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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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纸币停止兑换，作为救命稻草，造成经济秩序混乱，激起全国各界反对，加速了袁世凯的败亡。。　最好的txt下载网

2．大借款风波（4）
袁世凯和熊希龄都是在清王朝里实际执政的人，那些共和党人，也有许多是在社会上办实事的人，所以，都不会赞成孙中山和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这样搞，只能亡国，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共和党人都愿意帮助袁世凯巩固政权，也就会同情袁世凯的要求。
　　借款方针的纠葛，不仅是新旧两派的矛盾，也是新体制运行的矛盾。由同盟会主导的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采取了责任内阁制度。尽管袁世凯在清末也赞成责任内阁制度，但这一制度性主张，究竟是政治权术性主张，还是真正的体制性主张，是有疑问的。袁世凯对于满族亲贵来说，主张责任内阁，是要由他这个汉族大臣独揽政权。他自己出任总统之后，是否接受责任内阁，就成了疑问。立宪派本来也提倡责任内阁制，但梁启超明明主张开明专制，那责任内阁制该如何操作？所以，清末民初的责任内阁制，体制设计的含义小，权力分配的含义大，也就是因人而设。为了眼前的权力分配而设定制度，这样的制度缺乏生命力。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在借款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华比借款谈判，是在唐绍仪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协议是由北方政府的度支部的官员周自齐签署的。袁世凯对银行团承诺优先权的信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权力并没有划清。内阁成立后，同盟会阁员主张划清总统、总理权限，但其他派系没有理睬。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僚属，怎么可能不接受袁世凯的主张？熊希龄本来就是官场出来的人，继续按照官场习惯操作，也是自然现象。或许唐绍仪毕竟接受过7年的美国教育，容易倾向同盟会的主张，或许唐绍仪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增加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政治界永远是分不清的。但是，他既然倾向于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他同袁世凯的矛盾必然加剧。
　　熊希龄到达北京后，对于唐绍仪不顾现实状况，与银行团闹翻深感不满，向记者公开表示：“余以为财政上事，应由财政总长负完全之责任。即如借款一事，亦由财政总长直接与四国银行团交谈，国务总理不必出席。”熊与银行团谈判，尽量联络感情，磋商谈判条件，讨价还价的同时，不让谈判破裂，是符合袁世凯的旨意的。所以，后来蔡元培不指名地说“乙派”“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超越了总理的权限。而且，对于借款，内阁成员间是有分歧的，但没有获得统一见解的时候，熊希龄就独自签署了协议。总统、总理、总长的关系，并不能按照体制制订者的设想操作。除同盟会员外，应该是在按官场的习惯操作吧？体制的问题，在事实上空话比较多，因为习惯很难改变。除了同盟会因为政治原因外，很少有人懂得这种体制应该怎样操作。学过西方政治学的人，在中国也屈指可数，无论他是自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
　　后来，蔡元培归纳内阁党派分歧说：甲派主张划清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而乙派则希望每件事都接受大总统的指示；甲派主张国务院是一个有机的组织，而乙派则常常以国务员的身份单独行动；甲派主张确定大政方针，对政治负起责任，而乙派主要是用阴谋，逞机智。同样是谋求国家的统一，甲派主张开诚布公，得到各方面的妥协和同意，而乙派主要是寻找机会，损害另一方面的利益；同样主张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有限制的中央集权，而乙派主张是无限制的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乙派主要是靠掠夺方式来树立的；同样主张借外债，甲派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同时要做好靠自己解决财政困难的准备，而乙派主要是单纯地与银行团磋商借款条件。宋教仁在给孙武的信中也说：我自从加入国务院以来，已经三个月了，大政方针到现在还是茫茫然的见不到影子，每天开会，只问些例行公事。
　　不过，同盟会阁员都是些谦谦君子，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面引起激烈的冲突。他们看到内阁政见分歧，愿意退让，商定退出内阁，由乙派的人组成政见一致的内阁，避免因政见分歧而造成政局的纷乱。对此，唐绍仪向袁世凯请示内阁辞职的问题，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唐也不敢勉强。但是，当上述垫款合同于5月20日交参议院讨论要求通过时，刚刚成立的参议院中的党派纷争立刻就表现出来。共和党议员纷纷表现出问政的能力和勇气，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一直在追查比款用途，谴责唐外交失败。大概唐绍仪也没有见过民主的声势，竟至穷于应付，呆若木鸡，长达一小时之久。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历数唐绍仪滥用借款，失信外人，外交失败的过错，责骂唐是一个亡国的总理。但是，他们没有责问财政总长，也不否认丧权辱国的借款章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推倒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推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当天晚上，唐绍仪即带领同盟会阁员向袁世凯请求辞职，但袁世凯坚决表示挽留。这个唐内阁一开局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然，黄兴反对丧权辱国的借款，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南京的军队，在革命时期极大地扩张了，但军队的素质和武昌的一样，大多是城市游民，没有经过训练，还有一些是各地参加北伐到达南京地区的军队。南京陆军部直接掌握的军队有16个师，20多万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总数975万元，陆军部就支出了893万元。南北和谈成功之后，就面临着必须遣散的局面。但遣散更需要一笔遣散费用，因此，迫切地需要筹措款项。4月11日，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量政务，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即二十七团、二十八团等部，因为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黄兴连夜赶回南京，翌日天明到达时，其他部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黄兴残酷地镇压了兵变，逮捕枪毙了200多人。当天，黄兴即向袁世凯引咎辞职，但未获批准。兵变事件更将黄兴放到了火炉之上，使他深感有兵无饷的危险。熊希龄在上海的时候，已经为黄兴筹措了一些款项，答应到北京就任后，继续筹款。但中央政府同样库空如洗。鉴于列强监督财政的图谋，黄兴一方面尽力维持局面，一方面以爱国为号召，动员部队自愿遣散。但局势仍然很紧张，不能不向熊希龄请求拨款。自从与熊希龄为借款方针发生争执之后，黄兴自然不可能再向中央政府请求拨款，他这个留守也就当不下去，只好再次要求辞职。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的命令，到达南京接收南京留守府军队，黄兴即通电宣布卸职。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黄兴的卸职，也就削弱了革命党人在南方的实际力量。我们在下面还要继续详细谈谈这个微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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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绍仪出走天津（1）
统一的民国政府成立后，内阁的运行很快出现风波。政治的整合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军事的整合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没有军事的整合，政治的整合是不牢靠的。尤其是采取两党议会民主体制下，没有军队的整合，只能是水上浮萍而已。军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一旦矛盾激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南北军队对立的潜意识却始终存在，不解决军队问题，说任何漂亮的空话都没有用。考察民初政治，不考察民初军事是不行的。不了解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以来，中国军事派系分立的军阀化倾向也是不行的。否则，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就失去了连贯性，变得无法理解。但是，当时的革命者都不大能意识到这一点，孙中山和黄兴更不懂得这一点，但黄兴是军事领袖，生活的逻辑对他的压力要更大一点。生活这本书比多少本纸做的书，给人的教育要更丰富。只读纸做的书，不会读生活这本书，就是书呆子。别看那些人都是革命者，其实也是些书呆子，刚读了点洋教条，还没有读会中国生活这本书。当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书呆子实在是太多了。
　　南北和谈成立时，大体上，北军已后撤至兖州、信阳一线，南北军队都维持现状。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区域仅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其他区域则情况很复杂。袁世凯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后，重建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件很不简单，又难以完成的事情。尽管各省各自为政，但一时间大家愿意达成和平，承认中央政府。后来，孙中山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革命党人也没有真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孙中山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各据一方的意识，则是没有疑问的。袁世凯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袁世凯不是个真命天子。
　　在前清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已经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很大。例如，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掌握着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地方督抚还掌握着税收的权力。本来，清朝的督抚都是带兵官，但那时候是文官带兵，辛亥革命后军人势力发展起来，各省都督大多是军人，建立起来的是军政府。
　　南方的革命党人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生活的逻辑是，袁世凯控制着北方，当了大总统，不肯南下就职，所以，大家不放心。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兵变后就向袁世凯建议，派遣南方军队开赴北京维持秩序。唐绍仪支持蔡的主张。袁世凯很懂得一张一弛之道，在民初政治中运用得滚瓜烂熟。他竟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很好商量。同时，南方也在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迎袁使团成员宋教仁回到南京后，革命党人聚集总统府开会讨论时局，许多人主张以迎袁为名，由陆军总长黄兴统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军队。宋教仁则表示反对，担心南军北上，与北洋军队发生冲突，惹起战争。脾气暴躁的马君武闻言大怒，指责宋说：“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一拳打肿了宋的眼睛。黄兴急忙劝开。于是，3月1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南军北调：我的意见是，北方军队的名额不足，但与其添募新兵，还不如把南方已经编成的军队调到北方驻扎。这样，在南方可以节省军费，在北方也有军队保卫治安。而且，实施起来很简单，只要一纸调令，10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快捷。所以，建议请求大总统尽速发布命令，将准备招募增加兵员的部队停止招募。现在实现共和，国家统一，一定不会再有区域的分歧。只是希望大总统果断地予以实施。黄兴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兴又试图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也没有成功。

3．唐绍仪出走天津（2）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谘议局也居然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
　　王芝祥，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直隶通县人（现北京通州区），字铁珊。1909年考中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中路军统领，那是一支旧式军队。辛亥革命中反正，任广西副都督。因陆荣廷出任都督，他在广西立脚不住，率部北伐到达南京。1912年3月，黄兴整理南京军队，任王为第三军军长。因为他是直隶人，辛亥革命后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南方革命党人以及直隶的一些前清谘议局议员推举他任直隶都督。柏文蔚，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安徽寿州人（现寿县），字烈武。安徽武备学堂毕业，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任第一军军长，率部北伐，击败清军张勋所部，抵达徐州。张勋退居兖州。张勋顽固地效忠清王朝，清帝退位后，仍顽固地拒绝剪掉辫子，所部被称为“辫子军”。革命党人希望以柏文蔚取代张勋。但袁世凯一直支持张勋，让张勋屯兵兖州，成为对南方的监视部队。
　　唐绍仪认为，当时只有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而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与同盟会合作。他在南京组阁时，曾和孙中山、黄兴联名要求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任直隶都督，并一再进行力争。同时，唐以安全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同意让王芝祥率一师兵力护送国务员北上。但是，袁世凯既不理会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定，也不顾唐绍仪与南方会商的意见，着力巩固他的统治基础。当时，直、鲁、豫三省受到的革命冲击比较小，仅烟台为革命党人占领。3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代替张镇芳，3月24日，任命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后转实任）。山东都督张广建与烟台都督、同盟会员胡瑛屡起冲突，袁世凯接受黎元洪的建议，调走了张广建，于3月19日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调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复远调为新疆青海屯垦使。不过，胡瑛迟至7月31日才实际卸任。袁世凯牢牢地控制住了直、鲁、豫三省，对于其他北方各省也有不同程度的部署。对于唐绍仪提出的要求，袁世凯反应非常强烈，他一再表示，都督是由地方上公开选举，还是由中央任命，这是要等将来正式国会开会以后决定的问题，但北方三省都督我已经任命了，绝对没有更换的道理，如果参议院一定要强迫我撤销已经发布的命令，那么，就先取消我的总统职位好了。袁世凯在给唐绍仪的电报中，语气非常激越，甚至动了感情，现在读起来好像也值得同情。他说：南军北来及自举都督这两件事，是万万行不得的。我已经老了（他当时只有52岁），生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国家的大局从此遭到破坏，谁来负这个责任？所以，我只能以生死去就力争。我同你有几十年的交情，我的心情你都不能理解，我还能指望国人什么呢？只有放声痛哭了。不过，袁世凯也留下了活话，就是说，王芝祥如果不带兵北上，也可以考虑任命他为直隶都督。这就为后来的风波留下伏笔。军队和地盘问题，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此以后，人们慢慢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了袁世凯死了以后，争地盘的军阀混战成了家常便饭。但辛亥时期，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意识到。
　　唐绍仪从南方组阁回到北京后，继续向袁世凯力争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且建议把张勋的部队裁撤，以缓和与南方军界的矛盾。他希望担当起责任内阁的责任，避免袁世凯与各方面之间的冲突。他敢于与袁世凯相争，对于总统府的公文，认为不可行的，也就予以驳回。他希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履行总理职权，调和南北争议。对于裁遣军队，唐也主张南北同时裁遣，而不是单方面裁减南方军队。在袁世凯眼里，唐不过是他的僚属，现在竟然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的趋向，他讽刺唐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阁员中，袁世凯的亲信们也就疏远唐绍仪，没有把这个总理放在眼里，直接听从袁世凯的旨意，形同独立部门，甚至连国务会议都不屑参加。袁世凯并没有把《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度放在眼里。唐绍仪的政策根本无法推行，甚至连一个施政大纲都制订不出来。他也发牢骚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6月初，同盟会阁员和他商量辞职一事，他鉴于和银行团要签订合同，希望再等一等，不要误了国家大事。事实上，银行团一直吊着中国政府的胃口，唐绍仪也没有等到签订合同的那一天，在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的争议上，终于爆发了府院冲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唐绍仪出走天津（3）
王芝祥本是一个旧官僚，在广西任官时，对那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尚能同情保护，革命后又率部到达南京，所以，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也不错。南京临时参议院直隶籍的参议员谷钟秀，不支持袁世凯任命的都督张锡銮，和一些直隶的议员们积极奔走呼吁，要求由王芝祥代替张锡銮。但直隶是袁世凯的根本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过，袁世凯是个很有手腕的人，由于唐绍仪力争，他口头上也竟然表示对王也很倚重，现在不方便提早发表，只要王到了北京，就可以发表任命令了。唐绍仪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就在5月5日放心地发电报催促王芝祥到北京来。王是个做官的人，接到电报，就带了他的参谋长耿毅从上海乘轮船北上，经天津于5月26日到了北京。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在王到天津时，竟然发放传单，攻击王芝祥。一个叫做天津顺直全省保卫局的乡绅组织，也公开发电报给袁世凯，指责王芝祥作为北方人竟然主张北伐。直隶五路军界也于5月30日、31日连续发表通电，反对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接到这些电报，振振有辞，一本正经地对军、民两方面各打五十大板。他斥责军界将校说：各省都督的职责，文武各部都要管辖，任免的权限，应该归中央主持。由军人来欢迎或者拒绝主管将领，那是唐末五代时候的恶习。民国草创的时候，有这样做的例子，现在民国已经统一，必须严格遵守军事纪律，服从命令。本大总统一再下令，军人不得干涉政治，你们的来电是违背命令的。以后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得越权干政。同时，他也驳斥民间来电，重申任免的权力应该属于中央。即使以后有法律规定人民可以参与，也要由法定的机关来办理。如果听任本省人民随意欢迎或者拒绝，势必造成党派分歧，互相冲突。那造成的祸乱，到什么时候才能平息下来？南方各省都督在改革的时候，是由军人拥戴的，也不是民选的。一旦解职以后，仍然是由中央任命的。他要求直隶都督把情况查明，如果是绅商学界发的电报，就好好劝导劝导，如果是坏人乘机捣乱，就必须依法严厉惩办。参议员谷钟秀读了袁世凯严厉申斥的电报后，就在参议院里就这个问题对政府提出质问案，指责政府没有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作出的决议案办理，申明直隶人公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是直隶人的合法权利，并且是经过总统和总理当面答应过的，等到王芝祥到达北方，就会任命。现在人已经来了，怎么可以半路上变卦了呢？如果借口人民不能公举而拒绝任命，将对天下人失去重大的信用，又蹂躏了参议院的决议案，民国的前途将非常危险。袁世凯的答复倒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说：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南京决议案在临时约法之前，《临时约法》没有包含进去，已经无效，现在当然应该遵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似乎袁世凯很是守法的，这场口水战，袁世凯并没有吃亏。本来，民国初年的体制还很混乱，要整理很难，这是个实际问题，还很难用统一的法律去规范。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手段去解决。如果缺乏必要的政治手段，那当然在政治上就会失利。南方各都督之任命，例如柏文蔚于4月间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就因为政治优势当时在南方手里，袁世凯鞭长莫及。而直隶是袁世凯的根本之地，别人是没有力量可以动摇的。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袁世凯当然不会认真看待法律，他更看重权术。如果现在还有人以为袁世凯会尊重法律，那一定是个书呆子，把真实的历史放到九霄云外，幻想着自己的理论逻辑。袁世凯完全不理会外界的舆论，他直接和王芝祥谈话，答应给他一笔富裕的办事经费，让他回到南京去，会同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南京军队。王芝祥毕竟是个前清官僚，看风使舵，竟然不管支持他的朋友，在既得利益面前，屈从袁世凯的意志，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5月31日，袁世凯预先通知了程德全，并拟就了任命王芝祥为“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的命令，要唐绍仪副署。唐气愤难平，以政治生命为代价，断然拒绝副署，表现得很有气节。然而，王芝祥很在乎官位，不愿意得罪袁世凯，竟拿了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于6月14日到南京上任去了。　。　想看书来

3．唐绍仪出走天津（4）
唐绍仪被他支持的人出卖了，他的愤怒与无奈可想而知。他虽然现在是同盟会员，但毕竟不是革命过来的人，原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内阁中的同盟会员一直在考虑辞职，他深感孤立无援，没有力量与袁世凯抗衡。6月15日晨，他身穿便服，悄然坐了一辆人力车，只有二三个随从人员，到前门车站，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倒身而卧。他已心灰意懒，筋疲力尽。到了天津就住进了租界的利顺德饭店。
　　唐绍仪离京的消息很快被袁世凯知道了，这使他有点被动，急忙派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请唐绍仪回京。第二天，又派段祺瑞赴天津，与唐晤谈。唐去意已决，但留了一点面子，于17日致电袁世凯，称病请假，并请派人代理。袁世凯一方面准假5日，一方面命外交总长陆徵祥代理总理职务。随后，唐绍仪又以病情加剧为由，请求辞去内阁总理职务。延至6月27日，袁世凯正式批准唐绍仪辞职。
　　民国统一后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这样搞笑的方式垮台了。北京政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唐总理为什么去了天津？整个政界为这一突发事件陷入了懵懂之中，流言四起，混沌难清。要知道，当时虽然有了电报，但发电报和收电报还是很费时间的。一两天内，信息传达很难详细。
　　同盟会的反对派，主要是4月初才组成的共和党人（包括又从共和党独立出来的统一党），他们是拥护袁世凯的，他们把唐绍仪看成是同盟会总理，乘此机会，正好落井下石。他们指控唐绍仪是因为滥用华比借款，“监守自盗”，害怕参议院弹劾他，因此“擅离官守，乘间潜逃”。有的说，是宋教仁想谋取总理职位，借攻击熊希龄来逼迫唐去位。还有花边新闻，说唐绍仪打算娶一个德国女人，不好再当总理，要美人不要江山，因而一走了事。反正，唐绍仪走得离奇，谣言也格外地多。在盛产谣言的时代，在盛产谣言的地方，出了一件离奇故事，谣言盛行也就见怪不怪了。
　　同盟会阁员是看着事件发生的当事人，但这几位《临时约法》的守护神，对事件的发生很麻木。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也许他们认为唐绍仪本来也不是革命党人，不值得为他拼命。他们在同盟会员中都是读书比较多的人，文质彬彬。他们的想法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他们觉得，这个联合政府（混合内阁）没有统一的政见，整天谈不到一块儿去，还不如散了。当然，由同盟会组阁是最好的了，但是，估计袁世凯不会同意，那就让共和党去组阁，也要比现在好。所以，他们也要辞职，让内阁重组。当然，这没有错，也符合事实。但是，违反《临时约法》的事，要不要追究呢？好像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轻轻地就放过了。他们竟然连揭露事件真相的兴趣都没有。直到反对党对唐绍仪和同盟会阁员污蔑攻击的文章铺天盖地发表出来，才以迁到北京的中国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向各地的同志通报事件真相。这几位好好先生，没有什么捍卫共和的政治措施，却一直还在做着议会民主政治的美梦呢！他们在通报中，称赞唐绍仪说：唐绍仪这一次的行动，不仅仅在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的政见方面，是近来的政客很难做到的，而且就法律、政治的角度来说，尤其关系重大。唐绍仪因为主张约法上规定的国务总理的权利，不惜放弃国务员的地位，作为坚持约法上总理权利的代价。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应当对他表示尊敬，以他的做法为模范。至于他在开始的时候委曲求全，后来看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就下了决心，断然地舍去总理职位，断绝葛藤。态度非常严正、果断，与东西方各国著名的政治家比较，实在毫不逊色。年轻的缺乏政治经验的同盟会本部的先生们，话说得很漂亮，但似乎缺乏西方政治家对宪法认真的精神，他们没有对《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总理权限问题进行深入的追究，责问是谁侵犯了总理的法定权利，努力纠正违宪的行为，却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运动上。
　　同盟会仍然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党内批判袁世凯的声音一直存在，甚至武装反袁的倾向也没有消除。本部发布事件真相后，上海方面批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声浪又高涨起来。《民权报》主笔戴季陶（季陶），直斥袁世凯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惊呼中华民国可以亡也。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没有交卸都督职务，对袁世凯提出了最严厉的责问。这封电报竟然同时有两个版本，让我们后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凸显了同盟会内部的困扰。电报责问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这是《民权报》的版本，而同盟会的主要报纸《民立报》，“更举总统”一词则为“更举总理”。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陈其美说的反话，到底是重新选举总统还是重新选举总理？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3．唐绍仪出走天津（5）
袁世凯政治经验丰富，是个玩弄权谋的高手，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