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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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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超越阶级的肺腑之言，使终于从内心接纳了这位一奶同胞。
母亲与我大姨之间那种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告别故乡安庆，孤身一人来到都城南京，就住在我大姨家中。
那时候大姨已经成家，姨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为人忠厚，做事谨慎，人缘极好。大姨虽然已经生了我的大表姐，但由于肤色好，善保养，会打扮，往那一站，依旧是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再加上她善于攻关的天赋，上司同事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故而一家三口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很是惬意。
母亲的到来可以说是我大姨期盼已久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之所以产生出走的动机，和大姨在背后不断地鼓动支持密不可分。大姨年少时与我母亲一样看不惯家中名目繁多的规矩，忍受不了家中散发出来的封建腐朽气息，所以自从考上复旦大学后，就一心想着怎么帮助妹妹也早日脱离苦海。母亲在皖南山区读中学时，她就经常来信，鼓励母亲好好学习，不要中断学业。她始终向母亲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名富家小姐，只有考上大学，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才是获得独立人格和社会认可的唯一出路。这一观念地不断复制和灌输，慢慢在母亲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大姨自然也就成为我母亲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母亲来到南京不久，便在大姨的安排下，考入金陵大学预科班学习。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求学
金陵大学是解放前我国著名的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江文书院，全国解放后，金陵大学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遂更名为南京大学。这所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尤以文理和农林见长，被誉为“江东之雄”。
大姨在金陵大学有许多同学和朋友，自然是希望母亲先考上预科然后直接转入本科班学习。实际上，我母亲确实在金陵大学预科班学习了近一年的课程，并且深深喜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和人文环境，至今她仍然能够脱口唱出金陵大学雄壮豪迈的校歌：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若不是接下来发生了两件大事，母亲的求学梦想肯定就会在这里得以实现。
第一件大事是国事。
1947年夏，伴随着全国内战的升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迅速攀升，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物价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工人、市民和学生食不果腹，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15日，南京5千余名大学生首先举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接着，北平和上海的大学生也走上大街。5月20日，南京6千余名学生再次高举“京沪苏杭16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途中遭到南京大批军警、特务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南京“五二0”惨案。母亲当时亲身经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如今虽然将近60年的岁月过去，可每当提起这段历史，她都会激动不已。
母亲后来讲，其实事先她并不知道南京高校要组织罢课游行，在此之前，她从未和任何进步的学习组织发生过接触，而是每天抱着书本来往于教室和住所之间，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的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对学校以外的事情从不过问。我母亲当时甚至对内战的爆发也很不理解，她实在搞不清楚，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刚刚过上和平安祥的生活，为什么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
或许是因为母亲出身豪门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母亲从不过问政治的性格，反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从不把她当成依靠团结争取的对象，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直到1947年5月20日这天早晨，一个偶然的决定从此开始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
那天早饭后，母亲照旧夹着书本去上学，路上不断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离开校园，却也并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一位同班的女生拦住她说，今天全校停课了，反正也没事，不如我们也一齐参加游行去吧。母亲稍一犹豫，那女生不由分说挽起母亲的胳膊就向校外走去。
母亲就这样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胡涂地走进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那天马路上游行的学生队伍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学生们四个一排，手和手、胳膊和胳膊紧紧地互相拉着扣着，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散发着传单。路边的工人、公务员、小商贩们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似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交通完全断绝了。
突然，警笛声刺耳地划破天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游行的学生，刹那间，救火的水龙头倾盆大雨般喷射过来，森亮的大刀、漆黑的皮鞭在人们的头顶挥舞。但学生们不畏强暴，依旧呼喊着惊心动魄的口号，昂着头颅大步前进，前面的学生倒在血泊中，后面的学生马上紧跟上去。冲啊，冲啊，向着反动派卖国贼冲啊！这用鲜血凝成的声音越来越高，地动山摇般响彻六朝古都的街头和天空。
母亲的心灵第一次被强烈震撼了。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和悲壮。母亲对国民党标榜的“自由民主”的最后一丝幻觉，被穷凶极恶的军警、特务用手中的大棒彻底击碎了。
这次血案母亲虽然毫发未损，但淡青色的旗袍上却沾满了同学的血迹。过度的悲伤和义愤使得她游行回来后便大病一场，几乎一个星期彻夜不眠，一合上眼，便是满天飞舞的大棒和四处飞溅的鲜血。
几乎是在“五二0”惨案发生的同时，远在山东省南部的沂蒙山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张灵甫指挥整编74师紧紧围困在孟良崮，经过两天三夜的浴血激战，全歼74师3万余人，当场击毙师长张灵甫。这一战役不仅震惊朝野，也使母亲联想了许多许多。
母亲自读小学开始，便早闻张灵甫的鼎鼎大名，那时候，张灵甫以其对日寇百战不贻的赫赫功绩，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当时的中小学生们，说起他的战功，个个如数家珍。
1937年，时任团长的张灵甫，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激战之中，他甩掉上身军服，光着膀子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冲向敌人阵地，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接着又率团连续打退敌人7次冲锋，消灭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他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越深山峡谷，飞夺张古山，与日军浴血死战五天五夜，身中7块弹片不下火线，最终取得胜利，从此名震天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为什么却被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了，甚至搭上了性命。几天来，母亲苦苦琢磨着其中的因果关系。联想到国统区势不可挡的学生爱国运动，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人心者得天下。蒋介石政权腐败透顶，倒行逆施，必然命不长矣。
这是母亲政治觉悟的开端。
第二件大事是家事。
1947年夏，大姨父奉命出使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消息传出，亲朋好友皆大欢喜，羡慕不已。
上世纪40年代的国人与现在一样，对出国有着特殊的偏好，尤其是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更是把留洋当做毕生的最高追求，甚至比当今的出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有关系的军政官员都忙着把法币兑换成金条，存入花旗和汇丰银行，恨不能变成一只鸟儿飞到国外，那怕是中东西亚阿拉伯也成。当时有钱人出国的首选自然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再次是澳洲、香港东南亚，实在没本事的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总之拚着命也要离开大陆这块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是非之地。
大姨夫出使的梵帝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是世界上最小的国中之国，面积仅有平方公里，人口仅有千余人。梵帝冈虽然国小人少，然而在世界上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它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天主教皇所在地，在100多个国家派驻“圣使”和“代理圣使”，控制着遍布全球几亿名教徒。
梵帝冈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不久，梵帝冈便首先通电承认，并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同时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对其“恭敬与服从”，“务使###恶意除为要”。蒋介石年加入基督教后，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蒋介石认为，能够帮助他对付共产党的国际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和金钱，主要对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是反动宗教势力，主要对付逐渐觉醒的劳苦大众。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梵帝冈的外交地位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大姨父能够在此急需国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多事之秋被派往梵帝冈，既说明上司对他寄予厚望，也预示着他还有着不可限量的政治前程。果然，时隔不久，大姨父便又被一纸调令派驻华盛顿，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这使他的外交生涯达到了顶峰。
大姨对大姨父这次升迁自然十分满意。但高兴之余，又不免为如何安顿我母亲暗暗发愁。就在不久之前，姐妹俩刚刚因为我母亲参加学生运动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小磨擦。大姨认为，学生爱国固然可敬可佩，示威游行也无可厚非，但现在政府是独裁统治，学生稍有一点过激行为就有特务盯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抓进宪兵队、警察局，大学里三天两头有人被抓和失踪，闹得人心慌慌，她认为我母亲如果总是跟着进步学生组织跑，早晚要出事的。母亲则不以为然，她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失职不作为，国人皆有督促其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母亲和大姨因为政见不同第一次发生的分歧。但分歧归分歧，母亲最后还是尊重了大姨的意见，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组织的激进活动，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虽然母亲保证不再过问政治，但大姨依旧放心不下这个自小就脾气倔犟爱认死理的妹妹，左思右想，她决定把母亲托付给在南京的小姑照顾，并表示定期给我母亲寄来生活费用，一切都安排妥当这才放下心来。
大姨出国启程那天，母亲专程到机场送别。大姨登机前，握着我母亲的手，依依不舍，反复嘱咐，要用心读书，等她在外面站稳了脚跟，一定接我母亲到国外去留学。
飞机起飞了，带走了母亲的希望和梦想。母亲望着越飞越高、渐渐消失在云端的美式客机，久久没有离去。她在默默祈祷着我大姨一路平安，同时也在等待着有一天大姨回来兑现她的诺言。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大姨这一走，姐妹俩便天各一方，整整三十多年没有相见。
三 求学
大姨出国之后，母亲便搬进了她的小姑家居住。
我的这位小姑姥娘可不是一般人物，她从小在余家是我姥姥带大，因为姊妹中数她最小，大家都宠着，便养成一付刁钻尖刻的怪脾气。听舅舅讲，她出嫁时，仅娘家陪送的银元就足有三大箱，加上几十担其他陪嫁，光护送嫁妆的士兵动用了整整一个排。余家嫁女向来大方，但我小姑姥娘出嫁的气派，在余家嫁女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当年小姑姥娘出嫁之所以如此的排场，并不仅仅是因为余家的富有，更主要的是，她下嫁的夫君是个大有来历的人物。
小姑姥爷是个资深的政客。早年任国民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的中将高参。日本人投降后，作为第一批接收大员从重庆飞回南京，跟随中国陆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参加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接受了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文本，清算日伪财产，等到国民政府陆续回迁时，他已是刮够了地皮，捞足了油水，成为典型的战争“爆发户”。
小姑姥娘在安庆做姑娘的时候，我母亲尚小，自从她出嫁之后，两个人便没再见过面。母亲到南京后，曾经随我大姨到她府上去过几次，彼此见了也还亲热。大姨将我母亲拜托她照顾时答应的也很痛快。所以，大姨走后的第二天，母亲提着一个小皮箱就搬了过去。
然而，母亲搬过去没多久，就后悔了。
小姑姥娘居住在鼓楼2号一幢别致的欧式楼房里，这里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商贾云集的富人区，周边古树蔽天，鸟语花香，环境优美，景色怡人。然而风景虽美，但居者不雅。小姑姥娘既是麻将高手，又是舞场皇后，每天晚上不是“PARTY”开到半夜，就是“长城”修到天明，天天门庭若市，夜夜车水马龙。小姑姥爷则整日忙于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几个儿子更是不争气，十五六岁就养成一身坏毛病，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凭心而论，小姑姥娘对她这个侄女不薄，平日里吃穿不愁，照顾周到，而且单独自住在楼上的一间偏房里。但日夜不停的喧闹声根本无法使她安心学习。更使母亲无法忍受的是，这座小楼里到处散发和洋溢着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气息。不到两个月，母亲就以临近考期学习紧张为由搬了出去。
小姑姥娘并不知道我母亲搬出去的真实想法，临走时，还千叮咛万嘱咐，缺什么东西打电话叫佣人送过去，在外面住不习惯就再搬回来。
母亲离开小姑姥娘家这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窘迫的日子。那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通信不便，母亲和我大姨及安庆老家失去了联系。一个十###岁的富家小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突然之间，失去了任何依靠和经济来源，从未想过的民生问题马上变成首要的问题严峻地摆到面前。
然而，母亲是个从不服输的人，她没有听从好心同学劝她先回安庆的建议，而是和几个家境贫寒的同学合租了一间破旧平房，精打细算着剩下不多的生活费，继续坚持着学业。
母亲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决不能半途而废，即使前面的道路再坎坷再艰难，也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不考取金陵大学绝不回家。”
但是，日益糟糕透顶的时局打乱了她的如意算盘。母亲原来以为手中仅存的一点生活费只要省吃俭用，满可以坚持到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日期。不曾想，南京的物价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起来，金圆券落潮般地在迅速贬值。母亲终于弹尽粮绝了。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那些日子，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夜幕降临之后徘徊在秦淮河畔，眺望着江中灯火点点，排泄着心头的苦闷和烦恼。有几次，她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我小姑姥娘的小洋楼前，望着窗里透出的灯光。听见里面传出熟悉的声音，鬼使神差般地就要走上前按响门铃，但最后一刻，她清醒了，强烈的自尊使她止住了脚步，忍着饥饿蹒跚着渐渐离去。
就在母亲几乎山穷水尽、陷于绝望的时候，同住一室的一位同学带来了上海一些院校提前招生的消息，这消息无疑象一缕光明驱散了母亲心中的阴霾。
到上海去！母亲和几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母亲离家的时候，家里人最后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能报考上海的大学，他们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大染缸，再纯洁的好人掉进去也会改变颜色。这个约定，母亲是同意的，因为她当时的计划是投奔大姨，一门心思考取南京的金陵大学。可世事难料，母亲离开安庆后，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何方，再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了。
当母亲告别金陵大学这所朝夕相处一年的校园时，她的眼眶湿润了。这毕竟是母亲为之倾注了汗水、心血和感情的第一个梦。而如今这个梦伴随着囊中的羞涩破碎了。考不上金陵大学，成为母亲这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七月来到上海。顾不上游玩举世闻名的十里洋场，黄埔外滩，母亲躲在廉价租来的小阁楼里，一头扎进了书堆。那是一间高不过一米的阁楼，没有窗户，钻进去连腰也伸不直，正是江南最炎热的季节，阁楼里就如同一个桑那房，呆不一会就是满头大汗，我母亲在里面整整呆了一个月，悬梁刺股，宵衣旰食。也许命运终归要垂青勤奋和努力的人，这年初秋，母亲终于考取了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我后来问母亲：“是不是从小就有志于从事幼教事业？”
母亲听罢哈哈大笑道：“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幼稚学校是干什么的。我每天拼命地在众多招生院校的简章里寻找着官办两个字，我需要的是助学金。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第一感觉是，我终于找到管饭的地方了。”
母亲的回答先是令我惊愕不已，接着便也开怀大笑，觉得母亲不去学哲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用最简便的语言解决了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那就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母亲的答案真是淋漓酣畅，痛快至极。
四 参军
1947年夏秋之交，母亲走进座落在静安寺附近的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幼稚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母亲考取的这所国立大学是因为校长的赫赫名声而引人注目的。它的校长就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及儿童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浙江省虞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3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践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929年，又与陶行知共同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中心——中华儿童教育社，接着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幼稚教育实践基地——燕子矾幼稚园和我国第一所劳工幼稚教育实践基地——上海劳工幼儿园。1940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创办了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霸主地位，被誉为“儿童教育圣人”。他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提出了一整套“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培养儿童成长的首要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以及“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他特别强调要把“大自然、大社会”当成“活教材”，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
全国解放后，陈鹤琴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其提出的“活教育”理论遭到批判，从此告别教育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平反复出工作，可惜三年之后，便因病逝世，终年91岁。
母亲考取上海幼师之前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陈鹤琴校长的“活教育”理论很快吸引了她。母亲开始意识到，要想改造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无处不在的旧中国，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代“爱国家、家人类、爱真理”的“新人”，才能担负起振兴未来中国之重任。于是，母亲开始有了一种舍我其谁、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但是，母亲很快就破碎了“育儿救国”的梦想，时局的急剧恶化再次把她卷入政治旋涡之中。
母亲说，有两个人对她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校长。当时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浓郁。校长陈鹤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慈祥和蔼，乐于助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妈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许多外围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险遭日伪军暗杀。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都被他聘为幼师教员，掩护起来，才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而他自己则为此两度被捕。他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外，其余六个都是中###员。1947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做为陶行知的至交好友，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活动，并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不久，他便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并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嫉恨之深。
母亲时年19岁，正是需要和觅寻偶像的年龄，于是，入学不久，便将全部崇拜投入到自己校长的身上。并由此朦胧地出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陈鹤琴是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腐败了；他拥护共产党，自然是共产党得人心。
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母亲说：“江枫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政，总是一针见血，令人信服，他还经常拿来一些被列为禁书的苏联小说在同学中间传看，并几次偷偷带着我和几个同学到进步书店去购买和借阅革命书籍。”
母亲回忆道：那是个苏联人开的小书店，设在霞飞路一个里弄里，外表看很不起眼，但每天都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这里，所以国民党也派了特务躲在暗处盯梢，谁要是去的频繁了就会有“失踪”的危险。正是那个时期，母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大量的苏联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图书，我母亲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在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过着平等幸福而快乐的日子。从此，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我母亲心里悄悄生根发芽，成为她憧憬未来的一个梦。
陈鹤琴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气质令母亲崇拜不已，江枫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追求理想真理的青春活力和百折不挠更是令母亲大为钦佩。正是在导师和同学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母亲入学的第二年便开始“不务正业”，把精力由刻苦攻读“活教育”理论转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爱国学生运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参军
1948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骤增，便引发了国统区物价的新一轮飞涨。7月3日，沪市米价狂涨至每担2600万元，为抗战前的260万倍。面对洪水般汹涌的涨价狂潮，多少市民百姓家破人亡，无法生存，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再次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8年5月4日，上海大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5月28日，上海万余名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前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遭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卫戍司令宣铁吾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50余人，大批学生受伤。
1948年的夏季，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母亲说，所以大中专学校门外每天都有特务在盯梢，警车穿梭般在大街小巷飞驰着，不时有进步学生教师失踪和被捕。校园内举行各种演出和###时，经常会被大批从天而降的军警特务包围，他们在伪装成进步学生混进学生组织中的军统和中统特务指认下，疯狂抓捕着学生骨干。江枫就是在那个风腥血雨的时候被逮捕杀害的。
母亲至今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几十个进步学生正围坐在教室里聆听江枫布置下一阶段的游行示威活动，突然，校园里四处响起刺耳的警笛声，几十个军警和特务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挥舞着手中的木棒疯狂殴打手我寸铁的学生。江枫被抓走了，他被带上警车时还拼命挣扎着高呼：“同学们，团结起来，不要被法西斯的疯狂所吓倒，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五天后，他被杀害了。
江枫的死，非但没有吓退母亲，反而更加激起了她追求进步，反抗强暴的决心。她开始在心里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江枫；一个富家子弟，不愁吃穿，生活优越，为什么却要坚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清楚地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江枫的决定，是在看透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一种神圣使命感的驱使和冲动，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他虽然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跟着共产党，就是所有青年学子追求进步、期盼光明的必由之路。
多少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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