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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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闩住城门的铁环开始动摇，门缝愈来愈大了。城头上的军警见势不妙，急忙从城墙上砸下大块的卵石和砖瓦。这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一面加紧冲击城门，一面向军警们回敬了大量的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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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2）
约十时许，铁门终于冲开了，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
　　冀中的百姓们，或许不知道坦克为何物，但他们一定知道一个孩子从小长到11岁，是多么不容易。冀中的百姓们，或许没到过北平城，但他们一定懂得，大块的石头从城墙上丢下来，是会砸死人的。可以想见，在那些日子里，在炕头，在田间，在井台，在河边，人们一定都在谈论着从城里回来的学生们带来的消息。
　　或许，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更谈不上电视的冀中农村，农民们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回乡的学生们嘴里得知，东洋鬼子占了东北不说，还想占华北，还想灭亡中国。而政府却一味退让，并用大刀、水龙、石块来对付学生。
　　比如说，像深县西蒲町村这么一个离县城25华里，480多户的村子，“‘七七事变’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学程度（三个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未算在内）。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们在家里随时随地宣传日本侵华和城市里的反日活动情况，他们的宣传很容易地被群众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变”前，村里百姓就知道“高丽”亡国后，日本人把那里的百姓当牛马，一点自由都没有，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众非常痛恨日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中国人是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有些百姓听了学生说的日本兵如何残忍，也是半信半疑。觉得咱不招惹他，能把咱老百姓怎么样？很快，当1937年夏、秋之际，日本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时，冀中的百姓，特别是交通沿线的百姓，都亲眼看到，日本军队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日军士兵是如何如同一路释放着罪恶的怪兽一般，在身后留下无数尸首和废墟。1937年9月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侵入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无一生还，34户被杀绝；12日，又在姚马渡村残杀村民70余人。1937年9月9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又往南侵入青县，在青县北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余间；1937年9月10日，大批日军侵入青县流河镇，仅半天时间，这个不满500户的小镇，就有86人被杀，6户被杀绝；
　　1937年9月15日，日军第14师团数千人渡过永定河，16日占领固安、永清县城，18日占领涿县城。短短几天时间，日军在这一带就杀死无辜百姓近2千人；1937年9月18日，又一股日军侵入大城县，在其后的几天，日军在大城县境内八方、韩裴庄、西庄、李贾村等地接连制造几起惨案，杀死百姓483人，在八方村村民李宝瑞家墙上，还留下用我同胞鲜血写下的“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1937年9月20日，雄县大清河沿岸娘娘宫（现名兴隆庄）一带群众，自发起来与进庄奸淫妇女的日军搏斗，打死日军80余人。战后第4天，千余日军前来报复，娘娘宫一带18个村庄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3天，几百群众被惨杀；1937年9月22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在徐水县于坊村遭到抗日武装痛击，日军立即疯狂报复，屠杀村民33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保定，在北关和东大街惨杀居民50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沧县，在二天时间里，就在张辛店、柳孟青、捷地村等地杀死322人；1937年10月8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正定，当天就在城内及近郊实施大屠杀，共杀死百姓1500余人。受害最重的岸下村，250
　　户人家中有55户被杀绝；1937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正定东南的藁城，在梅花镇杀了3天，全镇550余户，2500余人中，有46户被杀绝。
　　但是最惨的，还要数梅花镇惨案。梅花镇，位于藁城县城正南20公里，是个有名的商业重镇。当年这里商业很繁荣，较大棉花店就有13家，小的有50余家，粮店大的有4家。这里常年驻有平、津、保、石各大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是一个街道宽阔，房屋整齐的镇子，镇子还有土围墙，方圆四里，墙高丈余，东南西北各有一门，便于防守。当地人传说，曾有一位美丽善良的梅花公主在此住过，所以就叫做梅花镇。这个有着美好的名字、动人的传说的中国村镇，在1937年10月12日这一天，可遭了大难了。
　　10月11日晚，吕正操带的队伍在梅花镇与来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两个大队展开激战。接连打退日军9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军七八百人。12日黎明，大批日军即将来援，吕正操的部队决定撤退。部队撤退前，还在街上喊话：“老百姓都走吧！日本人来了，逃命吧！”“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可是不幸的是，一方面仗还打着，枪炮声中听不清喊的是什么；另一方面，“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军队，日军来了不至于完全杀了，存在着不要紧的心理，都在家里守着。”结果正如吕正操将军在回忆录里写的：“人们这时还不曾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10月12日凌晨，响了一夜的枪炮声停了下来，中国军队已经撤走，镇外的日军还未赶到。这时，天还没有大亮，晨雾还未散去。多数人家尚未开门，街上只有少数人在走动，雄鸡也仍旧在报晓，完全是一片和平景象。突然，首先从镇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嘈杂声，日军从镇西南翻过寨墙，扑进镇来，接着东、北等各个方向，均出现日军。自从侵入中国，还未吃过大亏的日本士兵，红了眼睛，见门就砸，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刚刚还是一片和平景象的梅花镇，顿时枪声、砸门声、哭叫声响成一片，上空是滚滚浓烟，火光四起。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3）
如果那时已发明军事卫星，卫星上的摄像机会拍到一组组什么样的镜头呢？镜头一：镇西王淘气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顺手一枪先把出来看动静的王淘气的母亲给打死了。王淘气的父亲王保云，一见妻子被杀，随手抄起一把三齿耙，一边叫孩子们快跑，一边向日本人冲过去。他用耙打死一个日本兵，又向另一个鬼子扑去，不幸中弹身亡，王淘气乘机逃了出来，他的两个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院里，他怀孕的妻子，则被开了膛。
　　镜头二：镇东门外大眼井，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日本人举着战刀嚎叫着，强令人们跪下。人们沉默着，没一个人下跪求饶。日本兵恼羞成怒，一刀一个，把45人全部砍死，头挂在树上，没头的尸体扔进井里，呼呼直冒鲜血，把井水都染红了。
　　镜头三：南门外寨墙下，日军驱赶着200余名妇女、儿童，问他们中国军队的去向，无人回答。日本兵立即拉出4个不满10岁的女孩，把吓得直哭的孩子一个个活活劈成两半，接着逼问。人们眼里透着仇恨和不屈，一句话也不说。最后这20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被枪杀，尸体丢进寨沟。
　　镜头四：地主杨洛风家的粉坊大院里，绑着11名日本兵抓来的孕妇。这些孕妇，有的被扒光衣服，吊在门梁上，先打一顿。有的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然后一个个都被活活解剖，挖出胎儿。这些胎儿被日本兵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打着打着打烦了，一个日本兵又一刺刀挑起一个胎儿，抛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其他日本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
　　惨案发生后，“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像那位父母妻子都被杀害的王淘气，后来就投奔了八路军，并为了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起起惨案，开始让善良本分的冀中农民认识到日本军队的残暴，坚决要求抗日。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三光’政策也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梅花镇日本人杀得最厉害，可梅花镇人的民族觉悟，也是最高。
　　1985年，吕正操将军重返梅花镇时，与当地的乡亲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吕司令听了乡亲们的讲述，心情沉痛地说：“我们打那一仗，可给你们惹祸了。”乡亲们纷纷说：“可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一仗打得硬气，才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你不打，他也照样到处杀人放火。”
　　“还会更邪乎……”
　　七八位老奶奶也围上来插话：“俺们的孩子都是没爹的，那年头拉扯大个娃可不容易，打走日本鬼子，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打得硬气”，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让人深深体会到普普通通的冀中百姓的坚强和不屈。自古燕赵多壮士。冀中这地方，民风很纯朴，民性很强悍。每个冀中人的内心，都是充满自尊和骄傲。这种自尊和骄傲，是美丽富饶的大平原给他们的，是上京下卫的经历给他们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的。冀中人的自尊和骄傲，不像山东沿海那样外露和粗放，也不像山西山区那样柔弱和内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而面对日本人的屠杀，冀中百姓的反应，不是拿起锄头去拼命，结果仇没有报倒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更不是一味忍耐和退缩，而是一种内在的刚强和外在的不屈：活下去，想尽办法斗下去，直至胜利！日本人的屠刀，并没能吓住谁，压服谁，而是相反，更激起了冀中百姓的觉醒和反抗。吕正操将军曾谈到冀中西部，像高阳、蠡县、定县等地，群众觉悟尤其高。而这些地方，正是日本人沿铁路线南下时杀人杀得最厉害的地方。另外像梅花镇所属的藁城县，在1938年即抗日政权刚刚创立时，便被命名为抗日模范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的血腥屠杀没能如他们所愿制造出“顺民”，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抗日觉悟和民族仇恨。
　　不过，当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又忙于向南进攻。因而在冀中的活动地区，还仅限于交通沿线的村镇、城市。广大冀中腹地的百姓，一般还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杀人放火的“荣幸”。何况，这种由日本人烧杀奸淫激发出来的仇恨，也只能是一种狭隘、简单的民族仇恨，还不能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抗日觉悟。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春节前后一次战斗，写道：“战斗停止，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需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走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人们说这些是‘洋药材’，能治病。人们在发泄狭隘的民族仇恨，一定要弄点　‘洋药材’”。
　　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相信这些臭肉能治什么病，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恨烧杀抢掠的日本兵了，恨不能千刀万剐了才好。怎么把百姓这种单纯的仇恨上升为抗日的觉悟？怎么把几百万冀中的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4）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1982年铅印本。
　　⑥《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冉淮舟、刘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⑦《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星火燎原》选编之六，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老骥忆烽烟》，吴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连天烽火》，###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贺龙与战斗剧社》，同名编写组编，北京1988年铅印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冀中平原抗日烽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日）和田真一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夕下拾零》，齐岩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重点指向###，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2）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