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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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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接管；而外资保险则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撤离了中国市场——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全面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破不立。
1949年8月，陈云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上海财经会议金融小组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49年9月21日，陈云和薄一波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年10月2日，好消息传来，薄一波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写信说：“汉宸同志，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
百废待兴，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人才奇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1950年11月，天津印钞厂职工训练班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培训班，全体学员奉命调往该公司工作。
曾于1984年12月至1990年7月间担任中国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的秦道夫就在其中。
秦道夫曾回忆当日的情形：“1950年12月，我从天津市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
“人事处负责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你就到保险公司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在人民银行对面，西交民巷108号。我出了银行大门，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我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
这一进门就是46年！秦后来还担任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并于1996年离休。
纵观60年，中国人保经过了“四起三落”的坎坷路程：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几乎停办了国外业务是三落；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58年12月，人民公社化后，财政部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逻辑简单而明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都不要钱了，人民的生老病死，以及社队企业的意外损失统统可以由国家集体包下来，保险不过是将“左边口袋的钱，转到右边口袋”，即所谓“倒口袋”而已。
实际上，1949—1958年的10年中保险公司共收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8。8亿元，拨付防灾费用2000多万元，上交国库5亿元，保险公司累计公积金4亿元。1958年底，全国设有保险机构600多个，职工近5万人。
1959年，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取消了保险公司建制。对于中国取消国内保险，同样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觉得“很新鲜”，意味深长。
不过，海外保险业务由于可以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以及出于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需要仍继续保留（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突出政治”的“左倾”气氛中，海外业务与再保险也几乎全部停办。
曾于1991年担任“保险法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老保险”王恩韶事后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指责人寿保险是活命哲学（当时的主流口号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财产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保险公司是剥削公司。”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尚在运营的海外分保业务的看法：“赚了外国人的钱是参加剥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符合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果赔了钱就更不得了——那是帮着外国资本家赚中国工人的血汗。”
“文化大革命”时，军代表有一句颇为经典的评语：“保险公司嘛，就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这样一个外行听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资本主义玩意要它做甚？”
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国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其中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业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且据称，这个小组还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
从1958—1978年，这是一段尴尬的空白。不仅业务停滞，而且人才散失殆尽。直到改革开放10余年之后，发端南粤深圳的平安保险，以其实战中培养的人才，成为国内保险的“黄埔军校”。
【注释】
（1）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2）友邦彼时经营的保险包括终身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儿童教育保险、三益保险、双倍还款保险、定期付费休养年金、担保还款及终身休养年金、人身意外保险等业务。
（3）即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规元只作记账之用，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记账单位是规元等，交易却主要用银元、银角、铜元。
（4）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但是除了一纸“新开保险行”的启事之外，义和公司的资金规模和业务活动等资料迄今未发现，至于其何时停办更无从查考。因此，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5）有史料认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业后的头10年，吕岳泉并非总经理，先做了7年的稽核员，再任营业部主任3年，10年后董事会才聘吕岳泉任总经理。
（6）《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10月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上海仍维持部分业务。1967年1月国内业务全部停办，机构撤销，国外保险业务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保险科接办。
第二章 冰河初开（1978—1991）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黑河，黑龙江最北。
一位下乡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于黑土地上。从团部传来的一则源自北京的消息，搅动着这颗27岁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性的高考正式恢复。
这位没有放弃读书，于繁重插队劳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年轻人，茫然中发现了一丝希望的星火。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飞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为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不仅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还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
一个上海式的草根奇迹——下过乡，插过队；坚持学习，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亲历中国腾飞30年。30年蓦然回首，已是英雄迟暮。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任太平洋寿险董事长的金文洪。
同一年出生，同一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却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当同龄人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杨超却可以抓住机会谋划海外学习。
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口袋窘迫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人保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给了回忆。
链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时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却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1）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为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排行榜，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公司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界。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创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保险——的幕后老板，以囤积法人股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他同时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真正感觉到政策融化的，还是身处北京的“老人们”。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为1983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人民银行中分设（1984年正式分离），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2）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会议纪要通过半年后，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停办20年之后，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拼西凑，共有130多人参加，其中就包括时任人保公司副总经理的宋国华（当时人保总经理由冯天顺担任）。
宋国华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实很踌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即说明“保险必不可少”。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经气氛尚未完全解冻。
颇有策略地，宋国华为自己的发言戴上红色的皮套。
他引用《资本论》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后，补偿损失的保险基金仍需继续存在”，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式，即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以此说明保险的必要性。
这种中国式的论证方式，现时看来有些荒诞不经。
虽然恢复保险业务箭在弦上，但是“计划”的烙印明显。“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不影响财政支出，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
恢复保险不是为保险的真意——分散风险，而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保险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为主”，保险官办官管色彩浓重。
会议整整开了8天，那个时候，会议似乎都很长。
会议最终明确：1980年京、津、沪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保险业务；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3到5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这一目标其实有点冒进，因为当时的保险行业是“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连人保总公司都人手缺乏，多方设法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两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在那里直到1986年，阜成门的新大楼落成。
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中国社会到处萌发出勃勃生机，保险行业亦不例外。
1980年1月1日清晨，《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刊发在各大报纸头条。“这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年代，大有作为的年代。”昂扬有力的措辞仿佛是第一缕照进人们心里的“80年代”的曙光。
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复业，停办了12年的上海国内保险业就此重获新生。上海保险复业的起点——圆明园路34号4楼，见证了那些重获生机的日子。
“最早的那几年，分公司约摸20几个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经理魏原杰曾经回忆。没有沙发、更没有打字机，就连筹备初期的几张办公桌都是归队“老保险”从原单位带来的，“完全是白手起家”。
实际上，恢复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1979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保险公司黄浦区办事处办理了上海复业之后的第一张保单——上海港务局港内驳船运输公司投保的一份国内货物运输险。这份保险约定从1980年1月1日起生效，合同期1年。这笔保单的背后并非是“市场”，而是一位善用关系，刚刚归队的“老保险”找到在港务局上班的“发小儿”，才迅速“搞定”的。
1980年1月3日的《解放日报》刊发了上海国内保险复业的工作报道。根据报道，当时恢复办理的业务有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及船舶保险5个财险险种。并且在1979年12月25日以前，“已经预先办好手续的就有267个单位，保险金额达11亿元，保费收入达274万元”，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到1980年底，当时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311个，专职保险干部已有3423人。
此时的保险都是各自为政。
人事级别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而各地保险公司相当于当地人民银行“处一级企业单位”，尚达不到“局级”。多年以后，地方的保险公司才升格成为所谓的“局级单位”。（3）
职位分配上，保险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人民银行省（市）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者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管理体制上，基本沿袭20世纪50年代的总、分、支公司的垂直领导模式。活脱脱一个行政机关！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同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颇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出于市场本意，而是“对外交流的需要”，其实质依然是计划的要求。因为对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会，这在中国国营公司治理变迁历史中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大会，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企业，是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5亿元资本，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保险行业的资本原点。
“资本”和“资本金”首度出现在复业后的国内保险行业。而资本，以及背后的资本大鳄们未来将成为决定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
1984年12月，人保迎来新“当家”。
于香港创立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4）的秦道夫被调回北京，担任人保的总经理，至1990年卸任。而卸任之后，秦还担任过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
人保改为公司制之后，上收了部分权力。但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保险行业也没能例外于这一悖论。弊端逐渐显露，例如总公司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交税，对分支公司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各级保险公司的责、权、利互不挂钩，不负盈亏责任，不担风险；分配上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国有企业体制病该有的，人保也都有。
改革这些弊端，当时最为流行做法便是“放权让利”，搞承包，保险行业也祭出了类似的绝招。
1984年12月，人保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历时9天，通过了“放权让利”方案。核心的内容包括“两改进”、“四下放”。
“两改进”中，首先改进了核算管理办法，总公司和分公司实行两级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以前积累的保险准备金，也按照1984年的业务量，按比例“分家”给各个分公司；第二改进了利润留成办法，利润留成比例由5％提高至7％。
“四下放”中，第一下放了业务经营自主权，分公司可以自己开发产品；第二下放干部管理权，总公司只管省一级；第三下放了自有资金运用权；第四下放了财务费用管理权。
“放权让利”之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保深圳分公司，成为人保系统内第一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实行分保制度的公司”。
但是，这样的做法，依然引起争论。
例如分保规定，1984年12月26日，秦道夫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总结时称，“分保，即各省级分公司至少以30％的业务分给总公司，自留业务最多为70％。在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这个比例是合适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分给总公司的比例过高，分公司得利减少，因此建议实行二八开分保。”
再如，既然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实行了独立核算，那么市、县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是否也可以照此办理呢？
不过，“由于保险的特殊性，保险基金宜于适当集中，而不宜于过分分散”，同时“有的市、县公司领导力量薄弱，业务和财会人员不足，业务水平偏低”，这一想法被否决。
不能否认，这样的做法对于激发保险公司分公司的积极性起到过正面的作用。同时，1987年起，中央财政和地方实行分享利润的做法，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中央和地方各得50％，另外地方还可以得到近10％的营业税。这样的分配机制，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扶持保险公司的力度。
但是，伴随时间推移，这种简单“放权让利”的改革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缺点。
例如，部分分公司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同时由于下放了自有资金运用权，保险资金一度出现了“乱投资”的风潮，制造了中国保险行业一笔大大的坏账。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场经济过热，也冲晕了保险公司的头脑。
缺乏监管、无人管教、无法可循的保险公司，盲目投资于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委托贷款。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中，亦有保险资金的部分功劳。宏观调控急刹车之后，最终导致较大数量的不良资产。
因此，后来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又收回了很多的权限，例如产品开发和资金投资权等。
从“放，到收，再到放，最后又收”，中国的保险行业经历多次似乎重复，但又不同的螺旋式进化。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业保险，确切地说是人保一家公司的生意。不过，独家垄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设立了分公司，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传统格局。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该条例，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国内保险行业较早的管理文件其实是由人保代为起草的，人保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垄断的伏笔。
随后，两家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于深圳和上海，发起成立了日后国内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保险行业开始苏醒，但是其实仍然处于冰河世纪。不仅规模小，主体少，而且业务单一，经营落后，保险整个行业的规模甚至不及四大国有银行任何一个分行的资产规模大。
但是，冰河世纪同样孕育希望，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就是两颗希望的种子。
1980，格林伯格设局：中美保险始乱终弃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外交破冰，一个美国商人兴奋莫名。1975年，他迫不及待地乘专机飞抵北京。
对于尚处冷战中的“红色中国”而言，尽管已经有解冻的些许气息，但是这人的行程颇不寻常：他不是来游长城，看兵马俑，而是来与人保谈生意——商讨索赔与再保险协议，使他与中国保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这个生意人的冒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打破了红色中国的坚冰，联手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名曰“中美保险公司”。
这位不凡的美国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掌门格林伯格。他未来将行走中国政商两道，数度于关键时刻脱颖而出，名动保险江湖。
图2…1 2005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寿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资料来源：2006年第5期瑞士再保险公共场公司Sigma Report，《中国统计年鉴2006》。
说明：保险密度为人均保费，即保费/人口数；保险深度为保费/GDP。
格林伯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老朋友，据称也是使用基辛格开设的咨询公司时间最长、付费最多的客户。1982年，格林伯格还聘用基辛格担任他的国际参谋，每年向基辛格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用。而基辛格恰是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关键人物。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有近10家的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开始打探中国市场的消息，觊觎中国市场这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保险洼地。即使到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为287。44元，保险深度为3。33％，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时很多国外公司的联络处设立在北京友谊宾馆等多家特许宾馆之中。外国保险公司的“饭店联络处”，也成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的一景。
但是，除了这位美国商人，多数外国保险公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获得一纸牌照。比较“中美保险”，时间上更是晚了至少15年！
1980年9月，美国国际集团和人保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公司”，各占50％股权，开始在香港（1985年设立）和纽约（1982年设立）经营业务。
1984年5月1日，格林伯格夫妇和董事弗里曼乘坐专机到达北京，第二天参加中美保险股东及董事会议；5月3日，拜会中国副总理田纪云；5月4日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会谈。受接待的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但是，中美保险成立之初，合资双方其实是各怀心思。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最终却黯然收场。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不过，这和中方共同开拓美国以及海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但是美方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的政策直接对撞。
暗战由此展开。
1986年2月27日，人保在一份汇报材料（5）中写道：“近年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业务质量不好，各保险公司均无利可图，美方又不愿意承保小额的当地业务，因此，以美国业务成本高、不赚钱为理由，美单方面决定缩小甚至停做美国业务，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保险市场，并且派员在我国一些对外开放城市活动，首先拟打进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但是，中方绝不会因为合资公司不赚钱就打破不开放的铁律，而且中方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
上述材料还提及：“关于外商在我国设立机构经营保险业务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第五条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
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外汇政策，成为格林伯格翻不过去的“五指山”。争执在所难免，这成为有据可查的中国合资保险公司纠纷第一案，其情状正如当前中国企业之海外并购风险一般。
中方抱怨称：“1984年起，美方态度急骤改变，借美方管理纽约分公司的便利，违背双方协议精神，独断专行，在处理业务、人事和财务方面，漠视我方权益，对方将大量质量差劣的业务合同转入合营公司，因而导致中美公司业务上大量亏损。继而又单方面决定收缩纽约分公司，并裁员。停做美国地区业务和国际再保险业务，使业务活动接近停顿，机构处于接近散摊的困境。”
1984年，双方又增资250万美元，并在香港开设分公司，但矛盾并没有缓解。
中方指责称：“（美方）仍以美、加市场不佳为借口，停止在美国承保业务，甚至增加保费三四倍以逼我驻美使馆领馆的房屋、汽车的保险停保或者转保，造成使馆的困难和有关经纪人的不满，也影响中国的信誉。”
对于格林伯格进入中国市场的期望，中方则坚决认为对方应该缓行：“多年来，保险行业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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