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英保持距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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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伤痕口述史学”，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辉聊的往事，谁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钱钟书先生当日讥讽的“创造性回忆”，应不是泛泛而论。
　　对个人经历搞点美容，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气壮山河、就仿佛奥运金腿凯旋归来的今天，其正面意义也许还要大于负面意义呢。我一直认为，从畜到人、从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伪”君子逐渐从人为走向自然、从虚假走向真实的漫长过渡。能一蹴而就成为英雄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装英雄而学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属正常。8但话说回来，伪君子虽然高于真小人，但毕竟矮于真君子，一个健康社会的奖惩机制不应对姚明和武大郎一视同仁。因此而搞些突击抽查，撕开裤子现出高跷的工作也很必要，否则太让顾准、张志新这些真英雄吃亏了。说到这里应该说说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国初与毛交恶、尤其是当面顶撞毛的“英雄事迹”曾在1980后期广为传颂，文化界新闻界一时将他爱不释手。却不料老先生临了淡淡地来了句“当时我哪儿敢？”我一直在想，他当时说这话究竟是说给谁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还是从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样的先贤呢？后来我还注意到，梁先生说自己古文不行，有时断不了句。这样坦荡诚笃的君子胸怀，足以成为我等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灯一盏了。9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文怀老及五种人（3）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话，无非“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吧。他大概看不惯历来的文人心眼活、笔头灵、说漂亮话太容易了。此事想必与家风有关——基因也说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忧愤国事，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遗书中有“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並将唤起新也”。据说巨川先生平日好读兵书与贤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见不多，的确满目风骨，质胜于文。父子二人看来都属于较纯粹的仁人。不过像这种单一的人格构成并不普遍，传统读书人多为仁人与文人两套甚至多套人格及价值的组合。至于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时地因人事而异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过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显然有过一段满载风光风月的生命。但当风云变色、大厦将倾之际，他亦能慷慨许国，从容就义，“文质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气歌》中那支高贵的行列。
　　至于“仁人”与“文人”在文老那儿的配比，我看三七开只多不少。无论从天性、禀赋、修养哪方面说，他都更适合做个“锦绣才子”。　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贺寿长诗中赞他“雄奇”、“百炼灵均骨”，着实可笑——也许摆弄旧体诗还没纯熟到不被旧诗俗套摆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几句说得应该*不离十：
　　自小浑无赖，迩来尤不羁。
　　登堂声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顾，休言儒者仪。
　　往来如酒醉，谈笑忘身疲。10
　　前面说过文老是热闹场中人，此处略加补充：这类人一般打小就没正型，能跳窗户就不走门；跳窗户时间长了，就会跳出“非阡非陌”的别才；这别才跟笔墨一结合，便生成才子；才子赶上口齿伶俐却又心性亢躁，就会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宠物。“妙人”最善于在语言文字后面玩“躲猫猫”，玩得比真猫咪都可爱，别说“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汉子们争官争烦了，抢钱抢累了，也会凑过来开心。文老这类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为时代摩崖造像的斧凿，而是浮世的绸缎上忙进忙出的绣花针——以为自己在针砭时弊也说不定呢。
　　传统文人必修的诗词书画，文老样样拿得起来——他那辈文人拿不起来的还真不多。面对写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文艺新生代，他不是“大师”又是什么？不过作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译，他在文艺上就再没做过多少有份量的工作了。这样说，他的门生也许会引禅宗的什么语录指我不“通脱”，因为辩证地看，空就是色，无也是有，没做跟做了是没区别的。平心说，以文老的禀赋做个文人绰绰有余；他的文史素养与曲折经历所合成出的见识，也的确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实现一个优秀文人的人生，但问题是他没实现。文老大概东游西混惯了，走着到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多，聊着的时候比写着的时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红尘：既然人生如寄，转眼皆空，何不秉烛夜游，向花红柳绿去及时行乐，还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题词、揭幕、演讲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开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拥美女、迎头闪光灯、顶头聚光灯的文老。在这个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论者所说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对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信心，但他的确不曾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人生的麻将桌上，谁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挥霍了现在，透支了未来，我打赌他已经见过自己的最后一场焰火。当然了，他还有机会到其他什么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中延年益寿：在世纪之交的滚滚红尘中，飘过一支杖、两片嘴、几缕悠长的白须——故事可以这么开篇，也不妨这么收尾。

文怀老及五种人（4）
文老和女人的关系值得说说。对于文人来说，女色虽不算必修课，但骚人墨客踊跃选修，坚持自修，盛况反倒超过了悬腕、泼墨、爬格子之类。这其中确有社会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长期战斗和工作的人类情感领域，正是理性化或社会化程度不高11的女性早出晚归的生活世界。于是乎他们你发展出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再正常也不过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据说传唱一时，近年演讲时还用它论证过“爱就是奉献”：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海，
　　人儿带醉态，你醉了吗？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风采。
　　深情比酒甜，你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浓，你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与不爱。
　　以谈情说爱为吃饭的工具，这和让酒鬼当品酒师一样，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这工作干久了，就会形成他们的*人格以及社会对文人的浪漫定义12——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个“情人”的影子。中国的大众对文人的*浪漫一向容忍——或许就希望他们那样也说不定，否则正史中本来规规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戏曲舞台、入了通俗小说都纷纷的绯闻不断呢？上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我们今天教科书中那些显赫的名字如梁启超、杨度、陈独秀、胡适等等，都还在花街柳巷演绎古老的名士*。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传统“士林”迅速分化并转型为现代知识或文化部门的五行八作，旧的“士人”也脱了马褂换上西装、中山装，成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到40年代，就不大听说谁还在青楼吟诗作赋了。*韵事依然如火如荼，但已换了男女平等的舞台和自由恋爱的天幕，昔日士大夫对倡优的狎玩态度13淡出了现代读书人的标准像。而这狎玩态度，似乎在文老的眼角眉梢有较多残留，例如他创的什么“西（施）学”、认的什么“干妈”，揭幕的什么“历代名媛馆”，都特别像百年前花界与士林联欢会上的节目。而戏剧女演员出国演出送他双旅游纪念品的袜子，被他挥舞着考问同事“知道什么意思吗？请——践——踏——我！”则连薛蟠薛大爷都不如了。文老所出身的旧时代、所浸淫的旧文学，为他的这种行为倾向提供了部分说明。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禁欲时代，不幸让文怀老撞上了，本该“春色如海”的壮年时光结果都蹉跎在了牢里。好在文老身份中的江湖成分14保他渡尽劫波，在古稀之年迎来中国性关系的姹紫嫣红好年代。
　　风月场上，文老要天赋有天赋，要功夫有功夫，横刀立马跟老将黄忠似的，晚辈后生看了固然红眼，但也很开眼，网上鄢子和文章只看到了一面：
　　文场中人，大多是压抑闷骚的残疾人，文老有资本的张扬洒脱，是很招惹人的。特别是文老气质、才情、风度、口才还很容易让女性动心，这是要让气质造型有残疾的闷骚文人燃烧几千吨妒火的。15
　　认真地说，文老的甜蜜事业，除了文人间的争风吃醋——比谁最先钻进旗袍超短裙——并非没有别的积极意义。它的确弘扬了财富、权力、地位之外的另类人生意义即男女情爱。16中国古代描写阔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也弘扬了这层意义；其中要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表达得最为肆意，“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向烟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产党宣言》或《08宪章》了。不愿从女儿队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经济仕途的宝玉，则演绎了这种另类价值被主流价值摧毁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创的还是拿来的对联“一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画像，刨去“苍生”那部分，应当说相当传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党的一辈子，还真是把裙子当教堂了。当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险些成为情爱烈士，具体情由虽不清楚，但想必西门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邓贵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围的人士或机构实在要开发他打造他，则“活宝玉”要比“活屈原”靠谱，因为他身上的怡红公子成分与三闾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好。

文怀老及五种人（5）
从关汉卿到贾宝玉到文怀沙，无数*才子宣示并践行的怡红快绿精神，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承平时期的价值体系应尽可能多元才是。17如果满世界除了贾政就是贾雨村，18如果一个人起床就是博弈做梦还是搏击，如果活这辈子就为争第一、养下一代只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两可。况且赛场上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练不成红煞掌，扫荡腿就更不行了，结果永远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能不溜出武术馆，投红军一样地投奔艺术、山水、男欢女爱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世人都会感谢诗人，感谢他们对穷乡僻壤的美学开发，让野渡、秋潭、鸡声、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总统套房分庭抗礼的地步。世人也会感谢音乐家奇妙的歌声，本来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声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还令人羡慕。世人还会感谢情爱小说家乃至卖黄碟的，让他们在别人的缱眷中沉醉，浑然忘却单位书记及其狗腿子长什么样。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谢文老，可能是因为老人家懒于著述，没帮大家开心，光顾自己开心了吧。
　　宝玉的幻灭在于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头来却发现除了“从不说混帐话”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空林子诗中提到的那伙顾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说半个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没有，但估计不少都是花蚊子。19花蚊子吻的是“一张顽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时代里，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文艺市场中，20在这样一个危若累卵的年龄段上，做一个情种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文老行走江湖，阅尽人世，对这点心里哪能没数？所以他才会逢场作戏，胡勒什么“西学”；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讲什么“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但不能稍逊*”。嬉皮笑脸的背后，可以窥见到炎凉的世态、没多少情趣的交易。
　　学人
　　作为学人，文老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亦文亦学的屈骚今译属于正派的劳动，值得尊重。舒芜先生前一向回忆文章21中对文译表现出的不屑，似乎未脱文人相轻的习气。而所述当日臧克家一则恶评即让文老下岗待业，如所言不虚，则正说明当年读书人生存的艰难，视作历史教训可矣。22文老最早的学术工作，当属抗战之后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我未能找到此书，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1986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史》专辟一节23做了评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辨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副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辨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但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24——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怀老及五种人（6）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25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境：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26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的狠，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怀老及五种人（7）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24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27“百家大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生起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20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辉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28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城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文怀老及五种人（8）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危机化解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人民。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不妨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29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30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头飞雪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31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式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后比在*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32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　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