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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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时分，主攻部队终于传来喜讯，区寿年被俘，所属兵团总部和所属整编72师、整编75师以及新21旅、第6旅全部被歼。

　　父亲他们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撤出战场时，但见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几乎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多少年后，父亲在梦中，还经常梦见眼前一片波涛翻滚，那凶猛的巨浪一排接一排向他扑来，将他淹没。令人奇怪的是，那海水每次都是血红血红。

　　父亲说：他又梦见和新五军的那场血战了。

　　那场血战下来，父亲所在团牺牲了8百多名战士。其中，父亲连队牺牲的一百多名战士中有近半数军龄不超过三个月，他们清一色的是鲁北老区带出来的子弟兵。

　　父亲打仗虽然善于动脑，但从不投机取巧。他常对我说：“做人要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当兵要有士气，宁可打死，不可吓死，狭路相逢勇者胜。”

　　1950年夏，父亲率部在闽南山区剿匪，有天深夜，父亲和战友们正在开会，一股土匪悄悄摸上来，突然踢开屋门，几支冲锋枪同时向屋内扫射，在这生死关头，我父亲大吼一声：“都趴下。”挥手打翻桌上的油灯，接着迎着雨点般的子弹猛扑上去，用身体将屋门紧紧顶住。为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反击敌人争取了宝贵时间。鲜血染红了父亲的胸膛，他纹丝不动，如同一尊石的塑像。

　　那次突如其来的战斗父亲身中数弹，其中有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背，严重损伤了气管和食道，抢救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命是保住了，只是后背从此便留下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

　　父亲当时没有想到，这一枪居然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并最终为父亲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七　　结婚
“文革”开始时，父亲已患病离休，一家人来到江西南昌市，住进了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和外面已经天翻地覆的混乱世界相比，这里依山靠水，宁谧幽静，实在是一处躲避乱世纷争的桃源仙境。

　　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涤荡一切的年代里，幻想有一处世外桃源真是太天真幼稚了。不久，三五成群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在干休所内，他们的目标是要伺机将一位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拉到市里进行批斗。因为是部队营地，造反派还不敢太猖狂，先是试探性地靠了几次火力侦察。

　　这天上午八点多钟，两辆坐满造反派的军用卡车突然开到了干休所大门前，造反派们一律头戴钢盔，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肩挎冲锋枪，胳膊上裹着一块红袖章，车头上放着高音喇叭，对着大门里空无一人的办公楼，一遍又一遍刺耳地播放着那位老红军的反革命“罪行”和毛泽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父亲坐在家中椅子上脸色铁青，一声不吭，不停的吸着烟，突然，他狠狠掐灭烟头，脱下圆口布鞋，换上解放鞋，抄起一根五尺长的木棍，冲我母亲说了声：“带好孩子！”便头也不回大踏步地向干休所大门口走去。

　　父亲提着木棒径直来到大门口时，造反派似乎已经完成了攻心阶段，看见四周没有一人，十分得意，两辆卡车嗡嗡发动起来就要冲进大院。就在这时，父亲往车前一站，左手把木棒向水泥地面上重重一戳，右手半空中一挥，威风凌凌地厉声喊道：“停下！这里是军事重地，闲杂人员不得入内！”

　　一个造反派头目在车上伸长脖子蛮横地说：“闪开，老家伙，没你的事，我们是来抓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变投敌分子的。”

　　父亲冷冷一笑说：“这里住的都是老革命，没有叛变投敌分子，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时，你们还在你妈的腿肚子里呢。都给我滚回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造反派头目喊道：“老家伙，你少管闲事，再不让开，我们就开车压了。”

　　父亲仰面大笑道：“老子枪子里钻，刀刃上滚，这条老命早死了八百回了，还怕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从我我身上压过去，老子要是眨一眨眼睛，就白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啦。”

　　父亲这一骂还真把造反派震住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遇上一个不怕死的老干部。那时候南昌的武斗虽然厉害，各派之间虽然天天在打仗，市里每天都在死人，但毕竟造反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亲人解放军耍横。几个造反派头子凑在一起低声嘀咕了几句，汽车开始后退，有个家伙临走时还扔下一句场面话：“服了你了，老家伙，算你横。咱们后会有期。”

　　造反派灰溜溜地撤退了。此后，父亲提着木棒一个人在大门口站了三天，再没见过这些人的影子。后来有人传过话来说：“军干所不能去，那里有个姓陈的家伙不要命，惹不起。”

　　我当时尚小，不理解父亲对我母亲丢下一句“带好孩子”的深刻含意，只觉得那场面异常惊险和刺激，父亲站在两辆坐满全副武装造反派队员的汽车前面，大义凛然，威风凛凛，就像是堵枪眼的黄继光，又象是举着炸药包的董存瑞，简直是伟大极了！长大后才明白，当时的形势真的十分危险，南昌的造反派十分凶残。

　　父亲叫我母亲带好孩子，是做好了横尸街头的思想准备。

　　其实那次造反派来抓的人和父亲根本无关。在干休所休养的干部中，比我父亲资历老的比比皆是，有井冈山的，有长征的，将军就有好几位。要论级别定反革命的话，再抓20个老家伙，也轮不到父亲。父亲纯属自找麻烦。

　　当我表露出我的这种思想时，母亲笑了：“你父亲这个人呀，就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典型的山东人哟。”

　　多少年后，全国上下开始热播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听着那妇儒皆会的主题曲：路见不平一声吼哟，该出手时就出手，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已故的父亲。我多少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终于搞清了。为什么当时诺大的一个干休所，也有警卫战士也有众多离休干部，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我知道这些同志绝非贪生怕死，他们是怕站出来阻挡造反派抓人会被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顶帽子一旦戴上，可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想摘也摘不下来了。父亲其实也怕，他也搞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就是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情急之下，感情最终战胜了理智，他不能眼看一个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红军无缘无故地遭受非人的折磨。

　　父亲是凭着山东人特有的侠肝义胆挺身而出的，至于会不会犯错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路见不平一声吼，父亲骨子里都透着一股侠士风范。

　　这种扶危济困的侠士风范终于使母亲下定了今生跟随他的决心。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男人，这就是她一生中觅寻的男人，下定了决心便终身不悔，苦也不悔，累也不悔，风吹雨打也不悔。

　　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着母亲和父亲的恋爱是多么的浪漫和传奇，可事实上，母亲和父亲的恋爱过程并没有小说中描绘的那些和平年代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也没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常出现的生离死别，魂飞肠断。他们的恋爱表面上看进展的非常自然朴素，水到渠成，但这种朴实中也蕴藏着另类的海誓山盟，水到中也翻滚着汹涌的激流旋涡。

　　那时候，83师的师部驻扎在远离军部的一个乡镇上，而母亲工作的师幼儿园则设在远离师部的一个小山村里。由于幼儿园直接归属父亲分管，所以父亲每周都要去几次，或者是检查指导工作，或者是参加政治学习，或者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母亲作为幼儿园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是和父亲有了频繁接触，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很快熟悉起来。

　　母亲说：我父亲那时已经30出头，但由于个子不高，又长着一张圆脸，所以显得十分年轻。他性格活跃，能言善辩，思维敏捷，注重学习，在师政治部就是有名的小秀才，写起报告总是头头是道，有板有眼。每次到幼儿园参加政治学习，最后总结的时候，都会引经据典，博证旁引，即有说服力，又有鼓动性。母亲原来只晓得他作战勇敢，身经百战，没想到还有一肚子墨水，后来母亲才知道，其实父亲小时候只上过一年半学，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只不过虚心好学，文化水平才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师政治部和幼儿园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每到星期天，老师们就会三五成群地来到师部驻地来逛商店，说起来师部驻地也不过是个只有上千人的村子，一条百十米的主街道，两边有七八家私人开的小买部，虽然大家什么也不买，但对于长时间远离城市的姑娘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逛到中午，便逼着父亲领着到小镇唯一的一家小饭店去“共产”，这恐怕是大家这一天最欢乐的时刻了，而父亲从来都是笑哈哈地答应着，每一次都吃的父亲囊中羞涩，口袋朝天，大家方才大呼过瘾，饭罢就盼着下一个星期天的早点到来。

　　说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千奇百怪，母亲说：之所以看上我父亲，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看到我父亲请客大方，从不迟疑。平时遇到有困难的同志，总是二话不说，掏出身上所以的钱就塞到战友手中。母亲的许多女同事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可以是个好领导，好大哥，好朋友，但不能成为个好丈夫，因为就他那个扶危济贫的脾气，有多少家底也不够折腾的。惟有母亲慧眼识英雄，她认为，这恰恰是父亲性格中最闪光最优秀的一面。母亲说，平时把钱财看得轻，关键时候才有可能为革命事业贡献所有的一切

　　这一认识成为我母亲和父亲未来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思想基础，也为母亲后来“不会过日子”埋下了伏笔。

　　母亲和父亲恋爱关系的最终确定是父亲首先提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行伍出身只念过一年半书的父亲，并没有象一般军事干部那样直通通的命令式求爱，而是采用了写信这种最文明的方式委婉地向母亲传递了爱慕之意。

　　我后来对父亲给母亲写的第一封情书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母亲微微一笑说：“其实那封信写的也很简单；开头一本正经地称耀华同志；然后简单介绍了他苦大仇深的的家庭概况；接着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母亲是否愿意与他相互帮助；一同革命到底？如果愿意；下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在镇上小饭店请我吃饭；最后是此致敬礼！”

　　我反复揣摩父亲这封信的文体结构，越琢磨越感到这封信写的实在是妙。写信本身就表明了他尊重知识分子，愿意学习文化的姿态。去掉姓氏不称“余主任”仅称“耀华”，说明希望两人关系比一般同志更亲近一些，后面又紧跟“同志”二字，则是表白此信并无强人所难之意。介绍自己家庭情况，无疑就是告诉母亲他历史清白，根红苗正，为母亲提供了解选择的机会。至于是否愿意一同相互帮助，革命到底，更是步步为营，环环紧逼。这里面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是否愿意建立夫妻伴侣关系，二是是否愿意建立同志战友关系，如果母亲去吃这顿饭，进一步说，可以理解为默认了和父亲建立恋爱关系；如果母亲不去吃这顿饭，退一步讲，就意味着不愿意和父亲一同革命。不和一个根红苗正的军事指挥员一同革命，那岂不是要走向革命的反面的吗？父亲知道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参加革命，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走向革命反面的。因此，不管母亲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这顿饭是一定要去吃的。吃了这顿饭，那可就上船容易下船难了。

　　于是，父亲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武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动了他行伍历史中所有可以借鉴的典范战例，将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地运用到恋爱之中，一封寥寥几百字的书信，即表达了真挚强烈的求爱意愿，又融会贯通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战略思想，可以说，从战役打响之初，父亲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

七　　结婚
那天父亲换了身新军装，香皂洗的脸，小分头梳的贼亮，早早就信心百倍地在小饭店等候。中午时分，母亲果然按期赴约了，只不过不是一人而来，而是蜂涌而至。母亲自然也看穿了我父亲在信中耍的鬼把戏，心想，你不是下了套，怕我不来“革命”吗？那我就带领着幼儿园的全体部下一同前来“革命”，将你“共产”到底。

　　父亲一看傻了眼，但很快就领会了母亲是用意。那天他兴奋异常，热情高涨，唯一感到尴尬的是，没有想到情况有变，战备物质准备不足，身上带的钱不够付帐了，最后还是有备而来的母亲为他解决了困难。这一天午饭，大家吃的十分尽兴，都觉得父亲比任何一次请客都要殷勤周到，只有母亲和父亲彼此心照不宣，知道这次聚餐与以往的意义不同。从此以后，父亲往幼儿园跑的就更勤了。

　　母亲的幼儿园驻扎的小山村依山傍海；风景宜人；白天树木绿意葱葱；夜晚月光皎洁；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去处。但母亲和父亲当时的恋爱方式却非常革命化，每次约会，都是在母亲的办公室，中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条桌，父亲坐一头，母亲坐一头，两人面前都摆着笔记本，母亲汇报工作，父亲就作记录，父亲指导工作，母亲就作记录，很象朝鲜停战时的板门店谈判，一点也不浪漫。

　　1954初夏的一天，父亲又来到幼儿园，和母亲谈完工作后，父亲说：“师党委已经决定让我的团里任职，今后来的机会可能就少多了，我打了份报告，你看一下，要是没意见，签个字，我们就结婚吧。”

　　母亲接过申请结婚报告，扫了眼，掏出钢笔，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不久，母亲便和父亲确定了婚期。

　　然而，母亲的自主婚姻真的是一波三折，历尽坎坷。

　　就在父亲和母亲买好喜糖，布好新房，准备举行婚礼时，按照程序，政治部对母亲开始进行例行的政治审查。

　　这一审不要紧，母亲复杂的社会关系把政治部主任吓了一跳，为了慎重起见，政治部专门派出2名干部外出调查母亲的个人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并做出决定，在母亲问题没有搞清之前，不允许和我父亲结婚。

　　解放初期，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残酷，28军又驻守福建前线，隔海相望的就是做梦都要###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母亲要想和前线部队一位管干部的干部结婚，政治上有一点问题组织上也是不会批准的。因此，面对组织的决定，母亲表现的十分坦然，她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俯仰无愧，她坚信，水清石自出，人正不怕影子斜。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审就马拉松式地整整审查了一年。

　　其实也并非组织上愿意充当无情无义的法海和尚，而是母亲的确有着太多说不清的问题。

　　出身资本家是问题；我大姨父原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现在定居美国是问题；我小姑姥爷原是国民党中将高参现在定居香港是问题；我母亲的表姐夫原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高级官员现在定居台湾是问题；我四舅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官是问题，等等，以及其他一些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戚侨居国外。这许许多多问题放到一起，就连政治部的同志也犯了愁傻了眼。

　　那时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的亲戚还好调查，国外的亲属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清。母亲自己也十分清楚，外调的最后结论，很可能是什么也搞不清，而什么也搞不清的后果，就意味着组织上不会批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甚至让她脱下军装，离开部队。母亲心里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母亲在接受外调审查的那段日子，外界的议论很多，似乎她犯了什么错误。而父亲也一直没有接到原定的任职命令，只是每星期到幼儿园“检查工作”更勤了。母亲知道，父亲没有及时升迁完全是她的原因，他过于频繁的来到幼儿园，显然也是为了安慰母亲，怕她思想有压力。父亲越是殷勤，反倒使母亲更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有一次，母亲实在忍不住，就对我父亲说：“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肯定是搞不清的，你是历史清白的工农干部，年富力强，正是组织重用的关键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我们分手吧，成不了夫妻起码还是革命同志嘛。”父亲听了，瞪着眼睛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余耀华不就是生活关系复杂一点吗？可你已经参加革命而且组织上是有过结论的，成分高就不成家立业过日子了吗？我们正大光明谈恋爱，问心无愧，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大不了一起转业到地方工作，一样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嘛！”

　　母亲说，这是我父亲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对她发火。

　　我后来无数次心驰神往的想象着这次谈话催人泪下的悲壮效果。母亲深爱着我的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父亲的政治前程，她违心作出了分手的思想准备；而父亲同样也深爱着我的母亲，为了能够和母亲顺利结婚，他无奈作出了转业的痛苦选择。这段杜甫唐婉“错错错、莫莫莫”式的爱情故事，父亲和母亲是在一场严肃冷静的谈话中，以悲剧色彩开端，以喜剧效果收场的。

　　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评价过我父母的婚姻，他说：“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想到你父亲和你母亲最终还能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你父亲背了你母亲的累，你母亲沾了你父亲的光。”

　　父亲老战友的言外之意是：父亲这位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因为和母亲结婚影响了未来的政治前途，而母亲这位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和父亲结婚而免受了许多政治折磨。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可事实上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正好面临提拔，考察材料都写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见下文；直到一年之后母亲政审结束；父亲才被任命到8团担任干部处长；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一年。是否纯属巧合，父亲从没追问过组织，组织上也从没向他有过任何解释；彼此心照不宣。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对子女们谈及过这个敏感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我后来只从母亲嘴里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母亲接受审查期间，在母亲受到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我那同样在心灵上经受着政治和道德双重考验的父亲始终和母亲保持着公开的恋爱关系。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对母亲无声的最大支持。

　　父亲的战友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道：“你父亲的人品没得说，了不起！”

　　一年后，对母亲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宣告结束，结论是，历史清白，同意结婚。

　　为了这八个字，父亲和母亲承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我不得而知，我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思想的天空任意翱翔。

　　但我知道，我那当时迟迟不能完婚的父亲、母亲彼此是用心灵相互默默支撑着走过了1954年的多事之秋。

　　1955年5月，母亲终于得到师党委的批准，允许和父亲结婚。

　　说起来，母亲的婚礼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上午，师部的通讯员突然送来师政委亲手写的一张纸条，政委说，我父亲明天就要到8团去任职，这一走还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干脆走之前把事办了。母亲看完纸条，还没反应过来，通讯员便不由分说把母亲的铺盖卷起来抱到师部，扔到父亲的床上。一张单人床变成两个并排的单人床，窗户上贴了两个大大的红喜字，又买来几包糖果，晚上师长政委和师部的参谋干事们凑在一起，喝了几瓶酒，就算是把婚结了。那时父亲酒量大的惊人，虽然几个年轻的参谋干事轮番上阵，并没有把父亲喝醉，反过来，父亲倒把想搞恶作剧的战友们灌倒了一大片。

　　第二天早上，同志们还没有醒过酒来，父亲已经精神抖擞地坐着吉普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8团走马上任去了。

　　那一年，父亲32周岁，母亲28周岁。两年后，我的大哥出世了。30岁的女人生头胎，对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和头等大事的今天来讲，也算是可以披红戴花的晚育模范了。

　　一向特立特行的母亲，自从生下我大哥之后，心理上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悄悄萌发出一种渴望安定和温馨的感觉。然而，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一个生活在战争边缘的女军人来说，安家立业无疑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大哥刚满周岁那年，一场震惊世界的局部战争在福建前线打响了。父亲奉命出征，数年未归，那雷霆万钧的炮声无情地击碎了我母亲营造温馨小家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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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炮战
1958年8月23日，金厦沿海天气晴朗，风平浪静。

　　谁也不曾想到，从厦门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公里的海岸线上，数百门躲藏在伪装网后的大炮已经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悄然抬起，对准了东南方向的大、小金门岛。

　　毛泽东亲自谋划并指挥的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就要打响。

　　父亲的所在的第28军弓奴上弦，刀剑出鞘。这支与金门守敌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部队，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整戈达旦苦苦等待了9个年头。

　　金门是28军数万将士心中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这支自建军以来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部队，在这个弹丸之地却遭受到了被军人视为奇耻大辱的重创，成为父亲他们永远的伤痛。

　　父亲至死也不会忘记，1949年10月24日，夜暗星稀，风急浪高。我10兵团第28军及29军一部9千将士挟解放厦门之余威，拉开了金门之战的序幕。所有的登船将士都清楚，金门之战是解放台湾前的最后一役，必将惨烈无比，肯定有人长眠于此，但没有一个人想得到，此一去竟是所有壮士再无归期！

　　金门岛古称“仙洲”，相传两晋之前还和厦门相连，后因地壳变动才慢慢漂离海外。它距大陆最远点10公里，最近点仅有1800米。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时在岛西置有守御千户所，并在所内东西北方向各筑一道金色城门，称之为“金门所城”，“仙洲”由此更名为“金门”，并延用至今。

　　金门又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大金门面积124平方公里，小金门面积为15平方公里，全岛总居民约4万人。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史料上讲：“台湾扼东南四省之要，二岛（金、厦）又扼台湾之要地”。“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是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正因为金门战略上非常重要，所以蒋介石败逃台湾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块弹丸之地。

　　父亲极少跟我提及28军走麦城的这段历史，后来在我一再缠磨之下，才勉强打开了痛苦记忆的闸门：

　　那天夜晚，9千渡海作战的勇士迎着密集的炮火，在金门古宁头强行登陆，三小时内，横扫三分之一个金门，蒋军几近崩溃。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在向台湾撤退途中的国民党胡琏兵团接到老蒋的严令，立即返航增援金门，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一下使得金门守敌增至数万。而我军第一梯队抢滩登陆后，没有及时组织返航，船只搁浅沙滩，被敌军炮火全部炸毁，断了登岛部队的退路。父亲所在团作为二梯队早已整装待发，但是又无船可用，只能隔岸观火，望洋兴叹，眼睁睁看着战友在流血，在拼命，却又无能为力，多少钢铁汉子急得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九千官兵血战三日，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这样记述道：“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都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悲壮的金门之战降下了帷幕。

　　金门失利，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震动。

　　自我军建军以来，国共双方交战不下万千次，虽不乏险仗、恶仗、吃亏仗、倒霉仗，但从来没有过团级以上建制单位被全吃的记录。金门一战，一下子被一个不剩全歼三个加强团，怎不令人瞠目结舌，悲痛万分。

　　10月29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通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

　　父亲后来不无惋惜地说：“战场上的形势有时候是瞬息万变。金门战斗从客观上讲，是在金门守敌进行换防，要调走的还没有走，要调来的却已经来的结骨眼上打响的。这样一来，我攻岛部队面临的敌人一下子增加数倍，形成了敌众我寡的态势。而我运送增援部队的船只又没有及时返航，被全部炸毁在登陆沙滩，导致后续部队无法增援，只能眼睁睁看着上岛部队全军覆没了。”

　　我后来想，如果我军攻击时间提早二天，或推迟二天，如果运送一梯队的船只及时返航，再送上增援部队，那么，这场战斗肯定将是另外一个结局。

　　但是，历史从来无法假设。28军的9千将士就这样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数倍敌人，英勇作战、宁死不屈，直至全军覆没了！

　　28军自此和金门守敌结下深怨。此后，全军将士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早日再战金门，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实际上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早已下定了解放金门和台湾的决心，并且还详细制定了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计划以第三野战军为主，投入50万部队，粟裕为最高指挥官，分两次运送渡海攻台。我父亲所在的10兵团编入了第二梯队。为了确保台湾战役作战方案的实施，一九五0年六月，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这一年7月到次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合练，最终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当时的台湾已经是苟延残喘的时日到了屈指可数的时候。1950年5月，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整个台岛被一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几十万残兵败将军心涣散，士气消沉，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我后来看到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这样描绘当时的台岛景象：

　　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

　　然而，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