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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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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但遭到上海各报的抗议，还好，仅判处两年监禁。
不久，复刊才两个月的《大江报》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原因是主笔何海鸣揭露湖北军政界的腐败情形。同时，章太炎正提出共和亡国的谬论，到武汉请黎元洪主张取消约法，为此，《大江报》发表了《恶政府之现状》一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8月8 日，黎元洪派参谋带了士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往大江报社查封，逮捕社中工作人员3人，何海鸣正好不在社内，闻讯逃往上海。第二天，黎元洪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这“就地正法”四个字，暴露了黎元洪和他手下的幕僚完全没有共和国的法制观念和司法独立的精神，遭到上海各报的痛斥。黎元洪被上海报人给上了一课，后来，这封电报收入《黎副总统政书》时，改为“严缉法办”。名词改了，就地正法的思想并没有改。
《大江报》被封后，《民心报》上蔡寄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读报大怒，将蔡传到都督府，要严加惩办。幸好蒋翊武等随同前去，再三解释，才得以放出，《民心报》也只好停刊了。
接着，8月15日深夜，《震旦民报》创办人张振武在北京被突然捕杀，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就就地正法了，激起了政界的又一波大风潮。湖北言论自由的空间，大大地被压缩了。
当然，由同盟会执政的省区，也不是吃素的。1912年4月，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逮捕枪毙了《佗城报》记者陈听香，指控的罪名是伪造揭帖，捣乱军心，依附叛军，鼓众煽乱，没有经过审判即以军法执行。结果，引起了省议会议员的反对，一方面要弹劾他，一方面向中央和各界通报。省议会议员唐恩溥指出：“报馆为言论机关，议会为人民代表，均有维持社会之天职，若动以军法钳制人口，则今日可以枪毙记者，明日可枪毙代议士。”当时，同盟会在广东的地位巩固，省议会无可奈何。广东的情况和湖北的情况大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湖北人造的是黎元洪的反，而广东人造的是陈炯明的反，党派不同。造反的成分也主要是军队与会党。湖北造反的人称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广东造反的人也叫二次革命。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回任都督，仍然面临陈炯明所处的局面，前清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黄士龙和参加过革命的会党领袖王和顺，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义下，反对同盟会都督，并受到袁世凯的笼络。于是，1912年11月间，胡汉民要求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袁世凯乘机发布训令：“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袁世凯没有说就地正法，也没有说军法从事，但“言论自由”当然是没有的了。
至8月间，《广南报》于13日刊登短评，其中有“若吾粤官厅之行为，以侵害人民自由为威严，以破坏约法为尊贵”等重话。结果，15日警察署以“莠言乱政”为由，勒令停刊。
福建的情况要更复杂一点。福建都督孙道仁系前清驻闽的第十镇统制，反正后参加革命。而政务院长、警务总监彭寿松则是福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缺乏政治知识，独断专行，在5月间先后封禁《民听报》、《民心报》、《帝民报》、《兴化报》。《民听报》主笔蒋筠、《民心报》经理黄家成被彭派人刺杀。至8月间，《群报》又被封，主笔苏郁文被拘捕，并以军棍殴打。福建都督孙道仁也于7日发表通电，指控《群报》捏造安溪叛乱（也号称二次革命）、官兵失败的消息，该报平日登载的消息、评论，大抵是挑动省界、府界矛盾的荒谬言论，专挑当局的毛病，让无知的平民藐视政府，实在是造成近来各处土匪暴乱的原因。原来，福建各地语言不通，省城人一贯看不起外府人，这《群报》就是外府人的报纸，维护外府人的声誉和利益的。孙的通电看来也是在彭的要求下发的。彭寿松虽属于同盟会，但他的胡作非为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也发生矛盾。由于福建政局纷乱，10月间袁世凯派岑春煊率军舰去福建查办，彭寿松被迫离开了福州。
3．言论自由惹冲突（4）
由于党派纷争和社会素质低下，报社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912年4月间，北京有一家《中华报》，本是一家社会性的小报，总理丁瑜臣在谈到八旗生计问题时说了几句侮辱性的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主笔志仲悌则是旗人，看了气愤不过，著论申斥，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在是报界败类。丁某于是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某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攻击丁某。禁卫军是前清组建的军队，士兵都是旗人，看到传单就去把丁某抓起来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6月初，北京《中央新闻》载有文章批评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接济宗社党（满族人复辟清王朝的组织）军火，图谋不轨。同时，又载有赵秉钧大事记，点明军警督察长乌珍（满族）为著名宗社党。于是，军警界指控该报败坏军人名誉，扰乱治安，并威胁要自由行动。赵秉钧以担心军界暴动为由，与乌珍一起派出大批军警围攻报社，将记者张萼华等全部社员抓走。不过，最后经同盟会、统一党的张继、于右任、陈策、王赓等调解，总算和平了结。
到7月间，北京连续发生了两起报业之间的争斗事件。7月6日，北京共和党派系的《国民公报》发表时评：“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民国，其罪恶实不可以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同盟会派系的报人读到这则时评后，7家报社国光新闻社、民国报社、民主报社、国风日报社、民意报社、民约报社、共和日报社联名向警察厅告发《国民公报》时评是“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要求警察厅捕拿《国民公报》总理徐佛苏、编辑人蓝公武（都是梁启超派系人马）。同时，《国光新闻》经理田桐、《民主报》经理仇亮等到国民公报馆责问。双方就“假政府”一词，是真假的假，还是假设的假，发生争执。同盟会派认为是真假的假，否认民国，而国民公报社派则辩护说是假设的假，不涉及否定民国的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互相扭打。同盟会派把国民公报馆的器具捣毁，又跑到印刷该报的群化印刷局，推倒排字架，推翻铅字，踏坏机器。第二天，民国报社又因为与大自由报社连日笔战，忿忿不平，民国报经理率人将大自由报馆器具捣毁，大骂而去。同盟会员的暴烈性格，自然也引起其他派系的侧目。
不久，天津同盟会派系的民意报社，也被强迫迁出法租界。该报创刊于南北和谈期间，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对袁世凯有所批评。据说，袁世凯接受共和后，曾与该报疏通，要求停止攻击，遭到拒绝。这一段时间里政治风潮不断，《民意报》也不断批评攻击当局不遗余力。于是，总统府方面，向法国使节交涉，以《民意报》言论激烈，要求饬令迁出租界。6月29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应总统府的要求，将民意报社逐出租界，并不准即将开业的《新春秋报》出版。《民意报》被迫停刊。
8月22日袁世凯在接见革命党人张承槱时，感慨地说：现在闹得真是不得了，到处都是政党之间的分歧，一党的人互相护短，专门攻击别党的人。过去爱国的人，现在也只顾政党的利益，不顾大局。西藏、蒙古的形势越来越危急，如果大局继续混乱下去的话，还能设想有什么好结果吗？恐怕中国没有在前清专制时代被列强瓜分了，却要在我们这些共和民国时代的人手里被瓜分了。现在的报纸，绝对没有什么正当的舆论，每一件事情，不管是非曲直，一定是会受到各报纸毫无理由的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活在现代，也难免要让人家笑骂的。国家表面上已经统一与和平，共和制度也已运行，但社会在事实上仍然处于分裂和对抗之中，这“言论自由”也充斥着暴力的倾向，“言论自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惜，中国社会久久地没有找到化解社会冲突的方案和道路。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
《水浒传》里有一节说的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一道黑气冲天，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革命打乱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你若想要把它再收拢过来，建立起新秩序，需要多大的能量？也许未来可以用模拟数学计算，现在还只能拍拍脑袋，想当然了。我们还是顺着自然发生的历史走下去吧！从大历史来看，清王朝这座260多年的老屋，已经千疮百孔，梁腐栋朽，革命党人没有动员起多少力量，它就哗啦啦倾倒了。从武昌起义爆发，到南北和议成立，也只有短短的4个月时间。真正爆发战斗的地区和战斗的时间，也很有限。所谓破坏易，建设难，并非革命党人有什么魔力，而是旧王朝旧体制已经腐朽，破坏自然容易。但是，清理地基，进行建设，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清理地基仍然是一种破坏的工作，辛亥革命动员的力量，只是推倒了梁屋，并没有清理好地基，甚至也没有整理地面，社会就希望整合了。即使如股市，在下滑的时候，探底筑底，也要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筑底稳固了，才有继续上扬，走出牛市行情的可能。我们知道，从清王朝崩溃，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用了38年的时间。新中国又震荡了近30年，才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这当然有它的原因，破坏和整合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社会的运动和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中国社会最近30年的发展，是以100年的摸索为代价的。
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的整合，采用了议会民主制，前面我们已经叙述了初期的情况。地方的整合，表面上也采用了议会制度，但实际情况比中央政府就更复杂了，充满着腥风血雨，关系着辛亥革命后的走向，也隐藏着中国社会继续动荡的原因。革命已经开始，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动。我们这里选择几个典型和关键革命省区的都督进行考察。湖北则因为和中央政治风潮联结在一起，我们在后面单独叙述。地方形势更能体现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共和的大厦难以建立起来。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1）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政府北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总统府和部会、议会政务和机构都很简单，他们都是新设机构，时间短暂，也没有接收过旧政府的什么遗产，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北京政府则继承了清王朝的遗产，一切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运转。中央政府的迁移似乎顺理成章。但南京地面，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怎么整合呢？它从一个革命的首都，回复到原来地方省会的地位，这种转变甚至比政府北迁更加复杂、困难一些。
当时，袁世凯对南方还鞭长莫及。他既不可能派自己的北洋军到南方来，也不可能派自己的亲信将校来统率南方的军队。他在民国初年，精气神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运作上处处表现出很有权谋，精于算计。袁世凯为了应对南京政府北迁后南方的军事、政治态势，于1912年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这是安抚南方革命党人的一个措施。他把南京一带的军政权力仍然放在黄兴手里，军队也仍然归黄兴统辖，由黄兴来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南京的善后问题。这些问题非常棘手，袁世凯自己是解决不好的，只好让黄兴来维持现状，等待局势的变化。4月13日发布的《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该条例赋予留守的权力似乎还很大。但一则条例没有规定南京留守有财政权力，二则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也就是说，南京留守一职只是一个南方军队的善后机关，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用财政权力控制留守府的运作。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也没有控制地方所必需的财政力量，即使要维持南京一带的局面，也非常吃力。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袁世凯完全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看看黄兴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必要操切从事，激起南方的反抗情绪。当然，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黄兴是南方军队的领袖，这是个既成事实，如何运作南京留守一职，主动权还在黄兴和同盟会手里，就要看黄兴和同盟会方面的政治意向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辛亥革命党人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其实都还很幼稚，他们处在传统革命和中国近代革命的过渡时期，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都只是初级水平。南京开国以后，孙中山、黄兴动员了一大批军队到南京来，还在南京地区大量招兵，扩军备战。但事实上这些军队的素质很差，章太炎批评说：“南京招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这样的军队，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吃饭而来。黄兴从武汉指挥战争的经验中知道，他是无法动员这样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南方的军队膨胀太快、太多而又无用，估计总额达到了80个师，远远超出了当时各省的财政支付的能力，因此，各省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直接掌握了16个师，以及一些杂编部队，总数达20万人。南北和议成立后，这些部队已经无用武之地，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民立报》的编辑、记者，一心想着与袁世凯一起和平建设，批评南京陆军部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目多得像毫毛一样。陆军部不仅不知道这些兵够用不够用，而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兵。调查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可以确定这些兵足以让我们国家灭亡。
在野的人对当政者进行批评总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当局拿出真正行得通的办法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黄兴并非不知道他面临的问题，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就在努力整理军队。他先后将驻扎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这5个军都是北伐集中到南京苏皖地区的军队，第一军军长柏文蔚，该军原是在江苏的军队扩编而来；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土匪出身，驻在扬州；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所部为广西参加北伐的各支部队组成；第四军军长姚雨平，该军为广东参加北伐的军队，系广东新军所组成，战斗力比较强；第五军军长朱瑞，该军为浙江新军所组成，比较有战斗力。4月11日，在南京的赣军及一部分桂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南京抢劫。当时部队供应很困难，甚至吃不饱饭，一些游杂部队就很容易哗变。黄兴镇压兵变后，深知有兵无饷的危险，因而加速裁军。但裁军也要钱，黄兴没有财权，就像被放到炉火上烘烤一样，日子非常难过。他只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自动离职，帮助新生的国家渡过难关。此后一段时间内，第一军除留在江苏的部队外，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将部队随身带到了安徽。第二军归中央直辖。第四军解散，一部分回广东后也被陈炯明解散。第五军回到了浙江，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第三军的部分部队遣返广西，骨干部队编成第八师，归中央直辖。其余一些江苏的部队，后来交给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2）
黄兴明明是个厚道人，一心要整理好军队，政治上没有野心，但同盟会的反对派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直千方百计迫使同盟会放弃政权，非常担心同盟会在南方继续拥有军队。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宧就声称：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黄兴本来就对政治趋向消极，经历了兵变事件，更加对权位失去了兴趣，希望功成身退，摆脱嫌疑。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只能进行和平的政治竞争，党派之间只是政见之争，而不希望再发生武力角逐政权的现象出现。何况，中国经过这次革命的破坏，元气大伤，如果再要经受一次战争，中国能不亡国吗？为了表示他对国家统一的诚意，于5月13日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但也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选，不敢操之过急，所以仍予以挽留。5月下旬，黄兴和熊希龄在借款问题上发生冲突后，他在财政上已经毫无办法，更加急于丢弃留守这只烫手的山芋。
同盟会毕竟是一个革命组织，从风浪中奋斗过来，有一部分人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对于时局仍然很担心，不信任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也不希望同盟会失去对江苏政权的控制。他们想了一些办法，提了一些建议，例如让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后担任江苏都督，或者由陈其美出任江苏都督。但黄兴本人对政治表示消极，其他人的努力当然就很难着力了。于是，有人就批评黄兴暮气太深了，只能和他谋划开局，很难和他一起去争取成功。尽管如此，南京地区的军队毕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他们强烈要求保存革命实力，应付可能的事变。性格温厚的黄兴，毕竟是一个战士，军人有自己的敏感和利益，在一片和平声中，仍然存留着血性。在准备结束留守府的时候，黄兴和同盟会在南京的军事骨干们决定组建一支精锐部队，这就是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是由广西参加北伐的部队组成，主要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军，同盟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官兵多为广西、湖南人，建制上直隶中央。组建时，选择各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和装备充实该师，从师旅长一直到营连长，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武器除装备部队外，还有一份备存在军械库。第八师的领袖是陈裕时，喜用权谋，他推荐陈之骥担任师长。陈之骥也是同盟会员，与广西革命党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并在广西军中共事。陈之骥是北方人，又是冯国璋的女婿，陈裕时看中了这一点，希望通过陈之骥与冯的关系，为第八师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与中央政府打交道也比较方便。
那些年轻的同盟会员也太单纯了，这叫什么权谋？他们怎么可能依靠袁世凯系统的支持来发展自己，与袁世凯对抗？在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下，一时搞不清政治发展方向，才有如此可笑的措施。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传统的解体的道路，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不同政治素质和派系的军队是无法和平共处的。历史事实也很残酷，军人们正在结成自己的特殊团体，强化自己的发言权。经过了后来多年的冲突，同盟会——国民党军界的人才懂得了控制军队和地盘对于政治生存的重要性，于是，国民党自己也走上了军阀的道路，并且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至于民主化的要求，就成了弱势一方的宣传话语，没有人能回答具体道路怎么走的问题，真诚的民主意向在生活中总是无法生存。如何消除军事派系，进行国家的整合是国民党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生活的自然逻辑造成的，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罪恶意图造成的。对历史的批判性语言，功过是非的意识形态评判，无法解释客观的历史逻辑。这是后话。
黄兴组建第八师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各部队正在响应黄兴的号召，以爱国的名义动员退伍，第八师却非常特殊，不仅不退伍，还在充实力量，招兵买马，甚至招收已经被裁遣的官兵。严重的反差，引起了其他部队的强烈不满，纷纷到留守府抗议，影响了裁遣的动员。第八师的组建工作被迫停顿了下来，黄兴甚至将正在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以平息各部队的愤怒。何遂躲过风头后，才回到第八师继续任职。
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到南京接收留守府，黄兴即交卸了职务，第八师的整编也就延搁了下去。黄兴下野后，如释重负。10月间，黄兴从上海回湖南家乡，正值39岁（虚岁）生日，在旅途上赋诗一首，看淡了功名富贵，感慨人生的迷茫：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第八师名义上直隶中央，后来的许多活动仍然不是袁世凯所能控制的，黄兴的影响力也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对时局的认识不清，并没有始终贯彻原来的方针，只是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吧。留守府结束时，黄兴将自己的警卫团划归第八师，团长林虎。林虎虽然是广西出身，但所带部队是广东的部队，与第八师不是一个系统。正好江西都督李烈钧需要骨干部队，林虎是李的同学，就将林虎一团调到了江西。与此同时，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与八师其他干部发生矛盾，而湖南都督谭延辏б蛭踊ハ喑逋唬苹拷馍ⅲ枰恢Р镁募嗍硬慷樱蹋陀烧月室煌疟Γ娓涸鹫聿们簿拥耐踔ハ榈搅撕稀Ｆ涫登懊嫠档剑揽酝踔ハ榈娜蚊欠欠ǖ模罄丛僖裁挥腥思平险饧隆Ｕ饬街Р慷樱�1913年爆发二次革命时，都是当地参加革命的骨干部队，尤其是林虎一团，首先与北洋军队发生战斗。南京的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保留应变的骨干部队，只存下了第二十九团2000多人。第八师因为缺额太多，后来又进行了整补。当时一个师是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因为师长是北方人，就到北方招来了一个团。但这个团完全没有革命的思想基础，二次革命爆发后就解体了。尽管如此，第八师仍然是革命党人保留下来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后来就成为二次革命中南京保卫战的骨干部队。只是战斗爆发前，军官们都觉得战争已经没有希望，先后离开了部队，只有士兵不愿意解散，自动地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也是战争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2．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1）
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当时政坛上，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虽然他是前清巡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革命党人有所不同，但对他的施政理念，公忠为国，也不可一笔抹杀了。他在南北的纷争中，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程德全，生于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五日），四川云阳人，字纯如，号雪楼。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以教书的微薄收入养家。程德全幼年随父亲读书，成年后也出外教书。1890年到北京进入国子监学习，常常挨饿。1900年俄军入侵东北，程正在黑龙江将军寿山幕中，规划战守事宜。寿山寡不敌众，和平让城（齐齐哈尔）后自杀。和平让城，本是程德全的建议，目的是为了保全全城百姓。俄军同意后又欲毁约攻城，程德全急急以自己的身躯抵挡俄军的炮口，制止了一场屠杀。俄军入城后欲强立程德全为黑龙江将军，程坚决拒绝，投江自尽，被俄军救起后挟往赤塔。程德全以个人性命与俄军周旋，有气节、有权谋，在朝野赢得了声誉。东北一直保留着满族入关前的体制，1904年，程德全破例以一个汉人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1905年署理黑龙江将军。1907年，清廷改革行政体制，将东北改设行省，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程署理黑龙江巡抚，职权受到削弱，于是称病开缺。
1909年，程德全出任江苏巡抚，以革新自命，对江苏的新文化和张謇其人都十分赞赏。他在写给中枢人物的信中说：江苏士绅的学问，一向非常优秀，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东西文明输入中国，新知识日新月异，加上有张謇等人作社会的导师，大力提倡新知识新文化，将来全国都要以这里的教育作为模范，吸取这里的经验和方法。我一定要在江苏团结绅民，施行新政，奋发图强。程德全在江苏为官，与张謇政见一致，互相合作。他在任内联合各省督抚要求清廷实行立宪，设立责任内阁，从速召开国会。但实际上他已对清廷的统治失去了信心。武昌起义爆发后，程德全和张謇合作，作了最后的努力，上奏清廷，要求解除亲贵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宣布宪法。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此后，程德全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安定社会秩序上面，尽力避免政局动荡对经济的冲击。小心翼翼地保护中国的新经济，是他和张謇的共同愿望。1911年11月4日，上海独立，苏属士绅要求程德全谋求自保，避免战争，得到程德全的同意。11月5日，上海民军与驻在枫桥的新军一起入城，宣布苏州独立，推程德全为苏军都督，程成了第一位反正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不久，江浙联军攻击南京，程扶病赴前线视察部队，发布誓师词，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信任。革命军攻克南京后，内部纷乱不已，程德全被推举为江苏都督，但他两次赴宁协调，都没有成功，不得已到上海称病不出。1912年1月3日，程德全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他卸去了苏督职务，但并没有到南京上任，一直在上海养病，由次长负责部务。不过，这一段时间内，他在上海与章太炎合作，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先后改组为统一党、共和党。很快，他就发觉章太炎这个人很难合作，彼此政见不合，并且，也深感政党组织纷繁复杂，混乱不堪，实在看不惯，就在5月间退出了共和党。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张謇，虽然在民初政局中，他对政治仍然比较淡泊，没有处于关键位置，但在江苏政局的问题上，张謇却是一个重量级人物。程德全的背后，完全离不开张謇的合作和支持。
张謇，生于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江苏通州人（现南通市），出生于海门，字季直，号啬庵。父亲经商务农，家道小康。但祖上没有功名，参加科举考试时，受人蒙骗，冒充有功名人家的子弟。16岁考中秀才后，被人勒索多年，几乎破产。后经过正直重才的师长和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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