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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经济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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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在美国仅需5天。美国开办企业的成本仅占美国人均收入的02％，在非洲许多国家却高达人均收入的300％~800％。如此高昂的成本和烦琐的手续不仅饱了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的腰包，而且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和竞争的加强。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约有相当于GDP 10％的损失是由这些不必要的、低效率和高度退化的市场行为造成的。反竞争政策对世界上穷国的影响达到数千亿美元。
反竞争政策与实践在新兴市场国家不受限制，欧洲国家的一些国家巨头企业如电力、能源和航空等关键部门，与国家垄断也几乎没有差别。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所有或控制的企业占总产出的10％，而在美国只有1％~2％。这些国家既控制了大企业（通过占优势的股权或集中控制法规）又限制了竞争（通过提高国内进入壁垒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保护国内巨头企业不受国内和国外竞争者的竞争并被替代，费用却由消费者负担。实际上，政府发起的垄断是世界上反竞争诸种机制中最坏的一种。
美国并未沾染上反竞争的陋习。在过去的20年里，高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创新进展神速，激励更多企业和个人争相利用（甚至滥用）美国专利体系获得制造专权。企业无论创意的创新性大小都会去申请专利。众多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地将专利应用于并不打算自己去生产的产品。结果，专利运用数量急剧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每年10万，到21世纪以来上升到40万，大大快于研发的进展。与此同时，专利配套在1995~2005年间翻了一倍，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了巨额费用。为遏制对美国专利体系的滥用和限制制造专权，2006年和2007年，高级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增加了运用专利的难度，削减了专利持有人的权利。
在下一章我们将指出，个人和企业从新发现中攫取利益从本质上而言并没有错，它是市场对创新激励的一种形式。无论如何，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即利用专利体系获得过大（或时间过长）的垄断权利带来的损失与激励创新带来的收益、短期垄断利益的实现与对未来竞争的潜在影响等进行比较。
支持企业（或支持工会）不能等同于支持市场
左翼阵营的人们容易认可工会支持和工人运动支持的反竞争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右翼阵营人们更能容忍维护企业利益的垄断。但两种情形同样恶劣、有失公平、浪费资源并与消费者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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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技术和市场如何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1）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一直设法削减垄断权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企业家通过控制石油、煤炭和烟草市场积累了巨额财富，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对浪潮，美国成为首个实行反托拉斯政策的国家，导致了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法案的通过。自此以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多数反托拉斯行动集中处理3类反竞争行为：超大规模；捆绑销售；掠夺性定价。
美国几家最大的企业都受到了反托拉斯机构的彻查，包括美国铝业公司、派拉蒙影业、注册特许分析师（RCA）、IBM公司、AT&T公司和微软公司。反托拉斯机构致力于打破大公司占有过多市场份额（如IBM公司、AT&T公司和施乐公司），阻止形成“主导市场地位”的并购和其他“贸易限制”行为（如微软被指控将Web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以及掠夺性定价）。虽然一致认为一些极端反竞争行为如明显的限价行为和并购垄断行为得到成功的抵制，人们逐渐认识到反托拉斯政策并非是反竞争行为的切实有效的方式，这两方面都是真实而可察觉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反托拉斯案子历时太长，待处理结果揭晓时，市场早已时过境迁了。IBM和微软的案子耗时10多年，涉案企业和美国纳税人都为此负担了巨额成本。最终，新技术（比如，PC和因特网）和新的竞争对手（如谷歌和雅虎）在限制市场势力上比历经若干年的法院审理起的作用更大。
通常很难确定界定违反竞争的行为是否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
同样很难对反托拉斯法造成的损害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
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中的市场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不当的反托拉斯行动会阻碍创新，制造的事端多于解决的问题。
最后，现实的反托拉斯实践有可能被高度政治化，竞争者通过数千万美元的院外游说，利用该过程取得战胜对手的竞争优势。繁重的法律成本和严格的限制（即使是暂时的）可能伤害企业，尤其是对生产灵活多变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的伤害更为突出。
大的并不必然是坏的
有一种市场具有只需一个企业控制的自然属性，这样的“自然”垄断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在一些情形下，巨大的“沉没成本”使竞争对手不可能进入市场（否则会造成浪费）。自然垄断的例子有19世纪的铁路运输和20世纪的电话公司。
21世纪的自然垄断是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是经济学术语）。多种信息技术都会因通用格式和系统而使消费者受益。网络产品的经典例子是微软操作系统（及其以后的各种版本）、VHS（与Betamax的家庭录像机之争）和Bluray DVD（与HD…DVD的高清电影光盘格式之战）系统的录像与电影播放。
在市场条件适宜自然垄断或网络效应时，企业——最早的行动者——会孤注一掷经常（并不总是）得到最丰厚的回报并最终控制市场。例子有AT&T、IBM、微软、苹果和谷歌等公司。
时至今日，反托拉斯机构根据企业市场地位进行判定的趋势越来越强。但行为远比规模重要。为获规模经济在特定地区开发、经营电网的垄断是与建立一家控制诸如糖的商品市场形成的垄断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应受管制，后者应被取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10章 技术和市场如何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2）
同理，开发新技术过程中获得的暂时的垄断利益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类企业所冒的风险应该在市场中得到回报。不过，一旦这类企业在享有暂时的垄断利润以后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限制竞争，就应受到处罚。
大企业带来的威胁往往被夸大了，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已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思考下面列举的事实：
垄断者并不总是涨价。比如19世纪末美孚石油公司并不是为了涨价而控制市场，相反，为了控制市场实行了降价策略，并保持低价以巩固垄断地位。实际上，石油价格在其破产后才回升的。垄断者会担心涨价和不断增多的利润会进一步激励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许多在过去被界定为“自然垄断”的产业已经私有化或解除管制。曾经有个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力、石油、水务、电信和邮政是国家所有并垄断控制的，认为这些产业非常重要，不能交由私人部门经营。然而，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浪潮中，这些公共垄断部门有许多都卖给了私人部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多数产业集中度已经降低。垄断或寡头（2个或2个以上企业控制市场）占经济的份额从20世纪30年代的半壁江山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类似地，美国500强企业占美国GDP的比例由60％下降到20世纪最后15年中的30％。
事实上：市场真正需要的是“可竞争性”。规模相对于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降低了进入成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从新技术引进到竞争者进入之间的时间间隔由19世纪末的33年缩短到现在的3年多。由此可见美国市场的可竞争性获得了惊人的进展。
技术是出色的竞争平衡器，全球化是遏制地方垄断的有效方法
19世纪强盗资本家长期霸居垄断交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竞争者如雨后春笋般汹涌而至。高科技、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产业（在诸多产业中）存在的暴富机会是技术瞬息万变的助推器，降低了进入门槛。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在全球范围传播，造就了新竞争骨干的迅速成长，与大企业几乎是接踵而至。但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加剧的可竞争性并不是高科技领域独有的现象。了解一下下面的例子：
更激烈的竞争发生在汽车产业，从欧洲和日本汽车进口的增加，境外汽车工厂（为美国生产汽车的非美国汽车企业）作用的增强加剧了竞争，给消费者带来很大实惠。对价格上涨因素进行调整后，近15年来汽车价格下降了近35％，质量和安全性能都得到改善。
几十年来，铁路运输一直由地方垄断的，因为铁路是将大宗货物发往美国各地的最好（常常也是唯一的）方法。卡车运输是可行的替代方法（随着内燃机的开发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立——由政府提供大量补贴），铁路运输风光不再，价格开始回落。
政府管制的电话垄断在无线服务、有线电视和最近越来越普遍的因特网电话服务的竞争下不得不出手争夺市场份额。
联邦快递、UPS、DHL和其他的信件包裹快递公司的巨大成功，使国家邮政服务的服务质量提高，垄断力量开始弱化。
纽约至波士顿（或到华盛顿）的公交车车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降低了2/3，风华公交公司（系中国移民所有并经营）进入了北方市场。不仅美国最大的巴士运营商灰狗公交公司被迫降价，而且新暴发户的成功（虽然有一些备受关注的交通事故发生）也激励更多低成本公交公司进入市场。
因特网的出现降低了房地产、旅游和轿车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的便捷使消费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货比三家，买到称心的商品。在以前这只能通过中介和中间商才能得到相关信息，在此过程中，轿车经销商和房地产经纪公司减少了20％，消费者则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所有这些关于垄断、寡头势力丧失的事例与反托拉斯政策毫无瓜葛，而与自由市场力量的释放和新技术的出现息息相关。
收效甚微的反托拉斯政策成本高出不完全市场很多
虽然从理论上来看，反托拉斯政策是提高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现实却大相径庭。反托拉斯的实践对生产越来越不利。
首先，许多被管制机构提请诉讼的案件到了结案时无一例外地不合时宜，大部分是无辜的。比如，最早的反对微软的案子，依据是担心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与其他软件的捆绑销售（如Web浏览器和媒体播放器）会打击其他公司开发竞争性软件和其他新产品的积极性。这种担心完全是空穴来风，看看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如谷歌、优图和苹果等公司就会明白这一点。
其次，欧洲委员会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反托拉斯机构，在任何人看来都非常复杂。企业常常同时应对美国和欧洲提请的诉讼，法院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欧洲委员会的不同。这会严重打击企业并阻止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最后，这些公司的许多竞争者也因成为反托拉斯行动的目标，要么陷入官司纠纷，要么呼吁政府解除反托拉斯行动。甚至有部分公司走得更远，进行管制“套利”：即如果在美国没有得到官方的礼遇，则转向欧洲；反之亦然。
问题总是存在两面性：蹩脚的竞争政策既造成浪费又扭曲激励的作用。
反托拉斯制度存在着缺陷，花费了昂贵成本拟解决的问题，通常技术和自由市场能够很好解决。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放松航空、电信和电力管制（1）
尽管解除许多产业的管制降低了价格，为消费者节省了数千亿美元（相关内容见第9章），但仍然没有落得好名声。航班误点、新传播技术限用和加利福尼亚州2000年时不时的电力危机归咎于解除管制。实际上，在每种情形下，不是解除管制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解除管制的具体做法不当造成的。
航空解除管制：好事没做到底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航空仍然受到严格管制，民用航空局（CAB）负责美国全国航空系统航线及票价的审批。吉米？卡特任总统期间，在时任CAB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的建议下，航空产业解除管制，CAB自行解散。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发生了两个主要变化：第一，航线运营采用轮轴式系统，效率比先前的点对点式系统提高很多，不过在轴心机场会发生拥堵（如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第二，航空产业经历了一个巩固时期，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
在解除管制后以及过渡期间，解除管制的潜在负面作用可能包括航空安全恶化、市场集中度的上升（导致票价比CAB控制下更高）等。
最终这些担忧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不论从哪个方面衡量，解除管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的30年里，机票只涨了50％，而相应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幅度超过200％。再加上非常便利的飞往数百个城市的一站式服务（轮轴式系统的优点），每年为美国乘客节省了200多亿美元。解除管制的成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客流量增加了3倍，航空产业员工数目增加了1倍，航空上座率由解除管制前的50％上升到现在的80％。
由于2000~2008年上半年飞机燃料价格上涨了近250％，而机票价格上涨空间很小（票价在2000~2004年间下降了16％，但2004年以后至2008年上半年上涨了19％）给航空产业带来很大压力，许多航空公司被推向破产边缘。由于竞争加剧，航空公司很难将油价上涨成本转嫁给乘客，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对用餐、行李托运和其他服务收费，这些项目原先都是包含在机票价格里的。
解除管制初期的其他一些担忧也并未兑现。排除恐怖主义风险，航空安全实际得到了改善而不是许多人士所担忧的恶化。2001~2008年上半年（即本书着手写作时），美国没有发生民用飞机坠机事件。而且，虽然许多航空公司纷纷倒闭，航空产业并没有落到少数几个大运营商的控制之中，相反，进入门槛已经降低，获取丰厚利润的低成本运营商如西南航空、捷蓝航空和安运航空运转良好，老牌、设备精良的航空公司却陷入困境。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只提供必要服务的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承运乘客比例由10％上升到25％。
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允许在航空领域引入更多竞争，解除航空管制也成效显著。与美国如出一辙，小规模、低成本航空公司如瑞安航空大量涌现，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并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
关于乘坐飞机的最大的抱怨莫过于拥堵问题，乘坐飞机实际上和乘坐所谓豪华巴士是一样的。但是挤得满满的飞机、拥挤的机场并不是解除管制失败的罪证，反而是解除管制成功的结果。问题在于欧洲和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对机场、航空指挥系统进行升级和扩张，满足不了解除管制引发的扩容的需要。这个问题，最终体现的是政府的失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放松航空、电信和电力管制（2）
解决航空拥堵混乱的方案是，应由政府建造更多的跑道，对使用了数十年的航空指挥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实现现代化。而且，即便在当前基础设施不变的情况下，拥堵问题也可通过市场方法得到解决。在绝大多数机场，尤其是轴心机场，上午和晚上都会有一个飞行高峰期，大多数机场并没有对在高峰时段着陆或登机检票的航班收取更高的费用，如果这么做了，无论是“拥挤税”的形式还是向航空公司拍卖高峰时段着陆和登机的许可证，高峰时段的拥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航空管制解除的下一步是美国与欧盟签订“开放天空”协议，在越洋航线引入更大的竞争。这将为该航线乘客节约数千万美元。
电信：技术摧毁“竞争管制”
几十年以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管制垄断的方式经营是因为电话系统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1982年，AT&T被迫剥离地方电话网络，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解除管制浪潮；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开始给电信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AT&T被许可保留长途业务，但地方网络被拆分成若干公司即随后广为人知的小贝尔公司（AT&T的前身是著名的贝尔电话公司，以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命名的）。
为增进竞争，也允许其他公司经营AT&T公司保留的长途电话服务，有MCI（名噪一时的世界通信公司）和斯普林特两家公司成为AT&T公司在该领域市场中的劲敌，同时允许7家小贝尔公司的联合。最终地方电话业务由贝尔南方通讯公司、南桥芯片公司、弗莱森公司和奎斯特公司等4家公司控制。
1996年电信法案允许小贝尔公司进军长话市场，允许AT&T公司涉足地方市场，这使事情复杂起来。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技术变革导致产业大调整，更多的新竞争者进入电信市场。首先，手机用户的迅速上升使辛格勒公司、那克斯特尔通讯公司和Tmobile公司可以与AT&T公司和小贝尔公司一决高下，而且，因特网和宽带需求的出现使电缆公司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竞争。
综合管制部分解除使电信市场有新竞争者的进入，解除管制后的10年中电话服务价格水平下降了20％。
电信管制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普遍服务，为达到这个目标，对企业收费和收取高额长途话费，用以补贴低于成本运营的电话服务项目。然而，这样的措施不仅挫伤了地方提供更便捷的宽带接口设施的积极性，而且彻底地消除了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压力，这些新技术就包括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这项服务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为美国宽带注册用户提供，免交美国税收、附加费并不受管制。如果不考虑失控的可能性，互联网电话服务可转入电信产业，类似在过去20年无线和有线通信领域所发生的，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约数十亿美元。
美国和其他地方电信管制的最根本问题是管理手段非常落后，跟不上通信领域快速的技术变革。目前，电信管制领域的一些主要专家倡导取缔现存的所有管制，让竞争力量和新技术发挥“魔力”。电信管制的批判者认为美国许多市场的互联网宽带的竞争限制（仅有一家电话公司和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致使服务价格过高，成为美国经济的刚性成本，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运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放松航空、电信和电力管制（3）
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管制解除功亏一篑的典型
电力产业与电信产业很相似，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由若干企业经营代替一家企业（地方垄断），如此一来可以增强竞争。例如，国家电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而发电易于拆分、富有竞争。电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波解除管制运动。在美国，多数的变革都发生在地方和州一级，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许多成功事例发生在东北部各州，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失败的事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蹩脚的解除管制政策组合和时运不济导致了2000年、2001年的电力危机。
多种因素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倒霉的电力风波”。
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解除对电力市场的批发环节管制，但零售环节仍然实行固定价格，这一方案背后的依据是为电力公司的“沉没”或“闲置”成本（大多数是昂贵的、废弃的核电企业）筹集充足资金。
固定电价将消费者隔离于市场之外，没有节约用电积极性，1997~2000年，用电需求上升了20％。
同时，该州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律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发电新设备的积极性。结果，发电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的增加。管制部门还鼓励电力公司将其现有的发电设备卖给私人投资者。
为降低成本，国家管制部门对电力公司施加压力，让其到现货市场而不是期货市场购买天然气（天然气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燃料）。在天然气价格较低时这不失为好办法，但当价格上涨时就适得其反了。其他州的电力公司为避免涨价带来的损失，与能源和电力供应商签订了长期合同。
经济的快速发展、酷暑和寒冬等因素叠加一起，2000年1月至2001年1月，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00％。
安然和其他能源商的欺骗行为也使这次危机趋于恶化。
解除管制方案和管理失当，加之时世弄人，1999~2000年批发电价翻了10番。由于零售是固定电价（直到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型电力企业被推向破产的边缘并危及该州的用电个人和企业。
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市场在从管制体系向竞争性的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令人遗憾的是，为应对危机，加利福尼亚州终止了电力零售环节竞争，自己充当在位供应商的批发购买商，并继续控制零售价格。加利福尼亚解除电力管制实验至此寿终正寝。
2003年8月，纽约州、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和加拿大东部地区电力发生中断，矛头又一次指向解除管制。但许多较彻底解除管制的市场（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没受影响，电力中断最严重的地区是解除管制力度最小的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如果说2003年的电力中断与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缺乏对电容量的投资。
2003年的电力中断暴露了国家电网存在的问题，国家电网的投资涉及联邦管制机构和联邦基金。正因为很重要，州和联邦管制机构应努力制止根深叶茂的电力供应商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应给予自由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技术变革更大的信任
解除管制最为精彩的案例要数民用航空局前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的杰作，他在自己2004年发行的书中谈道：
解除管制将保护消费者的主要责任移交给竞争市场，而主要的举措是实施反托拉斯法。但航空产业零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与电力行业普遍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也说明政策重点应该是将竞争从政府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对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指手划脚。尤其是绝不能借反托拉斯法关于掠夺性、不公平的排斥竞争行为的规定，以需要促进产业竞争的名义，对范围经济带来的收益和好处进行干预，削弱了创新（最有竞争活力）的积极性。
在解除管制的产业，政府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投资激励（如航空指挥系统、跑道、宽带容量、铺设铁轨和电力网络）。政府应停止各种方式的削弱投资和创新的干涉。不要忘了，航空产业的彻底解除管制获得了成功，电信产业的局部解除管制造就成了喜乐参半的大杂烩，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解除管制”成了一场大灾难，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我行我素的过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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