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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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鹰房；有专门饲养猎犬的狗房及专门饲养禽、兽的养牲处。其中，鹰房设八品侍监首领太监二名，太监八名；狗房设八品侍监首领太监二名，太监十名；养牲处设八品侍监首领太监二名，太监三名。这些动物平时是帝王的玩物，狩猎时又可助阵。
　　　　（４）游乐与健身
　　古代宫廷中的健身性游乐从角抵、蹴鞠、鼎力到马球、拔河、水嬉，可谓名目繁多，争奇斗胜，而这些活动的展开基本上都离不了宦官。
　　角抵就是摔跤或徒手相搏，又称角力、相扑、布库等。角抵历史悠久，活动广泛，古代宫廷中既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又把它看作健身的手段。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深宫内苑中“恒备角抵之徒”。这些人都是供皇帝与后妃们观赏、嬉戏的摔跤高手。每逢赐宴之时，总有角抵、飞剑、走索、旱船之类的游乐项目，以助酒兴。这些角抵之徒既然是“恒备”宫中，按理说应该是由阉宦组成。
　　历代宫廷中比较多见的健身娱乐项目是蹴鞠，即早期足球运动。相传蹴鞠是远古时代的黄帝为了训练兵卒而发明的，秦汉时代已极为兴盛。当时所踢的“鞠”是以动物的皮作为外囊，里面填满毛发，大致至唐代才演化成有球皮和球胆的气球。《太平广记》中有诗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烤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这首诗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球应是用八片皮革缝制而成，且是充气的。在比赛规则上，唐代蹴鞠是两队各有球门，实行对抗性比赛的，与当代足球比赛十分相似。唐代仲无颜的《气球赋》称：“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时也。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飞凌空以月圆。”赋中的“入门”及“交争竞逐”，大致表明唐朝的蹴鞠比赛是有球门的对抗性比赛。除此之外，唐朝大概还有踢高球的比赛。据《酉阳杂俎》卷五中的记载，张芬球艺过人，能将球踢得“高及半塔”。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的句子，可能也是指此而言的。唐朝帝王中很多人都喜欢蹴鞠，并有“官场”、“白打”之类的划分。俩人对踢为白打，三人角踢为“官场”。唐代宫词中有“寒食内人常白打”的句子，表明蹴鞠在唐朝宫廷中确实是比较流行的。
　　宫廷中蹴鞠最为兴盛的时期应属宋代。自开国皇帝赵匡胤到著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历代君主都喜欢蹴鞠。元代钱选所作《宋太祖蹴鞠图》，生动地描绘了赵匡胤与大臣赵灵、赵普一同踢球的场景。施耐庵著《水浒传》中曾有京城泼皮高俅因踢一脚好球而官至太尉的情节。这当然经过了艺术的加工，但宋朝徽宗时，宫廷中确实风靡蹴鞠，而且历史上也确有高俅此人因陪侍徽宗踢球而得到多次提拔的记载。
　　明代的帝王也喜欢蹴鞠。史载，有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王敏随即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左右的内侍，在宫内专陪皇上蹴鞠。但需要提及的是，宋、明以后的蹴鞠趋于单纯地追求花式的繁杂，比赛也多改为单球门或不设球门。据明代汪云程《蹴鞠图谱》载，当时的花式有“三截解数”、“成套解数”及“坐地解数”。其中三截解数共有上、中、下近五十种玩法；成套解数则把球法分成十一套。显然这一变化使之离竞技体育越来越远，而朝艺人表演或玩乐休闲的方向发展了。
　　击鞠从起源上说比蹴鞠略晚，类似于当今的马球运动，即在马上持棍击球。这项运动在汉代宫中及城市中就已常见，但所击的球最初是皮革制成，因而称“鞠”，后来才渐渐演化成中间掏空，外涂朱漆的木制球，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击鞠在唐代成为“风俗相尚”的大众化体育活动。当时不仅在宫城及禁苑里都建有打球的场地，而且在京城长安及地方郡县城市的空地上也往往修建球场。唐人李廓的“长安少年行”一诗，描写当时的京城少年爱好打球、打猎，其中有“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等句。唐朝大文豪韩愈诗云：“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韩愈诗中所说的是开封的情形。从中既可印证击鞠运动并不限于京城，也可看出当时的球场大概有千步方圆，地面平整，三面用矮墙围绕着，另一面建殿、亭、台之类供助威观赏之用。诗中的“赤旗”是指球门处，一般丈余高下，多用彩绸装饰。击鞠比赛在当时非常普遍，但人数并不固定。唐人有许多描绘击鞠的诗词歌赋，展现了比赛者高超的技艺。如“俯身迎未落，回辔逐旁流”；“俯身仰击复旁击，难于古人左右射。”大意是说，击球手能俯身迎击空中还没落地的球，也能忽然勒转马头去追逐两旁地面上滚着的球，还能用球棍朝上迎击空中飞来的球，这比古人左右开弓射箭还难。唐僖宗少年继位，不务政事，专好游乐、骑射，尤其喜好击球。他曾自得地对陪侍击鞠的太监石野猪说：“我要是应试击鞠的进士，肯定能中状元。”没料到石野猪应声回答说：“要是尧、舜、禹、汤做礼部侍郎主持考试，陛下肯定落第。”唐僖宗无言以对，只是笑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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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闷儿的小厮（5）
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位击鞠高手，有一次他率四名选手迎击吐蕃十人，比赛相当激烈，玄宗驰马东西驱突，如风驰电掣，所向无敌，最终获胜。唐玄宗非常喜欢热闹，人越多他越高兴，因而拔河游戏在唐朝宫中十分流行，参加者常达千余之众，旁边助威的太监、宫女更是喊声震天，那场景果真是热闹非凡。它用四五十丈长的大麻绳，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在胸前。拔河者分成两队，向两头用力，在大绳中间拉一大旗为界，把对方拉过大旗为胜。拔河比赛时，常常是旁观者在旁助威，叫喊声惊天动地。而两队队员各挂着小索，背着结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地拉，输者向后却步，赢者向前挺立。这与今天拔河两队面对面向后拉有所不同。唐玄宗还写过一首拔河诗，吟咏其热烈的场面：
　　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
　　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
　　击鞠、蹴鞠和拔河显然都属于对抗激烈的健身娱乐项目，一般年少体壮的帝王比较喜欢。但皇帝也不能长生不老，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便会转而喜欢一些对抗性稍差的娱乐项目。历代宫廷中较常见的有“十五柱球戏”。据晁公武著录《郡斋读书志》一书所载的“木射图”，该项目的运动方法和比赛规则大致是在场地的一端布置１５根木柱，皇帝或陪侍的太监站在场地的另一端轮流用木球抛击木柱。１５根木柱上分别用朱笔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用墨笔写“傲、慢、佞、贪、滥”诸字。抛出的球击中写有朱笔红字的木柱者为赢，击中写有墨笔黑字的木柱者为输。赢者有赏，输者受罚。这反映出当时的宫廷娱乐健身已与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了。
　　　　（５）男宠与凑趣
　　宫廷中的太监不仅要随时随地侍候帝王后妃，而且要满足帝王的各种需求。帝王后妃高兴时，太监陪他们游玩儿享乐；帝王后妃郁闷时，太监要凑趣解闷儿。历史上还有一些性情怪癖的帝王，有的喜欢斗鸡走狗，有的喜欢游乐赌博，有的嗜杀成性，有的嗜酒成癖，更有甚者，面对宫中数以千百计的美色犹不满足，还对男宠喜好有加。这在伦理道德观念尚不十分健全的秦汉及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多见。当时宫廷生活的自由度相对以后的宋、明诸朝来说要大得多。那些踌躇满志的皇帝们在拥有了江山社稷，满足了一颗征服四海、号令天下的英雄心以后，就转而享乐人生，纵情纵欲。他们个个不可一世，睥睨天下，只要能够想得到，便可以做任何愿意做的事情。
　　汉代就有不少既享受女色又对男色充满兴趣的皇帝，而且置身其中，亲尝个中滋味。能充当皇帝男宠的主要包括两类人：一是宫外的美男子，包括朝臣或京师美少年；再是宫中的美貌侍从，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宦官。然而，皇帝好男色，并不是基于真挚的感情，而是纵欲生活中更富刺激性的一部分内容，是将美貌可人的男宠变成一种玩物。汉代著名的男宠一是李延年，二是石显。
　　李延年是中山人，出身娼家，虽为男身，但相貌温婉俊美，亭亭玉立，美色可餐，而且歌喉圆润，能歌善舞。汉武帝刘彻见了李延年后，极为喜欢。不久李延年犯了法，按宫规当受宫刑，刘彻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李延年受了宫刑后肯定会更加娇美。果然，宫刑以后的李延年，皮肤白皙光润，胡须消失了，嗓音更加优美动人，尤其是那腰身柔韧丰韵，胜过美女万千。刘彻对李延年大加宠爱，将他留在身边，随侍左右，有兴致就临幸于他，并让他唱歌跳舞。李延年成了刘彻赏心悦目的一个活生生的玩物。
　　李延年知道，皇上宠爱男色不过是一时的喜好，真正要抓住皇上的心，让皇上神魂颠倒，还得靠女色。只有聪明过人又秀色可餐的女人才会真正获得皇上那颗孤独而傲慢的心，也只有获得皇上的宠爱，才会永葆富贵。于是他想到了暂居在平阳公主府中的妹妹。有一天，李延年被传令侍驾。刘彻看上去心情极好，脸上容光焕发。李延年知道机会来了，便大展柔韧轻盈的舞姿，放开圆润活泼的歌喉，曼舞高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刘彻听罢美曲，为佳人难得而摇首叹息，竟致愁绪难遣，寝食不安。李延年将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惬意。后来在李延年的安排下，刘彻在平阳公主家中见到了一位亭亭玉立，一身淡雅装束的女子。那姿容，那清纯，那雅丽，简直是一位下凡的仙女。她正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妹当场轻歌一曲，并踏曲而舞。刘彻立即被她的舞姿与歌声迷得失魂落魄。从此以后，美艳绝伦的李氏独宠专房，宠冠后宫。于是，李延年和他的妹妹同被汉武帝刘彻爱幸，共同侍寝刘彻。李延年佩二千石印，授协律都尉，赐钱无数。但正像李延年所预想的那样，在他的妹妹死后，刘彻对李延年渐渐疏宠，后来终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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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闷儿的小厮（6）
另一位以美色迷惑天子，进而大权独揽、搅乱朝纲的是汉元帝时期的太监石显。石显年少时因罪受宫刑，后入内廷充任中黄门。汉元帝不亲政事，耽于享乐，尤其喜欢音乐。石显为人奸猾，巧言令色，且柔美娇嫩如处子，因而博得皇帝的喜爱，并很快升任中书令，把持了朝政。史载，当时“事无巨细，因显自决”，石显成为“（皇）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石显的专权擅政曾引起正直大臣的广泛不满。将军、领尚书事萧望之上书汉元帝，指斥石显胡作非为。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等大臣也纷纷上书元帝状告石显。然而，不管大臣们如何义愤填膺，如何直言进谏，指出江山社稷的危险，汉元帝都一笑置之，认为大臣们上奏书不过是例行公事，尽臣子的职责而已，依旧我行我素。石显恃宠而骄，不可一世，迫死萧望之、张猛于先，京房、贾捐之弃市于后。这终于使那些上书直谏、指斥石显误政的朝中大臣们明白，元帝爱重石显，视为身家性命，宁失天下大臣，也不能没有石显。
　　石显有了元帝这座至尊至贵、权力无边的靠山，自然可以颐指气使，横行不法。但他清楚地知道，控制朝政仅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于是他网罗心腹，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等人结为私党。石显看上的人，元帝也格外重视，而且这牢梁、五鹿充宗同样冰清玉洁，十分漂亮，元帝十分欣喜，大加宠爱。三位死党便充当了双重的角色：在宫内共同成为元帝的男宠，以石显为主；在宫外朝中，共同掌管要职，控制朝政，为所欲为。于是，在汉宫和京师便传唱着一首有趣的歌谣：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古代君主的享乐方式多种多样，解闷怡情也聊算一种。繁忙的政务、多变的政局会使君主乏味而紧张，而如何在内外左右的觊觎之下保持皇位的稳固则常常使得君主处于焦虑与不安的状态中。每当这种时候，一些聪明而机敏的太监往往会通过调笑取乐、诙谐逗趣的方式来缓解君主的紧张与压力，这些太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风趣过人、反应敏捷，能让君主高兴。有了他们，再紧张、烦躁的生活也会平添乐趣，也会感到轻松愉快。还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这些风趣的太监们除了供君主取乐之外，讽刺丑恶。由于他们风趣机敏，进谏时往往能够含而不露，从容不迫，寓谏于趣。
　　明宪宗时期，宫廷中有位太监名叫阿丑。他为人机敏伶俐，颇有汉代名伶东方朔讽谏的遗风，而且他极具表演才能，宪宗和宫中后妃都喜欢看他的节目。有一次，宪宗一边喝酒，一边观看阿丑与宫内侍宦的表演。轮到阿丑上台了，只见他醉眼蒙眬神情恍惚地走上台来，旁边一个侍宦喊一声：“宰相到！”阿丑只当没听见。又一个侍宦高喊一声：“圣驾到！”阿丑醉态依旧。这时，一个小太监低声说一句：“汪太监来了！”阿丑一副吃惊的模样，似乎酒意在片刻之间被吓醒，恭恭敬敬、服服帖帖地跪倒在地，拜迎大太监汪直。旁边的人大为惊讶，纷纷质问阿丑道：“圣驾来了你不怕，却怕汪太监，该当何罪？”阿丑哈哈一笑，答道：“吾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阿丑一不做二不休，借着酒劲，又手持双钺，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大呼小叫地自称是“汪直”。旁边的人觉得奇怪，问：“汪直怎么拿上双钺了？”阿丑正色答道：“吾将兵惟仗此双钺耳！”边下的人觉得有趣，问：“双钺何名？”阿丑答道：“王越、陈钺也！”
　　当时汪直督掌西厂，上达天宠，势倾朝野。朝中有手握重兵的权臣王越和陈钺皆趋奉依附于汪直，并被其倚为左右手。三人内外勾结，屡兴大狱，且专横跋扈，人人闻而变色。朝中大臣多有上言直谏者，宪宗不但不治罪，反而怒斥：“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阿丑借演戏之机，冒险讽谏，也为明宪宗敲了敲警钟。明宪宗听了，笑笑而已。
　　宫廷中敢于讽谏的太监，能如阿丑这般幸运而不受责罚的可谓少之又少。元代宫廷中有一次上演杂剧，扮演卖瓜人的太监吆喝着卖瓜。一位长者走上台问：“这瓜怎么卖？”卖瓜者答道：“一两银子一个！”长者惊问：“怎么这般贵？”卖瓜人长叹一声道：“唉，税钱太重，怎能不涨价！”长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吾穷人，买不起。”说着，一指旁边的南瓜道：“买黄的罢！”卖瓜的大声道：“黄的也要钱！”这最后一句是全剧的高潮与关键，而“黄的”则是“皇帝”的谐音，此话当然是讽谏穿龙袍的皇帝。在台下看戏的皇帝闻言大怒，随手抓起一把茶壶，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那演戏的太监猝不及防，当即被砸掉了两颗门牙，血流满面。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太监，在戏台上只是因为笑问了一句：“当今常州知府是谁？”便被当场责问：“汝为优伶，何可擅问官守？”随即又被重打，终于在一顿毒杖之后，死于非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是毫无人格可言的，真正敢大胆讽谏的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逗趣调笑的玩物。南北朝时期，经过一番兄弟残杀而登位的宋世祖刘骏性情十分怪异，又特别喜好酒色，终日沉湎其中，而且每饮必醉，动辄杀人。对宫中太监都根据他们的高矮胖瘦、圆脸长脸、漂亮丑陋，一一赐给绰号，不论朝堂殿下，尽呼绰号取乐，从不称其名姓。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让亲信太监手拿木杖，整日追随身边，兴之所至，见谁不顺眼就任意杖责。宫中有一位名叫宗灵秀的黄门侍郎，长得却一点也不“灵秀”，一身横肉，肥肥胖胖，拜见起坐极不灵便。刘骏最爱拿他取乐，动辄赐给宗灵秀一点东西，然后看着他笨拙的拜谢，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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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闷儿的小厮（7）
据晚清的太监们回忆，宫里的帝王，尤其是嫔妃们生活寂寞无聊得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闲聊散心，特别是到了晚上，没着没落的，便只好让宫女、太监陪着摸骨牌、讲笑话，乱扯一气，以打发漫漫长夜。闲极无聊之时，太监也得趴在地下学狗叫、猫叫，以博得主子们的欢心。清朝末帝溥仪特别喜欢狗，在宫里养了一百多只，有专门的太监负责，每天喂猪肝、大米饭。其中，溥仪最喜欢的是两条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十分强健，额头上有一“王”字；佛格非常机警，溥仪无论把东西藏到哪里，它总能找得到。溥仪常常好拿宫里的太监们取笑，若是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便暗暗命令佛格、台格向人扑，用前腿搭在人的肩上，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太监咬伤了，溥仪也毫不介意，反而高兴得很，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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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1）
宦官的职掌及活动范围无疑是以内廷杂役为主的，然而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年代，他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主要方式则是出任各类使职、军职或直接出任外朝官职。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渐次超越出“家奴”之外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１）出任各类使职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本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便有些超常。事实上，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常会因君主临时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但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宋、明数朝，这些使职却往往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大致说来，唐代、明代宦官出任的使职数目相对繁杂，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可简单地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
　　唐代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其中尤其以枢密使较为关键。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枢机要之权。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但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所谓“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但不久后，枢密使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进而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的诸多权阉都是以枢密使的身份执掌机密并参预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唐代还有宣徽使的设置，其年代不迟于代宗时期。宣徽使处在通管北衙诸司的地位，“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中枢机要事务。唐代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而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之人则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代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位，介于君主与翰林学士之间，“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从而参预中枢机要政务。
　　明代的司礼监尽管没有“使”的名义，但其职权范围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尤有过之。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三使为重，足当“内相”之称而毫不夸张。
　　其二，与经济事务相关的使职。
　　唐代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的设置。市舶使设于广州，史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可以其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营田使所管理的是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始由宦官兼领。朝廷的牧监事务本由太仆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由权阉李辅国兼领。李辅国还同时兼领铸钱使，而该项事务本是由少府监管辖的。
　　明代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明代的市舶太监不限于广州一地，而职权也较唐代为大。明代有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的设置，一向由太监提督，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除此之外，市舶太监还可获得职任权限，如造办进贡事务、提督沿海地区的军务等等。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辖，后来加派仓场太监加以监督，而属于中央政府的库藏，名义上属于政府各部，但实际上均由太监负责管理。明代宫廷所需各类物资的采办、宫廷所需纺织品的织造、宫廷所需砖瓦瓷器的烧造，也都有专门的监督太监加以监管。宫廷所需的物资范围甚广，大凡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物资，如木材木器、珍珠香料、珍异药材、书版秘籍、金玉珠宝、禽鸟花木、果品海鲜、丝锦彩缎、各色瓷器，几乎无所不包，采办太监或监管太监不仅要监督采办与制造的全过程，而且要负责押运进京。
　　对明代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税使、矿监的设置。自明初开始，即有核查各地税务与矿务的太监的派遣，但并不普遍。明朝中朝以后，万历皇帝大量派遣内宦出任榷税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税务，进而形成了“通都大邑皆税监”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主持采矿事务的矿监也被派往各地。税使矿监所到之处，纷纷树旗建厂，网罗爪牙，设立所谓的中使衙门，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危害。
　　其三，皇庄与皇店的经营。
　　唐代设有庄宅使与内庄宅使。其中庄宅使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官有庄田以及其他产业；内庄宅使专门管理皇室庄田以及皇家私有产业。庄宅使不一定由太监担任，而内庄宅使却都是由太监充任的。唐代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即曾任过内庄宅使。
　　

宫廷之外的任职（2）
明朝的皇帝除了拥有规模巨大的皇庄外，还有众多的皇店。皇庄设有管庄太监，史载：　“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地及民田耳。岁计之入，有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皇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所得利润除了大额进项须贡奉皇帝外，其余小额进项皆归太监使用。明朝的皇店数量不少，有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宝延店等，各店设提督太监一员，其他无定员。
　　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
　　　　（２）出任外朝官职
　　宦官的任职本应限于内廷范围，但历史上却有诸多宦官出任外朝官职的现象。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曾官任丞相，秦二世的篡位与废诛均操于其手，成为玩君主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出任外朝官职较普遍且任职范围较广的应属北魏时期。如北魏前期弑帝害王的大奸宦宗爱曾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不仅位极人臣，而且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其他具有一品或二品的职衔宦官如王琚曾任礼部尚书、王遇曾任吏部尚书、刘腾曾任兵部尚书并仪同三司。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诸机构重要官职者。鱼朝恩得势时，自诩文武全才，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每逢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大小臣工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权阉李辅国曾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终被册进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
　　北魏时期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宦官王质任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匿，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不过，从总的看来，宦官直接出任州县长官的情形在历史毕竟不多见。
　　明代有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及守备太监分驻各地，这虽与直接出任州县官不同，但却实际拥有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权力。镇守、分守与守备本为明朝武官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奉旨监督地方军事的宦官，袭用上述职衔，称镇守太监、分守太监与守备太监。早在永乐年间，宫内太监出镇地方的情形即已普遍出现，且恣专军务，位在诸将之上。自洪熙之后，宦官具衔出镇的人数不断增加，出镇地区也日趋广泛。从职权范围上看，出镇宦官本为监督防区军事，但由于宦官往往恃宠而骄，民情政亦多有监管，所谓擅军事、巡地方、受民讼、理政事、杀无辜、劾不职之类的越权行事更属寻常。正德二年，明武宗干脆下诏：“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这就使宦官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制度化与合法化了。
　　　　（３）出任军职
　　宦官出任军职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二是直接出任军职，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得都很突出。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观容军使及典掌左右神策军、南衙十六卫禁军者。监军使是唐代宦官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军事使职，其目的是用来监视率军出征的将帅。至唐朝后期，天下诸道凡有兵马处莫不设监军。观军容使的设置始于唐肃宗时期的权阉鱼朝恩，后来渐渐普遍，但其名分职权均高于监军使，以至于唐朝后期竟以“军容”作为对权阉的尊称。
　　神策军的设立始于天宝年间，原为戍边部队，与宦官无甚关系。唐肃宗时，以宦官鱼朝恩监神策军。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典领其军。唐德宗建中年间，奉命###叛军的泾源节度使在出征途中，突然反戈进攻长安，史称“泾源兵变”。唐德宗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慌忙召集禁军御敌，但禁军平日缺乏训练，早已奔逃一空，德宗无奈之下也只得弃城逃跑。兵变镇压后，唐德宗回到京城，罢除了原先的禁军将领，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统领左、右神策军，并对神策军进一步扩充与完善，使之成为保卫京城的主要武装力量。由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