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变局:资本和舆论的搏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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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中（1）
糟糕的律师函：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中
　　在不假思索地回应郎咸平连续在媒体上发表的“解密顾雏军七板斧”文章后，顾雏军陷入了更加糟糕的境地——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口诛笔伐中。而这，仅仅是由发出去的一份律师函引起的。
　　一份律师函能够成为众多媒体的关注的焦点，并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显然，个中情节是经过当事人和媒体渲染的。
　　一道口气强硬、桀骜的律师函，恰好遇上郎咸平这样强硬性格的学者，针尖对麦芒，于是就有了舆论的热捧。
　　2004年8月16日下午，郎咸平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他自炮轰格林柯尔后收到的律师函，发表了《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的演讲，作为对该律师函的回应。“郎顾之争”公开化。国内各路媒体、学界大腕、企业精英、政府官员和无数百姓加入论战，顾雏军陷入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中。
　　《这个经济学家真的会遭到暗算吗》、《郎咸平不惧顾雏军称奉陪到底》、《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等明显具有倾向性的文章被众多报刊杂志和网站传载。
　　被认为“替穷人说话”的郎咸平，得到了网络舆论几乎一致的声援。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
　　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①
　　我2001年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新浪网、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因此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以及我坚决以保护国有资产和股民利益为前提的学术尊严，而且我是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我在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对国内媒体演讲，上海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在8月10日对我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后，立刻受到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切，而在8月11日透过国内新浪等网站广为流传。我在8月13日接到了由顾雏军指使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信件，指出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而且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integrity），名誉（reputation）和性格（character）。
　　因此顾雏军透过律师要求我做如下的行动。
　　1。我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record）我的演讲。
　　2。如果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我的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我完成下列行动。
　　1）要求新浪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2）要求东方早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要求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给顾雏军一份我的演讲稿件。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我召开此次记者会的目的是透过披露顾雏军的律师函，清楚地表明我的观点。我的演讲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而我的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而得到的结果，因此是个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的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希望顾雏军能多加学习理解。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讯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的话，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而这也是我此次召开记者会的重要原因。我个人及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而这也是欧美各国以及香港多年所贯彻推行的“终生职教授”制度以保护学者发言权的基本精神。希望“大企业家”顾雏军能继续学习理解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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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中（2）
我希望清楚地回答顾雏军的三点要求。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地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限度的理解并公正地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如果媒体的报道都要像顾雏军的要求一样需要正确无误地“记录”的话，那我相信媒体只要聘用几个不需学历的助理带着录音机就可以了，也根本不需要记者了。因此我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我绝对不会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新浪网以及这两天才报道的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我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的顾雏军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的口气。
　　我对我个人利用顾雏军所发布的数据所作成的理论和结论将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一点顾雏军请放心。而且挂我名字的观点已经详细披露在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郎评”专栏（由8月10日到17日的连载）以及国内各媒体，欢迎顾雏军学习、批评以及指正。我在最后将很严正地告诉顾雏军两点意见。
　　1．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了？中小股民肯定没办法像我一样召开记者会控诉顾雏军的威胁打压吧！我无奈之下只有建议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中守法的中小股民“噤若寒蝉”，免得遭到顾氏“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威胁。
　　2。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的学术尊严，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而且我将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呼唤理性民意（1）
在网络社会中，传播的渠道、方式已经和传统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网络的舆论传播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几年前的孙志刚惨死于收容所案件，在民众的掀天抗议浪潮中，中国政府终于废除了已经实施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刘涌黑社会案，在省人民法院判决死缓后，民愤载道，在巨大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对这起刑事案件举行公审，推翻了省法院的判决；2003年10月的黑龙江宝马肇事案，“宝马车”与“农用车”的悬殊对比更升腾起网络的沸点……这些，无一不让人思考：中国社会这台机器到底在哪个链条上出毛病了？
　　民意，以一种声势宏大的草根力量，无形中纠正着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种种失衡。无论是孙志刚收容所案件、刘涌黑社会案还是宝马车肇事案，都是社会新闻，强权与弱势双方对比一目了然，邪恶与正义双方对比同样也一目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蒸腾起的网络民意虽然可能会对法制社会的法治产生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凸显出社会进步的意义。但在“郎顾之争”这样的公案中，由于涉及的是上市公司的繁复运作，除了专业人士，很少有股民能够看得懂那么多数据，舆论之所以完全倒向郎咸平，其实是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健全、暗箱操作太多的不良现象的一种超强反弹。
　　因此，在这方面，网络沸腾的舆论声中，我们可以想象到，绝大多数发言者都是怀着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来发表言论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意以朴素的一己之好恶，随着新闻的热炒、事件的升温，渐渐也蒸腾至沸点，往往会灼伤社会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所以，要提倡的是理性民意，而要撇除趋众性的“非理性民意”。
　　当“郎顾之争”进行到纵深的时候，网络舆论不可谓不盛，但这种一边倒的情境却并不见得会对事情本身有所助益，反而可能由于任意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妨碍了社会评价的公正。
　　顾雏军向郎咸平提出了诉讼后，郎顾公案成了网络论坛最热的焦点之一。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势头，频频有报刊评论搬出据“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作引证。
　　笔者当时正在某地调研，在一线市场的摸爬滚打中，公司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竞争对手都会拿来无限的放大，危言耸听，以达到打垮科龙、抢占市场的目的。就如郎顾之争这样的事，经常听到经销商或竞争对手的业务员说你们科龙的老板怎样怎样，科龙也怎样怎样。这种不了解事实真相、却爱大嚼舌头根子的风气，令人非常反感。转念一想，网上的舆论不也一样吗？网络舆论只不过是把现实中的言谈搬到网上而已！在不明真相之前，谁都可以上网发个帖子议论一下，至于责任却不必担当。当时，出于对科龙的热爱，也出于对非理性“民意”的担忧，笔者选择了该地覆盖面最广的某都市报，连续发表短评，评析对郎顾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担忧。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发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
　　学者郎咸平的质疑，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众矢之的，一些评论者以“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佐证民心向背。
　　可惜，这样的“民意”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道路上，无时无刻潜在着的一股汹涌暗流，这种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号，意思有二：一是这种“民意”的盲目冲动性，完全有悖于“法治”的理性；二是这种“民意”极可能是某有舆论话语权的机构，引满腔热情的群众入毂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
　　就这一事件而言，被郎点名的这些企业由于关系重大，还不曾全面作出反应。只有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作出了强烈反应——起诉的决定。格林柯尔被总结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七宗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严谨、充满实证理性的经济学家的口吻，倒给人一种格林柯尔是盗贼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辞也处处激发观众的共鸣，比如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威胁他，虽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想。在这种情形下，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正义的符号，引领舆论走势。
　　在“民意”这一方，郎完全占了上风。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毕竟，遭受起诉的郎教授要证实自己的言行确凿，没有言过其实。既然事件未完结，一切有待于司法取证以得出公正判决，就提供给我们两种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说明什么！
　　紧接着，针对报纸上出现的商榷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发表在8月31日的该报上，以为回应：
　　

呼唤理性民意（2）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为公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可见持相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呼唤理性民意（3）
民意需要引导，理性民意更需要提倡。这次小小的论战，尚且可以影响舆论的走向，作为著名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顾雏军，作为舆论漩涡中的主角，却坐视这一资源的浪费，患了“媒体恐惧症”，使得危机公关的一次次良机付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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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的“媒体恐惧症”
这里涉及一个对待媒体、对待舆论的态度问题。笔者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有的经销商看到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专门给我打电话进行沟通，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可见媒体舆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对于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而言，在“郎顾之争”中，自始至终都不能直面媒体，从媒体窗口发出自己的呼喊，使己方声音缺位。更严重的错误是在给郎咸平的律师函中，明明是新浪、香港商报、东方早报等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却刻意避开媒体，反而要求郎咸平将报道撤下并道歉，这显然是在自讨没趣。
　　反观另一方——郎咸平，从发表演讲开始，就充分利用了媒体的舆论。无论是在电视上做节目，还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战，还是将顾雏军的律师函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然后以煽情的演讲作个人的回应，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媒体，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郎顾之争”，顾雏军以糟糕的危机公关，早早的就在舆论面前败下阵来。越是掖着、捂着，媒体越是感兴趣，越是想方设法要揭开盖子，也就越是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不能脱身。在这方面，最糟糕的一次，当属2004年8月17日取消的北京媒体见面会①。
　　那次见面会没有开成，但个中细节却一波三折，颇为有趣。
　　首先是各媒体得到确切消息，当日下午，科龙将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召开记者见面会，就16日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格林柯尔律师函的公开回应这一事件进行交流。然而，当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栏目、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的十多名记者赶到后，却被告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只是和四家熟悉的媒体记者的私人聚会。接着，四家媒体记者又接到临时通知，改换了见面会场地，又过了一段时间，见面会干脆被取消。
　　很快，许多新闻便爆出：本来准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是因为顾雏军临时指示对此事不要理会而取消的。
　　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作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顾雏军，居然刻意和媒体保持距离。联想起那段时间，顾雏军经常和人说起，他接手科龙这几年来遭遇误解重重，“我被形容为玩空手道的资本高手，要么玩死科龙，要么捞一笔撒手就走。我是做实业的，但也得捍卫自己的荣誉，不能让误解一直延续下去”①。他要捍卫“实业家”的荣誉。既然要捍卫自身的荣誉，消除误解，媒体不就是最好的传声筒吗？
　　对此，许多媒体理解为：科龙不惜退避三舍，是不是另有隐情，不方便说？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们更加疯狂地通过各种渠道深挖科龙的新闻了。
　　作为深深吃过亏的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大概忘了，2001年底刚进入科龙不久的时候，由于媒体及公众的不信任，产生了“格林柯尔是骗子”的猜疑，一下子令格林柯尔市值蒸发十亿元。当时，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召集记者召开媒体见面会，频频出面解释。此时此刻，难道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科龙已经立足稳了，已经像在“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中说的“2002年我只是科龙法律上的老总，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全体员工的心目中的老总”了，而且扩张风头正劲，没必要理会？
　　也许，顾雏军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当中患上“媒体恐惧症”的一个。但是，就像对待人一样，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媒体就像一面镜子，从媒体对你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个人自身的缺陷。处于危机之中的顾雏军，在手中握有舆论发布权的记者面前，在首都这一京畿要地，在这一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临时取消媒体见面会，使其丧失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和更正的机会，也使得媒体纷纷曝出了“科龙拒绝媒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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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郎派和倒郎派
“郎顾之争”转眼告一段落，顾雏军一段时间的刻意沉默，使得这场戏早早的凉了下来。进入10月，在国人的词典里，10月意味着丰收，生命延续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在10月完成的，比如瓜果，比如庄稼。对于郎咸平和顾雏军来说，进入10月后，“郎顾之争”的本意其实已经不复延续。就像10月的气候，黄河两岸已经“一层秋雨一层凉”，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下，珠江三角洲也逐渐金风送爽，气候已经平和了下来。
　　唯一仍在热闹的倒是挺郎派和倒郎派，也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左派，双方就“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回到“郎顾之争”事件本身，当事双方一方高调出击，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之间，言辞犀利，吊足了媒体的胃口；另一方组织反击，只是狂怒之下发了一封律师函，新闻公关却总是半遮琵琶半遮面。
　　10月，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珠江两岸呼啸、激荡的风仍在吹着，大江的波澜仍然流淌不息，但气候分明已经转向了。
　　而此时的科龙，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全厂上下已经在为20周年厂庆做筹备活动了。这个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厂，仅仅靠着9万元的试制费起家的企业，初创者曾用手锤、手锉敲出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冰箱做成了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的家电巨头，时至2004年10月，一晃已经20载春秋了。
　　但在郎顾之争的大形势下，在全国舆论直指的漩涡中心，科龙的这次庆典，端上来的菜肴，却做出了别样的味道。
　　回归事件本身，我们发现，争论的热火朝天的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是郎咸平以及力挺其主张的经济学家，再加上网上升腾的“民意”；另一方是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科龙董事长顾雏军，无论在接受采访、还是危机公关方面，其实都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
　　但憋了一肚子的火终归是要发泄出来的，其后发生的两件事，给了顾雏军一个宣泄的契机。一件就是科龙20年厂庆前夕的“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另一件就是2005年初发生的格林柯尔被宋秦讨要1000万元公关费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下，终于将郎顾公案一直延续了下去。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在别人拾柴的同时，顾雏军也终于忍不住，给自己的柴草堆里添了一把柴火。火势烧到一定的高度、烧到一定的形势的时候，风向就变了，变得连当事人都无力掌控局面了！
　　先来看一下科龙厂庆前夕的这场“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捧哏”科龙研讨会（1）
科龙20周年这一年，可谓风风雨雨，是非不断。2004年10月20日，距离20周年厂庆日还有一周的时间，科龙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在庆典日，大凡企业都会搞类似的专题研讨会，这既可看作形象工程，又可看作企业的公关宣传秀。但科龙的这次研讨会，意味显然不同。从2001年顾雏军执掌科龙以来科龙就麻烦不断，每一段路，都是那么崎岖曲折；每一个坎，都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大张旗鼓地召开研讨会，显然是科龙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只是，人们更关注的是，科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在此留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的地方，何以一路走得如此坎坷？科龙的发展，正好合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节拍。联系起邓小平曾说的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科龙摸着石头过河的20年，对中国改革的20年究竟有哪些启迪意义？
　　在疑虑风头正盛的关口，平心而论，这时，研讨会这一方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如果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厂庆，将这样的费用用于给科龙全体职工开展娱乐活动，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但问题在于，顾雏军对自己在科龙这几年的苦心经营所得的成果太过于自信了，他要倒出来给世人看，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对郎顾之争的感受时，他说：“我真的是想不到啊，”并形容当时的心情“恍如隔世一般”①。
　　说起2001年初入主科龙电器时，科龙的困难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因为在新股东进入前，照例要对科龙电器作审计，当时聘请的是世界顶级咨询公司——安德森顾问公司对科龙电器进行审计，但其在审计报告中，对科龙电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愿发表意见。顾雏军说这话时已经很激动了，“这是我看到的世界审计行中给公司评价中的最坏意见了。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科龙电器在香港一些银行一亿多美元的授信额度立即被取消。”②
　　那么，顾雏军给科龙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以切切实实的销售额和增长率来形容，“对科龙来说，明年会更美好。今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产品价格下滑的幅度最大的一年，而科龙度过了盈亏平衡点，科龙今年应该有10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明年可能还会有15％的增长。”①
　　顾雏军在科龙员工心中是怎样的呢？他很自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