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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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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左权参谋长介绍我们去一二〇师贺老总那里。”
子华同志开玩笑地说：“好啊！左参谋长好大方啊，一下子给贺老总送去十个高参，怎么一个也不给我们呀！”他接着又说：“###同志，跟我去冀中吧！”
我说：“政委，那可不行啊，左权参谋长给贺老总的信还在我腰里揣着呢。”赵部长（随程政委南下讨逆的敌工部长，山西人）开玩笑地插话说：“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你说吃哪个好！”一句话把我和同志们都逗笑了。
当然，###后来来到冀中，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也不是冲白馒头来的。何况，就是在冀中，也不可能老吃白馒头。不过，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冀中生活水平比山区要强一些，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公认的。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冀中、冀中（4）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渐退去。洪水过后，地里上了一层好污泥，土地肥沃，对丰收有利。
百姓们忙着秋耕秋播，部队也抽出人力、战马支援。到了冬天，各级政府又组织群众利用冬闲，搞副业，跑运输，“有纺织基础的地方，几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纺织行列，到处可以听到纺车与织布机的声响，”到了1940年春，冀中“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荠菜，老瓜筋、马翼菜，以及无毒的各种野菜、树叶、地梨都拿来当饭吃。机关干部也随同群众去挖野菜充饥。”就这么吃糠咽菜地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场透雨，小麦长势喜人，6月，终于迎来了夏粮的大丰收。
冀中军民刚从百年不遇的大灾中缓过一口气来，一听说路西缺粮，立即就拿出了1900万斤粮食。约占当年冀中征收公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1900万斤粮食，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1943年春，彭德怀把精于理财的八路军后
勤部长杨立三找来，研究粮食问题。杨立三汇报说，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生产540余万斤粮，约摸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彭德怀听了很高兴，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
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
3公斤粮，也即6市斤，就可以维持一个农民10天的生命。那么，18斤粮，即可维持一个农民1个月的生命。1900万斤粮，足可以维持100万人10个月的生命。而当时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不过二百六七十万。
这批粮食，在当年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粮食，就意味着生命；就意味着胜利。因而，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供给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冀中的粮食要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它运过来。
的确，就是在和平年代，要把这么多的粮食一斤、一斤地集中起来，再平安无损地从平原运往山区，也不是件简单事，何况在那个年代。首先，要把粮食从冀中几千个村庄汇集起来，就要通过许许多多敌人封锁的公路、河流。然后，又要把集中起来的粮食运往山区，更是要经过日伪重兵把守，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1）
运粮这出戏：“武唱”与“文唱”
当年，这出戏主要有两种唱法：一是“武唱”，一是“文唱”。
所谓“武唱”，就是部队用武力掩护运粮队伍过路。当年冀中军区曾动用了4个主力团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来承担这项任务。“武唱”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原晋深极县后马里村几位参加过运粮的老人对此留下了生动、具体的回忆：1941年的开春，区里下来指示，叫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再次向铁路西背送公粮。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觉着有使不完的劲，所以二次运粮任务下来，我们又被选上了。这次自动报名的是四十多人，经过选拔和动员，把个儿矮的、年岁小的、瘦弱的都减了下来，最后共选了二十六七名粗腿大膀的小伙子，由村武委会主任李文法带队。走之前，人们在“青年救亡室”集合（原是财主孙老振家的客厅屋），检查了人们应带的东西——口袋一条、绳索一条、针线包一个、饭碗一个。在检查时，发现有的人不带口袋而带一条新粗布单裤。原来参加过运粮的人，发现口袋不如裤子装粮背起来得劲——扎紧两个裤管，装上小米，绑好裤腰口成个“人”字形，往脖子上一套，走起路来又稳当又省劲。参加背粮的人，以区为单位集合后便向定南县的存粮处出发。定南县的东里村（据说也有在邢邑装粮的）一带村庄囤积着大批准备运往铁道西的公粮——小米。沿途都是抗日根据地，天不黑就赶到了目的地。后马里村的宿营地就在东里村，早有人给号妥了房子。听说东里村周围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背粮的人吃了晚饭就是睡觉；第二天白天，除了吃饭还是睡觉。这是叫人们养足精神准备夜行军。据说这次运粮，不单是晋深极县一个县，定南、新乐等县的一些村庄也组织人参加了，估计是专署组织的统一行动。
背粮的人，以村为单位去粮库装小米，每三个人分装一口袋——每人四十斤。并说明，背到路西，三个人的粮灌满一口袋就算如数完成任务——不过秤（嫌耽误时间）。
太阳平西，运粮大军出发了，成五路纵队朝正西偏北方向前进。回头一望，约有两万人，也真好看，每个人的肩头上都鼓起一个又粗又圆的家伙——有偏在一个肩头上的，有两耷头套在脖子上的，也有两耷头偏在一个肩上前后搭拉着的。“人”字形的裤子粮袋套在脖子上，活像背着一个孩子，格外引人逗乐和羡慕。队伍浩浩荡荡，俨然一股铁流。才开始走，小伙子们根本没把这“四十斤”放在心上，如同背了半袋糠，一路上撒欢打逗。有的人逗着别人一阵一阵地跑——他先是故意磨蹭着走，挡着后边的人不能走快，当他和前面的人拉开一段距离时，便突然跑步赶上去。这一来，后边被挡住的人流也非跑不能跟上距离，越后头拉开的距离就越大，跑的时间就越长，真使人哭笑不得。
常说“远道无轻担”，几个钟头过后，觉得身上汗津津的，很少有人再撒欢，人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急促地走着。两万来人行进的脚步声，像刮大风，像不断音的闷雷——“呜呜呜”、“嗡嗡嗡”地连续不断。在夜间，这股声响能传出十几里外。人们肩上负着重，没法使脚步声减低，慢不得，脚抬得高，步迈得大，落音格外沉重，真是万马平川，纵情驰骋，大地轰鸣。
掐着时间计算，必须在天黑时赶到铁路附近，待机猛冲过铁路。路西的目的地——大户村，距铁路还有几十里。完成任务后，还得趁夜跨过铁路返回宿营地——东里村。时间就是胜利。
天慢慢黑下来，接力式的口令不断由前往后传着：“离铁路还有二十里！”“还有×里了！”
“不要吸烟，咳嗽时把嘴用袖口堵住……”
“前边就是铁路！挨近距离，准备过路！”
这是前头运粮指挥人员传过来的命令。人们个个都憋足了劲准备冲过铁道去。
队伍是贴着距铁路不足半里的一个小村的东边向铁路运动。此处有个道口，可通大车，据说此处是卡子，白天有敌人的岗哨，晚上就撤走。卡子南北几里处有敌人的护路岗楼，这些岗楼已被定南、新乐的县大队包围，以掩护运粮队伍通过。
正当人们要向铁路猛冲过去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开来一辆装甲车，这是敌人的铁路巡逻车。车开到卡子口停了下来，显然是敌人发现了异常的动静。“原地蹲下，不许动！”前边又传下命令。突然，铁甲车上对空射上去一个贼亮贼亮的东西，亮得耀眼，人们的面孔、眉毛、口袋上的字等都看得清清楚楚。“照明弹，这是照明亮弹！谁也别动！”有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人悄悄告诫人们。这个亮家伙在空中停了好一阵子刚要落下，接着又射上去一颗。“轰—轰—轰！”敌人从车上向东面射出几发炮弹，在远处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机关枪向东面乱射一通。看情况，我们的运粮队是被敌人察觉了。敌人的装甲车不走，今夜的路就过不成了。于是，指挥人员决定队伍撤回宿营地待机。命令一下，大队前锋一“卷簿”就返了回来。后边的大队人马来了个向后转，朝路两侧散开往东撤。最后边的人，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见前头向回撤，就跑开了。这一跑，两万多人的跑步声，比来时大得多，敌人的枪炮朝黑暗处嗡嗡地乱打一通，枪弹在头顶高处吱吱地飞过。后马里村的人没有跑乱，离开大队向东南方向穿过人流踏上漫地，谁知却误入一大片酸枣地，酸枣棵尽是二三尺高长满刺的朴拉荸子，密密麻麻无路可通，左转右拐怎么也走不出去，可把人们扎毁了。走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走出这片酸枣戈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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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2）
这一夜好跑，可把人们累坏了。这一带的井没井台，和地一般平，有人只顾瞎跑，“扑通”掉下井去，幸亏井水不深，伙伴们垂下绳索先把米布袋拽上来，再把人拉上来，背起水淋淋的米袋继续走；有的人跑着跑着，布袋口绳脱落，米撒一地，便急忙连米带土收入口袋背起就走，跑出十多里外，人们才慢下来，枪声隐隐约约还可听见，但人们已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大约是吃早饭的时间，人们陆续返回驻地——东里村，“四十斤”小米又如数背回。
敌人的装甲车，这是意外的遭遇，使这次运粮过路没成功。两万多人不能在此久待，于是领导让大家暂回家去听候指示。半个多月后，我们又参加了第三次运粮。和先前一样还是三个人分背一口袋，每人四十斤。这次比较顺利，人们在夜里跨过铁路急行军到达大户村时，刚好半夜，到了目的地，把粮一倒扭头就走，一刻也不停留。我们没见过铁道，晚上又看不见，过路时我们蹲下来摸了摸，原来和个大铁梯子差不多，这也算长了点见识。
从上面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想象，武装运粮是一项多么庞大、多么艰苦的工作。一位当年在冀中后勤部门工作的老人说：“向山区运粮，是一项复杂、艰苦的战斗任务。每次运输，要把上千万斤的粮食首先集中到路东的集结出发地，从集结出发地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封锁线。每人都携带干粮，没有水壶一类用具，在铁路两侧十至二十里的距离内都是小跑步，发生战斗情况更趋紧张，仅口渴一事即很难克服，途经的死水坑都喝干。”这段回忆显然经过了文人加工，但我们仍不难从中体会到当年那些纯朴的冀中农民的心情，晴朗的星空，拂面的晚风，新鲜的空气，同村的伙伴，抛开了长辈的约束，增添了干抗日工作的荣誉，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枪弹，如果不是背着一大包粮食，这简直是一次愉快的晚间漫游。虽说跑了些路，出了些汗，但那几万人行军的阵势，过路时的紧张，退却时的笑料，还有铁轨、照明弹、装甲列车……都够人们回
味十天半月的，多么有趣、多么宝贵的经历啊！无怪当年大伙都抢着去背粮，连赵小栓的父亲这样年近五十的中年人都觉得跑这么一趟真过瘾。
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
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
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
“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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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3）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聂荣臻多少年后，也仍忘不了冀中人民对山区根据地的支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说了吃的，再说说穿的。
军队没有粮食，军心要乱；军队没有衣服，同样不行。何况，粮食可以凑合，军服最好不要凑合，应整齐、干净。聂荣臻当年就曾指出：“服装整齐，衣服做得好看些，牢些，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意义的。政治上，如果服装整齐，鬼子见了也要怕我们些，对群众影响也好。经济上说，衣服做得好，战士们也喜欢，更能爱惜保存。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要整齐、要干净的，有人以为把衣服穿得烂和脏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那是错误的。”
可是，冀西山区并不产棉，“我们的产棉区主要在冀中，”在路西许多地方连纺车都未见过。要想让山区的部队穿上整齐的军服，还得靠冀中往路西运布。据史载，1941年一年冀中即往路西运布10余万匹。其中，仅安平一县，即组织妇女织布突击队，在两个月内织布3万2千匹。聂荣臻对冀中土布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道：“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冀中的粮食和土布，给予山区根据地很大的支持。当年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在‘五一’大‘扫荡’前，冀西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高阳布做的，吃的粮食也有不少是从冀中运来的，兵源有的也从冀中补充。”
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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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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