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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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轮船战攻之力”的意见；轻言“派轮船捕海盗”，居然以调度全局自任，则有语侵尊上的嫌疑；谈兴正浓，收不住口，甚而“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则俨然指示机宜，全未考虑此事自有钦差、总署、军机诸公筹划，不劳前敌将领代谋。　　最为微妙之处，则在于：李泰国舰队一事，无济实用，耗费巨资。无济实用，可以“形势比人强”解之，一两年前，谁敢设想今日的乐观局面？决策过于保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算大错。耗费巨资是决策失误后的必然后果，本非大错；但在此时，则是大错，因为，这笔巨资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笔巨资，已非当初作出保守决策时的资金投向错误，而是对方悍然违约、总署懦然“俯从”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不但失去设备的实际控制权，并被追加设备运维、人员薪酬等费用，还要承担外国军队横行内江、大局无法调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简言之，总署诸人因谈判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当局者知道这点，旁观者如曾、李，对此亦有深刻的认知。只是议政王奕訢参与祺祥政变，为皇室第一功臣，馀威犹在；兼之大敌当前，不宜掀起内争，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回复密函时，不仅不埋怨办理失宜，对耗费巨资这个话题，更是小心翼翼，绝口不提。尤有甚者，曾国藩说：“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轻描淡写间，将国有资产流失这等大错编排成“秋毫”小眚，为总署诸人占一地步，开一境界，坏事变成好事，被动化为主动。混淆是非也好，矫干逆说也好，总之，他的回信体用兼备，词义俱赡，最能抚慰总署诸公悔疚惭恨的心。所以，奕訢复函曾国藩，极佩其说　。　　曾九纵无乃兄如此大智慧，只要有问则答，不及其他，未尝不是正解。可是，他不但倡改设备用途（由助剿南京变为巡捕海盗），竟还说：“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这不摆明在指责总署决策失误、浪费巨资，亟需补过么？李鸿章九月八日致函，云：“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结穴”，是堪舆家术语，所谓地脉顿停之处，地气蕴积之所，具体表现为地面的漥、突。触动“结穴”，必然坏了风水，坏了风水，必然要触霉头。所以，李用“结穴”一词，含蓄指出曾国荃触了总署的霉头。十天后，则更明白的说明这层意思：　　“调停轮船一疏，此乃总理诸老疚心之事，不免触恼成怒，公然言之，致触忌讳”　；　　曾国藩因此批评曾国荃，则更为严厉，到了触及灵魂的地步：　　“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又疑弟好用权术矣”　；　　曾国藩既是讲究畏慎之学的道学家，又是早达科举、谙练宦情的老干部，一内一外，兼修并济。严批其弟，也就从为官之术和作人之道入手。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能深知“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者，在道光末年，不为地方大员，则任在京高官，或得高人点拨，否则，无从得闻其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道光末年，升官晋级，多论资格，无关才干，所以龚自珍要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升官如此迅速，要说不藉奥援，但恃才能，谁也不会相信。他的奥援是谁呢？王辏г送砟瓿┨妇墒拢�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　；鹤舫、穆彰阿字，道光间第一权臣，即是曾国藩的奥援。嘉庆、道光间，穆彰阿屡任乡、会试考官，多次参与复试、殿试、朝考，遍任国史、玉牒、实录诸馆总裁，于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号为“穆党”。曾国藩无疑是一名“党员”，从提拔速度来看，决非普通“党员”；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再度入京，专程去穆家看望“帅相”后人，“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从私人交谊来看，定是骨干“党员”。然则，道光末年，曾国藩年少官高，兼有当朝第一人提携指点，难怪他能真切体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并以此儆诫其弟。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这种指东打西的做官诀窍，在道光朝通行无阻，为什么咸丰间“已不能欺”，同治间“则更不宜欺”了呢？“不能”以此欺咸丰，有两个原因。一、咸丰是少年天子。道光三十九岁即位，咸丰二十岁即位，父子俩帝术孰高孰低，不好评价　，中年、少年性格迥异，却是常情。道光当了大半辈子的皇孙、皇子　，在太子争夺战　中不断成熟，及登大宝，早已是城府极深的中年人。一般来说，中年人喜好稳重，不事轻狂，乐于曲尽其妙，不惯直抒其情；按照我们唯物论者的观点，皇帝也是人，也要符合人情世态，那么，臣下与之周旋，就不得不投其所好，尽量适应中年皇帝业已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是军国大事、臣子私情总会与之发生冲突，如何消除异见、博取共识，便成为道光一朝宦学的关键。于是，“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咸丰就不一样了，少年人好直恶隐，不耐烦嚼话头、斗机锋，臣下章奏尽可依据情理，畅所欲言。若再言此意彼，被皇帝反话正听，反而会弄巧成拙；不慎被皇帝识破机关，加以诘责，则更为不妙。二、曾国藩有切身教训。咸丰七年，他“托言”父丧守制，“心中”却欲得督、抚之位，以求解决“客军”远征的各种麻烦。奏上，被咸丰识破，对他明里谋忠尽孝、私底下讨价还价的行为极其不齿，一怒之下，遽尔弃用　。他经过此番磨练，“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　，发现以前的“宦学”已经跟不上今日的“学术潮流”，遂全盘摒弃道光陋习，事事以畏、慎处之，以求达于至诚。因此两点，他要说“逮文宗朝，已不能欺”。至于“今则更不宜（以此）欺（皇太后、议政王）”，理由很简单：二后一王的黄金搭档，不费一枪一炮，就完成了祺祥政变；其机智谋虑，实非常流所及，其明通决断，更在咸丰以上。柔能克刚，拙能用巧，实在没有再耍道光牌花枪的必要。而且，同治元年正月，即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超授曾国荃浙江按察使，“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更无谓故作狡狯，被人怀疑为“好用权术”了。　　前引曾国藩复函，直截了当说明：购买洋舰，“不重在剿办发逆”；然此语在信首偶一露面，便再无下文，他所以不加阐发，乃是明白立言的体、用之别。曾国藩是全局统帅，当持大体，“不重在剿办发逆”，就是大体。描述大体，贵在简要，所以一句话说一次足矣。曾国荃是前敌统领，独当一面，是朝廷“用”来办具体事的人，谙娴军旅，深得下情。那么，“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由曾国荃来说，更为恰当。本国军队能够独立完成“剿贼”大业，有什么必要引狼入室，让外人来“搅局攘功”呢？将士血战十年，有什么理由将此大功拱手让人呢？两兄弟倘能分言体、用，就像编辑创设选题，记者采写稿件，合之则是一篇堂堂正正的绝好文章，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呢？曾国荃生怕别人讥讽他拒绝协剿为贪功，却不明白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本就要对应到具体的个人；事成赏功，事败罚责，都得有人承受。值此时势，曾国荃恰当其位，既对自身实力有信心，那么，当仁不让，奏此膚功，实在是仰承天意、俯顺舆情的大好事，“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呢？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敢独居其功，往轻里说，叫虚伪，往重里说，是缺乏大才，不堪重寄。再往深里说，朝廷当日所望惟在克复南京，尚无暇计较一人之功还是合作之效，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克复南京之后，平衡满汉势力、防止军权独重、预防帮派勾结等善后事宜，才会提到朝廷的议程。如前所述，曾国藩早有让功官文、裁撤湘军的安排，毋庸曾国荃来自作聪明，杞人忧天。所以，曾国藩要痛诛其心，指斥他患得患失、言不由衷的错谬。　　曾国藩这番话说得极重，自是良药苦口之意；但是曾国荃一贯粗疏，予智自雄，回信狡辩，说心中并无算计，“实见得轮船该用以巡海盗”，故实话实说而已，阿兄不免诘责过当，未能体谅他的“本意”。所谓孺子不可教也，即此谓耶？曾国藩身为兄长，不便穷追猛打，只好说若此“则余前缄之所责为过矣”。曾国荃又有疑焉，担心兄弟间的家信“或传播于后世”；确实，这些信件完全暴露了曾国荃患得患失的小人之心，一经传播，他身后的名誉势必不能完美。曾国藩答曰：“家信稿本，除誊信之李子真（原注：极慎密）外，并无一人得见。此弟之拙见过虑，亦视阿兄太高之故”　；什么叫“视阿兄太高”？一则自谦，认为自己火候未到，德业文章能否传世尚不可必，遑论家书。二则感叹碍于亲情，徒予姑息，未能消洗掉曾国荃处于功名之际的“拙见过虑”。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找不到曾国藩的言论予以质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明年淮军协剿事件中兄弟二人的言论，深切体会“一门之内恩掩义”的苦衷。　　虽经曾、李或直接或委婉的批评，曾国荃的复函毕竟发出，怎样批评都避免不了来自中央的薄惩。曾国荃的摺疏被批谕：“（此后）毋庸单衔奏事”；就是说，曾国荃被剥夺了单独上奏的权力。总署诸公看到曾国藩的复信，本来心花怒放，旋又接到曾国荃的复信，必定笑转为嗔。总署老大是恭亲王，军机老大也是他，既然曾家老九这么不懂事，开口即招人厌，干脆封掉他发主贴的权限（“毋庸单衔奏事”），只许在阿兄监护下发言；此后汇报战况等事，曾国荃可以“后衔”附奏，即所有言论须经曾国藩审查后方可上报，省得再犯“兄弟意见不合”的错误，惹人烦恼。曾国荃不知道祸从口出，曾国藩则早料到祸从天降，祸虽不大，但总有一些负面影响，于是写信宽慰：　　“此船乃恭邸数年苦心经营之事，近则既经怄气，又复抱歉，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疑弟摺意含讥讽，故触其怒，而一为发舒，非皇太后另有所咎于弟也”　；　　恭亲王“苦心经营”了这么件尴尬事，“怄”了谈判的“气”，对前线将士、特别是积极围攻南京的湘军“抱”有“歉”意，“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你不幸触其霉头，作了他的泄气筒（“一为发舒”），实在是点背不能怨政府。不过，这只是警告处分，不算严责，惟自为宽解而已。曾国荃这下倒是老实了，复函检讨得失，“心气和平，事理通达”，曾国藩赞曰：“大慰大慰”　。　　福祸相倚，得失相继，曾国荃这种说话不经大脑的人被贴上封口胶后，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笔墨官司全部由阿兄代理，他反而能专心致志，一意部署军务，遂在同治三年元月，完成对南京的合围。而中央在“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并归还预付船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额外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　。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美中不足的是，斡旋其中、对达成协议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并不是宣言“分赏各国”的曾国藩，而是另一个英国人，二十九岁的赫德（Robert　Hart）。他在中、英政府间上下其手，藉此挤走一心要为中国海军做“贡献”的李泰国，自己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他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八年之久，极为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  　txt小说上传分享

替补队员李鸿章
如果说，战天京时当局诸人的怦然心跳汇成一部交响曲，主题必然用来展示曾氏兄弟在此过程中的真情互动，洋船事件只算一个俏皮的小插曲，而中段插入、几乎喧宾夺主的淮军助攻事件，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变奏。作为百年以后聆听此曲的爱乐者，不仔细考察此段变奏的进入、发展以及嘎然而逝的怪异休止，则必不能完全理解整部交响乐。　　淮军，是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的。当然，研究清朝军志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一定不同意我这种观点　。此篇专讲故事，无暇辩证；我引用两段材料，证明李鸿章之所以受命援助江苏、成为淮军领袖，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本意，则淮军是否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读者自能体会。　　第一段材料，乃当日身在曾幕的欧阳兆熊所记：　　“（曾国藩）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余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　；　　这段对话发生在咸丰十一年冬。中枢频频接到参劾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奏折，饬令曾国藩“察看”二人“否能胜任”，并命“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　。所以文中说“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李广”、“肃毅”，俱谓李鸿章，前者切其姓，后者乃其伯爵封号。欧阳兆熊劝曾国藩将援苏大任委派李鸿章，曾却说他“难与共患难”。这从何说起呢？得从去年说起。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派李元度援徽州，入城后，坚守未满三日，即被攻破。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岌岌可危；李元度深知此役失败的严重性，怕被责罚，遂不返回祁门大营。游荡十几天后，终决不妥，这才回营请训。但是，见面后，一味狡辩开脱，曾大怒，痛斥之；李元度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军营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曾国藩当下决定严参，命李鸿章作稿。孰料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去了江西　。此事只能说明李鸿章好讲哥们义气，似乎和“难与共患难”无关，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欧阳兆熊那样说呢？如前所述，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兵单将寡，岌岌可危，随后太平军大举来攻，相距数十里而已。曾国藩万念俱灰，预先写好遗书　，准备在此死节。幕客、委员，或请病假或请事假，走了一大半。留下来的则将行李移置舟船，时刻准备逃命。程桓生是曾国藩的棋友，几乎每日要陪曾国藩下一盘棋，见面太频繁，不好意思开溜；但私底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　前此，李鸿章藉李元度事负气出走，现在看来，则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所以曾国藩要说他“难与共患难”。后来，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渡过危机，李鸿章再度入幕。恰逢朝命曾国藩推荐巡抚人选，李鸿章固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但曾国藩心中不能不存“芥蒂”，故犹豫再三，终未遽以其名入告。　　第二段材料，则来自王辏г恕Ｆ蠲盼＜笔保�幕客、委员纷纷逃逸，王辏г艘彩瞧渲幸辉保凰�有一句诗：“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就是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则是：　　“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　；　　咸丰十一年十月，在沪绅士公推钱鼎铭赴安庆请援。钱于座次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此前，曾国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军则沿长江向东推进，计划中暂无援苏的规划，一是兵力不敷调配，二是饷源无法落实。钱鼎铭带来的江苏绅士公启（冯桂芬执笔）中，所谓“江苏今日之情事，……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无饷之镇江”、“兵单饷乏之杭（州）、湖（州）”之外，还有个“有饷无兵之上海”　。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　，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　；然则，援苏不仅可报国家“厚恩”，还能解决湘军饷绌的窘况，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可是，曾国荃自打攻克安庆后，精力所注，全在克复南京，其他种种，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绝　。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曾国藩找的是湖南老乡陈士杰。幸亏石达开这会正在骚扰陈士杰的家乡桂阳，而陈又是大孝子，唯恐“惊忧太夫人”，故在乡率兵防守，“不敢一日离”　。就这样，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才由遥远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边的李鸿章身上。而且，根据王辏г说乃捣ǎ�也就是瞩目暗示而已，并未像对待老弟、老乡那样直言托付，所以，“发愤怏望”的李鸿章得学上一回毛遂，“自请”之后方能脱颖而出。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　啊。　　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怎么做得了淮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　，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闷气，应该比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　　当然，考察历史事实，我们固然要注意个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个人情感去揣测当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谓非常，就是说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个人恩怨，而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曾国藩毕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毕竟是他的领导，曾国藩毕竟是他一生学问功业的奠基者，李鸿章倘因一时受气，遂枪法大乱，那也就不是李鸿章了。仔细考察他抵沪以后的行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非常之处。人情、饷事、军务诸端，头绪太多；我们先讲攻取苏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后再讲拒援南京，证明他更具有止所当止的非常之度。  

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
李鸿章于元年三月至上海，随即一面操练新军，一面规划大计。六月，亲赴泖湖、淀山湖前线实地考察后，遂大举向西进攻，一年多时间，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二年七月，程学启会同戈登常胜军，进逼到苏州城下。　　苏州本就是一座坚城，三年来，经李秀成、谭绍光精心布防，更觉坚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鲇鱼口流入苏州胥、盘两门，外绕至娄门、齐门，大河如带，横竖三四道，环绕城垣。该逆凭河筑长城，周围十几里，枪眼炮台，层层密布。长城内，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扼扎。墙内多穴地为屋，堆土覆板于其上，以避开花炮，布置极为严整”　；　　淮军攻城，和湘军区别甚大。湘军曾、胡、左诸人最怕“老师坚城”，指示将领机宜时，时刻叮嘱的就是围而莫打。因为，挖地道、搭云梯等等战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伤亡，并不能对守军造成致命打击，遑论攻克。城垣高大，外绕护河的坚城，除了巨型炸炮，别无他法可破。湘军只有一件叫劈山炮的军火，用于守营、野战，效果固然不错；用于攻城，则最多在墙上打凹几个弹坑而已，可以称之为浮雕艺术，绝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庆之克，都是围上一年多，城内弹尽粮绝，方才大举进攻；从未有兵临城下，不及数月，遽行攻打之事　。淮军则否。围城前做好清场工作（即篇首所谓“外围”），是一般军事原则，淮军固如湘军一样遵守；但是，围定之后，淮军即行猛攻，未有如湘军候敌自溃者。原因何在？拥有开花大炮之故也。攻苏州要带上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主要原因就是能借助其炮火“轰坍”城墙，然后“梯而登之”，甚至“跃而入之”。拥有此等利器，淮军攻城，当然比湘军快捷得多。　　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苏州城的防御，外有护城河、石垒、长城，开花炮距离过远，不能直接轰击城墙，只有破除障碍后，方能直逼城根，架炮开打。而要破除障碍，光有陆军还不行。因为李秀成惯于以攻为守、反客为主，时不时就能从水路派出奇兵来抄围军的后路；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陆军一味进攻外城，时不时就会遭遇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所以需要水师协助，封锁苏州周遭如西塘、芦墟、阳澄湖、九里湖、黄天荡等十几处水域，杜绝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水域既广，汛地　又多，势必需要大量水师营哨；李鸿章入苏后，先已携带淮扬水师同行，后逢太湖水师前来接防，此时恰能派上用场。故引文所述苏州城外的石垒、土墙，经水、陆合攻，在十月间一举攻破，淮军、常胜军方能“径抵城下，逼城轰打”，而驻苏太平军见外围屏障尽失，全城俱在开花大炮射程之内，不免“胆寒”，遂有“乞为内应”之举。由此可见，水师于苏州之役，作用巨大。　　但是，这两路水师中由黄翼升率领的淮扬水师，按照全局战略规划，此时应该出现在苏、皖之交的洪泽湖，协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怎么仍滞留苏南呢？早在五月间，曾国藩奏复剿苗方略，就提出调黄翼升北上助剿，江苏境内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师接防　，奉旨依允　。同时，通知李鸿章速遣黄翼升北上　。李鸿章听令而行的话，手边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军；而欲攻苏州，必须封锁周遭所有水域，单单一支水师绝不敷用，所以，为了攻下苏州，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从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间的通信，黄翼升水师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话题。曾国藩当然知道李鸿章攻苏州不能无水师助阵的实际情况，但是，安徽巡抚唐训方是湘军将领，正受命进攻苗沛霖，于公于私，他都要施以援手。总统湘军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则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与唐的关系则又密近于李，故极力支持调派黄翼升北上。朝命、军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黄翼升一军没有不走的理由；而终于“梗令”达五个月之久，李鸿章、黄翼升反了不成？这就是前面说的为成功而不顾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军虽于一年内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将苏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戏无高潮的养生之法，聊可自娱；不足成其战则胜攻则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赏。统帅如李鸿章，部将如黄翼升，所思所虑俱不能出此范围，所以才一气串通，悍然违命。功利二字连用；克苏州是功，黄翼升一军饷需取自李鸿章，则是利。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说：“昌歧（黄翼升字）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李鸿章字）调遣”　；罗尔纲先生研究湘军、淮军制度对近代兵制的影响，说最重要也是最恶劣的一点，就是由于军队就地筹饷，统帅私人筹饷，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军队，开创了清末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曾国藩说黄翼升敢于拒绝统帅曾国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饷项出自沪中”，不敢得罪财神爷李鸿章的缘故。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我多费点笔墨，用现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释一番。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各省都曾发生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为“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绑架”相关“涉案”人员的极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则，公、检、法等机构都应根据国家法律，遵从上级机构命令，合法行使权力，无庸也不能为地方事务滥用权力。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饷项”方面不能尽行满足各部门的预定“饷章”、乃至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规定的实际“需求”，各部门经费不得不靠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既然部门经费、福利与地方财政发生关系，那么，地方财政的盈绌必将影响各部门的实际收益，于是，各部门不得不应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担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将使用权力的依据由国家法律置换为地方利益，将政令来源由上级机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权力变成了地方权力。以黄翼升为代表的武装（公、检、法等地方机构），名义上是官军（国家执法机关），却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级主管机构）的命令，只听命于为之提供经费的江苏政府或者说李鸿章个人（地方政府），则本质上已经蜕变为地方或者私人军队（地方权力）。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国藩能够理解，但不能够纵容，于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鸿章下达最后通牒：　　“昌歧（黄翼升字）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　　所谓“八月后忽变前说”，即苏州围定后，必须水陆合攻方可致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