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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龙变局:资本和舆论的搏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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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在科龙员工心中是怎样的呢？他很自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每天在科龙那个16楼待着了。这个情况在2002年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离开科龙三天，就会谣言四起。而从今年6月份以后，我在科龙待的时间可能不到1/3了。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终于有一个可以放手的公司了。”②
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顾雏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郎咸平的“七板斧”进行了回应。这也是顾雏军在“郎顾之争”浮出水面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
报告为什么起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报告认为，把科龙的产权改革历程放到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大视野中，这样才能够领略到它的意义。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是艰辛的，是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找到了今天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明确谈到了极受公众关注的资产流失问题。报告认为，“在产权改革中，公有资产的流失应该千方百计地避免，蓄意鲸吞公有资产应该受到严惩。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是否流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比较含混的，而且有时还带有情绪的因素或者与各方利益纠葛连在一起。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资产的书面价值与真实市场价值可能相差非常大，因为资产价值常常是以过去的投入成本而不是以未来的经营收益来衡量的，企业会计制度也不能对资产价值作出及时调整。况且，产权改革还涉及资产评估审计、改革成本的计算和支付、产权交易，等等，这些复杂的环节并不容易控制和把握，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资产流失和被误判为资产流失。产权改革也会使有关人员有关机构的身份、相互关系、实际利益发生巨大变化，如铁饭碗铁交椅打破了，上面有真正的老板了，长期的灰色利益不存在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骤然出现了，这些可能都会引发资产流失的争议和控诉。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政府没有坚强的决心和敢冒风险的勇气，是难以推进产权改革的。”
对郎咸平指责的“七板斧”，报告在论述了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强烈碰撞，主要体现出的四个方面后，反驳道：“当然，不能否认科龙发生在2000年、2001年的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战略失误、核心管理层的更迭，等等。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不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不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同样的危机还会爆发。”
“捧哏”科龙研讨会（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
讨会。”
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以科龙的名义，顾雏军兴师动众的请这么多专家来“捧哏”，本来壮大声势是对的，墙倾众人扶嘛！可是，在两个经济学家阵营捉对厮杀的关口，在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情势下，这分明就像当时有的人所说的，该报告很可能会弄巧成拙，白纸黑字，更容易找到新的话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件：比如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水变油”、“基因皇后”……是谁在当时大肆宣传这一伪科学？比如闹哄哄的“基因皇后”事件，当时是谁在为之大力宣扬？所谓史鉴，当年白纸黑字的一篇篇署名文章就是这个“鉴”。
对于顾雏军而言，作为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被卷入一次次舆论漩涡，是不幸的，而其秉性中的“把企业做好了，外人的疑虑就会消失”的想法显然也嫌天真。这个道理，就像在科龙内部营销系统中，营销人员把业绩做上去了，就会得到升迁吗？不是的，还涉及领导对其的成见、绩效因素，等等。曾经考核过科龙营销系统遍布全国的众多的营销人员，却不能从中参悟到这一点，这也是顾雏军的悲哀。或许，在他的脑海中，本身就不屑于与下属做对等的对比。眼高于顶、桀骜不驯的性格，使顾雏军在应对“郎顾之争”危机时，不屑于甚至是不懂得如何做好危机公关，不懂得建立严密而又规范的危机公关运行体系，而是凭一己之愿，梦想借一次研讨会、借一纸律师函就将事件摆平！
资本市场没有一劳永逸的好事，媒介公关同样如此，一次研讨会是不能给顾雏军的评价一锤定音的！“郎顾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索，当国家监管层面出场时，潘多拉的盒子才慢慢地打开！顾雏军也就离倒下不远了！
宋秦案之“罗生门”（1）
科龙20周年厂庆刚刚过去两个半月，顾雏军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中。不过，这次当事方是格林柯尔，而不是科龙。2005年1月14日，新鸿基经纪人宋秦向香港高级法院提起对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的诉讼。1月17日下午，格林柯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及副主席胡晓辉出席。
“流年不利，被贼偷还要遭贼咬”，在这一事件中，顾雏军的这句不平之语被广为转载，人尽皆知。
但在这一似乎很容易看出对错的案件中，媒体的态度还是很不友好，许多媒体都是以《格林柯尔顾雏军遭追讨1053万》为标题报道这件事的顾雏军又陷入一片不利的舆论声中！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不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单看宋秦的起诉状，也能看出一个最简单明白的事实，宋秦是贼，他偷了格林柯尔的钱，格林柯尔是受害者。但是这两天，香港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手法，对我本人及格林柯尔伤害很大，我很纳闷，在一个盗贼和受害人之间，难道盗贼可以逍遥而受害人还要受到进一步的伤害？”①
但他还是尽力防止此次风波波及科龙。有心细的记者发现了这一点，在1月17日的见面会上，当主持人说“我代表格林柯尔，代表科龙感谢大家来与会”时，顾雏军马上纠正：“你就是代表格林柯尔，代表我就行了，不是代表科龙，否则就麻烦了，又会成为别人的把柄。”
在类似这样的细节之外，此案最大的亮点是：原来该案的主角除了宋秦、顾雏军之外，还牵涉到另外一方，也就是顾雏军的老冤家——郎咸平。宋秦既曾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也曾是郎咸平在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的学生。
事情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日本经典影片《罗生门》中，大导演黑泽明运用音乐、树林的寂静、阳光、树影等简单的叙事的基本环境，以及简单的人物结构，叙述出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复杂故事。《罗生门》中，差役、樵夫、强盗、灵媒以及真砂……，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都有抬高自己形象的迫切愿望，说着不一样的证词：美女真砂表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妻子；武士把自己描绘成富有荣誉感和符合身份的行为举止的楷模；强盗也为自己的行为渲染浪漫、英勇的色彩。
在宋秦案这一现代版罗生门中，同样，我们也会从中发现这一特征。每一名当事者都迫切地表现着自己所处地位、阶层的必备道德。
1．罗生门宋秦版
先看看案件的肇始者宋秦的说法，事情的脉络应该是这样的②：
2000年7月，通过朋友范嘉彦（译音）介绍，宋秦结识了刚刚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
2001年底，顾雏军和格林柯尔面临内地媒体一片质疑，格林柯尔的股价因传闻大跌。顾雏军情急之下找到宋秦帮他澄清不利传闻，并口头承诺如果事成，将付给他最少1000万、最多2000万港币的酬劳。
宋秦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郎咸平。郎咸平作为内地财经杂志《新财富》的学术顾问，自杂志创刊以来，便在杂志上开设固定专栏“咸平财评”。宋秦向郎提供了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顾雏军、郎咸平以及宋秦三人曾多次一起讨论格林柯尔的案例，不久，郎咸平在《新财富》撰写了一篇有关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利好文章，不仅令顾氏成功购得科龙，也让格林柯尔的股价不久出现回升。
然而顾雏军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2003年～2004年间，宋多次提醒顾及其助理履行此口头协议。到了2004年，顾雏军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宋秦可以将顾雏军的两家英属处女岛公司持有的科龙股份出售，来获得该笔报酬。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宋秦遂将两笔万和529万港元的资金，转到他以离岸公司开设的账户内。
一切好像是顺利当然的，把巨额资金转走都是顾雏军的授意，宋秦本人作为证券公司经纪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
但顾雏军怎么评价此事呢？
2．罗生门顾雏军版
1月18日，顾雏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宋秦起诉顾雏军的事件做出的回应：
对宋秦的诉状，顾雏军通过格林柯尔批驳如下：售出GTT和SIMOG两家BVI公司名下科龙股票及将售股所得转至宋控制的户口名下均未有顾及公司的任何授权，且新鸿基就授权股票买卖没有任何电话记录及其他记录。
“2004年5月31日，新鸿基寄来的自动对账单显示，未经我许可，格林柯尔旗下两子公司所持有部分股票竟然被转卖。我们迅速向香港警方报案，并在第一时间与格林柯尔开立证券账户之证券行——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交涉。”①
“新鸿基公司立即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查明该股票盗卖行为是时任新鸿基公司股票经纪人——宋秦所为；而且新鸿基在股票交易指令语音记录原始资料中未找到任何有关录音记录。涉案交易完成后，所得款项被宋秦转入他所控制的银行账户；专家已确认，转账指令上的签名，是宋秦用我在新鸿基公司开户文件上的签名并假拟传真件伪造而成，宋秦在完成上述交易后迅速将款项转至加拿大其本人及其妻子的账户上。”①
宋秦案之“罗生门”（2）
宋秦以蒙骗的手法售股并转账成功，有关售股及转账自2004年5月被揭发后，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立即向香港警方报案。顾雏军说：“从公司报案的那一分钟起，就知道他（宋）要被抓，专业人士告诉我，他应该会被判4年～6年的牢，他在香港的起诉完全是黔驴技穷，垂死挣扎。碰到这个窃贼，我们很不幸。”②
既然宋秦提到，“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那么，宋能否出示书面证据呢？至今，宋秦仍未能交出任何证据证明格林柯尔或顾雏军指示有关的股票买卖。
针对郎咸平写的文章，顾雏军称：“我一直以为郎咸平写我的文章都是负面文章，从律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还写了一篇对我不是那么负面的东西。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没看出来这对提升格林柯尔的股价有什么利好作用。请克林顿做一次演讲也就是20万美元，这么一篇文章就值1000万港元？这么滑稽的事情可以当故事讲出来。在这里我套用郎咸平的一句话，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交易。”顾雏军以前究竟有没有和郎咸平沟通过，顾雏军透露曾与郎咸平通过一次电话，但只是礼貌性的问候。顾雏军还诘问记者：“我不会靠一个人写文章来推高股价，也不会认为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股价就会怎么样，你不认为宋秦很幼稚么？”③
3．罗生门郎咸平版
对于被自己的学生宋秦牵涉入事件中的郎咸平来说，那篇被宋秦称作对顾氏公司股价有力挽狂澜作用的文章，发表于2002年6月，《新财富》总第14期，名为《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管理》。
当时，顾雏军收购科龙、入主董事会后，曾经当众表示，如果不盈利，他本人只拿象征性的年薪12元，每月1元。郎咸平在高调赞扬了英美等国的柔性监管后，举顾雏军的个例说：“据了解，顾的年薪是12元。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美国地产大王）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最廉价的连锁店）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①并阐明顾雏军在科龙巨亏情况下领取12元年薪的行为，属于被西方社会所推崇的柔性管理中“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行为。
当此事被公之于众时，对文章的立场，朗咸平平淡地表示：“我要说的是对于顾雏军领取的12元年薪，没什么好赞扬的，也没什么好挖苦的。”“我不想再搅进这场讨论，该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对是否受雇佣，他说：“没有一个人要求我写过任何公司的案例。我做任何公司的案例分析，都是按照公开披露的资料，因此我的分析是中立的、客观的。”②
但疑点仍然很多，在郎咸平发表文章的2002年6月，正是顾氏入主科龙后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既有科龙必须扭亏的内部巨大压力，又有媒体对其以及格林柯尔的无休止的质疑，有的媒体甚至以“格林柯尔是骗子？”这样的标题来做专题，还有科龙内部员工对顾老板能否适应的压力，郎咸平独树一帜地将其称赞为“善良管理人”，与两年后的“七板斧”、“盛宴狂欢”等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郎咸平在批评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及其他企业家的时候，做出了国有资产“保护神”的姿态。但在华晨仰融案中却曾经也有迥然的声音。当时郎咸平代理华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官司，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①这些话被一些报纸引用，现在再翻出来，两相对比后，顾雏军对当时的仰融真不知是该羡慕还是酸溜溜的感觉？
《罗生门》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棵多节瘤的粗大树身下，强盗枕着近旁另外一棵树的根部睡觉，高音的纤细的铃在风中摇曳，发出乐声，行进中的武士与戴面纱的真砂，一阵微风掀开了美丽的真砂的面纱。强盗挪动了身子。把摆在他两条小腿之间的那把剑更往上拉……这个情节是诱使强盗劫色的动因，那阵微风也无形中成了事件的诱因。
在宋秦案“罗生门”中，那股关键的“微风”，就是这1000万交易的口头协议是否发生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各方无一不是振振有词，龙蛇难辨。就像在《罗生门》开映时，“倾圮的罗生门下，镜头切入。倾盆大雨，仿佛在冲刷什么。行脚僧与樵夫抱膝坐在城门洞的石板台基上，思索着什么事。‘不懂，……简直不懂！’樵夫脱口说。”
宋秦案之“罗生门”（3）
是啊，不懂！
但其他专业人士的话语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软库金汇执行董事温天纳所说的：“因为不管宋秦之前跟顾雏军有什么协议，但未经客户许可私自伪造法律文件已经违反了香港法律，如果顾雏军确实欠钱，宋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
主角的迥异态度
以上，引用了“郎顾之争”后发生的“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讨会”和宋秦案这两件事情。前件事的功用在于：“郎顾之争”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发的路径问题，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顾雏军“捧哏”，间接表达了对郎咸平的论断的否定。后一件事情的功用在于：宋秦无巧不巧地凑了一次热闹，又无巧不巧地将郎咸平拉了出来，由于这样的巧合，郎咸平的角色已经不再是那样一本正经的“救世主”色彩，而是笼上了一层漫画色彩。
那篇《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管理》的文章，虽然郎咸平语调平淡地强调没有赞誉的意思，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泄露了天机。仅从发表的日期来看，那个时候正是顾雏军遭媒体质疑最为集中的时候，众人皆骂“我”独予以肯定，如果按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的说法，应该是经过多方论证、多方调查，然后才对顾雏军进行评价才对。
而相隔仅两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掉转了枪口，对准了被他称为“善良管理人”的顾雏军。先给顾雏军安上一顶在国退民进中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大帽子，然后以激情有余的笔调，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比如，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法庭时透露：“诉讼消息刚刚见之媒体，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主动参与，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顾雏军打官司。”“陌生的热心读者透过各种方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和证据，而这些证据是我当初研究顾案时，怎么也找不到的。比如，顾雏军5000万美元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何处，等等。当年对顾雏军神秘发家的困惑，随着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开。”“我简直喜出望外，这哪里是诉讼啊，简直是万众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论不管是作秀，还是确有其事，都是处处把自己置于民心所向的地位。民众不但提供经费，而且提供证据，这哪里还是“民众”啊？
而顾雏军的反应，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只言片语，从刚开始的委屈，“没想到我们将科龙做好了还有非议，”到后来的不屑，“最近我正着手收购两家欧洲企业，这会不会被说成‘侵吞欧盟资产’？”②
有这样一个花絮：有记者在雅典奥运赛场遇见了顾雏军，顾正悠闲地观看比赛。记者非常惊讶：“国内的经济学家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吵翻了天！”顾很不以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烂事儿里！”①
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1）
同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广为人知的两种分法：
一种是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同样用着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模型，实则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二种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所描述的十类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仅凭“经济学人”前面的两个字，就像一幅幅漫画，可以品味出其间的异同来。
而在“郎顾之争”中，依主张不同划分出的两类经济学家，谁为这类，谁为那类呢？
经过了宋秦案，郎咸平的脸谱被漫画化了，拥郎的新左派仍然锐利无比；经过了为顾雏军捧场的科龙改革途径研讨会，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依旧如故。
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郎顾之争”涉及的经济问题不外乎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究竟该“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过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个方面是顾雏军从收购到资本运作再到账务的数字游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用“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但仅仅采集了格林柯尔膝下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断，显然样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论据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却吸引了无数经济学精英参与进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论调是公众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尔如何如何，老实说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顶多是在其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心里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于国企改革中的工人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转制等诸多变故，普遍的感觉是：自己多年来用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转移到极少数企业和部门领导手里！这种压抑多年的认识一经被郎咸平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站到“挺郎”、“倒顾”的一边。而对于“郎顾之争”的另一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而言，其实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采用什么手法收购科龙的，实际如何扭亏的，账务怎么腾挪的，也同样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坚信了一辈子并努力宣扬的国企改革的理论被动摇了，如此，才有了纷纷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网络舆论抨击的局面。
于是，事情演变至此也就有些偏题了。论战双方被简单地分为“挺郎派”和“挺顾派”，这种分法自然是很荒谬的。对于“挺顾派”而言，并不认同顾雏军就代表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对于“挺郎派”而言，把争论立足点提升到了国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着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挺郎派”占足了天时人和，有着强烈的替天行道的自我期许，讲话也常出惊人之语，但却不能冷静地约束自身的情绪，不能克制自身作为经济学家的激情。
对于郎咸平来说，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就是2004年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同时，在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吴敬琏回复说：“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①
就连在郎顾之争中，立场坚定、表现令人敬佩的左大培先生，在发表《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文中，也居然有这样的话，“面对顾雏军对郎咸平的起诉和威胁，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保卫我们人民的财产，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②
简单分析一下，这是两句话，但前句在旗帜鲜明地反击顾雏军，后句就说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从语法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顾雏军就是豺狼了！这样不严谨的话，好像是嫉恶如仇，但“仇”的理由在哪里？且不说当时还没有顾雏军侵吞人民财产的确凿证据，还是科龙集团的董事长、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远不应该有这样人身攻击的字眼出现，就算是有，也总该有点经济学家的理性和严谨的风格吧？！
邓拓曾有句话：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就算是“大胆假设”，那也应是建立在事先的小心求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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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2）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讲究名利的年代。语出惊人，夺得了无数眼球，吸引了无数的注意力，却往往丧失了经济学家这一冠冕应有的严谨。
在这方面，倒是周其仁先生显得有理有节，“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③“郎教授了解的企业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万分之一，而且就是这万分之一可能还只是翻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真要下这个结论，恐怕郎教授倾一身精力也难以完成。我相信郎教授说的情况肯定有，但以个别去否定整体，任何严谨的经济学家都做不出来。吴敬琏老先生称没有认真研究不敢乱说，也说不出来，郎教授只是研究了几个企业，而且也只是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账，就一下子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好像是‘洪桐县里无好人’，这已经远不是学术研究的范围了。而郎教授此类言论实在太丰富了。”①
郎咸平的正面意义
纵然说了许多愤青式的话，但不可否认郎咸平引起震动的正面意义。
郎咸平之所以能得到公众的一边倒的支持，就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缺失。对大部分股民而言，能将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看明白的寥寥无几，更何况财务数据的背后还有许多掩藏的东西。到底哪些是可以信任的，哪些是不可以信任的，就像当今的食品安全一样，积攒的问题太多了，让人都麻木了。而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横空出世，说出了大家心中想知道的黑幕，其受欢迎的缘由就在于此。
郎咸平的狂热的支持率，是对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警醒。正视目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做好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披露工作，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切实保障，这就是郎咸平的进步意义。
。。
监管部门介入：风向转变
在郎顾之争引发全国性舆论的同时，国资委从2004年8月开始，先后下达近10个文件，展开了国资委清查国企产权转让行动，针对各省国资委进行大检查。
10月8日，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对外公开征求对《中央企业重###律纠纷案件管理办法》的意见。国资委规定，中央企业在处理重###律纠纷时，造成企业重大损失并涉嫌犯罪的，相关负责人将被送交司法机关处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使得热闹非凡的国有资产大争论变得肃杀起来。
到10月中旬，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组成的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抵达江苏、浙江等省，对一些重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进行联合抽查。
而在2004年年末，中国证监会也分别指派广东、江苏、湖北、安徽四地的证券监管部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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