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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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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善俺溆泄γ思业淖拥堋�16岁考中秀才后，被人勒索多年，几乎破产。后经过正直重才的师长和地方官吏的帮助，改归原籍，才摆脱了困境。1874年起做幕僚谋生，1876年投入庆军吴长庆幕中。1885年考中举人，1894年中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一生重视士大夫的修养，安贫乐道，砥砺名节，把科举作为唯一的成功之路（不走后门，不要别人关照）。他认为：“观人于不得意时，于不得意而忽得意时，于得意而忽不得意时，经此三渡，不失其常，庶可为士。”甲午战争时，他是翁同龢的门生，曾上疏痛劾李鸿章误国。但不久因父亲去世，丁忧回家。从此，他开始在家乡开办纱厂，从事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活动，组织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间企业集团——大生公司。但他自己不谋私利，把自己的劳务收入无偿地贡献给了社会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1898年丁忧期满，到北京翰林院报到，但又立即辞职。他自嘲说：“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明白了科举读书做官道路的谬误，从此立志在民间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的救国道路。
2．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2）
在本书介绍的人物中，他是最年长的了，辛亥革命时正届耳顺之年，革命党人都是后生晚辈，在他眼里多是些无知少年，需要开导教育而已。他又是一位功名最高（状元）的君子儒，有着很高的传统道德修养。又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者，以无私的精神，创办了大生纱厂，并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他以中国人独立的力量，把南通建设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他正以一个声望卓著的地方士绅，对清廷失望之后，在地方上、在民间独立地承担责任，从事着国家建设。他只是不希望爆发革命，把他的建设计划毁于一旦。
1901年后，立宪运动开始兴起，张謇是国内立宪派的主要领袖，1906年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任江苏谘议局议长。1911年2月，张謇到苏州拜会了程德全，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两人政见相同，开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程德全对张謇十分推崇，只要是张謇提出的规划和建议，他都采纳了。6月间，张謇到北方考察，中途到彰德会晤了在野的袁世凯，为应付时局的变迁，作相应的准备。他到北京后，向摄政王有所建议，摄政王虽然表示赞许，但事实上时局已经很难有所作为。武昌起义那天，张謇正在离开武汉前往南京的轮船上，目睹了革命燃起的熊熊烈火。10月13日，他到达南京，力劝总督张人骏援鄂，遭到张的断然拒绝。16日，张謇应程德全的电邀到达苏州，商量应付时局的方策。程赞成张謇主张速布宪法、召开国会的建议，希望以此来挽救清王朝面临的危机，消弭革命。程即请张謇草拟奏稿。张謇即约了两个年轻人雷奋、杨廷栋连夜起草，到12点后脱稿。但这份奏稿只有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联名，结果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1月5日苏州独立，以张謇为民政长。张謇则事先回到南通坐镇，于11月6日宣布南通和平光复，8日，致电袁世凯，并分别函告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进行策反，谋求和平实现共和。他甚至要求袁世凯迅速前往北京，控制北京，不让清廷逃亡。同时，张謇与程德全联名起草了一份说帖，托付给杨廷栋，前往说服袁世凯反正，拥护共和，并期望袁世凯成为华盛顿。11月20日，张謇自南通经上海到达苏州，主持省议会开幕式，并被选为议长，帮助程德全稳定政局。此后，在革命后的混乱政局中，程德全与张謇互相配合，密切合作。当时各地财政极为困难，于是公推张謇为两淮盐政总理，张謇为了家乡的安宁，勉为其难，同意担任，于是他也就成了程德全的财政支柱。都督和省议会政见一致，这在当时是难得的省份。
革命后的江苏，政治局面非常纷乱，四分五裂：南京有留守府，苏州有江苏都督，上海有沪军都督，清江有江北都督，同时有扬州、常州两个军政分府。代理江苏都督庄蕴宽能力不足，面临财政困难，很难控制政治局面，3月底苏州发生了一次兵变，只好推荐程德全回任。江苏省议会也推举程德全，南京留守黄兴也支持程出来维持局面。程德全成了各方面可以接受的政治人物。对南方鞭长莫及的袁世凯，很借重张謇在江苏的影响力，袁的身边也罗致了一些江苏立宪派的人才，自然重视程德全施政的魄力。4月13日，袁世凯下达了委任程德全复任江苏都督的命令。但江苏的政局仍然十分复杂，显然，统一江苏政局的难度极大，就要看程德全为政的魄力、气度和权谋了。
程德全接获任命后，于22日到苏州上任视事，但在苏州只待了8天，就于30日以养病为名，去了南京。很是奇怪，他到底是想有所作为，还是再次表示消极？其实这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在张謇、程德全和袁世凯方面的算计中，必须把江苏的政治局面统一起来。张謇也已向袁世凯提出江苏都督应该移驻南京，江苏省议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张謇也曾请人向袁世凯转告，规劝江北都督蒋雁行放弃江北建省的意图，为程德全统一江苏开路。但当时南京是南京留守的管辖区域，程德全自然不可能以江苏都督的身份去视察南京，但他又要为统一江苏布局。因此，他以治病的名义前往，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一方面安抚南京士绅，一方面与黄兴洽谈，试探黄兴的意向。他名义上准备在南京待3个星期，实际上即准备长驻南京，规划全局。
2．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3）
袁世凯支持程德全统一江苏。他对南方各省，往往以任命护军使、镇守使一类职务来分割都督权力。但对程德全，却正好相反，尽量支持他集中权力。5月1日，袁世凯断然发布命令，取消江北都督府，调江北都督蒋雁行进京，并任命程德全的亲信刘之洁出任江北护军使兼第十九师师长，接管江北军权。江北临时议会和一些团体从地方利益出发，希望江北独立成为一个省份，反对袁世凯的命令，甚至拒绝刘之洁来接统军队。对此，程德全的态度完全不同，发出了雷霆之火，于5月12日发布《告江苏父老书》，态度十分强硬，要求江北各界尊重苏督权力，不要以共和的名义，竞争不应该有的权利。5月17日，刘之洁即带兵上任，以武力控制了江北的政权。
程德全的政治目标是统一江苏，但他对于南京留守府的问题，始终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时黄兴已经一再提出辞职，袁世凯也乘机希望就此结束留守府，由程德全接收。5月18日，袁世凯致电张謇，通知他已经派遣蒋作宾（同盟会员，陆军部次长）去南京，与黄兴商量结束留守府办法。袁要张謇当面和程德全商量，制订一个妥善的办法，早作布置。张謇和程德全的意见相同，主张慎重。由于张謇正好在南通生病，两人没有能够当面商量，只是电报往返。程德全接到张謇转来的袁世凯电报，立即回复袁世凯，请他不要着急。他告诉袁世凯：黄兴在南京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思想，处处力求收缩，并不构成威胁，应该采取稳妥的办法来统一江苏的政局。留守职务本来就是暂时的，3个月不结束，5个月也就结束了，何必着急？我自己在南京时就劝黄兴留任，希望蒋次长到南京时，不要谈交接的事。如果黄兴立即交卸，现在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太急促了，不适合目前的形势。希望蒋次长到南京后声明，这次到南京来是安抚军队，帮助黄兴处理军务的，并不是来办交接的。黄兴和蒋作宾关系很好，这样一方面在实际上促进留守府的结束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让军队放心，不再胡乱猜疑。两三个月后，一切都安排好了，问题的解决是有绝对把握的。
程德全的着力点完全在平稳过渡，正确地把握了留守府及其部下的脉搏，因而胸有成竹。他接到袁世凯电报的时候，已经不在南京，因为不断接到苏州军队不稳定的情报，不得不于5月19日回到苏州坐镇，部署应付事变。
当时，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都对袁世凯表示信任，在政治上趋向消极。但南方的许多同盟会员，仍对袁世凯抱有戒心，希望整军备战。黄兴提出辞职后，一批同盟会员强烈反对黄兴辞职，他们担心影响同盟会在江苏的政治地位。沪军都督陈其美曾亲自到南京劝阻黄兴，也曾同蒋作宾、李书城到苏州和程德全商量劝留黄兴。上海在前清并非军事要地，除租界外，在行政上只是一个县级单位，不可能长留一个都督的位置。 黄兴辞职后，陈其美的处境必然非常困难，他一方面公开活动黄兴留任，同时也在密谋策划推倒程德全自任江苏都督。
本来，苏州的反正，就是由上海方面策动的，驻在苏州的一些军队，也和陈其美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柳成烈、朱葆诚等组织有先锋营，朱任团长兼第二营营长。柳一度到山东活动后回到苏州，住在蒯际唐、蒯佐同兄弟家里。黄兴行将辞职，形势大变，苏州的这批革命党人就秘密组织洗程会，准备由陈其美从上海预备一批军火，用小轮装运到苏州后，由四十六标配合先锋营发难，驱逐程德全，举陈其美任江苏都督。所谓军队不稳的情报，就是由此而来。
5月30日，江苏籍参议员杨廷栋从北京给程德全发来密电，建议说，黄兴的留守府如果取消，中央准备让王芝祥来接统军队，但王仍然是同盟会的人，不如让庄思缄（蕴宽）担任，熊希龄准备给予确实的财政支持，他就能顺利掌握了。同时，杨告诉程德全一个重要情报，陈其美在暗中增加兵力，是否确实，希望严密防范，也许不会严重决裂，苏州地方总要秘密准备自我保护。程德全为政十分老练、冷静，他复电说：这位先生增兵的事情，恐怕只是误传，我计算他的财政力量，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程德全早已作了周密布置，掌握了先锋营的活动情况，他们在留园和虎丘等地秘密开会，准备6月1日起事，兵分三路，袭取省城（苏州）。5月31日晚，程德全抢先行动，逮捕蒯氏兄弟及朱葆诚等骨干，迫令先锋营缴械解散，并自任审判长，枪决了蒯氏兄弟，快刀斩乱麻。程行动时，柳成烈闻讯逃脱。程德全把事变平息在发动之前，社会上水波不惊，平静如常。事平后，他不事张扬，避免株连，将搜获的文件、名册阅读后即行销毁，以安定人心。陈其美获悉事变后，以明码电报询问柳成烈下落，程平和地答复说：我这里也不知道柳成烈近来在哪里，做些什么事，蒯案中也没有听说有他的事。程德全装成这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变似的，就这样处理了几个小人物，让这次事变悄悄地平息了，他和陈其美的交往也依然维持正常。
2．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4）
苏州先锋营事变，只是少数同盟会员和地方军人干的事情，与黄兴毫无关系。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党人的步调已经没有统一的意向和统一的指挥。黄兴在留守任上由于缺乏军费，面临着部队随时可能因缺饷哗变的局面，如坐针毡，因而急于离开。5月28日蒋作宾密电程德全：留守如果不马上解职的话，中央的拨款绝对不可能给的，军队那么多，都等着要吃饭的，无米之炊，怎么能久等呢？如果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机关就容易了，人事资格不同，影响也不同了，对于争取中央拨款就有了调停的办法。务必请您尽力抱病来南京，妥善解决留守府的善后问题。袁世凯也于5月30日电令程德全即日到南京接收留守府，并通知他已经嘱咐蒋次长进行协助。第二天，袁世凯正式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等待程德全到南京接收后准予取消。同时，又对南京军队作了安排，任命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将第一军、第二军及第三军的第八师归陆军部直辖，其余江苏地面各项部队，凡是以前隶属于留守府的，都归江苏都督程德全接收管辖。同一天，袁世凯又通知程德全，派王芝祥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与该督会商办理。正是这一安排，导致了唐绍仪弃职离京，袁世凯一箭双雕。
袁世凯的命令发布后，同盟会内少数人仍表示反对，希望黄兴交卸留守职务后，出任江苏都督，保存革命党人在江苏的政权。但这时候的程德全地位已经十分巩固，无法动摇了。程德全在处理完先锋营事变后，即于6月14日前往南京接收留守府机关。黄兴于同日通电解职。陈其美在上海孤掌难鸣，不得不于7月31日也交卸了沪军都督职务，由程德全到上海接收。于是，江苏政局归于统一，由程德全掌握。
自从上海起义以后，江苏就成了革命的核心地区，也是同盟会控制的主要区域。不过，张謇、程德全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声望的人物，为人清正廉明，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革命党人有所不同，他们主要倾向于和平的改革、建设，尤其是张謇，非常注重小心翼翼保护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实业和教育事业，不希望为革命的战火所破坏。因此，他们反正后能够得到革命党人的尊重和合作。
程德全统一了江苏的军政权力后，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先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一方面争取普及教育，培养人民的自治资格，使他们达到共和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为了维持秩序，他在国家的全局问题上，一再主张调和党派分歧，为此退出了共和党。他在一封通电中强调：“大局危机，间不容发，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因而也常常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与同盟会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然，为了维持秩序，程德全也表示拥护中央，也就是拥护袁世凯，并且，也期待袁世凯的支持和帮助。袁世凯也通过张謇的谋划，全力支持程德全来控制江苏的局面，抑制江苏地区的革命势力。江苏成了与中央关系最密切的省份。这样，在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南下以前，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通过程德全实现了相对的平衡。张謇的立宪派也通过程德全扩张了在江苏的政治势力，不过，并没有在军事上有什么强力的作为。
程德全并不是一个依附权贵的官僚，施政有自己坚定的主张，他呕心沥血就是要安定社会，建设国家。因此，他为政不抱党派的成见，并非无条件地迎合袁世凯的要求。与北洋系蓄意压制、排斥革命派势力不同，他尽力安抚革命派的势力，不让矛盾激化。当时，江苏地面上的军队，原来苏州地区的一部分军队，后来编组为江苏第二师，师长章驾时，是程的亲信部队，扬州第二军（后整编为第四师）徐宝山系土匪招安部队，其余部队都在同盟会员的控制之下。驻徐州一带的第九师，原属第一军，后来划归江苏，新任师长冷遹（御秋）系同盟会员，并负责归并一、九两师成江苏第三师。陈干所部三十九旅同驻徐州，与第九师对立。该旅本系闲杂部队，军纪不良，但陆军部以种种借口要予以保留，遭到程德全的坚决反对。他在给袁世凯和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江苏省的军队从前有十五六万，陆续裁遣已经一半多。冷遹负责归并一、九两师，亦裁去了8000多人，没有听说有祸害人民的事，为什么单单对区区的这一个旅要听任他们成为社会的病毒呢？只是希望陆军部发挥毅力，从速予以解决。由于程德全的坚持，陈旅终于被遣散了。徐州绅士杨慕时、段书云反对革命，在程德全面前肆意攻击徐州驻军。程德全断然撤销了杨的江北民政次长的任命，并申斥说：只要我在江苏一天，都不会让杨慕时、段书云参预、旁听本省的政事，为了不让他们施展挑拨播弄的伎俩，我以身许国，患难死生都不计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忍心看到中原大局遭受分崩离析的祸患。在三、七两师的整编过程中，程德全把对立的两个师长都免去了，任命同盟会员章梓任师长。章在军中有威信，有影响力，但他是一个文人。陆军部借口章梓不是军校毕业的军官，表示反对任命章为第一师师长。但程力排众议，坚持任命。对于陆军部特意推荐、安插的人选，程都予以拒绝。他清楚地知道，陆军部安插这些人，就是要与同盟会军官作对。因此，程德全尖锐地批评陆军部说：这里的军官，党派的意见是比较小的，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的意见很大。失意的军官不免任意造谣攻击，而军部听信谗言，不加以分辨考察，专门听信一面之词。像张斯麐呀，尹同愈呀，已经提了好几次了，现在又提起朱先志这个人了。这几个人呀，并不是说不能用，但用了他们，让他们和军队对抗，酿成风潮，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何况朱现为堂长，尹为团长，我也没有不用他们呀！当时，袁世凯需要程德全稳定江苏局面，控制同盟会的武装力量，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由于程德全魄力雄厚，手腕灵敏，处事持平，绝无偏袒，因此，程德全也能得到同盟会军界的尊重，江苏政局相当平稳，也让专心经营地方实业、教育的张謇在政治上很放心。
张謇则以自己的声望和盐政总理的职务尽力为程德全筹措整理军队的经费，并一再与袁世凯直接交涉中央拨款，从而使程德全整理军队的计划得以实施。在同中央的交涉中，张謇也处处维护苏督的利益。江苏成为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人士相安无事的省份。程德全施展了全部的智慧，来小心翼翼地贯彻走钢丝的平衡政策，他一直要面对上上下下来的各种沉重压力，心情常常是忧郁的。当风云突变的时候，还能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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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1）
辛亥革命后，由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并不少，有些省份的都督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该省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例如湖南、福建。但是，从后来时局的发展来看，一些同盟会都督已经与同盟会的政治路线脱离了关系，例如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都督唐继尧，不一而足。同盟会的政治路线有很大的模糊性，何况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本来就很松散的同盟会，更成了一盘散沙。于是，地方都督也往往各行其是。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同盟会两位最重要的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广东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最重要的地区，革命力量活跃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江西恐怕只能说是李烈钧的个人因素更重要一些吧。
李烈钧，生于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六日），江西武宁人，字协和，别号侠黄。出身耕读世家，父亲曾参加太平军，失败后回家种田经商，家道小康。少年时读书习武，喜欢交游，性格豪侠，朋友众多。为房产纠纷，小小年纪出庭时被无理逮捕，受尽欺辱。1902年被县里推举入江西武备学校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先进振武学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李烈钧在日本时，多次面见孙中山，1907年经张继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他在士官学校组织“丈夫团”、“武学社”等小团体，与南北派士官生多有联络。1908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营长）。因宣传革命，被上级借其他事由逮捕，经营救获释。1909年到云南军中任职。云南军中布满日本士官生和革命同志，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经武汉前往北京。在北京与革命同志联络后，返回江西参加革命，曾策动海军起义，并率师增援湖北，任苏皖粤鄂赣五路联军总司令。但南北议和，战争停顿。江西革命后政局混乱，历任都督治理无方。于是，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李即率部回赣莅任，于1912年3月19日就职。
胡汉民，生于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广东番禺人（现广州市），原名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参加同盟会后，为《民报》撰稿时的笔名，后来就在社会上流行。父亲做州县幕僚。父母去世后即以教书谋生，21岁时考中举人。1902年，胡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因吴稚晖与清驻日公使冲突，胡汉民为吴抱不平，愤而退学回国，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又赴广西梧州教书。1904年冬，再次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出任编辑，主编张继，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负责。第六期后由章太炎任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扩大解释了《民报》的六大主义：（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同盟会和梁启超的论战，使彼此间结下了深深的裂痕。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越南的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参加了南方历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南洋的筹款工作。武昌起义后，胡汉民在越南西贡获得消息后，赶回香港，策动广东起义。他与朱执信等商量后，决定策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接受了胡汉民的忠告，于11月8日驱逐两广总督张鸣歧。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宣布独立，广东各界开会推举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晚，胡汉民从香港赶到广州就职。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上海、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南北议和期间，胡汉民力劝孙中山接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胡汉民回到广州，于4月27日复任都督。陈炯明则一度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5月5日又回到广州任军统、广东全省总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等职务。由于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他和胡汉民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袁世凯利用胡、陈之间的矛盾，极力拉拢陈炯明，1912年12月3日任命陈为广东护军使，合法地分割胡汉民的都督权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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