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大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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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应该怎样做大国？
中国是否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经济总量上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多亿美元）和日本（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万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估算法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1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如，经济学家们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估算同样的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同样一个巨无霸，在挪威要花美元，在中国则仅仅为美元。也就是说，同样的1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比在挪威的实际购买力要高出3倍多。
　　如果按照货币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各国的ＧＤＰ将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同样的14万多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8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ＧＤＰ总量仅为万亿美元，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万多亿美元上升到第四位（在以美元面值计算的常规ＧＤＰ榜上排名第12），德国以不到3万亿美元跌到第五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10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30年左右，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也揭示了另外一个含义。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13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能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13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乐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3　300多美元，在被统计的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6　000美元排在被统计的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小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大国小民”综合征：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了。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仍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毫不起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
　　许多中国人中的反韩情绪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区区一个小国，凭什么和我们争夺亚洲文化的主导权？凭什么这么趾高气扬？但是，韩国人“牛”的一个道理是，不论按美元面值计算的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还是按购买力计算（万多美元），都是中国的数倍。作为个人而言，韩国人当然“神气”多了。
　　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光是经济贫民，也是政治上的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这也就给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遗憾的是，“大国小民”的情形很难算是真正的大国姿态。愤怒和挫折的心态也很难与大国匹配。人在
　　这种状态中所做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相当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会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挫折，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这种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对自己的轻视和敌意，进而激发了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种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很难和大国的地位相得益彰。
　　本书虽然叫“怎样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30多年后，也许中国的ＧＤＰ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其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所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ＧＤＰ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也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地宣泄。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才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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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19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1/4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本质上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日本的ＧＤＰ总量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也达到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亿多美元）和日本（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万亿多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有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都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中国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内地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ＧＤＰ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ＧＤＰ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范围内。中国内地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20名。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会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通晓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国成为了吸收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颇为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彻底扭转了中英间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中国对股票市场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货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都是外国银元。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才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艘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支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带来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却能从容应对。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金融市场可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依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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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决定大国兴衰（1）
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我们不妨简单探讨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略的线条勾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由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的。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编者注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织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程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织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1300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因此也导致了香槟地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领先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路程远。最重要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期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线的农妇可以早晨拿几个钱到市场上买些棉花，第二天早晨拿着纺好的线到市场出售，随即用所得的钱再购买棉花，回家开始下一轮生产周期。这是江南方志上记载的中国农村典型的工商贸易形态。在这种贸易形态中，农妇的利润非常小，但她除了第一次买棉花的钱外，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最初这笔小投资也马上可以收回来。海上贸易则不然。一只船出海经常要一年半载，在远方大量收购奢侈品也需要巨额的资本。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必须以长时段、巨额的投资为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societas　maris”，即海运商人出1/3的资金，投资者出2/3，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另一种叫“menda”，据说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更接近日后的股票投资：海运商人本身不出资本，资金全由不亲自冒险的投资人支付。等商船满载而归后，投资人获得3/4的利润，航海的商人则获得1/4的利润。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就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我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
　　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意大利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变得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领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了从来没有失陷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在顶峰时期其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它的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占据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所发明的。由于有了初期的金融市场，这些城市国家在危急时刻通过向市民发放国债来支付战争费用，并发展了国债的次级市场，使国债可以如同股票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另外，意大利的大商人不仅向本国的政府放贷，而且也是欧洲各封建王侯的债主。比如佛罗伦萨的几个超级公司，就频频向英王室放贷。作为交换，英王室给予这些公司出口英格兰羊毛的特权，这使佛罗伦萨控制了毛纺织业的原材料。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2）
1300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绕过法国内陆，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直达“低地国家”，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庭，并在地中海上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城市国家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16世纪末，这一地区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经过了80年之久的独立战争，以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终于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阿姆斯特丹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取代了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深刻金融革命的果实，不仅标志着第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把世界带进了现代。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第一帝国，也是世界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2　000万，而且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世界主要的硬通货。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150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是哈布斯堡的对手。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13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尼德兰属于“低地国家”中的后起之秀，秉承了“低地国家”从意大利学来的金融传统。不过，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首创了国债，但国债的发行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迅速摆脱了这一强制模式，把国债放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不仅各国投资人都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购买国债，而且各国政府也通过这里的银行发行自己的国债。也就是说，国债的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而意大利的国债发行，对外国人防范很严，比如不让外国人直接认购国债，在次级市场购买后又削减其利息等等，生怕自己的财政被外人控制。总之，荷兰的国债几乎彻底市场化了。再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
　　这种股份公司的出现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意大利式的贸易伙伴是一次性的。商船出一次海投一次资，满载而归后大家进行利润分成。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以上航行的长远规划。上市公司则不同。投资人通过买股票投资，但无权临时撤资，要拿回钱来唯一的办法是在市场上抛售自己的股票。这样，公司有了稳定的资本投入，在投资者需要钱时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荷兰金融”之所以能有这些创新，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所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像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方能实施。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发行国债时不必强制，只要利率有吸引力，投资人自己就会主动购买。购买的人多了，国债就走俏，政府可以压低利息，借起钱来也就便宜。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在非常高的利率利诱之下，否则不会贷款给这样的王室。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打了80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其中，耗资甚巨。哈布斯堡需要借债时，利率一般都是两位数，有时甚至达到20％以上。尼德兰一方因为有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金融市场，而且政府金融信誉又好，借债时利率也就五六个百分点。这样低的费用，使尼德兰一方在危急时刻可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负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尼德兰获得独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了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到这里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了“光荣革命”，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造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个大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他坐稳王位后，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用荷兰的金融体制，发行国债以解决财政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国债的偿还。他从荷兰带来的一批金融专家，也正好可以帮助其在伦敦确立起这种制度。“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假使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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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民主（1）
发展到“荷兰金融”，西方的金融体制已经进入了现代。那么，这种体制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金融*。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股票也好，政府债券也好，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投资人对发行股票的公司或发行债券的政府的一次公决。比如，一个政府是否能借来钱，要看是否有投资人买它的债券（也就是投它的票）。借贷的费用有多少（也就是利率多高），也要由市场来决定。在这个领域，政府没有垄断的权力。事实上，从尼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的80年战争就可以看出，权力越受限的政府，越受金融市场的拥戴。权力越独断的政府，越受金融市场的排斥。正是这种金融*，使看似弱小的尼德兰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第二，这种金融*降低了参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一张股票、一张国债，金额有限，小百姓也可以投资，几个大财团再难一手遮天。第三，那些没有资本却具有能力的人，也可以从股票市场获得资本，白手起家地创造大事业。总之，金融*扩大了金融参与。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只有尊重这个金融市场才有出路。
　　金融市场通过扩大金融参与，能够把社会各个角落的闲置资金都调动起来进行生产性投资，负责的政府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机制以比较低的利息借钱应付危机。因此，健康的金融市场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要解释金融市场的魔力，我们不妨从生产者和投资者两方面来着手。
　　先检视生产过程。前面提到的那位明清时代的江南农妇，每天一早抱着自己纺好的线到集市上出售，并马上用所得的钱购买原材料（即棉花）回家继续生产，次日早晨再抱着纺好的线到集市出售，用所得购买原材料，如此一直循环下去，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她当然有利可图，但利润会非常小。比如，当有一天她看到棉花价格降低时，她没有钱购买更多的棉花存起来；当棉线价格降低时，她也很难把手中的产品压着等待价格的反弹。当然，她更不可能趁棉花价格低、棉线价格高时大量收购棉花、并雇用纺线工人加大生产量。只有当低息的信贷出现后，她才能做到这些，从而成为一个纺线厂的老板。
　　中世纪意大利海上贸易商的伙伴关系则在这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当商人看到远程贸易有利可图，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时，他可以和投资者形成贸易伙伴，用别人的钱扩大贸易规模，赢利后大家按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种方法已经有上市公司的雏形了。但是，此时他的贸易规模仍是受限制的。因为双方的合作是一次性的，他只能先出一趟海，回来赶紧和投资人分享利润，然后再寻找下一次的合作伙伴。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半年，也许一年。他很难有长远规划，也很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资本供应而错过大好的贸易机会。
　　另外，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体制，即使是大宗的生意也发展得很慢。比如，佛罗伦萨的经营毛纺织品的商人，要通过海路到西北欧“低地国家”的纺织工人那里去购买产品。由于没有金融信贷，他们首先必须贩运大量的金银货币到采购地。仅此一项就颇耗资金。海上运输本身就需要时间，而且那时海盗横行，金银是其首要的目标。等把钱运到，购买了产品，已经消耗了几个月，再把产品运到销售地，售完后获得现金再开始下一个循环。那些毛纺织工人，也必须等待卖出自己的产品拿到现金，才可以购买原料从事再生产。如果采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需要一年，那你就得等待商人赢利后拿着钱回来采购，否则无法开始下一轮的生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金融民主（2）
为解决这些问题，意大利的商业集团首先发明了汇票（bill　of　exchange，或称银行券），用它代替现金支付，省去了贩运现金的费用。汇票这么一张纸之所以能够代替金银被人接受，在于这些商业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信誉：你图方便可以随时用汇票进行市场交易，需要现金时也可以拿着这张汇票到任何一个支行兑换成现金，甚至可以在市场上将汇票出售给第三方。另外，商人可以通过汇票预支给生产者必要的生产经费，让他们不必等自己销售完产品赚了钱回来后再开始生产。这其实就是信贷行为。后来，荷兰首创了上市公司，投资人购买公司的股票后，不可随意撤资，只能把股票拿到股市上抛售。这样，生产者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投资，可以进行长远规划。要知道，欧洲殖民者之所以成功地开发了美洲，仅仅“掠夺”二字是无法解释的。“掠夺”需要大量而持久的经费来支持。美洲开发的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有长期的金融信贷。否则，欧洲人就要再等几年，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船卸了货，出售完商品并获得利润后，再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的航行。在这期间，等米下锅的美洲殖民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拓展停下来，美洲的发展就会如蜗牛一样缓慢。
　　从投资者方面说，现代金融体系为他们的积蓄保值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要知道，在16世纪，欧洲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即随着美洲白银的引进和金融市场的形成而刺激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财产观念。过去你有积蓄可以投资也可以不投资，你只要把钱稳妥地藏在家里，至少没有损失。但是，在世界进入通货膨胀的时代后，你不投资，这些积蓄就会不断贬值。所以，现代金融不仅帮助了生产者，也使得现有的财富能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保值甚至增值。当既有的财富可以通过投资增值后，用于投资的财富（也就是资本供应）也就越多。资本供应的增大产生两个结果：第一，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第二，由于资本供应的增多，资本变得不那么稀缺，必须通过降低利息以吸引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