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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经济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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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1）
取消企业优惠的计划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左右两派权威专家认可的项目：左派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补助最终落到富裕企业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认为这是滋生政府浪费和滥用职权的典型例子。
企业优惠（或说好听些，是政府对重要的经济部门的扶持）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例如，由于企业不能获得R&D的全部好处（因为其他企业也从R&D中收益），因而企业对研发的支出存在不足；还有，如果国外政府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如商用飞机）给予补贴，则会考虑美国政府是否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企业优惠有三种形式：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每种形式都花费不小。据测算，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600亿~1 000 亿美元之间，每年公司税收减免额约100亿~150亿美元之间。
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点值得商榷：
给企业优惠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有些夸大了，市场失灵是政治争论中常用的论据。
政府在评定产业成败时往往错误百出（参见第2章）。
企业优惠不公平，有政治权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企业补贴是一种退步，因为政府向公众筹集的资金流入到富裕企业及其股东腰包里。
政府干预市场为掠取消费者支出的利益集团创造沃土——即使是出于公心的政策也难逃此劫。
直接、间接补贴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破坏了市场效率。
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的企业优惠形式比较隐蔽，成本的最终负担者很难意识到是自己负担了成本。
大量的金钱花费在院外活动上，经常与*程序唱对台戏。最坏的企业优惠是政府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损害了富国消费者和穷国农民的利益
农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一些基本的担忧：第一，是对粮食供给安全的担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过分依赖外国食品供给或面对自然灾害措手不及，美国的农业资助计划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产品价格崩溃（正值大萧条），旱灾使许多农业家庭陷入贫困，资助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倾向于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农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个担忧源自美国农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由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生产翻了10番，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引起食品价格（考虑通胀因素之后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这一变化有利于消费者，但对农场尤其是小型农场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农业支持项目耗资巨大、缺乏效率。为挽救农场，支持农民的经费来源是食品价格上涨或更高的税收，支持额度是农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于支持小农场的项目资金最终却由并不需要扶持的大农场获得。
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仅占全部工作岗位的2％，华盛顿（指美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中（2006年总价值达到450亿美元）约有半数用于支持农业部门。问题是补贴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农民获得了。
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对进口的限制，欧洲消费者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同类商品的世界平均价格，例如糖的价格高出300％，香蕉价格高出60％。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2）
高价格固然对富国的消费者很不利，但在许多方面，对穷国的农民更为不利。这里以棉花和大米为例作详细说明。
棉花的例子：美国政府给南部30 000棉农补贴约40亿美元，补贴的发放使棉农的产出高于没有补贴时的产量。超额的棉花供给（2001~2006年间出口增长了1倍多）导致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下降25％。低价格使西非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国、查德、科特迪瓦共和国、马里和塞内加尔的 1 000万棉农的生计受到威胁。较低的劳动工资、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带来的比较优势就毁在了美国的补贴上。
大米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不仅补贴国内大米生产，还对进口大米（有价格优势）征收关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进口占国内消费数量7％的大米实行零关税，超出部分征收500％的进口关税。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国家也进行补贴并对国内生产者进行保护。这些变本加厉的保护措施不仅使受保护国国内大米价格上涨（用高价的国产大米代替廉价的进口大米），还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挫（各个国家都鼓励大米的过度生产），又一次损害了有着生产大米优势的国家如加纳的农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办法：考虑到消费者（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和农民（穷国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这项政策将降低相关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消费者有利），提高世界市场价格，促进在农产品生产方面有巨大优势的穷国的出口。
有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食品和商品价格涨到历史高位，农民已经轻而易举地赚到了大钱，北美和欧洲政府却继续发放小额的一般农业补贴。
乙醇补贴是摆脱能源依赖和实现洁净环境的最佳办法吗？
在乔治？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里，玉米乙醇成为2005年政府能源法案和后续农场法规的中心议题。作为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的一项努力，总统设定了2007~2017年减少使用20％汽油的目标；缩减额的3/4由含15％玉米乙醇的混合燃料替代。这意味着到2017年要生产350亿加仑（比2006年翻了5番）的可再生燃料。为激励农民完成这个目标，联邦政府给玉米乙醇生产商每加仑51美分的税收津贴，许多州提供了更多的补贴。为确保目标的实现，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54美分的关税。
确立降低对进口石油（尤其是向世界不稳定地区的石油进口）依赖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华盛顿政府为达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欠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仅对玉米乙醇补贴范围太窄，会阻碍更高效的乙醇生产原料的开发。例如，玉米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规定标准30％，甘蔗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标准800％，植物纤维（树木、草和其他植物）乙醇产生的能量预计高出更多（取决于制造工艺，且商业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关税，是对进口价廉物美的巴西甘蔗乙醇的“重罚”。关键是，20世纪末，油价高得足以激励投资任何形式的替代燃料，根本没必要提供补贴或开征关税。
乙醇内能比汽油低30％，所以每加仑乙醇行驶公里数也低得多。
如果充分考虑到生产和提炼乙醇所需投入的肥料和燃料，则每加仑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低于汽油20％。如果乙醇生产厂家使用煤炭，则并不比石油环保。客观地说，出于环保考虑还有其他的燃料替代产品，比如焦油、页岩油和甘蔗乙醇。
美国的乙醇热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2005~2007年，世界玉米价格翻了一倍（达10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乙醇补贴和高油价引发过度地使用玉米生产乙醇。连锁的反应是，因为玉米是主要饲料，一些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猪肉和牛奶；由于农民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而减少微利作物（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这些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世界上数十亿的赤贫人口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些人口的微薄收入中的大半都用于养家糊口。
2007年能源法案中提到了这些问题并对植物燃料、植物煤油的生产给予扶持。然而，这仍然是一项补贴和管制混杂的举措。
更好的政策选择：美国更加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将补贴范围扩大到所有替代燃料的研发，同时废除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进口关税，对高效燃料给予奖励（或税收津贴）。
企业优惠政策的试金石
当一项企业优惠政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时才是合乎情理的：
这项政策涉及的项目是可持续的吗？目标明确吗？
这项政策有助于预定目标的实现吗？若不加干预自由市场可以办到吗？
这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这项政策成本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公平吗？机会是否均等？受益普遍吗？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企业优惠政策都通不过这项测试。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实行荒谬有害的补贴的国家，这里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德国，其因“绿色环保”而引以为豪，却对污染最严重的能源——碳的生产给予补贴；第二个例子还是发生在德国，由于补贴太阳能电池，德国的太阳能设备约占全球60％，而德国许多地方的光照水平比世界上许多穷国低得多，如果在这些穷国运用这些技术，产出会更显著，也就是说，德国补贴太阳能电池扭曲了太阳能设施的布局，使之没有设在最有效率的地区；第三个例子发生在英国，尽管北海的储量下降，且目标调整为鼓励使用清洁、可再生的资源，英国政府继续补贴矿石燃料企业；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为摆脱贫穷，新兴市场国家也补贴燃料，鼓励了浪费能源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20世纪末能源价格连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第8章 美国人工作狂，欧洲人懒惰？或只是他们对税制及其他政策的理智反应
有个笑话说，美国人“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工作时间短、度假时间长、退休年龄早。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些差异是欧洲人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导致的；美国人则认为高税收、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解释多数的差异。哪种解释是对的呢？
欧洲的与众不同
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少得多，不仅与美国人比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也是一样。2004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为1 820个小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相近，日本仅高出2％。相反，法国、德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低了近20％。意大利、英国人的差距稍小，分别低了13％和8％。
这种差距并非自古就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工作时间多于美国人。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的年工作时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是欧洲的下降更加显著。
欧洲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2004年美国人每年约有4周的假期，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人有8周、法国人有7周、英国人约有6周。
最后，欧洲人退休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早，拿60岁左右劳动力参与比例（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比意大利高出1/3；类似的，日本的60多岁劳动力参与比例高出法国3倍，韩国高出德国7倍！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些与众不同呢？
税收的作用
人们多工作一小时需缴纳的税收是人们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工作时数下降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大幅度上升——近30年里有效边际税率从40％上升到60％。欧洲许多调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工作时数减少得很厉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有效边际税率基本保持不变，年平均工作时数减少的幅度很小。
面对高税率，工人们的典型反应有两种方式：从事非税工作或极端的做法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如交易只接受现金）。非税工作的例子是，一位医生决定少工作，回去粉刷自家房子，而不是更多地工作（交更多的税）。有足够证据显示，意大利的高税率使许多母亲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工作并雇用保姆。
事实是，欧洲人的工作并不比美国人少，而是需纳税的工作少于美国人。最近西班牙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税收在人们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1998年，西班牙政府进行了税收和人事改革，在此过程中，降低了较高的边际税率，在接下来的5年里，税收经济中平均周工作小时数上升了近20％。
退休激励的作用
在欧洲，对人们早点退休的鼓励或对推迟退休行为的惩罚力度都很大。对55岁以后仍在职的行为处罚是征收养老金税或丧失年金收益，且数额很高。葡萄牙和法国的处罚比例为50％，比利时约60％，卢森堡竟然高达85％，难怪在55~59岁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中，卢森堡仅有1/2，在处罚力度很小的美国和日本达到3/4。自1970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有效退休年龄提前了2~4年。
大力度地鼓励退休的动机之一是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腾出空间。然而21世纪的前10年中，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和意大利都超过了20％，说明这个目标并没有兑现。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工作分享的尝试
通过强制提前退休来创造工作机会是工作分享的典型做法，欧洲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这么做。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周工作35小时的试验。
2000年，为降低畸高的失业率，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周工作时数由39小时减少到35小时。政府希望，法国的每位员工少工作数小时，雇主就会有激励雇用更多的人。不过，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失业率仍然在10％左右徘徊，受到工人（因为想多赚钱）和雇主（因为不愿降薪，只好支付较高的小时工资）的一致反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人们可以预见新增工作的减少，企业会设法以设备替代工人。2005年，法国国民大会否决了这项法律，指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何种目的，其一律不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通过工作分享提高了就业水平。
工会的作用
欧洲大陆联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区，近乎完美地做到由政府提供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和失业救济，同时实施鼓励提前退休和对工人的强有力保护。欧洲严格的劳动市场管制导致了局内人/局外人困境，已经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得到很好的照顾，而尚未找到工作的工人（局外人）若要就业却困难重重。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没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因为少工作而更快乐
欧洲的一些政治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人高强度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均衡。但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首先，近几十年来的欧洲文化和习俗的变化不足以解释工作时数应纳税数额的骤降；第二，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工作量相差无几，只是方式不同；最后，调查显示美国人实际上比欧洲人更幸福。2007年一个对47个国家45 000人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中65％的对生活表示满意，在欧洲只有53％。47个国家中美国的满意度位列第4。所以，更短的工作周数、更充裕的假期和更早的退休并不必然使人更幸福。
美国人没那么疯狂、欧洲人没那么懒惰
人们对经济中和劳动市场管制的反应是非常理性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多地工作是因为税负轻（相对而言），到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处罚也不重；欧洲人少工作是因为赚取的钱中只能保留很少部分，实际上是被迫尽早退休。
事实上：激励的作用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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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1）
这个世界天生就是个竞争的地方，激烈的竞争使商品和劳务的供应稳步提高，价格更为低廉。某家公司供应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生产），竞争公司的利益受影响，但整个经济却受益。于是，生产厂商厌恶竞争，因为竞争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降低了边际收益，在位厂商（尤其是大厂商）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市场、限制竞争，有时他们设法通过院外游说左右政府，通过立法和采取保护措施提高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最近金融、高科技和生物技术企业拥有新创意的专利就是个例证。
政府可通过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必要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无论如何，这样的政策应该符合增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目标。这在过去并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航空管制使机票价格几十年来居高不下，具体细节可参见第11章的内容。
竞争以小博大，使经济趋于最优
很容易就能列举出一堆竞争带来的好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好处无处不在，但有些好处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竞争使价格处于低位、边际利润得到控制。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随同竞争对手进行降价（或维持原价不变）。因此，在充分竞争市场，价格总是面临单边降价的压力。
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有很强的通过质量与服务的改进赢得竞争的动力。
价格和边际利润的下降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否则只能关门大吉。
结果，竞争性市场比缺乏竞争的市场有更多的创新和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最终，竞争缩小了*和权钱交易的空间，加快*化进程。
大萧条过后，世界上许多地方弥漫着强烈的反市场情绪，这导致政府通过管制对关键产业干预的加强，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控制。不过风水轮流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复苏和对工业过度管制的关注，市场机制重新受到青睐。在此期间，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俘虏管制”的担忧，即受管制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左右管制者的行为，使自己（受管制企业）获得巨额好处，庞大的费用开支却由消费者买单。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许多产业（然后是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开始解除管制（或私有化）。此后的20年里，航空、天然气、铁路运输和货运等部门由于竞争的加强，运营成本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物价调整后）下降了25％~75％。在许多情况下，服务质量也得到改善（比如，更多的选择、更快捷的周转和更便于消费者的时刻安排）。这些都是竞争加剧取得以小博大较好效果的典型例子——带来的好处被经济学家命名为“社会剩余”。
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事例。在日本，有些领域（家用电器、机器人、精密仪器和交通工具）的国内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领域如服务业、零售业、化工产业、软件业和服装业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并普遍存在政府干预，这些产业几乎没有竞争，日本消费者为竞争缺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很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照相机行业，纽约的价格低于东京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纽约的零售业竞争更激烈，边际利润比东京受保护的同行低得多。
表91解除管制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2）
产业 成本节约幅度 价格回落幅度
航空 25％ 33％
天然气 35％ 30％
铁路 60％ 50％
货运 35％~75％ 35％~75％
①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物价调整。
资料来源：Clifford Winston；“US。 Industry Adjustment to Economic Deregul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 1998；110。
沃尔玛：激烈竞争中成本收益控制的著名案例
竞争是把双刃剑，会给企业和雇员带来痛苦。竞争压力下的成本缩减加剧了失业、降低了工资。沃尔玛这个案例是多种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从好的方面看，沃尔玛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一般的夫妻便利店，主要是因为沃尔玛的工作效率比一般零售商高出40％~50％，低廉的价格使穷人大大受益（尤其是在美国农村地区），沃尔玛也是商店所在社区的最大雇主。从差的方面看，沃尔玛以低工资著称，对供应商的压价毫不手软，还因加速夫妻便利店的衰落而备受指责。
过去的30年里，沃尔玛成长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和最大的私人雇主（有超过100万的雇员）。尽管受到民粹主义政府官员和左翼媒体的妖魔化，沃尔玛的巨大成功还是给美国的零售业带来了革命，鼓励其他大型、低成本零售链的兴起，供应商更多地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利。
那么，沃尔玛对穷人而言是敌是友？沃尔玛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广受欢迎说明其（还有其他“大盒子”商店如斯特普尔斯美国零售、塔吉特公司、家得宝公司、劳氏等）利大于弊。最近的研究显示，仅2006年，沃尔玛争效率赢利润的努力就使美国家庭平均支出节省了2 500美元。沃尔玛进军食品零售领域意味着相当多的食品在沃尔玛门店的销售价格比其他超市低10％~15％。由于贫困家庭支出中的食品支出比例高于富裕家庭，低收入家庭从中得到的好处更大。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无法回避：沃尔玛是个吝啬的雇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之工作？没有其他工作可以选择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即使在沃尔玛广为分布的小镇或农村，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供选择。零售部门的工资福利的国家标准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沃尔玛支付的工资福利低于其他商店。
在欧洲，小规模所有者拥有的商店比美国普遍得多，不过，效率也相应的比美国大规模折扣店低得多，价格也高得多。欧洲限制零售部门规模经济的规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为什么美国的高校很优秀，而初级、中级学校却很差？
一言以蔽之：富有竞争则兴盛，缺乏竞争则凋败。
从全球背景下进行审视，美国的高校和美国的初、中级学校绩效简直是天壤之别。世界高校前50所中75％在美国，虽然美国初级、中级教育体系中每个学生的花费比其他多数富裕国家高得多（每年9 000~10 000美元），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比如，经过8年的学习，美国学生数学和科学常识的成绩远低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比利时、荷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学生的成绩。而且，美国仅有76％的青少年完成高中学业（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位列后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腊、德国、芬兰、日本、韩国、挪威和爱尔兰等国毕业率均在90％以上。 。。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3）
美国大学如此卓越有许多原因，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赢得了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优秀生源、师资、赠款和研究经费。颇为有趣的是，美国顶级的高校并不全是私立的。许多州立高校（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很强的竞争力、质量一流。与此相对应，欧洲大陆仅有4所高校位于前50，对此不尽如人意的表现的解释之一是，欧洲的高校是国家经营和控制的，在生源（学生无须付费）、师资（教师全是国家公务员）和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上没有竞争。
与美国高校很不同，美国的初级、中级教育体系完全是地方垄断的，无数次引进竞争的努力都因既得利益集团（教师联合会、学校管理机构、国立师范学院和地方学校董事会）的阻挠而付诸东流。反对竞争的理由常常会以维护家长与学生，尤其是贫困家长和学生利益的面目示人。而事实上，当前的这种体系是一种退化，对穷人的伤害最大。因为富裕家庭在定居在哪里、送孩子上哪所学校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贫困家庭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接受垄断经营的公立学校较差的服务。资金匮乏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许多城市学校学生人均经费高于美国全国学生人均经费50％，而质量却差得离谱。改进美国教育的方案在第24章中将做讨论。
反竞争政策使有背景的人和在位者受益，公众利益受损
竞争是人类强烈的本能，人类有着同样强烈摧毁它的冲动。历史上可以举出若干例子，例如某些集团千方百计垄断一些如盐、香料、钻石和稀有金属等商品市场并屡屡得逞。毋庸置疑，这种垄断力量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政府从垄断者那里得到税收和贿赂等好处。
谁在反对竞争？可列的名单很长：在位企业和组织、*官员、受保护免于国际竞争的工人和各种政府补贴。换言之，是任何从现状获得巨大利益的人。
垄断不仅不公平，将财富从公众手中再分配转移到有经济强势或政治背景的人，而且造成浪费。垄断企业一般比竞争市场供应更少的产品和劳务，价格却更高。赚取了高于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过，这些较高的利润一般都小于消费者所负担的损失，因为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用。更令人发指的是，垄断者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院外游说，投入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在政府的支持下拒绝引入竞争。垄断带给社会的总成本与垄断者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就是“死损”（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举过死损的例子）。
垄断产生的死损最大的非新兴市场国家莫属，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最富的一部分人垄断并控制了关键行业，如电信和电力，几乎都与政府相勾结。政府保护垄断的惯用手段是规定很高的进入壁垒。比如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企业居然需要5个月时间（如准备书面材料或等候相关部门的同意），与此对应，在美国仅需5天。美国开办企业的成本仅占美国人均收入的0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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