务是专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筹谋划策，提供方案和意见。因此制定对日政策，本属其任务之范围。但是，出于恐日、媚日之态度，他们不是顺应民心、顺乎潮流，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而是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而动，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他说：“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110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等曾策划对日外交办法：第一，通过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达成中日交涉之进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东京，利用其在野立场，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第三，与此同时，亦可电驻伦敦大使郭泰祺，使之与日本驻英国大使接洽。他们预计通过这些途径，大致三个月后可开始中日间的外交谈判。111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时，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进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时，也在暗中促使英国出面与日本交涉，即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国驻华大使的斡旋下，中日两国政府暗中开始了谈判，并在同年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满足日本要求，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事于是结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6）
周佛海等人所策划的与日本交涉的图谋，仍不过是希图重演淞沪停战的故事。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先从日本方面看，如果说，当时日本的要求还只是限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允许日军在这一地驻扎的话，而如今且本却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要求，其限度远远超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从中国方面看，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国人民除了起而抗战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热潮，已成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之势，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些都是松沪抗战时无法比拟的。何况，不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与斗争已基本平息，而且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已经有了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在如此形势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图谋，理所当然的为当局所拒绝。
但是，周佛海并不死心，特别是战事的扩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又极其嚣张之时，周佛海对时局更加悲观绝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划与日本交涉的各种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上发表外交演说，声称日本在华北采取行动之目的，在于促进日本、“满洲国”与中国的妥协与合作，安定东亚，以获得共同的繁荣与福利。中国必须认明其错误，而与日本之目的与欲望能趋一致。周佛海认为，广田的讲话表明，日本的态度虽极强硬，但“未关外交解决之门”，112 因此，仍应与之开辟外交谈判的途径。而且为了制造有可能与日外交的舆论，他还要求发表广田的讲话。并且还拟订了由英美出面调停的计划与方案，促蒋实施。9月11日，周佛海与陶希圣密商，决定让陈公博往访意大利大使，利用陈公博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私人密切关系，通过意大利探询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意”。113所谓“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种条件。
中日战争是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而造成的，中国的抗战，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调解，实现和平；或者将战事适可而止，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反对的。但是，战争既然已经进行，作为中国来说，绝不能采取主动与日本谈判的要求。这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出于如此原因，蒋介石对于周佛海等人拟订的以上种种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终使周佛海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周佛海反对和破坏抗战的活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阻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实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际上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情和援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国家，唯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国。经过中苏间的谈判，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
两缔约国重新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低调俱乐部（7）
倘若缔约国之一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14
至于国共之间的关系，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停止。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5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关于重新实现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派与亲日派间发生激烈争论。会议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21日，由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确定了“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提出了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殻В皇そ裎糁小Ｏ嘤胂晏刚咦渲庖寮熬�116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央提出的*要求，和对三*义的解释，以及*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117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118
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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