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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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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选取2007年10月16日至2008年4月10日这一段时间，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赢富（TOPVIEW）数据发现这阶段上证指数从高点（6124点）一路回调，恰为检验保险资金投资理念的试金石；同时，2008年4月10日之前，赢富数据的席位号均有直接的指示作用。根据赢富数据的规定，“T”字头特指，保险、社保等其他资金席位。
其结果是，“综合的数据显示，对于这些席位而言，趋势投资显然多于价值投资，波段操作多于长期投资”。它们成为抛空中石油，以及做空权重股的最大“空军”之一。
除了保险资金直接入市，2005年另外一件大事便是保险资金全托管。
在证券行业出现全行业风险之后，业内曾经有戏言称，保险业很可能重蹈覆辙。实际上，就在风险券商崩塌后，保险资金的风险已经暴露冰山的一角。2004年，先后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失陷”闽发、汉唐等券商。
长期以来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是封闭的，好像一只阳光透不过的黑箱。连一向被认为安全的协议存款其实也有猫腻。例如，以协议存款之名，暗中操作的“委托贷款”；即使是真实的协议存款，有保险公司在将资金存入银行以后，又利用存单抵押贷款，再把资金套出来，游离于监管之外。
如何规避类似证券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祭出保险资金全托管。
所谓全托管，就是保险资金交由第三方（银行）进行托管，以防止风险。全托管分为两类：“全金额”托管和“全过程”托管。“全金额”托管是将保险公司总部统一归集的资金，实施第三方独立托管。而“全过程”托管则更进一步，是从保费收取开始，按照不同保险产品，分别开设账户、快速上划资金，归集到总公司托管账户，做到统一资金调度、统一资产配置、统一投资运作、统一收益分配。
全托管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重要性甚至和偿付能力监管比肩。
年初之时，风吹草动。
2005年10月，保监会于吉林召开动员大会。吉林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抛出了保险资金全托管的设想，并披露了初步的时间表，即年内完成30家左右公司的全金额托管试点工作，2006年年底前实现保险资金全金额托管，2007年年底前实现保险业全行业全过程托管。
11月，瓜熟蒂落。
华泰保险和工商银行缔结了首张试点协议，落下了第一单。
但是，对于全托管，争议颇多。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成本。按照最便宜的价格，保险资金的托管费率在万分之一（0。01％）和万分之二（0。02％）之间，即使按照0。02％的标准，万亿保险资金支付的托管费也需要2亿元左右。
首批30家试点的公司中，既有规模数以百亿计的中型保险公司，也有资产十几亿元的小公司。
相对而言，合资保险公司和中小型的保险公司比较积极，而大型保险公司则顾虑较多。特别是“全过程”托管，大型保险公司认为实施有一定难度。
目前主要大型保险公司采用“支公司、分公司、总公司”逐级上划的模式，保险资金层层沉淀，层层漏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全过程”托管要求保险公司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分支公司的保费收入通过托管银行每日直接上划到总公司，实现分支公司收入账户零余额，避免资金沉淀，提高资金安全度和使用效率。但是，其难度亦显而易见。
面对大型保险公司的顾虑，以及市场上的异议，保监会期望以“柔手”化解。首先推动“全金额”托管，解决总公司资金第三方监管的问题；然后推动“全过程”托管，约定两年为期，留下调整时间。
保监干部下海潮
2005年5月27日，位于香港的中国保险（控股）的董事长之职由原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接任，原董事长杨超北上就职；中国再保险集团总经理之职由原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接任，戴凤举离任。
稍早一些时候，保监会原监察局局长陈默已经辞职。对于他的去向，市场尚在猜测之中时，5月20日，保监会网站公布消息，批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聘请陈默担任副总经理的申请。
陈默，1984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之后进入保监会，离职前任监察局局长一职。
6月份，广东保监局原副局长曾祥威辞职的消息亦不胫而走。这是两年内，继原广东保监局局长张维功之后，广东保监局递交辞呈的第二位局级干部。曾祥威也是“老人保”，彼时一直负责国际业务，2000年调任广东保监局任局长助理，2001年升任副局长，后分管财险。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已经有五名副局级以上的监管机构的官员挂冠“下海”，一时间，在中国保险业界掀起了一股保险高官“下海潮”。
更早之前，前有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唐运祥出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后有广东保监局原局长张维功任职阳光财险，北京保监局原副局长傅安平加入人保寿险筹备组，后任人保寿险副总经理等。
从为官至从商，心境完全不一样。
“从我个人来讲，一直有愿望去企业。我在机关事业单位里干了23年，是该换一换角色的时候了。人生还有多少个23年？”傅安平如此表露心迹。
对于傅安平这样的技术官员，企业是有需求的。傅安平是南开大学首届精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精算师。尽管一直从政，但是都没有远离其专业。傅安平先后参与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中国保监会，参与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保险法》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参与了《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的研制工作等。
纯官员出身下海的似乎只有刘京生。
1978—1996年，刘京生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1996年改建，下设财产、人寿、再保三家子公司）工作，其间赴英国4年。
刘京生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
尚在人民银行保险司监管年代，刘京生就已经位居副司长，负责财产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的监管工作。保监会成立之后，刘于2000年筹备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任主任及后来的北京保监局局长，至2003年成为保监会财产险部主任。
当时，保监会只有三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后面两地主政者分别是周延礼和魏迎宁。时下，周延礼和魏迎宁已经成为保监会副主席。刘京生的起点可见一斑。离开保监会之后，刘平稳过渡，主政中再，直至“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下海相对于从政，自有不同的诱惑。
“我们这里的保险公司都是些全国性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他们总经理的收入也是我的五六倍，甚至七八倍”，为官者称。
但是，市场极为担心，官员下海将导致政企不分，监管虚化。在中国台湾保险相关规定中有“三年休息期”一说，即保险监管人员需在卸任三年后才能到保险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规定。
不过，国内保险市场的特殊情况是，除了少数人之外，尽管离开监管岗位，但是多数都没有离开国有保险的体系。
而保监会成立之初，几乎70％的官员都是从保险公司挑选，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之间本来就有渊源。对于多数人而言，所谓“下海”，其实是“回归”。
【注释】
（1）地下保单，即设立在境外的保险营业机构在中国内地非法销售的保单。
第十二章 新华局中局（2006）
“第二个春天”。
这年6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解决了困扰保险已久的根本性问题，打开中国保险业向上的天空。
不过，距离真正腾飞之前，国内保险业仍需向下夯实基础。
平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历时5年，投入数十亿元，可以容纳1。2万人的平安上海后援中心，于2006年投入应用，负责平安遍布全国的3000多家分支机构的包括信息录入、财务、核保、理赔、服务等在内的后援业务。而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成为该中心应有之义。
该中心亦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后援中心，总体规模位居亚洲首位，成为平安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一年，保险投资获得巨大突破。
多家商业股权被保险公司收入囊中。中国人寿入股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平安成功竞购深圳商业银行，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新上市银行股也被巨额保险资金染指。
2006年1～6月份，保险资金半年的投资收益率达到2。5％，比去年同期增长0。86％，这也是近几年来保险资金在半年度投资中取得的最高收益。其中，债券类投资收益超过2％，基金投资收益超过9％，股票投资收益超过10％。
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施行，我国首个强制性责任险上路“行驶”。翌年，这一强制保险制度将引起轩然大波，被市场质疑“暴利”无比，演变为第三次保险产品危机。
借“交强险”的东风，保险行业协会统一了商业保险的条款。从2003年之前的统一条款和统一价格，到2003年费率市场化之后的“百花齐放”，再到2006年回归至相对统一的A、B、C三个条款，车险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轮回。
其间伴随着的是从整体盈利到“全行业亏损”——青红未褪的费率市场化让保险行业体味了“由治而乱”的苦涩。
峰回路转。作为中国财产险市场的第一大险种，车险即将经历第二次大转折。大乱之后能否大治？这成为新车险留给市场的一个巨大悬念。
8月14日，保监会发布了我国首部规范健康保险经营行为的法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并于9月1日起施行，同时叫停了“返还型健康险”。不过，借健康险之名，销售理财险的“擦边球”没有禁绝，甚至在2008年大行其道。
2006年，一篇名为《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的网络文章和深圳多个投保人对重疾险的集体诉讼，引发了关于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争论，并迅速席卷全国。重疾险成为继平安投连之后，又一个挨砖头的险种。最后，监管部门不得不出面为重疾险“正名”，并启动了重疾险行业标准定义的制定工作。
至年底，12月11日，中银保险在北京推出国内首款“白话版”车险条款，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来描述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望开启保险行业“白话文运动”。不过，这样的努力，似乎口惠而实不至。
这一年，保监会尝试通过制度规范——《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对全国近150万保险营销员进行全程动态监管，从而改良国内沿用了14年的保险营销模式。但是，这一改造计划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国十条”狂想曲
久旱逢甘霖。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称为“国十条”），经过10天的缓冲期，6月26日，“国十条”对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
“这是我国保险业的一件大事，是保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来自保险监管高层的声音称。
“国十条”授予了一柄新的尚方宝剑，而保险行业的天空从来未有如此高远。
这把尚方宝剑得来不易。
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保监会协调中财办、中农办、发展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14大强势部委，组成起草小组，草写“国十条”，最终还是由保监会捉刀《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代拟稿）》，并上报国务院。
链接：“国十条”
一、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三、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
四、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五、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六、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
七、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支持国民经济建设；
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九、加强和改善监管，防范化解风险；
十、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国十条”文件下发之前，5月31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保险工作汇报，原则上通过“国十条”；6月26日，保险工作座谈会同日召开，国务院领导出席会议，还邀请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分管金融负责人参加。
“听一次汇报，发一个文件，开一次会议”，成为当年保险行业的“三个一”工程。
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行业的发展，两个轮子必不可少，一个市场，一个政府。只有两个轮子都转，这个行业才能获得快速的发展。
经历20多年的“进化”之后，保险市场的轮子已经飞速运作，超百万人的销售大军活跃于城乡，上亿人购买了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但是，保险行业遭遇的问题，似乎没有办法于保险体系之内解决。
表12…1 2001—2006年中国保险业保险投资收益
表12…1 2001年部分发达国家保险投资收益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于国家的高度，保险究竟如何定位？于保险行业的角度，如何突破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保险投资局限，综合经营桎梏，保险行业形象不良？
和“新兴贵族”的证券基金，以及“地主老财”的银行相比，保险还是让人道不清，说不明。
“国十条”不仅为保险正名，突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功能（“保险业是金融服务业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稳定和谐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要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
“国十条”打开了保险投资的一片天空。
“国十条”规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保险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投资比例，稳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
“国十条”一落地，A股市场笑脸相迎。
（6月26日）周一上证指数上涨27。74点，深成指数上涨90。67点，大盘已经连续“八连阳”。市场当时估计，仅仅依托“国十条”，保险业将给证券市场带来不少于600亿元的资金。
保险资金获得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投资路线图，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创业投资、参股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也不再成为禁区，综合金融的布局也不再遥不可及。
就在“国十条”正式颁布的第二天（6月27日），中国人寿就“迫不及待”地出资46。45亿元人民币购买中信证券定向发行的5亿股股权，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史上最大的一笔股票投资交易；中国人寿险（集团）和中国人寿，还以每股9。29元的成本分别认购1。5亿股和3。5亿股，成为中信证券第二大和第五大股东，这笔交易让中国人寿在牛市中赚得盆满钵满。
这一年开始，中国人寿加大对于股权投资的力度。这样的调整，使得中国人寿最大程度分享了近两年超级牛市的盛夏果实。
“国十条”颁布的第三天（6月28日），平安保险接力跑。香港平安资产管理公司获准成立，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将成为平安三大业务支柱的战略架构。
平安的马明哲表态：“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将继续推进综合金融试点建设。”
而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当然不能落后。时任中国人寿总经理的吴焰则称：“除了抓紧筹建财产险公司和养老保险公司外，还要关注和把握金融综合经营的机遇，抓紧战略性介入与保险业发展紧密相关的银行等其他金融领域，逐步建立起‘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现代金融保险集团。”
然而，距离金控目标，保险行业还有更敏感的内部问题要解决。
这一年的5月20日，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培训班于深圳平安保险金融学院开班，这是第一次由保监会直接举办的高规格的培训班。
“学生”则囊括了中国保险行业所有的“牛人”，包括中资保险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各保监局主要负责人以及保监会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共计124人。所有与会者被要求关上手机与商务通，离开数字和报表，暂别商场，走进课堂，参加三天的闭门学习。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更是于开班和结束时两度发表主题演讲，触及敏感的治理问题：“当前，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保险集团或控股公司仍为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仍带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市场化选聘机制尚未形成；董事会职能尚未落实到位，不能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督；与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关系尚未理顺，缺乏有效的决策协调机制。三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东行为尚需规范，一些股东对保险经营特点认识不充分，有的盲目追求控制权，有的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有的甚至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侵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制度不健全，有的保险公司董事长习惯于‘首长制’和‘一把手’决策，不能保证董事会内部的制衡；有的保险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操作程序不规范，难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有的保险公司董事素质不高，一些董事对其承担的责任、权利和行为规范认识比较模糊。四是一些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话音刚落，当年10月，新华人寿强人关国亮就因为违规投资、“内部人控制”以及股东间的博弈被赶下台。
保险行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仅仅依靠偿付能力和市场监管，都不足以防范保险公司内部系统性的违规违纪风险——或者大股东一言堂，或者公司内部人控制，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突围难度重重。
解药在哪里？
自2004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首次提出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并列为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之后，中国的保险监管也迅速从市场行为监管，过渡至“偿付能力为核心”，再至和国际接轨的三支柱模型。显然，公司股东间的制衡，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托责任，以及健康的治理机制成为救命之良药之一。
学习期间还发生一件趣事。几位源自平安的高管参观平安历史资料时候不经意发现，自己的照片已经不在其列，颇为唏嘘和感慨。
不过，与“国十条”明确的安邦定国的国家战略相对照，商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尚不足，特别是2008年年初的雪灾，以及年中的汶川地震，保险所发挥的补偿作用依然有限。这要等两年之后才会切身体验。
而在这个夏天，光荣和梦想属于中国的保险行业。2006年11月底，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5177。4亿元，同比增长13。8％。这是保险业年度保费收入首次突破5000亿元。
车改回头路
2003年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成为财险行业的梦魇。
是年实施的新车险条款中，费率由原来的政府统一制定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车辆风险状况、车主安全驾驶纪录等“随车、随人”因素，自主开发设计个性化产品。
费率市场化之后，经过一个较明显的降价过程，车险于2004、2005年连续出现全行业亏损。
根据中国平安的数据，平安产险2004、2005年的承保利润连续两年为负；人保财险2006年上半年的车险数据也不乐观——机动车保险赔付增加导致人保财险的赔付率由72。4％上升至74。3％，承保利润由2005年上半年的6。3％下滑至2。2％，且综合成本率由93。7％增至97。8％。
“2003年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后，由于价格战，滥用佣金，管控不严，恶性竞争导致车险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车险业务几乎是无利可图。”
2005年开始预热的交强险制度提供了一个纠错的机会。2005年2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翌年7月1日，交强险制度开始实施。交强险显著提高了车辆的投保率，使得产险的增长再度抬头。
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重新拾回管制的教鞭，将车险的条款和费率又重新回归统一，加之监管规定车险费率折扣不能低于七折，使得车险的经营环境出现好转的迹象。
车险改革似乎走了回头路。
新车险出台的逻辑是：因为恶性竞争，导致车险的亏损，特别是费率市场化之后，产品太复杂，太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状态。不仅如此，老百姓也不理解这么多险种，同时还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因此与其放开，不如收紧。
例如，费率市场化之时，人保财险的车险条款体系有8个主条款和11个附加条款；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太保”）推出的“神行车保”车险系列产品，包括综合险、传统险、摩托车定额保险三大系列45种产品；中国平安也不甘示弱，其中附加险部分由原条款、费率中的9个增加到了14个等等，让人眼花缭乱。
不过，统一价格、条款显然有利于大保险公司。大公司因为渠道多、网点多、品牌好，普遍赞成2007版新车险的“一统而治”——实际上，A、B、C三项条款也主要由三家大型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国平安、太保）拟定并定价；但对于小公司而言，其最大的竞争力——产品创新——因此受到制约，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新车险是治标不治本。
时间点上，车险全行业亏损出现在2003年费率市场化之后。但是，能否认为是费率市场化导致了车险的全行业亏损呢？
并不尽然。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前车险盈利的原因在于，当时车险的定价偏高，存在一定的垄断利润。另外一方面，当时市场的竞争主体较少，竞争激烈程度不如现时之市场。
换言之，这些长期存在的因素和费率市场化，和产品的多样化等，是没有关联的。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市场的经验分析，对于承保利润也不能期望太多，很多保险公司承保是亏损的，而投资是赚钱的。
过去对于恶性竞争一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认为恶性竞争似乎是小保险公司和新公司的专利，大公司则显得更有操守。但是并不尽然，为保持市场份额或完成任务，大公司的部分机构也会不顾身份，挑起价格战争。
有精算方面的专业人士抱怨，因为条款和费率都已经确定，新车险实际上降低了中小保险公司对于财险精算人员的需求，长期而言是不利于行业的。
重疾险乱象
2006年，一篇《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的网络文章，引发了关于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争论，并迅速席卷全国。
链接：《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一文列举的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条款
（1）癌症：……任何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不作为病理依据。
医生解释：现在癌症的病理诊断全都是依靠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如果不包括这两种，那就只能切样检查，但是这种检查方法就排除了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癌症（例如肺癌、胃癌、食道癌等等）以及中早期癌症，所以你要么就得一个世界上都罕见的癌症，要么就挨到晚期再去医院检查。
（2）暴发性病毒性肝炎：……其诊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肝性脑病，出现意识障碍；
②持续性黄疸，且肝功能急剧退化；
③弥漫性肝小叶结构破坏，仅剩下倒塌的支架结构。
医生解释：①和②任何一项要是符合的话，这个人就已经没什么活路了，何况是两项都符合，你要是达到这个程度，医生已经不可能给你治疗了，直接让你准备后事了。
至于③，就更缺德了，这个③规定的诊断就是只有尸检才能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不死，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赔偿的，就算你死了，也未必能得到赔偿，因为尸检的结果，未必完全符合③。
（3）冠状动脉外科手术：因冠状动脉疾病而接受一条或以上的光状动脉的开胸手术……但不包括血管成形术、激光治疗或其他在动脉之内做手术。
医生解释：开胸手术的目的就是做血管成形术，否则就没有必要开胸，但是人家不包括了，所以，这一条相当于没有保，因为自相矛盾，不可能做得到。
（4）良性脑肿瘤：……不包括垂体腺瘤、脑囊肿、肉芽肿、脑动静脉畸形、听神经瘤、脑膜和脊髓肿瘤……
医生解释：很惭愧，医生感到自己见识太少，因为他所知道的良性的脑肿瘤只有上述不包括的这几种，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良性脑肿瘤。
这位网友称：“三年前，我自以为聪明地买了友邦的大病保险和意外保险，因为觉得友邦是外国的保险公司，不会像中国的保险公司那样耍赖。”
矛头直指友邦保险。
这篇文章的核心质疑点其实包括两点：一是重疾是不是保死不保生；二是如果是这样，便宜得多的定期寿险就可以替代昂贵的重疾产品，保险公司不仅涉嫌误导，而且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暴利。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深圳市场诱发首例针对保险合同而非实际理赔纠纷的保险诉讼。2006年1月20日，6位深圳投保人认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友邦深圳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合同中一些条款明显有失公平。因此请求法院撤销与友邦保险签订的一份名为“守护神两全保险及附加重大疾病保险”的合同。
与老保单事件类似，友邦保险再度被至于舆论的风暴中心。不过，这次友邦几乎是代行业受过。
重疾险最早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南非的传染疾病保险，20世纪70年代形成目前的重疾险。
本质上，重疾险不是“死亡险”。
重疾险设计的原理是保障被保险人身染重疾后需要的巨额治疗费用。通常而言，纳入保险范围的应该是经过治疗就能够延长生命，不至于短期就死亡的疾病。因此，重疾险所承保的重大疾病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存活率。否则，就同一般的死亡保险几乎没有区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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