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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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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项目成为品牌，第二个元素就是它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于丹说，一个品牌不是说一开始出现就能称之为品牌，必须要在市场上经历很长时间的考验———经过了几轮消费、淘汰、修正，最后证明它是有生存、生长能力的。她坦言，“实际上，在房地产界前一两年的消费中，存在很强的泡沫现象，就是大量的项目品牌，姑且称之为品牌，炒作得轰轰烈烈，但却逃脱不了骤生骤灭、土崩瓦解的命运。其实，这些都不能称为品牌，品牌应该有它的持久性”。
在于丹的品牌理论体系里，第三个元素就是风格化、特色化。品牌项目必须得针对自己的消费群落，有一个特殊的消费诉求。现在，已经没有一把钥匙能开千万把锁的说法了，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今天，房地产市场的大蛋糕已经被划分成很多块，各种风格的地产项目吸引着购房人的眼球。同样，人们购房也不仅限于购买一个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冷冰冰的空间，而是希望能在房地产大蛋糕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就像有人喜欢奶油，有人却喜欢嵌在里面的水果，这种选择带着指向性。就像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分出了专业频道，而不是综合频道。房地产市场的项目品牌实际上也是指向性品牌，它在年龄、消费档位、家庭结构、所处区域，都会带有明显的识别性。
选择一个品牌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格调
一个品牌理念在确定之前的市场预测、品牌的消费诉求、工业模块的构建，在品牌项目的开发中是很有必要的。项目品牌实际是一种公共关系，是人的社会角色的一种延伸，也就是说开发项目必须认同这种社会规则，必须在这种规则下呈现出一种关系认同。这才能够构成一个品牌。
———于丹
传播学界定“品牌”是一种符号性消费，是一种符号。就是说，品牌，它带着某一阶层，某一文化圈子的印记。购买一个品牌项目，就代表你将拥有这个品牌所代言的那种生活。地产项目给人的不仅仅是一种房子，而是房子里面的生活格调。选择了这种房子，也就选择了这种格调。于丹举例说，“选择四合院的人、选择别墅的人、选择楼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选择一种品牌的项目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符号性消费。”的确，人们在都市化、时尚化的进程中，会越来越着重地强调自己这种符号性的延伸。
于丹：与２５５６岁的圣贤聊“心得”（7）
品牌项目的房子都是工业化流程下开发出来的，摆脱了那种小农生产的自发行为。每一个能称作品牌的项目，必定会从设计规划、投资开发、施工建设、营销管理等等环节都把好关，推出市场的肯定是一套套让购买人放心而倾心的房子。而且，它也会有很好的售后管理保障，不会像一般房子那样———譬如，想封阳台就封阳台、想安空调就安空调……好的品牌项目的房子，它会先将空调位预留出来，它若指定哪一面阳台是不可以封的，那它们肯定是都不能封的。
于丹用自己在国外所亲身感受到的异域文明诠释自己所体会的品牌项目。她去过巴黎，那儿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购房者购买了一个品牌楼盘的房屋，面向大街那一面的阳台必须养花。这样，鲜花装扮着城市的面孔，巴黎这个城市看上去非常漂亮。另外，巴黎的一些楼都是老式建筑，比如说１６、１７世纪的建筑，彼此挨得很近。这些老建筑每隔一年会进行一次新的粉刷，并重新修缮。这些措施是对房屋的保养、市区的美化，也从而体现了品牌楼房的概念。品牌楼盘的内涵延伸到这样一些人文概念上。可以想象，如果是一间很随意的乡间小屋，自己想盖什么样就盖什么样，想怎样处置它就怎样处置，那样不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品牌房子。
“项目品牌里会有它的人文诉求，会有一些软性概念延伸出来。”采访中，于丹这样向记者强调。是的，几乎所有的品牌项目里面，都会附加整个的社区设施，还有它的生活趣味，就是一些人想要的生活品质。过去房子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容身之所，而一个好的品牌，就会评估这个房子外面会带多少绿化，房子里面会有多少私密性，房子会不会有很好的车位，这个小区里是不是实行人车分离，出行是否方便，小区是否安全。这些都是它高端概念的延伸，也就是更为人性化的设计，是一些对人的服务。
“品牌还应有一些人的自主选择空间，这也是它售后服务里一个大的部分。”于丹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板式楼，它给业主一个固定空间，那么这里面的格局可以由业主自己去选择。它的内墙都做成非承重墙，实际上它只是起一种装饰和隔断的作用，把它打开也可以，松动也可以。“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需求，在里面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不会是打开自家的窗，就是别人家的阳台，把别人家的生活像看电影似的明明白白。”对这种房屋的创新，于丹表示认可。诚然，一个消费者他选择了这个项目品牌的时候，其实他不仅仅选择了一种房子，他也选择了房子里面的生活，选择了一个阶层的标识，选择了一种个人生活的品质，这些都是品牌的外延。
最适合自己的肯定就是最好的
选择房子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有什么是合适的。购房者要选择的是对于自己自身的消费诉求来讲是最合适的品牌项目。买房子不能单说花了多少钱的价格，而应从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性价比是否合适，是不是买到了好的质量、好的服务等。品牌都有一定的附加值，要看是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一部分。
———于丹
就选择项目品牌如何避免误区的话题，于丹的回答耐心而又细致。她说：“选择项目品牌的时候，要避免从众心理，不能有人说好，大家就一窝蜂似的去抢购，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作为品牌研究专家，她一再强调，一个品牌仅仅只是某一个阶层的品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品牌。购房者在选择品牌之初，一个方面是观察审视媒体对它的介绍；另一方面要对自己作出一个理性评估：我是什么人？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买这种房子？理性评估自己的需求，作出正确的选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其实，我们购房时，不妨扪心自问希望得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房子，也不妨先列出一份清单：我要多大平方米的？属于哪个区的？交通条件是什么样的？我是有私家车，还是乘地铁、公交车，我打算买多少钱一平方米的价格？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有充足阳光，要落地窗，厅要特别大的。把自己的要求列出来，把品牌也列出来，比较对照中找到匹配的楼宇。
于丹：与２５５６岁的圣贤聊“心得”（8）
多转几个楼盘，在房地产业内做调查，看开发商的口碑、资质，不能简单地相信广告。开发商都会有一份履历，从前开发过哪些项目，营销过哪些项目，有哪些成功的，有没有失败的，这些楼盘的物业制度、售后保障都怎样？消费品牌楼盘是个重大投资行为，不应该是一种冲动的、盲目的、感性的消费，它必须是一种理性的和一种审慎的消费行为，要有多方面的评估和标准。“同样，选择那些没经时间考验的‘品牌’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些项目刚刚做起来，开发商会在广告里告诉你‘这个非常好啊……’人为的炒作、哄抬身价，吹出美丽而虚幻的楼盘泡沫。没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检验，也没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同，这样的项目‘品牌’很可能只是昙花一显，只会成为明日黄花。”于丹认为，对于购房人来讲，尤其是经济能力不是很好的购房人，投资房地产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房子也都会有非常长的使用期，一个不成熟的品牌就会造成非常大且长时间的损害，“所以一定要选择成熟的、口碑好的品牌项目”。
一般地，大家认为很高档、很知名的房子就应该有很高的价格。孰不知，这个地方的地价有可能是很低的。这是消费中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选择的房子的价值跟它的土地的价值在价格比上不适当。有的人买的房子很昂贵，但房子到底贵在哪？先要评估一下它这块土地的价值。现在有很多这种现象：一个地方房子地价很低，但是它的房价却非常高。“作为购房者，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基础地价应该值多少钱，这个基础地价在区域规划里面是否有增值的可能等。换言之，就是这个房子的售价里有多少泡沫成分。”对于避免房价泡沫，于丹认为应考察基础地价，“比如一个地方地价只有１０００元，但它的房子卖到７０００元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北京有很多楼盘，地价在三四千元，它的项目卖到７０００元，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土地的价格和房子的价格是需要进行调查评估的，以及这个项目所处环境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等等这些，都应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估。
买品牌房，同样也要算好经济账，最贵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高价格未必有高价值，而最适合自己的肯定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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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1）
随着指挥棒的起伏，那令几代中华儿女激动不已的旋律顿时充溢在整个人民大会堂。清朗的童声合唱《酸枣刺》、《祖国的孩子们》，以及雄浑激越的《到敌人后方去》等，几乎每一首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名曲，几乎每一首都曾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传唱大江南北，激励无数有志于报国的热血青年踏上革命道路。如今，让人们又一次领略了其中飞扬着的民族精神，同时，也让人们又一次深切地怀想伟大作品的音乐创作者———冼星海。冼星海诞辰１００周年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的在座者或许没有发现，其中的这３首歌曲便是冼星海与赵启海共同创作的，且由赵启海作词的歌曲是整个音乐会出现频率最多的。
隆冬的北京，依旧阳光灿烂，暖意融融。一日，记者忽然接到一位音乐界朋友打来的电话，告知她那儿来了位美国客人，而且这位女士绝对是值得采访的。于是，在一群音乐界人士聚会之际，记者有幸走近了即将返美的张先华女士，而她正是已故音乐家赵启海先生的夫人。在张先华女士的深情讲述中，一段有关于《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经典歌曲“诞生”的史事跃入眼前，一个有血有肉的抗战音乐名人赵启海似乎并未走远，他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赵启海，著名音乐家、经济学教育家、诗人、海外知名爱国人士。１９１４年４月出生于江苏徐州，先后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华西坝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经济系，１９４７年秋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研究院，１９５２年获硕士学位。解放前，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下的艺术宣传处美术音乐科，后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务学院研究助理、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讲师、密苏里州米托迪斯特学院教授、匹兹堡大学波特帕克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一 传唱救亡歌曲的他曾经想当自然科学家
也许，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以前，赵启海可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最亮点将会与抗战音乐联系在一起。张先华说，“那时，探索科学奥秘是许多年青人的梦想，启海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自然科学家”。１９３５年夏，赵启海在徐州中学高中部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北师大与北大、清华、燕京等高等学府一样，都有悠久的校史，承袭“五四”精神成为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重镇，以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办学方针，成为当时青年学子们仰慕、报考的首选。
上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军国主义垂涎我国国土，亡我野心始终不灭。１９３５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人们高举着抗日的大旗，掀起了民族解放的狂涛。在奔涌如潮的爱国运动中，赵启海并未退缩，他勇敢地加入了进来。在运动中，赵启海与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不怕饥寒交迫，不畏大刀水龙，与反动政府军警展开生死搏斗。据有关校友回忆：“学校丁字楼１０４号当时住的４个同学全部是进步同学，一些核心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油印印刷品、印歌片也在这里，赵启海经常在１０４号刻钢板。”
在伟大的学生运动中，赵启海接受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目睹祖国的危机、时政的腐败，赵启海立志要改革社会，重建社会。可是，要政策就要有组织，要重建就要有力量，赵启海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北师大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救亡歌咏团。不久，喜爱唱歌且颇具歌唱才能的他便领导了北京师大歌咏团。一次在北平西山夏令营期间，赵启海曾领导着两万学生大合唱《枪口对外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我们是铁的队伍……永作自由人！”歌曲一支接一支，歌声震彻云霄。那时，赵启海在课余时间还向师大音乐教师潘琦学唱歌。他不仅在本校唱，还到各学校去传唱救亡歌曲，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时间到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各种###上去演唱、教唱救亡歌曲，他的歌声传遍了北平的各个校园和大街小巷，被称作是在抗战前第一个唱“东北流亡三部曲”的青年歌手。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2）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北平的学生不得不分别按计划南下，赵启海便和张瑞芳、崔嵬、徐炜等人组织了一个“北平学生流亡剧团”。赵启海负责歌咏，其他团员负责演剧，每到一城，就立即演出、宣传。张先华曾听赵启海说过，一次他在南京街头演出时，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凄楚动人，就连在路旁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起泪来了。但是，政府认为这种街头演出宣传有扰治安，把赵启海他们送到拘留所，一周后才在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出面保释下走出拘留所。
一路流亡演出于当年秋辗转来到武汉，赵启海他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田汉和洪深领导下的艺术宣传处美术音乐科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和训练演剧队的歌咏等。当时，音乐界许多有名望的人士逐渐集中到了武汉，在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与赵启海等人筹备推动下，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在武汉成立了全国歌咏协会。该协会的成立，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不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年年初，赵启海等人又在武昌组织了一个“武昌青年救国会”，下设读书会，歌咏团，早晨运动队，时事讨论会等分支组织，与汉口青年救国会互相联络、呼应。
赵启海还为武昌基督教青年创办了一个少年歌咏团，每天晚上挥舞着指挥棒为孩子们教歌，辛勤培育音乐幼苗。循循善诱的他善于用儿童熟悉的语言和丰富的面部表情，启迪少年歌手们对歌词内涵和曲调感情节奏的理解，激发其歌唱激情，启发其爱国思想。这些孩子在赵启海的诱导和指挥下，合唱准确、整齐，嗓音清亮，吐字清楚，充分发挥了童声的长处。节奏和高潮的处理恰到好处，其合唱水平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
在美国的５０多年来，每次的晚会和朋友的聚会，有了赵启海的参与马上气氛就热烈起来。他带头高唱抗日歌曲，让听者无不热血激奋。“那时，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外散步或是出席同胞聚会时，启海都会唱上几首《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充满激情的歌”，让张先华记忆犹新的是，１９８５年春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欢送章文晋大使离任回国的联欢会上，满头银发的赵启海即席引吭高唱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引起在场人的情感共鸣，全体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齐声合唱。
其实，早在１９８９年，赵启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直到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记忆越来越差，朋友来看他时，他总说模模糊糊记不清了，但唱起抗战老歌曲时却一点都没有失去记忆。张先华说，那时在家里任何一张纸上或是一个本子上，都写着赵启海所创作的那些歌；每每一人呆在室内看着这些歌，他都像是在回忆什么———每当想起这些场景，张先华都会觉得心痛。
深深爱恋也深深理解丈夫的张先华非常清楚，对于患病已久的赵启海来说，那些抗战歌曲意味着这个尘世里能启动他心灵的最后一把钥匙。确实，在赵启海所走过的人生中，抗战期间是浓墨重彩大意挥洒的一个篇章，那些抗战歌曲便构成了他如音乐般动人人生的基调。
二 与冼星海共度黄金搭档岁月
１９３８年，赵启海在武汉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国、后来与他联袂创作《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经典歌曲的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第一次见面，冼星海给赵启海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慈祥和蔼”，而且他曾给张先华描述，“冼星海身材很高，穿着苏联式的制服”。从此，赵启海与冼星海一同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宣传工作，不辞劳累地奔走于武汉三镇，忙于教唱和指挥。
由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是当时游击队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１９３８年７月，冼星海在武汉为英勇的太行山游击队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写成后在汉口抗敌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赵启海与张曙、林路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求再唱，此后传遍了全国。当时，太行山的游击队以这首歌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3）
赵启海与冼星海词曲合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及《祖国的孩子们》这两首抗战歌曲，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其后，在武汉的歌咏队、学校及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唱，不久便传入北方、东部，甚至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抗战经典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问世还有些故事。当年的９月１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对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全体人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剖析当时国民党反对派消极抗日，日寇直逼武汉，国难当头，应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强调指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辟工作、扩大实力、抗战到底的重要性。
在这次形势报告的指引和启示下，赵启海领悟到党的决策及时英明，他满怀豪情地挥毫作词：“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有我们好弟兄，……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词强烈地反映出党的伟大号召，人民群众决心把日本鬼子赶出境，将“我们的旗帜插遍了东三省，我们的旗帜插遍了黄河东”，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时，冼星海看到歌词非常欣喜，他立即构思谱曲，激情地创作出节奏明快，信心百倍，铿锵有力的乐曲。这首歌曲原是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流传时一般改为齐唱。歌曲的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在主段３次出现的先后，插入了两个对比性的插段，形成回旋曲式的结构。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像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张先华认为，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起着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人民战争壮观景象的作用，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很快，这首《到敌人后方去》战斗歌曲从武汉流传到祖国各地，并深入到敌后根据地，鼓舞着广大群众抗日到底的斗志。这首歌写成后不久，即１９３８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可见其流传的迅速和广泛。这首歌曲后被选录于《抗战名曲１００首》等歌曲集里。
在与冼星海共同工作的日子里，赵启海得到他许多的教诲和影响。令赵启海感触很深的是，身为著名音乐家的冼星海具有的那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一次，赵启海认为《祖国的孩子们》一开始两小节不够有力，便要求冼星海在曲调不变的基础上，稍微改动一下节奏。但是，冼星海不同意更改。后来，赵启海自己细细琢磨一番，才悟到如果更改节奏，必须破坏此曲统一性。于是，再请教冼星海时，冼星海微笑着说：“那就对头了！”
在一次回忆中，赵启海这样谈到与冼星海的亲密合作：“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写词，他作曲。”冼星海对赵启海也非常赞赏，他曾在介绍音乐家李凌认识赵启海时这样评价这位事业搭档：“启海这位朋友，忠诚、热心群众工作，和群众特别友好，有这样的朋友合作，事情好办得多。”
１９３９年，赵启海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移至重庆。这时，冼星海却去了延安，赵启海以后再也没能见着这位音乐事业上的好搭档了。赵启海在重庆继续组织歌咏团，和李凌联系成立新音乐社，并和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赵沨等联系筹备出版《新音乐》月刊。在重庆期间，赵启海非常幸运的亲聆了周恩来的教诲，对此，张先华当然也不能淡忘，“周总理非常关心启海的工作情况，曾在曾家岩５０号与他长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终生难忘”。
三 喜爱民族音乐的他是王洛宾民歌的内地首唱者
在张先华眼里，赵启海一生都没有抛弃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浓厚兴趣产生于孩提时代”。１９１４年４月，赵启海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一个叫赵家圩子的村庄，聪明好学的他从小便显示出多才多艺的一面，不仅爱唱歌，会拉胡琴，还写得一手好字。每当在家下完地后，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拿起胡琴，坐在门口拉上一段，身边常常围着好多听他拉曲、唱歌的孩子。张先华说，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深沉情长，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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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4）
沉醉于创作抗战歌曲的赵启海与民族音乐之间，有着怎么也绕不开的缘分。而“西部歌王”王洛宾，又是赵启海民族音乐情结中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中央西北巡回教育团”，赵启海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摄影师姚士泉、美术师韩尚义等由重庆出发，前往西安、绥远、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宣传抗日。沿途，电影厂还拍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
从兰州到达青海西宁的一天晚上，赵启海一行人巧遇在此采风的音乐家王洛宾。王洛宾曾在北师大音乐系专攻声乐和钢琴，１９３４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忍痛中途辍学，告别母校到一所中学去教音乐。卢沟桥事变后，王洛宾离开北平，几经周折到了山西，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了《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等歌曲。这些歌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身在西宁的王洛宾听说重庆来了个巡回教育团，还来了电影导演郑君里及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的词作者赵启海，便赶来相会。两个音乐家与一个导演在西宁市郊一家骡马店碰头，他们谈得非常投机。那天，王洛宾一脸黝黑，戴一幅眼镜，披着一件无面的羊皮上衣，下着大棉裤和毡鞋，看上去非常年轻。他坐在炕沿上低声说自己正为歌剧《作为奴隶的爱情》搜集资料，还说起自己在这采风以来所搜集到的西北人的歌和动人的故事。有关于这次与王洛宾的会面，若干年后赵启海也曾对张先华讲过，他记得当时王洛宾这样说，“其实我的歌源在黄土高原，从‘花儿’透露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一颗清澈的心开始的，所以才珍贵”。
在王洛宾的讲述中，赵启海得知他与西北民歌命运相联的缘起。１９３８年，王洛宾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准备到新疆开展工作。在前往兰州的途中，路遇大雨，歇息在六盘山下的一个马车店。在那里，王洛宾见赶脚的车夫们嚷着要老板娘唱歌。老板娘的“花儿”唱完，王洛宾一时愣住了，他没想到这支歌儿有这样摄人的魅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了西北民歌“花儿”《眼泪的花漂满了》。曲调大起大落，充满动人的张力，王洛宾被那哀婉的歌声深深打动……原本，王洛宾打算去法国深造音乐，可这时他不想离开了。于是，他就深入民间采风。
后来传遍全国的民歌《红枣儿香》也是王洛宾费心搜集整理而就的。当初王洛宾在一个农村女孩的口里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曲调，感到非常动听，于是他通过那个小女孩，找到她的爸爸，又找到她的爷爷，最后找到爷爷的老母亲，一个头戴红玫瑰的白发老婆婆，细细询问才知道，那是一首清朝少数民族迎接官员的歌。
那一晚，赵启海与王洛宾等人一聊就是半个晚上，王洛宾边讲边唱，郑君里叫赵启海把谱记下来以后用在电影里。赵启海临走时，根据王洛宾的意见，将他整理的西北民歌《草原情歌》改名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后，赵启海把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沙里洪巴》、《虹彩妹妹》等等好听的西北民歌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甚至，以后赵启海定居美国，他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首先介绍到了联合国各国代表面前。通过他深情淳厚的歌声，我国西北民歌在美国广为流传、风行一时。
１９４０年夏，西北巡回教育团完成宣传教育任务，赵启海也搜集了大量的西北民歌，为他日后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安全返回重庆。自此之后，赵启海对于民族音乐的痴迷大增。当年秋，他决定进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主攻声乐，辅修作曲。蔡绍序是他的声乐老师，作曲老师则是刘雪庵。《柳条长》这首歌曲便是赵启海与刘雪庵共同创作的，这首优美歌曲的曲调中充满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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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5）
那时，在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大琴房中有一架被称作“双手万能”的钢琴，意思是这台钢琴已经弹不成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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