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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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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4）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作“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我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州。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我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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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5）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然而，邢贲思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在各省市委之中，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的传奇经历。
###之子告诉我，###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九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去北平上大学。这样，###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钢铁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作了重要发言。###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当顾问。这样，###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6）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第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1）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度“机动”，一有“情况”可以随时“转移”。在那里，我常常买到我著作的最新盗版本——我已经“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盗版本。
夜十时之后，地摊收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白色塑料椅，“大排档”上场了。虾肉馄饨、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汤、白斩鸡，应有尽有。尽管许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从来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污浊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远之。
离我家二百米处，是一家电影院，而楼上则是图书馆。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时，倒喜欢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地报纸杂志，犹如在铅字间散步，名曰“文学散步”。
有时候与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劝我买车。我们这座大楼里拥有“私家车”的人颇多，入夜，院子里停满各种牌子的轿车。我却喜欢“打的”，以为多了一辆车，还得花费不少时间“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欧洲，发觉商店在六时就关门，而上海的商场往往在十时还人声鼎沸。卷扬电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调，上海商场的购物环境是一流的。在商场信步，也是一种休闲。
也有时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对过就是街心花园。五十米处，是一条颇宽的河。一般我们几乎不愿在河边走，这倒不是怕湿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气。这条河是苏州河的支流，直通黄浦江。最近，随着苏州河的河水变清，臭味随之消失。河边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当然，有朝一日河上开通小艇夜游，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银波粼粼，轻风徐徐，当会更舒心。
当一轮明亮的朝阳又一次早早照进我的卧室，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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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上海（2）
我又开始坐到电脑前，开始我的写作。也有的时候，我背起照相机和录音机，在上海进行采访。
上海这个“海”也很深。我在这个“海”中，寻访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闯入托派禁区（1）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闯入托派禁区（2）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
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闯入托派禁区（3）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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