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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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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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4）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二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
　　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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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5）
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该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兄弟四人，他为长兄。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六百大洋，官方给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的橡胶制品。那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四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他回忆说：“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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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6）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他编辑过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ABC》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这样谈及自己由中###员转为托派分子的思想过程：“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里提及的尹宽，在20世纪20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忆及自己是怎样读到托洛茨基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闯入托派禁区（7）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被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郑超麟这么回忆：“192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1929年后即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闯入托派禁区（8）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闯入托派禁区（9）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
　　祭盘徒羡足三牲。
　　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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