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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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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5）
那时，在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大琴房中有一架被称作“双手万能”的钢琴，意思是这台钢琴已经弹不成音了。可是，尽管条件艰苦，却难以阻挡赵启海顽强学习的热情。为了多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音乐造诣，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琴房来，练习弹奏贝多芬的钢琴曲。
赵启海对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都非常喜欢，他不仅爱唱中国的民歌，还爱唱京剧。在美国，朋友聚会时，他唱上一段京剧“捉放曹”和“龙凤呈祥”，让人享受到中国的高雅文化和文化的深遂。除了歌唱艺术外，赵启海还喜爱书法，并自学油画，喜爱写诗抒怀，他在匹兹堡创立了诗社，喜爱诗的旅美学者好友每月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换心得，他的才艺得到大家的赞叹。
即使晚年患病以后，赵启海依然保持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张先华介绍，那时，他最喜欢看的京剧是《四郎探母》，每次看着看着便会流泪。张先华知道，丈夫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的情感与祖国传统艺术所表达出来的境界是相通的，欣赏祖国传统艺术的过程中便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思亲情。
四 教授经济学是他职业生涯最长且为最后的一站
赵启海进入青木关音乐学院不久，声乐老师蔡绍序转到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赵启海也追随着转学到成都，这次转学却使他从此接触到经济学。“认为音乐知识面窄，启海选择了进入金陵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学习，之外便继续师从蔡绍序学声乐。当时，华西坝上有名的《古怪歌》便是赵启海传唱出来的”，张先华说，他在选择专业时，肯定不会明确地想到自己以后会与经济学长期为伴。
１９４６年，赵启海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民党###招考的留美自费生。身无分文的赵启海为了筹措经费和学费，于１９４６年７月离开成都回到家乡徐州。“是他的朋友、乡亲、校友给他募捐了９００多块钱的留学经费”，张先华这样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其实，在出国前，赵启海因为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足，已染上肺病而不自知。“当在国内体检时，启海自己已感到身体状况不好，就请朋友孙从音替他去体检拍片子，结果就混了过去。”在张先华的讲述中，记者才弄明白为什么赵启海在美国的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小———就是因为这次请孙从音冒名代替，孙从音在医疗报告上将年龄写小了几岁的缘故。
当初，赵启海抱着深造学习的目的留学美国，他肯定没能料到自己异国求学之路会那么曲折漫长，以致误了回国的行程。次年１０月，赵启海抵达美国西岸加州，从旧金山到达密西根州，进入美国的密西根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入学要体检，查出他染上了肺结核。
美国对控制这种传染病极为严格，马上赵启海便被迫进入了公共疗养院，彻底治疗。这一治疗便是两年，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之日正是赵启海疗养痊愈之时，得知这一特大喜讯的赵启海心中别提有多畅快了，恨不得立即就出院开始自己的学业好早日学成归国。可是医生仍要他继续休养，慢慢增加免疫力。于是，赵启海一直在疗养院里呆了３３个月，１９５０年秋才返回密西根大学读书。
当时，考虑到自己大病虽愈，但身体底子还是很弱，赵启海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先少选几门课，以后逐渐加多。１９５２年，赵启海终于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为了经济独立，他不得不先找一些临时工作。１９５８年，赵启海再次踏进密西根大学，一面做研究助理，一面攻读商科博士学位。谁知后来指导教授转走，而赵启海又已于１９６０年被聘到大专学校任职，导致他的博士论文未能完成。博士梦终未能成真，这也成为赵启海生平一大憾事。
自１９６０年起，赵启海先后任教于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密苏里州米托迪斯特学院、匹兹堡大学波特帕克学院，主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银行金融学、国际贸易等课程。作为教授经济学的大学教授，赵启海职业生涯最长也是最后一站是在匹兹堡大学，在这儿他工作了２０年，在这儿退休，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6）
在美国，张先华除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外，还利用自己与丈夫的身份地位，为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文艺界、经济界人士来到美国，只要找到他们，张先华都协助丈夫热情接待来自祖国的同胞。
作为经济学家，赵启海非常关注祖国的经济建设。１９８６年夏，由联合国资助，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的赵启海访问中国时，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学府讲学，作有关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美国经济政策动向、供应经济学和现代货币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状况等学术报告，并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今后的改革问题，以及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问题等进行了坦率热忱的探讨交流，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北京师范大学热烈欢迎作为老校友的赵启海返回母校讲学和学术交流，还隆重地授予他“终身客座教授”荣誉称号。
１９８８年，赵启海虽然退休却仍在学校任教，但是他的记忆力慢慢衰退。在张先华的劝说下，赵启海停止了教学生涯。可是，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最后连夫人张先华都不太认识了。“那时，他经常问我，你是谁呀？”可以想见，当时张先华的心情会有多么糟糕！不过，令她稍感安慰的是，虽然认不得她的模样了，但“启海还能对人说出我的名字来”。
对于张先华来说，２００２年是一个永失己爱的年份。那年３月初，赵启海在养老院里住了７个月而患了感冒，“由于感冒加重，启海患上肺炎，在医院里抢救了４天，最后医生对我说‘没办法了’。那天下午，启海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听着张先华讲述丈夫最后的日子，她的脸上很平静，并没有显露出多少悲情，但这种痛失爱侣的悲伤，想必已经如利刀般将她的心切割得鲜血淋漓。
令张先华感到温暖的是，虽然她的启海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但祖国的朋友们并没有将他忘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音乐会校友会及北京一家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在鲁迅博物馆“三闲斋”举办了“缅怀赵启海教授座谈会”，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为了纪念赵启海，展现他的爱国之心及艺术才华、乐观向上的高尚情操，还将座谈会上发言人的讲话稿及赵启海的部分诗稿遗作一起组织印制了一本纪念小册子，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王琦先生还题写了书名。“作为启海的亲属，我要对所有他的老战友、老朋友及厚爱过他的人们表示感谢！”接受采访的时候，张先华如此动情地表达了她的心声。
五 胸怀爱国心却无力圆一个回国梦
虽然身处异国，赵启海始终揣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他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子之心令许多熟悉他的人感怀不已。张先华说，１９５０年赵启海参加中国同学晚会时歌唱了爱国歌曲，后来美国政府人员找他谈话，他正直坦白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１９５５年，赵启海曾计划回国定居，因局势变化而未果。１９５８年，赵启海攻读博士期间，曾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劝赵启海加入美国国籍，被他婉言拒绝了。到了１９６４年，赵启海依然不改回国的初衷，他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国。总理回复说：“启海要回来很好，但那里也可以发展，会做得很好，不回来也可以嘛！中国人有这么个观念，‘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于是，为了不引起怀疑，赵启海与夫人张先华于１９６８年一起加入美国国籍。
中美建交前，张先华的表姐、著名爱国人士袁晓园前来匹兹堡向赵启海建议，希望在匹兹堡建立华人的组织，以积极推动并促成中美建交的实现。中美华协协会终于１９７９年成立。那时，协会的会员有１００多人，赵启海担任秘书长之职，可他干的全是具体的事务工作。由于教学任务较多，每周除白天授课以外，还有３个晚上教夜校学生。这些夜校学生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上课，也是学分制，大家都非常喜欢上赵启海的课。即使这样忙碌，赵启海在华协的工作也未减少，他总是埋头工作，积极推动着新会员的发展工作。在协会成立３周年时，赵启海还作了一首诗以庆贺：“三岁华协初长成，跋山涉水挺身行。灵犀一点神州唤，团结争鸣卫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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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7）
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赵启海对国内政治形势依然十分关注，对亲友十分怀念牵挂。喜欢写诗的他借诗抒情，也因此保存下不少表达他的爱国情感、怀念老友的诗作。１９７６年，周总理病逝，赵启海悲痛不已，感念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他提笔写下几首悼念诗词。其中《吊总理》一诗中写道：“红崖嘴边夜长谈，三十五载一瞬间；喜听江南歌新曲，遥看长城换旧颜。噩耗传来惊魂魄，涕泪横流不成眠；从来为人不为己，一代伟业万古传。”诗中透露出诗人对于总理病逝的真切悲痛之情。
“四人帮”覆灭后，赵启海同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样感到扬眉吐气。１９７７年４月，他写就七律《送南园》，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年逢大治妖风去，百鸟争鸣庆万秋！”语中无不浸透诗者痛恨乱世者、歌颂盛世的情感。
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有感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赵启海挥笔写就长诗《中美建交颂》，在诗中，他赞美中美两国具有智慧与勇气的人民，期待“东方与西方，携起手来，求同存异，舍短取长。”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建国３５年庆典。虽然不能亲眼在现场目睹那壮观的景象，可赵启海依然用充溢着深情的诗篇来赞美伟大的祖国，祝福母亲日益走向繁荣富强。他在《祖国卅五年庆》中这样歌唱：“火树银花月半圆，天安门外舞翩跹；丰衣足食万民笑，高产多收百物全。还我河山出智勇，扬眉海外见心坚；狂欢不忘文革痛，重建神州写巨篇。”
对亲人朋友的牵挂始终在赵启海的心里无法放下。刚到美国时，尽管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但赵启海还是坚持给在国内的音乐院同学寄琴谱，希望同学把古典音乐学好，更努力地致力于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１９８９年，赵启海得知自己相交５０多年的老友李凌准备刊印出版《音乐札记》一书遇到困难时，热情予以帮助，促使该书如期发行。曾经，赵启海写下怀念老友李凌的诗作：“雪花满地飘，念友恨天遥；有语无从诉，但祝永不凋！”思念、惆怅之情跃然纸上。
赵启海夫妇曾于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年三度共同返国，其中张先华还于１９８３年独自回国。张先华感叹：“几次回国探亲、访友并讲学，到处受到欢迎，更增加了我们对祖国的眷恋。”１９７４年赵启海第一次回国，由于当时美国不办到中国的签证，赵启海到加拿大才拿到签证回国。当时他对接待部门提出想见到自己的姐姐，可是由于政治气候还很紧张，姐姐一家没有敢去赵启海下榻的华侨大厦去见他，这种亲骨肉相闻不能相见的结果令赵启海感到非常难过。此外，赵启海还曾向有关部门要求会见老友，接待部门要他开出会见名单，可开了名单也不能见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文革”结束不久，赵启海夫妇再次归国。张先华说，那次回来会见老朋友时，启海最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朋友们刚从“牛棚”解放不久，精神奴役创伤未愈，对他的提问缄口沉默。
１９８７年，赵启海原拟退休之后与夫人回国定居，并愿在自己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并在祖国土地上欢度幸福晚年。然而，年事已高，体弱力衰，力不从心，加之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全仗夫人张先华照料侍候才能维持生命，回国定居最终只是萦绕在老人脑海深处的一个情结。
采访中，张先华向记者透露，自从丈夫去世后，如今她孤身一人在海外生活，非常希望回国定居安享晚年。可是，由于加入了美国籍，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及医疗金，“如果回国，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没有保障了”。从话语间，不难发现张先华女士对祖国的向往，同时又为她的无奈而感到遗憾。
六 此情长久岂在朝朝暮暮
遵从赵启海生前遗愿，张先华将他的骨灰带回祖国，安置北京太子峪，立上墓碑———落叶归根，了却他多年来的故国之恋母校之思。作为相伴一生的伴侣，张先华始终尊重并深深理解赵启海的选择。而这种尊重和理解是建立在高度的信任及无间的爱恋之上。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8）
张先华１９２６年出生于南京，抗战前夕随家人迁居成都。当时，成都有一种叫做滑翔站的体育活动，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都报名参加学习滑翔飞行的锻炼。除了学习滑翔飞行知识以外，学生们还组织了娱乐活动，如歌咏团和话剧。那时，赵启海在成都组织了歌咏团和话剧队，教大家学唱抗日歌曲“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等。１９４２年夏，还在成都市高级职业会计专科学校学习的张先华参加了赵启海组织的这两项活动，也在成都东较场滑翔站初次结识了赵启海。
回想起当年初相识时，张先华笑言，“第一次见面时，我并不知道启海已经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歌唱家。那时，启海一个礼拜教唱两次，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很会唱歌，二胡也拉得很好。他还写了一首《银河畔》的诗，这次我将这诗刻在墓碑上了。”
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赵启海就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流行音乐人”，张先华非常敬慕他。时至今日，张先华依然会为当时赵启海演出的盛况而心弛神往。她还记得自己有一次观看赵启海的演出，“场内外站满了听众，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张先华陶醉于赵启海的歌喉，他如怨如诉的琴声，及至喜爱他一手漂亮的字及对人热诚忠厚的本性。由敬慕到爱慕到恋爱，从此，赵启海与张先华成了一对恋人。
那时，赵启海还在金陵大学求学，他一方面要完成必修课，一方面还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在淅蓉中学担任音乐老师。由于他非常喜爱音乐，在学校组织了歌咏活动，自己既是组织者，又是具体工作的承担者，尽管没有任何报酬，他仍是乐此不疲，尽心尽力地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时，赵启海的生活过得非常清贫。张先华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她去淅蓉中学看望赵启海，赵启海招待她的“只有葱花面，就是把葱花爆炒一下加水煮面条”。
在成都送别赵启海后，张先华便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对以后能否重聚持悲观态度。可是，没想到赵启海后来一到美国就因肺结核未通入学体检而被送进疗养院，但他并未因现实的空间距离及患病的不良情绪而断绝对张先华的思念，他常给张先华寄来他在美国疗养院的生活照片。那段借书信通音讯的日子，是张先华心中颇为珍贵的记忆，“解放后中美关系紧张，书信往来极不方便，往往１个月左右才能相互收到信”。张先华的工作单位也几经变动，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她到南京工作，１９４８年又来到上海卫生局从事会计工作，又两年后，在赵启海知交、著名音乐家李凌的介绍下来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会计科工作。
到了１９６０年，赵启海被聘为美国的大学讲师，有了正式职业就意味着他可以把离别已经１５年的爱人接到身边团聚了。因为当时的肯尼迪政府有一个法令，就是夫妻有权利要求居住在一起，而赵启海的同事都知道他在中国有个爱人。于是１９６１年秋，在赵启海的知交李凌和中央音乐学院赵沨等朋友的帮助下，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张先华辞去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于次年３月初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达广州，从广州坐轮船到澳门。赵启海在香港的同学李醒民和夫人特意赶到澳门接张先华，并安排张先华到香港。
７月中旬，放暑假的赵启海由美国密西根乘机抵达香港，张先华和李醒民夫妇去机场接他。远远看到赵启海从舷梯上走下来，一步一步向自己走近，张先华心潮起伏，激动的心简直要跃出胸腔；她迎上前去，看清了爱人熟悉的脸庞，也看清了他的头上多了些白发———两双手曾经远隔千山万水，如今跨越重重障碍终于握在了一起；两颗心因为分别而苦苦思念了１５个年头，如今才又重新印合在了一起……相信那一刻，无论是赵启海，还是张先华，他们心中的喜悦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为了在赵启海的假期内能顺利登记结婚，早在此前，张先华就在房东的热情帮助下拿到了香港临时户口，只要等一个月时间调查后就能注册结婚了。这样，７月２８日，赵启海与张先华便完成了登记注册，成为合法夫妻，他们得到了赵启海的同学与朋友真诚的祝福。随后，赵启海携新婚妻子张先华返美，这对苦恋了十余年的有情人终于修成正果。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9）
由于结婚时年龄都已较大，赵启海与张先华终身未有小孩，但他们的感情却一直很好。多年后，双双身处异国的赵启海夫妇忆起最初相识的那段日子，仍倍感亲切。赵启海特意于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作了首词，追忆初识爱侣的那份久而未忘的感觉，感怀和妻子携手共伴的幸福生活。
“回忆往年，蓉城初相见。一枝红花吐丽艳，从此情意绵绵。任它岁月蹉跎，尽管海啸风哦！双星银河常伴，却唱迎春之歌。”尽管斯人已逝，但其声犹在，那吟唱爱情的熟悉声音将永远存留在张先华的脑海里，珍藏在她心灵的最深处……
夏菊花：菊傲群芳夏若春（1）
〓眼前的这位雍容慈祥的长者曾在中国杂技界创造了许多“异想天开”，一般人难以想象她孩提时期当人家当过“押子”（养女）。山西平顺县西沟村村支部副书记申纪兰连续出席过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众所周知；而她自１９６４年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今，她连续八届走进人民大会堂的神圣殿堂———少有人知。
〓〓有着“顶碗皇后”美誉的夏菊花６岁从艺，４０多年前曾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上荣获金奖。自１９８１年担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以来，她亲眼见证了中国杂技艺术的繁荣昌盛。同样，作为第三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４０多年一次次步入红色殿堂论国是，何止仅是个人的一种政治荣誉，分明是共和国人大制度建设、发展的一个见证。
夏菊花，本姓徐，安徽潜山人，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有“顶碗女皇”和“杂技皇后”及“杂技外交家”之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生于浙江长兴，６岁开始学艺。历任武汉杂技团演员、团长，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武汉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妇联副主任，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等；现为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湖北省杂技家协会名誉主席，系国际杂技评委、国家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
一 “代表亚军”见证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４０多年岁月更迭，夏菊花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次数的“亚军”掰着指头如数家珍：先后参加了７位全国人大委员长、６位国家主席、５位国务院总理的选举，多次代表人民投下庄严的一票；亲历讨论决定对越自卫反击战、国家设立硕士、博士学位制度等国家大事；参与修改《宪法》、《婚姻法》等多部法律的修改，等等。看到国家的不断发展、进步，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夏菊花感到由衷的欣慰。
１９６４年，夏菊花以全票通过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谈起当年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夏菊花仍透着自豪：“当时湖北省有７个候选人是全票当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她还清晰的记得当时与她同时全票当选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句话，“夏菊花是个苦孩子，她当上了人大代表是会永远跟着党走的。”这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夏菊花从艺术舞台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也成了激励她攀登艺术高峰的巨大精神动力。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夏菊花首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感到万分激动。当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听到周总理宣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国已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时，全场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至今，她还珍藏着开幕那天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工作报告。夏菊花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夏菊花永远不能忘记１９６５年的１月４日。那一天下午，大会闭幕前，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人大代表。当时，夏菊花站在第二排位子上，努力地挤上前去和主席握手。“当时，毛主席他们一出现，整个会场沸腾了。只见毛主席与第一排的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我激动得也顾不了那么多，见毛主席走过来了，就立即向他伸出右手，还真握上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人大代表结束后，走出大厅，正往上海厅走去，以稍事休息好出席大会闭幕式。这时，张体学把夏菊花等几位代表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听说是夏菊花，就说：“我看过你演的《顶碗》，很精彩嘛！”夏菊花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说：“湖北、湖南个个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夏菊花：菊傲群芳夏若春（2）
此时，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走了过来，他们和夏菊花及张体学等５位湖北代表一起照了相，夏菊花就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中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谈笑间，夏菊花似乎又回到了４０多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当选人大代表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容我有丝毫懈怠。不论是在出国演出途中，还是每年的人代会期间，都从未间断过练功，我要求自己不断创新，努力以最好的作品回报人民。”她将《顶碗》由倒立型顶碗到发展脚面夹碗，突破了历来固定于头部的传统，国外媒体称之为“顶碗皇后”。她多次率团赴法国、意大利、瑞士等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１９９５年９月，苏丹共和国总统授予她苏丹艺术、文学与科学荣誉勋章。她被誉为“杂技外交家”。
１９６５年，中国和法国建交一周年。夏菊花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法国访问演出。当法国朋友得悉演员中有一位“国会议员”时，感到十分惊诧，法国警察列队向她敬礼，一种敬意溢于言表。这件事给她很大震动，也更增强了她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４０多年来的人大代表生涯，夏菊花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是学习多、受教育多，提建议少。现在代表们的主人意识责任意识逐年加强，国家大事的决策更加民主，代表们对很多问题都能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各级政府部门能积极采纳代表的建议，对我国的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代表们经历了从‘荣誉型’到‘责任型的转变’，代表们的议案建议逐年增多，政府部门对议案建议的办理也更加规范。”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三届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夏菊花一直牵挂在心。周总理说，当一个好演员要过好“五关”，包括“家庭关、社会关、劳动关、荣誉关、生活关”。她除了自己过好“五关”，还在人代会上多次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创造出更多适应青少年心理特点、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正确引导青少年。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塑造出良好的艺术形象，更要塑造好自身形象。在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上，她对有些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忠告。她说，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群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给观众尤其是盲从的青少年起到很不好的作用。她呼吁，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戒骄戒躁，既要创作优秀的作品教育人、鼓舞人，自己也要起到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我们要给社会、给后人多留下美好，不给社会带来精神污染，首先要净化自己。”
在人代会上，夏菊花呼吁最多最强烈的是教育问题：“我们要提倡一种大教育的观念：履行教育义务的不只是学校，还包括家庭、社会”。她对诚信问题也十分关注，认为应该将其列入教育的范畴，通过启蒙与教化，通过法制建设，来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从细微处抓起。待人接物、言谈举止，无一不是教育的反映”。现在独生子女多，使夏菊花更感提倡大教育观念的紧迫性。她说，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培养成惟我独尊的“娇宝贝”。孩子都要长大，都要成为社会的人，只要将他们养育成体魄强健、心理健康、遵纪守法、讲文明懂礼貌、有团结协作精神、有吃苦创新精神的人，我们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夏菊花清晰的记得，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下午３点２０分，《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正式提交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投票表决，当会议主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堪称世界之最的水利枢纽工程从此进入了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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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菊花：菊傲群芳夏若春（3）
１９６４年她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神圣殿堂时，夏菊花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女青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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