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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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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冀中没有一个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2）
各地区、各系统各自为战，同一处据点里，可能有这个军分区的“关系”，又有那个军分区的“关系”。同一个军分区或地区，又有党、政、军各个不同系统各自为战，同一个县城里，可能有城工部系统的活动，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统的活动，还可能有军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十分混乱。有的“关系”，既为军队系统工作，又和别的什么系统打进去的人拉上了线。如此一旦这个“关系”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坏我方几个系统的工作。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们说，各自为战还带来这样的弊病：一个重要的“关系”，好几个部门、好几个系统都去争，结果我们自己人倒先争起来了。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报工作，还比较简单，未走上正轨。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还是针对附近的敌伪据点开展工作，通过敌人调动、屯粮等迹象来判断敌人的行动。还少有针对敌人的战略、战役企图而进行的工作。帅容在谈到1941年春十分区遭受从远处用大车拉来的日伪军的突然“扫荡”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侦察工作有点近视，战略侦察不够，只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不知道远处敌人的动态。如果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总侦察机构，从战略到战术对敌实行侦察，时刻掌握敌军动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就更主动了。”
其实，帅容这个愿望，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已实现，只是因为十分区斗争残酷，未能如愿罢了。
原星说：“整个军区的情报网，在‘五一’反‘扫荡’前，除第十军分区由于1941年区内敌我斗争形势已发生了严重变化，仅建立了局部情报站外，已经基本形成全区网络，就是说冀中全区城市、乡镇和大村落敌已设点者均建立了情报站，各个情报站都在隐蔽地积极地有效地工作着，有些情报站的工作相当出色。”从仅重视邻近据点敌军的动向，到注意交通线上及更远处敌军的动态，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地区，没有冀中那么多“扫荡”，这一步走的就更迟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后，才提出注重战役情报。原星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冀中军区本应建立情报总站，底下各军分区建立总分站，每个总分站下又有若干个情报站。形成情报总站——总分站——情报站三级情报组织。考虑到冀中地处平原，敌情变化快，部队游动性大，又被敌点线分割的实际情况，冀中军区未建情报总站，只是成立了情报处，主管情报业务，底下各军分区则都成立了情报分站（十分区除外），形成情报分站——情报站这样的二级情报组织，与别的地区略有不同。当时，各部队都指派专人每天去军分区的情报分站去领取当日敌情动态情报。原星又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军区和各情报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军的战略、战役情报。他说：“战略战役和重要战术据点，如当时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德州、沧县等是情报站的主突目标，但又容许两个以上军分区各自进行重复性的情报工作，如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我之六、七军分区和太行一军分区、冀西三、四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内外线工作活动。”
像石门、保定这些城市，都是敌伪的统治中心，要想打进去并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冀中的情报工作，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就是李英儒根据他在保定情报站工作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区党委敌伪军工作部部长的史立德同志，回忆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况，说：英儒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带爱人张淑文同志进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户，办好一切居住证明后，即迁入极为隐蔽的民房。于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协助下开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条件极艰苦，在此期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敢请接生员和进医院助产，不得已英儒把老母亲从农村接来照顾他爱人，孩子出生后衣、被都是英儒从他家拿来的。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原星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的派遣，潜入石门。据说该同志先由一般职业掩蔽站住脚后，经过努力，最后打入敌宪兵特务系统，曾在1943年日寇对冀西山区（北岳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
时的重要情报，提前一周作了报告。
可见，在1943年时，冀中的谍报工作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能够准确地提供日军战役性行动的情报了。如此人们不禁会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情报部门能够像1943年时一样，提前获取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谍报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伪核心机密部门的人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伪的外围组织，像七分区情报人员孟鱼，打入正定伪警察局当了特务队长，另一名情报人员谷再兴，打入无极的特务队。李英，打入伪治安军六团。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断敌伪增兵的动向，比1943年更难。因为在1942年，如果敌人增兵平汉路沿线据点，那么敌人是要“扫荡”路西呢？还是要“扫荡”路东呢？而在1943年，路东冀中基本在敌人控制之下，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扫荡”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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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3）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冀中七分区情报站，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当年任七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的牛臻回忆说：“1940年6月，冀中七分区司令部侦察科（股）派张文盛到新乐县苏仙庄建立了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一直是藁无中心情报站的主要目标。1941年以后，建立了石家庄情报小组，由鲍俊德负责……冀中七分区要求藁无中心情报站，严密监视敌人动态，随时上报敌情，军分区首长还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从石家庄获得敌人的战略、战役的重要情报。1942年春，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小组负责人鲍俊德，通过内线人员，利用关系搜集到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并在近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的重要情报。情报指出：敌人准备采取‘声西击东’的办法，打着窜扰冀西的幌子，实际要对冀中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并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大量炮楼、据点……情报站搜集到的这些敌人情报，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对部队反‘扫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段回忆看，冀中军区七分区的情报部门，早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知晓日伪军在平汉线一带大量增兵，频繁调动，表面上宣称是要“扫荡”路西，实际上是冲着冀中来的。而且，情报部门还指出，这次“扫荡”，不是采取以往“分进合击”的形式，而是“拉网式的”，也不同于以往的是，“扫荡”过后，日伪军要大量安据点，而不是返回原出发地。尽管这些情报是“零零碎碎的”，但敌人阴谋的要点，应该说是抓住了。
还有人说，在“五一”大“扫荡”前，不仅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政府系统的情报部门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不仅七分区首长获悉了这个情报，冀中区最高领导，也同样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五一”大“扫荡”前在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张国坚同志（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对我说：‘扫荡’前两天就给黄敬说了，敌人要‘扫荡’了，要做准备。他从内部掌握了情况，反映了两次。但黄敬同志没及时研究，注意不够。”
从上面两段回忆看，“五一”大“扫荡”前我方已知悉敌人的阴谋，似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冀中的老人，包括一些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对此却坦率地表示怀疑。他们说：“搞伪军的情报容易，毕竟都是中国人，有些还套着亲戚，搞日本人的情报可不容易。”
“搞驻在什么乡镇据点的日本人的情报，总还有些办法，要想摸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日军的情报，难度就大了。”
“就像天气预报，短期的好说，今天说明天有没有雨，好讲。中期的、长期的就不好讲，一个月以后下不下雨？谁知道？要是还要求讲清一个月以后什么地方下不下雨，这不就更难了。”
“时间一定要准确。情报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时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们这边是不是及时收到了。收到了，首长是不是及时看到了。关节多了。”
“这个事情，我怎么没听说过？”
…………
可以设想，有许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当时许多情报人员被敌人制造的种种假想迷惑了，送上来许多份日伪军即将“扫荡”路西的情报。那份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真实的情报，反被这数量上占优势的内容不真实的情报淹没了。又比如说，也许送上来的那份真实的情报，证据还不是那么确凿，结论也只是情报人员的一种猜测，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难以引起领导的注意。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年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黄敬、张国坚、罗玉川、鲍俊德等当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确难以讲清，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悬案吧。
情报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直至今日，或许还不为人所知，也许当年有极少数优秀的谍报人员确曾打入日伪机密部门，获取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当时并不了解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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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1）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神因素，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年抗战，八路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相比，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因而精神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进攻，就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防守，就要稳如泰山。那么，“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军民，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当年将帅们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答案。
聂荣臻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大部地区沦入敌手的原因时说：“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程子华也认为这个回合没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次‘扫荡’中，我们无论在物质上或人员上的损失，远比历次反‘扫荡’为大。原因是：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这次‘扫荡’与过去的‘扫荡’作同样的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充分……”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
为时代背景的小说——《腹地》。
这部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写于1942年冬到翌年夏。当时正值日寇对于冀中平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所谓‘五月大扫荡’。我相信中华民族抗战必胜，但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幸存到最后胜利。为了给这场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留下一点儿当事人的见证，我就守着洞口动起笔来，随时写随时藏在墙窟窿里……希望对于冀中平原根据地军民粉碎日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所谓‘五月大扫荡’斗争的英雄史迹能表现其万一。”这部守在地道口写成的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真不如说是历史著作。要想了解“五一”大“扫荡”前后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应该好好看看这部书。
在这部小说中，王林写了这样一段话：反“扫荡”斗争，成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一种定期的操练。敌人多日不出来“扫荡”，倒是等得不耐烦。出来“扫荡”一下子，又扑个空逃回去，群众反倒感到是还了一笔阎王债，又轻松又愉快。出来“扫荡”的敌人回王八窝了，据点里增加的敌伪又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群众和干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防备敌人下一次的“扫荡”
。从军区一直到县、区、村，开会的开会，做总结的做总结，布置工作的急忙召集下级，传达决议的立刻下乡。
坚壁了一个时期的文件包从土里刨出来，冲散了几天的同志又重新集合起来，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仿佛经过反“扫荡”
斗争，更加亲热了。钢笔在湿土里埋出了“汗”，纸本返了潮，可是经小风一吹，热空气一哈，等不到开完会，一切又都照旧了。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繁华，“扫荡”
一过，游击集市也飘忽不定地转着村开了张，赶集的人也还不算少；游击小学校也照常上起课来。叫卖声、歌声、笑声、读书声，重又飘荡在大小村庄里。
显然，日伪军这种周期性的“扫荡”，在王林笔下，不过是“一种定期的操练”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许有人要说，虽说王林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小说。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2）
别人是这样认为吗？翻开将帅们的回忆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将帅们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还更为“浪漫”。
比如聂荣臻就说：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周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
在聂荣臻这样身经百战的将领看来，敌人的“扫荡”，连“定期的操练”都算不上，大不了是“一次大旅行”。
心情自然不紧张。
冀中的基层干部和一般百姓，久经“操练”，对敌人的“扫荡”，也不觉得多么紧张。《腹地》中有一段描写说一个村的村长范世荣，到区里听区委书记张昭进行反“扫荡”
动员：张昭接着说道：“今天传达冀中区党委的形势报告和紧急通知：根据各方面的征候和可靠的情报，日寇对咱们冀中平原根据地要发动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区党委号召我们动员起来，迎击和粉碎敌人的这次大‘扫荡！’”
范世荣默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读了王林的《腹地》，对“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心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印象。不过，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说，有的地方，恐怕还不如王林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连敌人要“扫荡”动员指示都未传达。比如我们在离安平县城只有8里地的深县西大染庄采访时，村里的老人就说，当年没听干部说，日本人要大“扫荡”了。又如刘秀英老人，当年在家乡——离任丘县城50里的一个村庄，也未听说过日伪要大“扫荡”。
西大染庄是近敌区，刘秀英老人是1942年11月入的党，当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而且据她讲，这个村没出过汉奸，是个抗日斗争开展较好的老根据地，居然都没有听到有关反“扫荡”的动员。
到1942年，抗战也抗了五六年了，如果说，最初老百姓对日本兵还觉得有些陌生和惧怕，现在已是相当熟悉和了解了。日本人是凶，是残忍，但日本人的烧杀，反倒让冀中的百姓们挺起了胸膛，没什么可怕的，再说，怕也没有用。
1941年，安国县一位百姓曾写过一篇短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冀中的百姓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天拂晓的时候，我正在甜蜜地睡着。忽然听得狼嚎似的一声：“快快的开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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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梦里惊醒过来，披衣下床，再想逃走，实在不能。
因为村子四面全被敌人包围了，并且街上都是敌人，只得在敌人的皮鞭下到街上去开会。
…………
有几个手里拉着小孩的妇女，来的晚了些。那个鬼子把洋刀朝她们一指，大声呼喝道：“你的，开会为什么来晚？死了死了的有！”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妇女慢慢挪来。那个鬼子嚎了一声，举起洋刀跑到那个妇女跟前，寒光一闪，洋刀搁到妇女的脖颈上。人们见鬼子要行凶，异口同声地嚷道：“不能杀她！不能杀她！”呼声震撼了田野。鬼子为了收买人心，才把刀收了回去。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鬼子恐怕是要行凶了，而这只会增添百姓们的仇恨。在一篇题为《被鬼子糟蹋后的××村》的短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鬼子离开被它们烧杀后的××村，爬回王八窝饶阳城里去了。村头麦场里金黄色的麦子，被烧成一堆黑灰；田野里已熟未割的麦子，也被烧去了大半。
房子还在燃烧着，黑烟冒入天空。整个村庄，包围在浓黑的烟雾里。
大街上乱得不成样子了。家家的东西都混乱地抛在地上。几个年轻妇女，躺在鲜红的血泊里；几个将死未死的老人，还在地上哼哼呻吟着……
逃出去的老乡们回到自己被烧毁的家里，惊恐未退的面孔上，堆满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
…………
孩子们紧握着铁锤一样的小拳头，小眼像灯似的闪着光：“妈的，捉住鬼子，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老年人伸出了手：“妈的，再来了拿切菜刀去杀他两个……”
青年们愤怒地说：“报仇！年轻人当八路军去！”“不打走鬼子过不了安生日子……”
冀中的老人们说，当年，冀中的百姓，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似乎人人有一腔英雄气，小鬼子来了吗？咱就跟他打，打不了就跑，没跑了，让开会，咱就去。让咱卖国，打死也不干，杀就杀吧，烧就烧吧。老人们说，冀中的百姓，真是横下一条心，跟鬼子拼了。大不了是一死，不就是烧房子、抢东西，杀人吗，还能怎么着？鬼子不让咱过好日子，咱偏要乐。所以，鬼子白天“扫荡”，晚上识字班照样开课，村村差不多都有剧社，一位老人回忆说：“‘遍地歌声’这个词，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环境那么残酷，却还要唱歌。开会唱歌，劳动唱歌，钻了地洞还要唱歌，打完一个仗，自然更要唱歌。”死不了，爷们就要乐，就要抗日！死也不服，不当亡国奴！
冀中的百姓们拿起了枪
“定期的操练”，这话透着对鬼子的藐视和乐观的精神，不过，这也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觉得鬼子“扫荡”
大不了就这么回事，雨过地皮湿，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而就容易麻木和松弛，紧张不起来。对敌人的新花招、新动向，也变得不是那么敏感了。杀人、放火，都见识过了，还能怎么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说到“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不能不说到当时公开宣传的一个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当时似乎有不同的“版本”，一位当年在冀中军区机关报——《前线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说：“1942年1月，《前线报》着重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小日本’的号召。在国际方面，着重报道了莫斯科前线传来的苏联红军大反攻的胜利消息，以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对这个口号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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