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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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史带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却迟迟未有大突破。“美国寿险公司排名”数据显示，2006年，AIG的总资产居美国保险市场第三，但是其有效合同仅排第九名。
　　　　创业型的史带在个人生活方面颇不成功。44岁时，史带经历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妻子名叫玛丽。但是结发15载之后，妻子离他而去，和一个俄国画家再度结合。1968年圣诞节前夕，76岁的史带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的家中去世。
　　　　表1…2　美国寿险公司排名（2006年）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ACLI、平安证券
　　　　链接：“间谍”史带
　　　　鲜为人知的，史带还是一个出色的传媒人。除了保险的主业之外，史带还投资房地产、汽车、报社等企业。
　　　　1930年，史带以2500美元，一个很高的价格收购了一家英文报纸《上海晚报》（Shanghai　Evening　News），将其更名为《邮报》（Post）。后来，史带还曾创办一份带有插图的杂志《北方》（North）。尽管这些出版物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史带对出版的兴趣已经超越了利润本身。
　　　　1935年1月，由卢斯创刊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6位居住在上海，并且震动上海的外国人，史带就是其中之一。《财富》饶有兴趣地观察到，史带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中文，但是他对中国却是无所不知，更以善于和中国人共事而闻名。
　　　　抗日战争期间，史带还利用旗下的媒体，帮助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协助抗日活动。“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自然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招商局曾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4）、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虽然名曰“招商”，但“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仍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按照时下的标准，唐廷枢是典型的唐骏式“海归”职业经理人。唐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香港政府翻译、上海海关大写和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润不仅是他同乡（广东香山，今中山），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入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响应，100万两很快募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行业的政府专营权利，例如漕运。但是，隐患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尽管，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轮船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第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投保难限制了航运业务发展。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1875年11月4日，《申报》刊登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
　　　　“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
　　　　“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875年12月28日）起至二年十二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代为转保（即为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保险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区，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国内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这4个中国台湾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上海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华商独力筹办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筹集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两年后，即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轮船招商局。“官督民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883年。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驶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出现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据《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轮船招商局另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风头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据相关史料，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7月18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成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唐、盛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齿奇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的中心。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令人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新公司拥有资金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1805—1911）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得上海静安寺路一块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的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赢利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今南京西路10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元。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入价16％以上，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巅峰时期。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优势渐渐消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大量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华安的客户数量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办金门饭店。
　　　　另外一方面，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险业的传奇人物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
　　　　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国内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诚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诚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诚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水火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诚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诚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音广告“太平保险，保险太平”。
　　　　1933年，金诚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业务。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1933年9月，太平保险决定人寿保险部的会计独立，这一决定极有远见。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实行分业经营，规定同一保险公司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该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
　　　　由于准备提前，只用了一年时间，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就于1938年12月30日正式公告改组成功。到1938年底，太平寿险的有效保额已达700万元。
　　　　同时，从1934年起，3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6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不过，和一般的合并不同，上述3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
　　　　1935年，太平设立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4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就可处理4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太平保险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
　　　　数年间，太平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到1939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增至1000万元，1941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达3500余万元。至此，太平人寿已成为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最大的民族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这9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约3年跨一台阶，发展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不过，1949年成为一道分水岭。
　　　　逼近1949，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衰败。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
　　　　汇集当时多家华商保险的华商联合分保集团管理层悲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
　　　　《中国保险史》记载了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混乱不堪，于现今似乎依然有启示：（1）追求保费数量，忽视业务质量；（2）违反公平竞争业规，擅自提高经纪人、代理人佣金或延期收交保费；（3）个别公司不按规定签发外币保单；（4）极少数公司私立暗账，偷税漏税。
　　　　表1…4　1937—1948年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1937—1944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8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2—373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此后10余年间，国内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顺势而为的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其中国营背景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了一半以上的资金。
　　　　195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
　　　　民营保险的历史被暂时终止，伴随一个时代的结束。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人保独家经营国内业务）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对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这一去就是45年。
　　　　45年后，另外一位国内保险业强人将“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两张牌照再度唤醒，以当时极为稀缺的内资保险公司身份“复业”，重返内地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1949年之后，还有一家得以延续其之前名字的华商保险公司——就是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至今在海外市场，仍然可见“中保”名称。
　　　　人保轮回：“四起三落”
　　　　对旧中国私营保险的改造只是春花一支，同一时期，长期雄霸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主体迅速分化，各奔东西。
　　　　所谓“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内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