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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大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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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龆啵时颈涞貌荒敲聪∪保匦胪ü档屠⒁晕死唇璐Ｕ庋偷贾铝俗时痉延玫慕档汀Ｓ孟衷谕ㄐ械幕袄此担蔷褪墙枨阋肆恕Ｕ庖簿徒档土似笠档某杀荆睦送蹲省⒐睦嗽龀ぁＵ庖材压郑菔澜缇檬费Ъ野哺袼埂ぢ蟮仙墓浪悖澜缇迷诠�1000年的年度增长率仅为001％，在1000~1820年间为022％，到了现代，也就是1820~1998年，增长率达到221％。本世纪以来的增长率则大多在3％以上。可见，世界经济是在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才开始出现显着增长。用个简单的比喻，现代金融就像是载乘经济发展的飞机。在飞机发明之前的古代，鉴真东渡日本耗尽一生之力，到达时已经双目失明。如今，从上海飞到东京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讲，金融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现代金融就没有现代国家。中世纪的王权，几乎不具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结构。这样的王权受到两大限制：第一，其统治基本是个维持温饱水平的农业社会，剩余价值很少，一年的岁入寥寥无几。第二，因为岁入有限，因此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社会。传统的中国以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着称。但是那种庞大，不过是人口基数的反映而已。即使在中国，人均官僚数量也非常少，官僚的分布也非常稀松。乃至中央的官僚大致就派到县。一个县哪怕几十万人，也就那么一个县太爷会从中央政府拿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紧急情况，比如战争，国家倾其一年之岁入也无法应对。欧洲的王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向大商人借钱打仗，以日后几年的岁入作为抵押。后来，在荷兰的金融市场确立了长期信贷的财政安排。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聪明的政府，如英美政府，利用这种低息的长期信贷达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紧急贷款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特别是战争），再用自己的军事行动所创造的“和平红利”（即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来还贷。第二，先用借来的钱建造自己的官僚组织和财政体系，有效地控制了税源，在具有了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的能力后，政府再用自己的财政体制汲取的资源偿还债务。当今美国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而大肆举贷就是一例。可见，与美国自己的金融市场相比，国家应付危机的能力就小得多。中国过去历朝历代，凭着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应付战争时不是依赖金融市场，而是用苛捐杂税对自己的老百姓敲骨吸髓，结果往往是即使应付了战争，自己的社会也从内部瓦解。所以，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不仅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必需，也关乎国家的安全。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1）
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盈余。但因为自己没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债券。自己财富的保值，不得不听命于人。这也是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迫切性所在。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国上海这个大都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提出了四点必要条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在此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两条：宪政制度和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
关于宪政制度之重要，前文已经论及。事实上，到了18世纪，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金融市场的威力。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和发展起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多是*宪政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基本都采取的是共和体制。在尼德兰，中央政府的任何财政需求，都必须经过联省议会的批准；联省议会的各省代表，又必须根据本省议会的授权投票；省议会的财政行为，则必须要获得在省议会有投票权的城市的认可；城市的政府，则受到那些不停地买卖股票和债券的市民的影响和控制。可见，影响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经常是同一批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股市才会对政治放心。这是宪政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亲和力之所在。伦敦金融市场的崛起，也在于英国王室或政府的任何财政行为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政府是有限的、负责的。华尔街的崛起，也是靠总统必须到国会要拨款的政治架构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其国债的利率仍然很低。这主要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和宪政的亲和力，使投资人对美国政府更有信心一些。相反，像法国的波旁王朝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市场，但种种努力都以金融灾难而结束。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了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只能自己坐在银山上走上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才能立足于世界，但这个市场并不是想建就能建的。
信息充分自由的流动是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之所以成为“欧洲的华尔街”，一个原因就在于这里的信息最灵通。这些城市的商船四通八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通道，甚至连欧洲各王室也要依赖意大利的商人获得海外资讯。佛罗伦萨不仅诞生了许多银行家，更诞生了彼得拉克、薄卡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等一批文化、艺术巨人。16世纪的荷兰，基本是欧洲言论出版最发达、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宽容的地方，这就保证了资讯的畅通。再看19世纪至今的伦敦和纽约，全是出版之都、报业之都，言论自由有着严格的保障。金融市场之所以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就是因为它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完全在政府掌控之外的资源和个人，都会根据这个神经中枢所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宪政政府之所以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就在于这种政府没有控制和垄断这个神经中枢的野心和能力，只能根据这个中枢发出的信号来行动。一旦政府控制了这一神经中枢，妨碍了其信息传递的功能，社会就不会再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建好的金融中心也无法发挥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2）
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和建立“世界工厂”是截然不同的事业。上海至少要成为世界上说话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对外资讯交流最顺畅的地方之一，使经济的神经中枢能够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自由发布信号、传递信息。否则，世界金融中心在中国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千秋大业并非金融界本身的事，也是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距离世界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从2009年5月“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克鲁格曼在他的中国之行中，和中国经济学家、媒体有了激烈的交锋。他认为，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的理由，其实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过：从来是富人借钱给穷人。难道穷人借钱给富人不奇怪吗？另外，在我看来，中国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而且是高速发展中的经济体。过去的增长率经常是两位数，如今即使增长放缓，也大致能保持7％~8％的增长率。美国是个发达的成熟经济体。经济过热时也不过是4％~5％的增长而已。如今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钱投到高增长率的经济体里理应回报率高。怎么会出现高增长率的国家把钱借给低增长率的国家呢？打个不是那么恰当但很直观的比方，一个人把钱存到银行，如果放着9％的年息不要，而选择了2％的年息，你是否会觉得“非常奇怪”呢？
看报道，在会场上，中国有些金融专家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中国贸易顺差主要仍在于“比较优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更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不能有效地把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用出去，所以政府有多个部门在做向外投资。从过去一二十年看，美国等外国债权买得最多也相对最安全。”“中国的东西为什么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呢？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计入成本内，东西就是便宜，所以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这些话可谓句句到位。但是，我总觉得这其实是在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克鲁格曼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的地方是他认为中国的出口盈余不是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而是政策的结果。“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计入成本内”，这些难道不都是有关政策的后果吗？
其实，冷静想想，克鲁格曼还是点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要害。其一，中国的金融市场太落后，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不然为什么要有把上海建设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呢？其二，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比如医疗保险、教育投入、退休保障等等。这些基本的社会开支，其实都是劳动力价格的组成部分。教育是创造劳动力价值手段，医疗保险则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保修”…… 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如果对劳动力的这些基本投资都省去，当然就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中国制造”自然也就特别便宜。这种便宜当然不属于“比较优势”。
几年前，我针对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衬衫经济学”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其要旨就是呼吁制定完备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法规，给为中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民工们提供医疗、退休、子女教育等基本的社会服务，完全支付劳动力的成本。现在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如果放着这些不做，而把钱放在美国的债券上，这怎么能不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呢？
如今，中国有句流行词，叫“中国不高兴”。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不高兴”，甚至媒体也跟着很“不高兴”。比如有家媒体就发表篇短评，题目叫《克鲁格曼很爱国》，讽刺克鲁格曼一味为美国说话，最后得出结论：“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本人对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的许多言论并不以为然，我实在看不出克鲁格曼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违背了什么经济学家的准则。请问：当今中美关系中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利益？你看看希拉里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的言论就一清二楚，那就是劝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其他问题都在其次。克鲁格曼的言行则正好相反，多少说明他作为经济学家还是独立于政治的。
要知道，负债累累的美国，要走出目前的危机必须大量借债。中国购买美国的债券，会大大降低美国国债的利息、降低借债的成本。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举措。特别是最近，美国发行的国债市场反应不佳，中国等债权国对继续认购美国国债也已不那么热心，这导致了国债利息的上升。华尔街不少人认为这是对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非常恐慌。在这节骨眼上，克鲁格曼却跑到美国最大的债主那里，提醒大家对购买美国国债要三思而后行，这也叫“爱国”吗？
近代西方的崛起，仰仗于金融市场。政府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无法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那些服从金融市场的指挥、利用金融规律来达到政治目标的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那些试图以政治目标创造、控制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波旁王朝的法国，最终只能走上财政破产之路。如果中国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不高兴”式的廉价经济民族主义，必须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觉得金融市场是几个人或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利益”来操控的。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所揭示的是：中国在营造世界金融中心的软环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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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1）
上节已经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而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最近国际金融结构的戏剧性发展。
在2009年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前夜，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于3月18日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购3 000亿美元之巨的美国长期债券，并将大量收购由两房担保的房贷证券及其债务。美联储将向疲软的美国经济注入总计115万亿美元的资金。消息一出，华尔街股市暴涨，美国10年国债债券的生息率从3％ 以上急剧下跌到了253％，创下了自1987年股市崩塌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不少金融界人士欢呼“大手笔”！
表面上看来，这不过是金融界的一项技术操作，一般百姓很难理解其意义，而且与自己的生活也很遥远。但实际上，这一动作是风险极大的赌博，其后果不仅关系到全球的金融体系，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的下落，绝不单纯是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游戏。
为了理解这一动作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妨把美国国债的意义简述如下。
美国当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超前消费所造成的泡沫破灭。这种泡沫的形成有两重原因：一是小布什政府试图以“单边主义”的“新保守”原则对世界实行帝国式的统治，在国际上肆意树敌，犯了自古以来帝国把战线拉得过长、力不可支的大忌；一是这一“世界帝国”的信心投射到了国内老百姓心中，大家盲目地以为好日子永远在前面，负债累累也要把自己的家经营成一个“小帝国”，买的房子自己用不了，也支付不起，只是希望这一“私人宫殿”的价值越来越高，自己的“财产”也随之升值。当泡沫破灭时，这些“财产”不仅成了虚值，而且成了债务。50万美元买的房子还有40多万美元的房贷没还，房子的价值就跌到30万美元。房主凭什么为保住一栋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而扛下40多万美元的债务？他宁愿不要房子，赖掉债务。这种家家户户的破产全压在了放贷的银行身上。如果银行一倒，企业和个人的信贷就会马上枯竭，经济也会停运。美国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衰退，而且是一场大萧条。不久前有经济学家估计，美国再次面临大萧条的几率有两成左右。
拯救这一危机，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刚刚通过的刺激经济计划，把大量政府资金注入经济之中。同时，政府需要大量收购由房贷所构成的证券。这些证券因为随着房地产市场而大幅度贬值，放在银行手里，会让银行在短期内赔了血本，无法周转和生存。只有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将之买下来，等熬过危机、房地产回升，这些证券的价值恢复，说不定还能赚些钱。
问题是，政府的这些干预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哪里来？渠道有三条：加税、印钞票、借贷。在经济危机时，加税等于雪上加霜、摧毁内需，奥巴马要做的是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所以，短时期内联邦税入会减少，不可能通过税收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印钞票最为方便，但是，政府一旦随意印钞票，就会刺激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现在人们想起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20世纪70年代仍心有余悸，此招潜在的危险使人谈之色变。最后一个途径是借贷，也就是发放国债。因为美国政府素有偿还信誉，国债保险，而且利率非常低。最近10年国债的年息多在3％以下，比任何贷款的利率都低得多。政府能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借到钱，自然可以往经济中注入大量资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把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许多投资者在经济危机中也被股市吓破了胆，把资金转入相对保险的国债市场，提高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这就使国债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以高息吸引购买者，压低其生息率，使美国政府能够以很低的代价借来钱，美国金融系统的利率也会随之降低，进而鼓励了投资和消费，达到了刺激经济的目的。
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2）
这听上去像是个完美的化解危机的手段。但是，如果危机太严重，低息借来的钱可能难以刺激出经济的活力，于是政府就又要借更多的钱。可惜，当债主们见经济没有转机，政府越来越债台高筑时，就对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不再购买其债券。面临这种局面，政府只有提高国债的生息率来吸引购买者。国债生息率一高，政府就借不起钱了，金融市场的利率也会跟着攀升，经济尚未恢复就丧失了资本动力。
这其实也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挑战：经济还在不断恶化，政府的债越借越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债主，开始对美国的财政信誉表现出忧虑。美国长期国债的生息率虽然还很低，但已经有了缓慢上行之趋势。这是让伯南克们睡不着觉的事情。如果听任局面坏下去，等陷入绝境再挣扎就太晚了。这才有了美联储投入1万多亿美元的大动作。
美国早已国库空虚。这1万多亿美元从何而来？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上看，这些钱的到来无异于印钞票，后果是钞票（也就是美元）的贬值，并将引起通货膨胀。所以，这是美联储的一大赌。对这一招，伯南克研究多年，提出来也有几个月，但一直没敢出手，原因就是风险太大。不过，事到如今，经济状况越来越令人绝望，而美联储已经把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地步，几乎无计可施，也只有这样铤而走险了。
伯南克等人算计的是：如今房价崩溃，油价急跌，工厂关门，住房大量闲置，银行不敢贷款，更没人有涨价的底气。一句话，通货膨胀的威胁非常遥远，要对付的反而是通缩。这时美联储1万多亿美元砸下来购买国债和房贷证券，甚至用不着印钞票，只要把这些购买来的证券通过信用转账存到美联储就可以了。特别是3 000亿美元收购国债的突然之举，短期内提高了金融市场对国债的需要，抬高了其价值，压低了其生息率，房贷和各种消费、商业的信贷的利率也都会随之而下降。这样一来，金融市场一下子被激活了，资金再次流动起来，进而刺激经济的恢复。也只有到了经济恢复后，市场才需要货币供给，美联储才有必要把电子账户上存的收购金额印成钞票。
伯克南等非同寻常之辈，出此招数可谓是深谋远虑。以现在美国严峻的经济局面，这样加大货币供应量大概在短期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有温和的通货膨胀，那也是经济活力恢复的征兆，正是美国所求之不得的。但是，再聪明的人也算不过市场。一旦经济恢复，这1万多亿美元怕是还要印出来满足需求，那时引发过高的通货膨胀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就是那些持有美国国债的人。比如你买的国债生息率为，通货膨胀率为，那么你等于被盘剥了2％。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出现，国债没有高的生息率就卖不出去；国债生息率一高，各种信贷的利率也会变高，进而对经济形成新的压力。
讲到此，还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内的事情。但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7 000多亿美元，另有人估算中国持有的各种美国资产和债务远在万亿美元之上。这些债券证券的生息率多是固定的。一旦美国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债务的价值，岂不大大缩水？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前景一定会出现，而只是想指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资产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而大幅度缩水，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可能。这一前景本身提醒我们，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有了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才能获得金融自主。而金融自主首先要用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尽快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一是把外贸盈余所创造的财富用于国内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性的投资，使老百姓更多地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还是凯恩斯当年那句话：“当一国把财产投在外国的债券上时，一旦赔本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赔本，没有任何补偿可言；如果把同样的财产投到国内的基础建设上来，那么即使赔本，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设施还是在被本国的经济所利用，有着长期的效益。”比如，我们如果把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钱为所有农村的孩子提供日本水平的基础教育，这些孩子毕业时照样可能失业。但是，如果把他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一代人，则有潜力成为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花下去的钱，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提供持久的、自主的动力。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1）
在近1/4世纪里，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崛起，自然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上升。这也是国内知识分子如此豪情万丈的底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的制度比先进国家的制度更优越，不用再跟着人家学。相反，世界应该多多注意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却是开放的。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要认识这种“自闭症”，我们不妨反省一下历史。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并代表英王提出了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记载了乾隆的答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与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进行贸易往来。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这番话，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笑谈。因为半个世纪以后，就是这个被视为离开天朝吃不饱的蛮夷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朝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回归当时的历史现实，乾隆皇帝的话也并非无稽之谈。毕竟，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几无止境，却难以提供在中国卖得动的产品。结果，中国对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世界的白银不断涌入中国。这和当今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手里堆满了美元的情形也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当年要比现在风光很多而已。
乾隆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精神的“自闭症”。他看不到正在变化的世界，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在他说这些话的二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断言：中国已经富到了头，没有发展的潜力，早晚要被英国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制度所超越。马嘎尔尼见了乾隆回来，也写到中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说当今中国很多学者也患上了精神自闭症，看不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看不到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他们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就为这一前景提前地弹冠相庆，号称“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200多年前中国就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等在这个“世界第一”后面的，正是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2）
不错，中国过去1/4世纪里的经济起飞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一奇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正视，就可能会导致衰落。首先，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骄傲的，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工厂”，仿佛正在制造业上击败美国，但如果看看事实，就知道这样乐观的高调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要审视中国是否正在制造业上打败了美国，我们不妨看一下基本的事实。
从195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在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从30％降到了不足10％。现在美国的高中生大都知道自己不能像父辈一样当工人而纷纷涌入大学。这似乎证明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到中国。在最近1/4的世纪里，中国的大量民工涌入城市，进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自然也急剧膨胀。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此消彼长，似乎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则往往被忽略：在从1950年至今这同样一段时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翻了7倍！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这怎么能说是制造业的死亡？这分明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我们不妨从经济上界定一下什么是“革命”。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就会增长。如果这种增长的速度比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快不了多少，便属于简单的扩张，是量变而非质变。与此相对，如果劳动力投入大为减少，经济仍不断增长，甚至增长速度比资金投入的增长率还快，那么这就是经济革命了。比如在1600~1800年间的英国，人口从411万增长到了866万，翻了一倍还多，但农业人口的比例则相对下降，从占总人口的70％跌到了3625％。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却持续上升。在整个18世纪，在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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