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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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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搞不清楚。
3．唐绍仪出走天津（5）
袁世凯政治经验丰富，是个玩弄权谋的高手，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他于6月22日复电陈其美，反责其“误听浮言”，并威胁说：如果有人幸灾乐祸，我受国民付托，不会放任不管。同时揶揄陈其美：如果重新选举总统，有合适的人选，我就可以减轻负担，没有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那是个“非袁莫属”论调鼎盛的时代，谁有资格、有胆量取代袁世凯当总统？第二天，袁世凯放出了柔软的一手，发布解释嫌疑的通电，向天下人表###迹。他说：我小时候读书，就羡慕天下为公的风气，到了中年，也懂得点世界的形势，看到法国、英国这样的共和国家，法制优良，觉得同我们国家古代的理想是一样的。去年武昌起义，废除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了一个共和国家，我以衰朽的年纪，也有幸亲自参加这样的盛会，心里很想从此退休，回到田园，享受和平繁荣的幸福。因为国民的付托，才担任了这样繁重的责任。当共和宣布的时候，我已经通告天下，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的时候，也作了宣誓。现在一些没有知识的人，造谣惑众，怀疑我仿效法国拿破仑第一的故事，要做皇帝。他们的用心，我可以不追究，大体上一半是出于误会，一半是出于故意。现在国家危机很严重，列强还没有承认我们这个新国家，而各省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安定。我们做事的人只能委曲求全，而局外人却很难谅解。要知道，我担负着这样重的责任，对于天下兴亡，怎能冷漠不管？如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使民国前途弄得无法收拾，即使别人不责备我，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对不起同胞。我的心情，可以对天发誓。希望国民以救国为前提，从大处着想，不要轻信谣言。如果有人胆敢不顾大局，存心破坏，我也要服从国民的共同意志，与天下人一起，把他们驱逐掉。
这封通电发布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都不愿意事态扩大，风潮也就逐渐平息。
但是，在这次风潮中，同盟会不仅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受到损失，在地方势力上也再次受到损失。由于陈其美的通电措辞严厉，反对派对他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攻击。由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幕后策划，北京的六家报纸《新纪元报》、《中国公报》、《北京时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民视报》联名给黎元洪及陈其美各发了一封电报，攻击陈拥兵自卫，要求黎和各省都督联合发兵，进攻上海，将陈其美杀掉，来奠定国家稳定的基础。尽管袁世凯、黎元洪都不可能真的出动军队，但陈其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7月31日交卸了沪军都督的职务。中国同盟会又失去了一个地方上重要的地盘。
那么，对于今后的政治走向采取什么方针？同盟会本部和内阁成员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即由一个党组成内阁，政见保持一致，但不强调一定要由同盟会组阁，如果不是同盟会组阁，则同盟会员不参加内阁。袁世凯不赞成同盟会的主张，他要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主张人才内阁。也就是说，只要袁世凯认为他是个人才，就会任命他担任内阁职务。共和党等同盟会的反对党，自己觉得并没有力量组阁，愿意看到一个超然总理，也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的人当总理，继续分享政权。第一届内阁的组成，还很难说与政党运动有什么关系，唐内阁运行过程中，参议院的参与度也还很有限，而往后的###则与参议院和政党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民初政局将进入新的一轮角力，中国的参议院和政党政治运作，将如何表现，朝什么方向发展，自然将决定民国政治的前景。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年轻有激情，思想单纯，但也简单幼稚。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个时代特点。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即使是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对这个时代也缺乏明确认识。在他们眼里，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不管在哪里点一把星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火，把这个衰朽的王朝烧掉。只要汉人当政，民国成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人民就会得到幸福。武昌起义成功，谁也没有想到，果然全国都起来响应。革命虽然碰上了困难，但只要袁世凯反正，又一切都顺利了。在革命高潮时期，章太炎所以敢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因为想得简单。尽管遭到孙中山的批评，但他们仍然觉得明摆着民国就能胜利了，自然就要组织政党。过去不让组织政党，是因为满人统治，现在实现共和，组织政党就天经地义。清帝退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和公布、实施，从法律层面说，也保障了政党政治的施行。当时的政界好像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孙中山也不再批评章太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也势在必行。政党组织是和议会政治相表里的，言论自由更是政党运作和议会政治的必要前提。然而，共和制度的理想境界运作的结果，却是普遍的混乱，章太炎竟然回头发表了共和亡国论。他们不知道共和前途有很多障碍，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障碍，更不知道最大的障碍，不仅是自己的对立面，还有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错位，造成了人才不出的后果。
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有中国同盟会，我们现在也把它列为政党组织，但那时候，它只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组织，而且是个秘密组织，与和平生活时的政治组织不是一个范畴。孙中山坚持革命方略这门“大炮”放空了，中国同盟会迷失了方向，一时间既不能革命，也不能销去，甚至没有开放，在政党组织的浪潮中落后了。章太炎的“天下为公”就走上了前台，那么这个“疯子”带头发起的组党活动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风起云涌话政党（1）
从武昌起义到上海光复，革命向全国发展，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同时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更成了组党的急先锋。章太炎回到国内不久，即于1911年11月29日到苏州会见了程德全。程是前清江苏巡抚，主张立宪，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魄力，反正参加革命，和章太炎的政见一时合拍，开始筹备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人都是章太炎开列名单联络来的，标准是国内各省的“宏硕之士”。12月14日公布章程，招收会员，它的宗旨是“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章太炎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原立宪派人士唐文治、张謇、熊希龄等成了骨干分子，发行《大共和日报》。章太炎在演讲中公开声明“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对于国家具体体制政策，主要是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反对美国式的联邦制；对于大总统要进行限制（当时总统是孙中山），防止民主专制，应该仿效法国制度（也就是责任内阁制）；对于民生主义，反对纯粹社会主义（也就是反对平均地权，反对土地国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月 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拟定有“假定党纲”10条：（1） 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 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 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 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 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 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 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 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 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章太炎在政治见解、具体政策、人事品评等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刚刚起来，政权没有巩固，必须由革命党用强力来扫荡旧势力。在章太炎看来，现在必须与其他各派联合起来，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当然，孙中山对旧势力是什么，当时也糊涂，但章太炎看来，就无所谓旧势力。因为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有一系列不满意的看法，就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势力和他抗衡。这个势力，就是后来梁启超给袁世凯信上说的旧立宪派和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
结果，光复会这个革命组织也首先自然消亡了，消亡得无声无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陈其美、蒋介石设计刺杀。历史学者普遍谴责这次暗杀行为，说其沿袭了革命阵营自相残杀的恶习，认为光复会失去了领袖人物，成了光复会消亡的重大干部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陶成章不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袖被暗杀，而是作为个人在没有组织保护的情况下被暗杀的。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实践是否也要负一点责任呢？
据说，章太炎没有当上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后，对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意见就更大了。尤其是陈其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之后，章太炎对黄兴和陈其美就充满了仇恨。同盟会和光复会一直存在着派系权力斗争。历史的恩怨是非，造成了革命派分裂和残杀的悲惨事件。清帝退位以后，章太炎又于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统一党的宗旨是“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政纲有11条，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党纲相似。对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政治纲领以及政治理念，一方面太多冠冕堂皇的话，一方面也太复杂，不是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清的。但在当时的###中，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具体的派系冲突和具体的政治利益权衡。
章太炎自己在一些讲话、通信中说得很清楚，他就是针对同盟会的。在他看来，同盟会搞一党专制，排斥异己，而且，一些同盟会员暴力倾向太严重，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以后，这些人还想捣乱。所以，他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只要是好人，就要和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要联合广大的有智谋、有勇气的人，把这些捣蛋的人驱逐掉。他对梁启超非常同情，他现在招收的人也是梁启超的门徒。他了解到袁世凯希望梁启超回国，不过，他认为同盟会的气焰还很盛，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与袁世凯保持联络就可以，等待机会再回来比较好。他处处与同盟会的政策对立，在演说中也专门责备孙中山和黄兴，甚至公开骂黄兴、陈其美是土匪。所以，同盟会也反骂他，说他是“疯子”。甚至放出流言，说他开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当时，他是拥护袁世凯的，他联合的人，也都是拥护袁世凯巩固政权的。不管他在政治理论上说了什么，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上，就是和梁启超一派的人合作，支持袁世凯对付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尤其担心同盟会中反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暴动。所以，孙中山批评他只知道民族主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口头理论，并不是实际行动的原因。不过，章太炎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把握不住形势，他与同盟会的分歧，并不完全是正确和错误的分野，同盟会也不是一个现代素质很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会发生暗杀陶成章事件。社会政治生活还停留在旧习惯上，但新名词、新概念又十分流行，令人眩目。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志趣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合作的时候多。所以要多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因为人一生的变化太复杂，不要根据一时一事去评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风起云涌话政党（2）
与此同时，也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上海活动的湖北武昌起义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孙武、张振武等，他们没有得到政府中的职位。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开国的元勋，孙中山、黄兴都是外来户，抢了他们的功劳，尤其是对黄兴，在武昌时就结下了梁子，这时意见就更大了。浙军将领朱瑞，攻克南京有功，他是光复会员，也对黄兴不满，把黄看成是汉阳败将，不愿意接受黄兴的指挥。这一批人就在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组成了民社，发行《民声日报》。民社推黎元洪为领袖，除孙武外，实际操纵民社的是黎元洪手下的门客孙发绪和饶汉祥。同盟会员刘成禺、时功玖等湖北人也参加了民社，后并入共和党。民社要员握有军权和地方势力，朱瑞率师回浙后来就成了浙江都督。民社的组成也是辛亥革命党人分裂的结果。
北方地区，梁启超的学生范源濂，前清立宪运动团体宪友会骨干籍忠寅、黄远庸（著名记者，笔名远生）等，也在京津地区组织国民协进会，于3月18日在天津成立。上海方面的小组织民国公会和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上述三个组织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又逐步联络合并，于5月9日，在张謇主持下，正式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共和党的党义是：（1） 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 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 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政治含义就是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权主义，与民权主义对立。5月29日，在北京成立本部，成为同盟会在参议院的主要反对党。
章太炎虽然成了组党的急先锋，但他并不认为现在的组织是一个合格的政党，不过是联合起来，反对同盟会的一党专制。共和党的合并，本来也是章太炎的意思，但5月初，章前往北京，请张謇在上海主持合并事宜。张謇的合并方式，采取了各派平等的合并，并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本来，统一党人数占有优势，现在，章太炎的领袖地位给削弱了。同时，他也看透了那些共和党人都是在趋炎附势，谋官谋食。总之，他对同盟会不满意，对他自己筹办新成立的共和党也一千个一百个不满意，他只能到处骂人。共和党成立不到10天，5月17日，章太炎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会议，宣布统一党独立。
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独立之后，他的最早组党的同志程德全，也于5月20日退出了共和党。程的退党却是冲着章太炎来的。他在声明中说：我对于国家的事，就是要促进国家的统一，对于各党派，则采取了联络商量的方针。但是，章先生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凭着性子来，他的观点非常怪僻，别人很难接受，对于联合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后来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原来希望章先生看在党名的面上，多少收敛一些自己的个性，我也劝他遇到事情，总要平心静气，不要为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可是，这位章先生心胸太狭窄，我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和黎副总统商量，先组织一个政见商榷会，好好来沟通南方和北方之间不同的意见，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但是，程德全组织政见商榷会没有成功，政党斗争越来越激烈。他非常伤感，写信给黄兴说：中国现在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政党，不过是一二沽名钓誉的人，用党的名词作为符号，而一般没有意识的人跟着附和。他们自己以为真的是一个政党，你要是问问他们，你们的政见是什么呀？他们一点都答不上来。所以，我要脱离共和党，组织政见商榷会。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知识还很幼稚，党派不应该组织得太早，至少要有五年十年的准备。
其实，当时许多明白人心里都有数，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一句话很代表了当时党的素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黄远生报道说：听说有个省的都督是属于某个党的，不是他这个党的人，就不能做官。他对下属进行甄别，不是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个党。有个省的都督下指示说，查某人不是我们党的人，立即把他的职务撤了。今天在北京加入政党的人，把党看成谋取官职的工具，恐怕各个党都免不了。更有人看不惯政党的乱象，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这里所说的官，在西方政治中，许多只是事务官，是专业性的，应该不分党派，职位稳定，处理政府具体事务。而政务官是竞选的，不能靠钻营。但在中国政治中，没有这些观念，升官发财，是世俗的习惯意识，虽然文本的体制变了，观念和习惯都还没有变。
1．风起云涌话政党（3）
章太炎虽然脾气不好，可从来不热衷于做官。他搞统一党，袁世凯是用了工夫的。统一党骨干王赓（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有一个叫张弧的人，同熊希龄关系很好，袁世凯就让他通过熊的关系，加入统一党，同时拨给他一笔钱，作为统一党的活动经费。名义上钱是募捐来的，实际上是袁世凯给的。张弧也就掌握了统一党的钱袋。可是，我们这位章先生虽然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但不是无条件支持袁世凯的人。袁世凯见他不好惹，就让他去当了东三省巡阅使，离开北京。统一党里的人也说章先生太霸道，都起来反对他。章太炎没有办法，到8月份的时候只好退出了统一党。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统一党曾经和共和党商量合并，现在我把名单送给你，能不能控制他们，就看你的本事了。总之，政党只是为了议会活动做准备的，而议会只是让那些胡说八道的话，搅乱政治的地方，有也好无也好，兴旺也好衰落也好，都不值得我去关心。以后统一党理事和共和党理事的事，我一概不管了，也劝黎元洪先生不要跟着政党跑。
看来，我们这位章先生实在没有搞党务活动的本领，这只能是梁启超先生的专利了。
1912年9月1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从此，统一党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仍然是梁启超，只是他与同盟会的矛盾太深，一时无法回国，只能在幕后操作。毕竟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更老到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于1912年2月23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就规划好了民国初年实际的政治运动：政治界分成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官僚派，第二派就是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第三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第一派没有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为政党。第一派是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派系，后两派在议会中展开政争，第二派虽然也要反对官僚派，但首先要和官僚派联合反对革命派。第一派要利用第二派来反对第三派。这是什么政党政治？最主要的一个政治派系竟然不是政党，而两党的运动，只是为了让渔翁得利。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好像在世界上没有见过。所以，梁启超在这里也没有说中国要实施政党政治，他要的是开明专制，政党只是个辅助的手段。因此，执政者才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袁世凯当然要维护他的官僚集团的利益，但他还没有学会玩政党游戏，所以，要请梁启超来帮忙。那么，梁启超帮忙之后，能得到开明专制吗？这一点梁启超当时好像没有认真考虑，他或许以为他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推动袁世凯去实行开明专制。只有在革命派中，有一部分人想认认真真玩一把政党政治，至于玩得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当代概念什么都叫游戏规则，那么，他们能把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玩成什么样呢？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组党的指导性作品，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是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宣言书。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于1912年2月间发起，4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由于成立比较晚，它的成员多系跨党分子，主要是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许多人就是各地的谘议局长，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只是当时形势对于这个保皇派不利，所以，梁启超并没有公开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关系，只是担负起了指导的责任。共和建设讨论会虽然多是些精英分子，但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现代政治知识其实也很少，一时在政坛上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到8月间，共和建设讨论会才和国民协会等团体组成民主党。以上三党，即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在梁启超于1912年10月归国后，组成了进步党，实现了梁启超组成稳健的大党的计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风起云涌话政党（4）
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份政治文件中，承认“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肯定了共和政治的合理性，根据形势的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在这份文件中，他继续了原有的思维，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推行所谓“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即主张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对于当前各省自选都督和各省的军政府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有可能导致二次革命。但是，由于《临时约法》已经颁布，激进的民主主义成为潮流，这份政治文件也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主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反对总统控制下的不党主义。这显然是迎合潮流的随机应变。为了实行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排除伪政党。这份文件所谓伪政党，一是官僚势力之集合，二是秘密结社。但该文件对于约法规定的参议院的权力，也表示责疑，认为：“若我国现行制度，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此实最奇异之制度，万国所未闻也。”但他的国权主义在实际操作上就是帮助袁世凯的官僚系统反对同盟会，那么，他的政党政治，反对寡人专制的主张能实现吗？他的策略是先对付同盟会的革命暴烈行为，取得成功后，再对付官僚势力，他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是同盟会也好，梁启超的立宪派也好，他们要在实践上把现代政治的一点主张落实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孙中山觉得党人太灰心，就提倡“知难行易”，反对“知易行难”。其实，真知固然不易，实践更是困难，一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有限，知也有问题，行也有问题。许多事情做不好，首先就是懂的人太少。当时中国能有几个现代化的人才储备？孙中山、梁启超都是独行客，他们周围没有一个具有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圣人、贤人，就因为他们鹤立鸡群。
当时除同盟会外，政党林立，比较重要的党，在政界还有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是由三个政团组成。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其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政界重要人物。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但后来，蔡锷因为隶属军籍，退出了统一共和党。该党宣布“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 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 厘定税制，以期负担公平；（3）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 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 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 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 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7）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 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 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统一共和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现实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
在社会上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虽然，这两个党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上面那些党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而这两个党的构成开始向社会基层转移，成了后来国共两党进行工人运动和农###动的前驱。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革命只是震荡式的一步，而不是大跃进。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和成员本身缺乏对基层群众的动员，但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解体，也激发了基层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才延伸至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以及政治领袖对群众的动员，这是个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鸡和蛋的互生过程。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是阐述群众运动原理，这是政治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是阐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形成这个过程的历史环境。这不是一般政治学者能够胜任的任务。我们觉得可惜的是，许多历史学者不去精益求精关注自己的任务，而去过分关注政治学的原理，结果产生了用抽象的政治原理，扭曲具体历史过程的现象。这对政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政治学者将缺乏科学求实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他们的研究基础。我们注意到政治家对辛亥革命不懂得发动群众的批评，但从历史过程来说，那是因为群众自己的权利关注，还没有足够的强度引起革命者的认识。而辛亥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强化了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形势促成的，而不是革命者的自觉行为。中华民国工党的出现，就是个过渡形态。演变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群众权利要求的强化和俄国革命理论的引进相结合，才出现了精英分子对群众的动员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爆发，并不仅仅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影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1．风起云涌话政党（5）
当然，民初的政治局面，同盟会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参加革命的非同盟会分子，以章太炎、张謇为代表，要求销去同盟会党名，其基本含义就是要同盟会结束武装革命的秘密组织状态。孙中山根据革命方略的精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同盟会规定，只有1911年10月10日前加盟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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