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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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修工费等等……”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村庄半年的开支“现款达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亩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负担7元）。”当时有人说：“凡是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从头发到脚趾，从屋里到屋外，从人体到牲畜，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要付捐税的。”苛捐杂税再多，（据称路西有的地区多达120种）在日本人看来还是“合理负担”，再有的，干脆等于抢了：发票子。敌伪发行的票子，“它没有一点准备金，更没有一点信用担保，它只是一张彩印的废币，和阴曹地府的冥钞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发行的票子叫“鬼票”。因为敌伪滥发钞票，强行流通，这种钞票自然不值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小米大体稳定在每斗35元，“五一”“扫荡”后，敌伪推行伪钞，每斗小米一下涨到600元，上涨了17倍多。抢粮食。“在五台定襄一带，敌寇在各村成立‘粮食委员会’，进行粮食调查，勒令民众除留极少粮食外，其余全部缴敌‘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车将粮食运走。”有的地方敌人还欺骗百姓说，把高粱玉米交给他们“保管”，以后还大米白面。
　　“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一些富户抓进据点，拿钱拿粮来赎。
　　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据我们的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雪花与朔风中，其狼狈的情形是可想见了。
　　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抢着和做工的民夫换，以致吓得民夫们再不敢穿好鞋了，烟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抢民夫们的旱烟过过瘾，最有趣味是敌各据点都点着大麻子油的灯，民夫问为什么不点煤油，敌人却无耻的说，我们抵制英美货所以不点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占区引发抢购潮，物价直线上升。这对原本脆弱的敌占区经济，无疑是火上浇油。而日本国内，则要求驻华日军不仅要做到经费自给，“以战养战”，还要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产、人力、变占领区为“大东亚圣战”
　　的供给基地。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在谈到驻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举措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
　　鬼子抽的烟需要空投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1941年12月8日冈村宁次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的话大概要明确一些，他说：“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
　　这位安达参谋长，说的也还不是那么明确。如果说经济上的考虑，已成为日军的半个使命，那么，另半个使命是什么呢？或许还不如换个说法：“武力战就是经济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华北日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华北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目的运转。“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
　　有些什么变化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地区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斗力系于胃。”
　　日本陆军是深受德国影响的，冈村宁次本人也去过德国。
　　

从冀中开刀（7）
想必他是知道这句话的。其实，何止是战斗力系于胃。
　　战役进攻目标也可以说是“系于胃”的。冈村宁次要进攻西安，有一个考虑，也是为了掠夺关中平原的谷物。可直到1942年3月，西安作战的请求仍迟迟未有答复，那么，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过头来“整顿治安”。如果他打开他的“统辖区”的地图，依照“有所变化”的“治安战目的”，他会从哪里开刀呢？■1942年3月，石家庄，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1942年3月，冈村宁次是很繁忙，很得意的。
　　月中，冈村宁次又南去徐州一带“视察”。16日，他来到徐州东北地区的柳泉煤矿，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像别的地方日人经营的企业那样如临大敌，警戒森严。在厂地周围圈上高大的围墙，架设铁丝网，设置据点。并招募退伍日军士兵担任警卫，整个企业活像一个要塞。而“这座煤矿周围既无围墙，又无据点，完全显露在外。”且“矿警队全部为华人，无一日人。”冈村宁次到达该矿时，在矿长斋藤弼州陪同下，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小小的几百人的矿警队表演的分列式。
　　冈村宁次很感兴趣地问这位“满铁”出身，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矿长，如此简单的防备，如此信任中国人，就不怕中国人进攻或捣乱吗？这位矿长回答说：矿上拿出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为周围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结果当地农民很感激煤矿，自然不会来破坏煤矿，而且“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这种看不见的围墙、电网，比看得见的围墙、电网要管用得多。
　　冈村宁次听了“不胜叹服”，称赞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冈村宁次还总结说：“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职员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一年的“扫荡”、“蚕食”，“###”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从冀中开刀（8）
日华北派遣军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这时见结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伤半是埋怨地说：“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独占了。”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势力向沁河河谷伸张，是因中条山会战后没有适当的措施。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得到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作战。”认为这一仗还是合算的。不难看出，这种反驳已是有些勉强和软弱。与战前的情况相比，原来占优势的意见，这时已变成弱势。原来不为人所重的意见，这时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庆军换来的那点“行动自由”，远远抵不上中###带给他们的“烦恼”。因而，到了1942年，在驻华北日军讨论“###”对象时，自然几乎是异口同声：打击中###。
　　既然确定下来要打击中###，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重点打击哪个地区的中###。全面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942年年中，整个“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138个大队。”
　　兵力是很紧张的。横山幸雄回忆说：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从这段话看，当时日本人选定冀中作为这一年“扫荡”
　　的首选目标，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经济的，冀中是华北重要的产粮区，占据冀中，可以夺取粮食及其他物资；第二，军事的，占据了冀中，可切断太行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从而削弱其军事实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如能一举摧毁，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1941年底1942年初，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粮食状况十分紧张，日方文献宣称：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1939年底，华北汉奸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就说：“政治的要诀在于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于有吃，华北政治的先决问题是吃饭问题。”日华北派遣军第四科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听了这话，“感受很深”，说这话“一针见血”。日本人充分意识到，“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为此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叫“粮食第一主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不容忽视了。因为没有粮食，已不仅仅是“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的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大东亚圣战”能否支持下去的问题。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的粮食，不仅不能输入，还应设法输出。对此，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倒是理解得相当透彻，他们说：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
　　当年的冀中军区政委，解放后当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部长的程子华，也十分强调敌人“扫荡”冀中的经济背景。他说：这次日军对冀中的“扫荡”（指“五一”大“扫荡”），是在新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物资非常匮乏，南洋作战暂时胜利，使日军获得攫取巨大资源的场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练工人，加上英、美实施焦土抗战，很难开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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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9）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确保‘治安’。”
　　参考文献：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1期、第50期、第2期、第12期、第22期、第9期、第23期、第39期、第24期、第30期、第10期、第4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②《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日）井本熊南著，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③《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卷。
　　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⑥《星火燎原》选编之五、选编之六、选编之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⑦《冀中抗战简史》，河北省军区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⑨《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炎黄春秋》，1989年第5期。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连天烽火》，###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史出版社，1994年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我在之光县坚持抗战的岁月》，窦森瑜，石家庄1989年油印本。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冀中开刀（10）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1）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人要“扫荡”什么地方，是会有种种迹象的。
　　从大的形势来说，日本人要“扫荡”某个根据地，一定要先千方百计地进行“蚕食”，压缩我们的活动地盘。冀中“五一”大“扫荡”自然也不例外。聂荣臻指出：“日本侵略军从1941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
　　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
　　■石门情报站，一段历史悬案
　　日军是有重视谍报工作的传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军队却是兵马未动，间谍先行。要进攻了，先派遣许多特务潜入进行侦察、配合。
　　土肥源、本庄繁、川岛芳子等谍报之“星”，与指挥作战的日军将领一样有名。而八路军缺少谍报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开展针对异民族军队的谍报工作的经验。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侦察科长的原星回忆，冀中真正有了称得上是谍报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说：“面对新的形势，给军事侦察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军事侦察工作的效率，确保军事情报的质量，引起军事侦察工作组织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变化。”
　　愈来愈残酷的敌我斗争，使得八路军将领们懂得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报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防备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或是仅仅停留在优待俘虏的工作水平上，这些工作，严格地说，应当属保卫工作、敌军工作，而不是谍报工作。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召开军事侦察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出冀中要成立情报委员会，以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级情报站，以获悉日军战略性的战役情报为根本任务。随后，冀中军区又新成立了情报处，开展谍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