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时候的种种善举，自此躲过一劫。

　　姥姥对读书人感兴趣，还和姥爷的特殊经历有关。姥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介书生，偏偏喜爱上了政治，投笔从戎，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飘泊江湖，历经磨难，染上一身疾病，四十多岁就不治而亡，逼得姥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挑。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周旋于官府商贾之间，支撑着偌大一个家族的生存，其中的苦衷自是一言难尽。所以，姥姥对党派之争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于是，便给子女们立下“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并破了祖宗规矩，允许余家的小姐上学。母亲和大姨算是这一规矩的第一代受益者。十几年过去了，在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和大姨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黄埔军校等，事业上各有所成，却再无一人步我姥爷后尘涉足政坛。

　　姥姥的善良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我姥爷纳妾这件事上。

　　有一年我姥爷到武汉谈生意，一日无事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边酒店，正在把盏欢饮之间，突见有人跳江自尽，众人急忙抢救，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一打听，原来这姑娘姓秦，是个中学生，只因父亲做买卖赔了钱，欠下一屁股帐，无奈之下，将女儿卖给财主的傻儿为妻，女儿知书达理，誓死不从，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滚滚长江。大家听罢秦姑娘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皆叹人心不古，世间不平，于是凑了几块大洋，让秦姑娘回家。不料秦姑娘翻身便拜，央求各位好心的叔叔大爷将她带走，说什么也不回家见那狠心的父亲。几个人面面相觑，有心将这如花似玉的黄花姑娘带走，又都怕家中河东狮吼。于是有朋友突然说道：“看来只有余老板有胆量带回了。”因为众人皆知我姥姥心善，或许不会计较。开始姥爷也是心虚，怎奈众人一捧，便有了英雄救美的虎胆，借着酒劲一拍胸脯，豪情万丈地答应下来。在回去的船上，和秦姑娘朝夕相处，一来二去便生出私情。回到安庆之后，又觉得理亏，不敢往家里领，便在城北僻静处租了一套房子，隔三差五跑去偷欢。时间久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小老婆，再后来连姥姥也有了耳闻，只是装聋作哑不点破，盼着他自个迷途知返罢了。

　　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了许久，有天晚上，姥爷在秦姑娘处过夜，三更时起来小解，不小心摔了一跤，竟断了小腿。抬回家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心里牵挂着秦姑娘，又不敢挑明，每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姥姥见他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心中不忍，便道：“还是将那姑娘接回来住吧，既能照料你，也免得你惦念。”

　　姥爷没想到姥姥早知此事，而且是如此海纳百川的胸怀，顿觉羞愧难当。虽然羞羞答答地将秦姑娘接回家正式纳了妾，却从此对姥姥心生敬重，再不敢在外面寻花问柳，拈花惹草。

　　或许是一脉相传的血统原因，母亲从小就继承了姥姥悲天悯人，扶危济困的性格，和我那生性豪爽的父亲结婚之后，这种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家来到山东，在如何对待农村亲戚问题上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至于许多邻里在背后评价母亲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

　　秦姑娘性格温柔，手脚勤快，进了余家门后，上上下下相处得很好，没有和谁红过脸，绊过嘴。她尤其喜欢我母亲，那时母亲只有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于是她经常带母亲到江边迎江寺游玩，什么荡秋千，踢毽子，唱歌，跳绳，拍皮球样样都会。姥姥让我母亲管她叫她小姨，其实她只比我大舅年长1岁，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心灵手巧、外柔内刚的女人。

　　姥爷去世的当天晚上，秦姑娘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回到房里，便触电殉情，差点丢了性命。姥姥没想到看她平时少言寡语，竟还是个痴情的烈女，心中顿生惜意。

　　办完丧事后，姥姥就打算把我母亲过继给她，也好年老之后有人送终。但秦姑娘大难不死之后，突然顿悟，觉的自己只有22岁的大好年华，实在不愿在一个与她已经毫不相干的家庭里守寡一辈子。姥姥猜透了她的心思，便送了她不少银两，让家人将她送回了武汉老家。

　　秦姑娘走的前夜，搂着我母亲哭得泪人一般，次日在江边码头临别之时，对着我姥姥连磕三个响头说：“大恩不言谢，夫人的恩情小妹只有来世相报了。”说罢掩面登船而去。

　　这件事在安庆一时成为美谈。许多男人都自叹没有如此胸襟，连夸姥姥是菩萨心肠的巾帼豪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出走
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占领南京；次年夏，日寇沿长江挥兵西进，直逼安庆。那一年母亲小学尚未毕业。为了不做亡国奴，姥姥不顾年老体衰，带着一家老小，扛上“余良卿膏药”的牌匾，舍家撇业，踏上了漫长的逃难旅途。一家人先是沿九江、汉口、湘潭一线逃到广西，待战事稍有好转，又辗转回到皖南山区。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柳暗花明，风餐露宿，历尽苦难，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姥姥也没有让我母亲中途辍学。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姥姥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颠簸和持家的艰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带着对余家渺茫前途的牵挂和无奈，撒手西去。

　　姥姥去世时，我几个舅舅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可母亲没哭。

　　像母亲这种刚强性格的女孩子，能在19岁做出离家出走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坚决反对母亲出走的是我大舅。

　　这不仅仅因为在母亲的家族中，除了姥姥之外，最疼爱母亲的就是我大舅，还因为父母双亡，长兄如父，我大舅对这个年龄相差16岁的小妹更多着一份监护人的责任。

　　当时大姨已经结婚，随我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姨父住在南京，三舅、四舅在国民党军方任职，也在外地。安庆老家只有大舅和二舅。二舅是个老实本份人，年轻时就随姥爷姥姥熬制膏药，虽然姥姥去世后，当上了余家老字号的大掌柜，但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我那在中学执教的的大舅。

　　大舅吃了一辈子粉笔沫，但你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等闲视之，事实上，大舅是一位颇具魏晋名士风范的画坛奇人，其逸事趣闻至今在皖省流传甚广。

　　大舅生于1911年，号半聋，自幼喜爱丹青，少年时便做梦也想成为当今的嵇康、吴道子。只是因为身为长房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于是高中毕业后，被姥爷硬逼着考入同济大学学习商贸，三年级时，他最终挡不住艺术的诱惑，竟然擅自辍学，偷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先后师从徐悲鸿、刘海粟、刘抗、张弦等名家大师研习西洋绘画，并作为刘海粟先生的宠爱弟子多次跟随他赴杭州、苏州等地实地写生。由于大舅他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三十多岁时，在皖浙一带已颇有名气，是我国早期从事西洋绘画、接受西方美术思潮的画家之一。

　　听母亲讲，上世纪四十年代，大舅与全家避难于皖南徽州新安江畔，虽然深居简出，但仍然知之者甚多。这期间，受好友汪勖予的鼓动，开始改西而师中，浸淫中国书画艺术。他擅花卉翎毛，又对传统的山水画技术掌握的非常娴熟。他的国画师出徐、刘，却又自成风格，纵横豪放，气韵超逸，脱尽尘俗，毫无拘泥琐屑之态，落笔便得形神之趣。尤其是笔下荷花，浓墨画叶，偃仰有致；淡墨画花，秀逸多姿；浓淡疏密，灵气盎然。纷乱中有层次，浓重处见鲜明，气势磅礴，韵味无穷，使人如身临池塘而有烟波浩淼、苍茫俱美之感。

　　大舅早年奇闻逸事颇多。他生性嗜酒如命，常用的印语是“盛唐山下一酒徒”、“一月廿九日醉”及“醉翁之意”等。家中常将酒具与画具并陈，每日坚守壶中日月，杯里乾坤，作画前，必狂饮烈酒，待酒酣耳兴之所至，便以酒调色，那画假以酒力，有如神助，兴来泼墨，兴尽作罢，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围观者们无不为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神韵和画中散发的浓郁酒香所陶醉。有收藏者三五年后拿出闻之，仍有淡淡酒香。这便是他的得意绝活——醉荷花。

　　大舅不但画画得好，为人之魏晋遗风更是令人瞠目。解放前，有人慕名出价三百大洋收藏他的作品，他坚决不售，可若是友人前来求之，他会慷慨无偿地随画随送，分文不取。如有附庸风雅者求之，则不允。后有人探听到他嗜酒的爱好，便别有用心地提着好酒前来拜访。开始，我大舅尚有警惕，时间一长，实在挡不住酒香的诱惑，便摆开酒桌，说是和客人点到为止，然3杯下肚后，便把握不住自己，一来二去，直喝得酩酊大醉，此时客人再求他作画，无有不依。等到次日酒醒之后，便拍着脑壳直呼上当，决心不再饮酒。然而发誓归发誓，下次见了好酒，依旧喝醉了便画。好在这类文人墨客不为赚钱，只好收藏。然有做官者求之，便百般推脱，实在躲不过，便装模作样摆开画具，大呼着拿酒来，吃醉了便吐，口中还会胡乱嚷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求画者啼笑皆非，只好空手而归。为此，大舅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不过他一介书生处士，别人也拿他无奈。

　　大舅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从不以“某某大师门人”自居，刘海粟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亲笔提字赠他以照片，他藏而不以示人。浙江美术学院曾邀聘他赴杭任教，连信都未复。他的一位相知琴友离内地远赴边疆，他盘坐江边岩石上，面对滚滚东逝水，弹奏一曲阳关三叠为之纪别，然后摔琴断弦，从此不再抚琴，犹伯子牙与钟子期再现，名士风范可见一斑。

　　我与大舅一生中只有过一次相见。那是1987年的春天，大舅来到山东，在我家中小住。当时他已近8旬，早已金盆洗手，封笔多年。陪同前来的大表姐在一旁为我暗中出主意道，欲想老头作画，必先灌之。于是我们弟兄几个饭间拼命劝酒，乘他兴起，摆上宣纸。大舅那日喝得高兴，接连为我兄弟四人画了几幅。听说我年少时曾学画十年，连声呼之可惜，道：“若早知我有一外甥学画，我也收一关门弟子。”当得知我现在党政机关工作时，略一思索，为我画了一朵清隽的荷花，又在旁题字道：“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伤华而甘淡泊，遗个清名在乾坤。”

　　我心中明白，大舅是以花喻理，教我如何做人。

　　我始终不解的是，似大舅这样一生视名利如粪土，以作画与饮酒为伴的从容潇洒、心境平和是从何而来。古之哲人隐于山林或隐于诗酒，皆是失意之后所为。或许大舅如姥爷一样年青时也曾有过慨然之志，但随之而来的国难乱离及此后的种种折腾，终于使他大彻大悟，超凡脱俗，从艺术与美酒中寻求满意、寄托与快乐？

　　有人说，淡泊是一种理智；是一种深邃；是感悟人生后的一种大智；是经受挫折后的一种持重；是从痛苦到升华的修炼过程；是人格与品行的至高境界。古人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言甚是，但这名山灵水的定义之中，毕竟附加了“仙”与“龙”的条件，然后才能得名显灵，由此可见，若无“仙”和“龙”，仍无法显示山水本身的“高”和“深”。这就不如佛家玄机参透，看山是山，看山非山，看山不象山，看山又似山，随你看山者怎么看，山便是原来的山，根本无求别人的挑剔和赞美，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我时常在想，大舅这一生就犹如那普通的山，普通的水，不显山不露水，天工造化，江山不俗，物丰无尘，一任本色，由你怎么看都行，可以“我看青山多妩媚”，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游人的感慨，与山无涉。这种淡泊名利、只重气节的远古遗风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多见。做人如斯真的非常不易。

　　大舅是以年近9旬的高龄离世的，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片楮只字作品，真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令人感叹不已。

　　大凡近世有成就的书画家，一般分为两类，一种生前保留大量作品，准备身后建立纪念馆，以传后世；另一种与生俱来，徜徉自放，不为役使，不为名累，仿禅家之不立文字。大舅显然属于后一种。至于哪一种人生观更应提倡，应该是个人喜好，悉听尊便，旁人没有理由厚此薄彼，扬彼抑此。但我是更尊重大舅的这种做人准则。人生一世，能够富于传奇个性与烂漫色彩，兰气息，玉精神，不恋红尘，只留清白，最为难得。

　　圣人云：率性之谓道。我想，这正是大舅的人生写照。。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出走
母亲与大舅有着很深的兄妹之情。八年抗战的逃难期间，母亲一直跟随在大舅身边读完了初中、高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舅子女八个尚小，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当时是部队军官，工资颇高，于是毫不犹豫承担了资助我表姐读大学的任务。大舅唯一到我家的那次，母亲异常兴奋，出去游玩时，上下车都掺扶着老哥哥的胳膊，吃饭时不停地向大舅碗中夹菜。这是我所见到母亲少有的亲情流露。

　　其实母亲和我大舅在性格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对目标有着执著的追求，同样是对名利视如粪土，同样是有着一颗桀骜不驯的心。宁可孤芳自赏，守身如玉，也绝不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更不会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可以说，大舅的处事方式和做人准则对母亲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是，大舅崇尚的是“出世”哲学，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乱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向往着“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桃源生活；而母亲信奉的则是“入世”哲学，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总是有着一种对信仰强烈的捍卫意识，有着永不言败的韧劲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哪怕走投无路，头破血流，也永不言悔。

　　当然，也正是这种书生意气般的执著使母亲的后半生吃尽了苦头。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朗朗秋夜，我曾和母亲深入探讨过她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我总觉得母亲除了憎恨封建家庭桎梏的本能冲动外，一定还有着更加深层次上的理性认识。

　　母亲说，真正促使她下决心离家的是看了大舅曾经推荐给她的一本世界名著《娜拉出走》。

　　《娜拉出走》的一句名言至今使我母亲记忆犹新。当娜拉认识到自己在美满婚姻的掩盖下，只不过是丈夫的一个玩偶时，曾经说过：“我不再相信这种话了。我想，首先我是一个人，或者应该努力做一个人。”但对我母亲心灵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的是鲁迅先生对娜拉出走之后命运的剖析。鲁迅说：“娜拉出走的命运如何？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妇女经济上不独立，也就谈不上婚姻的自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金钱而卖掉。”

　　鲁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当时母亲理解的并不深刻，只是隐隐的感到，旧社会妇女对命运的抗争必须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会有政治上、人格上的自由。

　　其实，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如果不去变革那压抑人性、阻碍妇女婚姻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妇女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这种理解是母亲参加革命后才感悟到的。

　　当时母亲看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直觉就是，再也不能这样混混沌沌的活了，必须出去！必须自立！

　　母亲是我大舅一手带大，母亲高中毕业后，大舅是希望母亲报考安徽大学的，这是因为安徽大学既是国立，又坐落在安庆，将来照顾这个最小的妹妹也比较方便，可大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对我母亲精心呵护和培养教育所产生的效果，首先表现为劝阻我母亲不要离家出走的失败。

　　母亲后来说，那时年轻气盛，早岁哪知世事艰，有的只是一股热情和冲动。所以无论平日威严的大哥怎样软硬兼施，执著的母亲只是一句话：

　　我要上学！

　　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早晨，无奈的大舅将我母亲送到江边码头，忧伤的目光中带着孤帆远影碧空尽，难见长江无际流的依依不舍，而我母亲的心情却有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万分舒畅。

　　客轮一声长鸣，缓缓离开港口，那一瞬间，母亲的心情却像一只禁锢已久的小鸟飞出了牢笼。她站在船头，任细雨飘洒在周身，充满期望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江面的急流，就象一个探险者孤身走上一条从未走过充满荆棘的路，坚定地去觅寻心中珍藏已久的伊甸园。

三　　求学
母亲离家时走的是水路。对于座落在长江边上的古城安庆来说，那时候的水运远比陆运空运来得便捷和舒适。

　　母亲乘坐的是“民生”航运公司的一艘小吨位普通客轮。虽然已是上午###点钟，但仍然是细雨濛濛，乌云遮日，江面上弥漫着浓雾，根本看不清航标和来往的船只。于是，客轮就不停地呜叫着，小心地顺流漂下，渐渐地远离了生养我母亲的故乡。

　　母亲当时心中没有半点离别亲人应有的忧郁和伤感。整个上午，她一直站在前甲板上，任凭江面嗖嗖吹来的刺骨寒风拍打着周身，思绪就似这滚滚东去的江水，奔腾不息。

　　母亲其实并不知道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后，等待她的是祸还是福，重新开始的又是一种怎样的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但母亲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觉得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不懈地努力，未来的命运就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母亲就这么凭栏远眺，迎风屹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满脑子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那股兴奋的劲头既象巴金笔下觉慧离家时的不悔，又似易卜生话剧中娜拉出走时的坚毅。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便是半个多世纪没有回来。

　　母亲这次离家出走，并非毫无目标，漫无边际。而是直奔南京，去投靠我的大姨。

　　大姨生于1917年，整整长我母亲10岁，她思想比我母亲活跃，性格比我母亲开朗，处事比我母亲灵活，身材比我母亲苗条，举止比我母亲优雅，模样比我母亲漂亮，学识比我母亲渊博，总之，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我母亲的美貌女子。这绝不是我在胡思乱想，而是母亲亲口对我所言。

　　我没有见过大姨年青时的照片，因此无法判断母亲的这种比较是否有夸大其辞的成份，因为从常理上讲，赞美同胞姐妹丝毫不会起到贬低自己的效果，所以母亲的描述到底有几分可信连我也表示怀疑。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大姨从美国归来，与我母亲在一起照过许多像片，我仔细端详后发现，当时已年近7旬的大姨眉目之间仍然依稀可见年轻时的迷人风采，并且看去的确要比年近6旬的我母亲显得年青。

　　大姨在我心中几乎一直是个谜。

　　“文革”期间对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都是十分严格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就不断地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每次填到社会关系一栏都只是写上几个舅舅，从不知道母亲还有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同胞姐姐。

　　我知道这个秘密是考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

　　那年暑假，我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一封由安庆转来的美国来信。写信人开头便称呼母亲为“耀妹”，落款则自称是“德姐”，很长的内容通篇都是在回忆和评论余家过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伤感和怀旧的温情。更加使我诧异的是，来信的笔迹竟然与母亲的笔迹惊人的相似。

　　母亲收到这封信后，接连好几天的时间沉默寡语，心绪不佳，我观察到父亲背着我们兄弟几个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什么，而母亲似乎仍然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一个星期之后，我那在人民解放军当过政治委员的父亲终于以其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母亲的意志。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开始写回信了，写一段，对着台灯呆一会，再写一段，又停笔想一阵，这封信断断续续用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才完成。信写好之后，没有直接寄给那个“德姐”，而是由安庆大舅处转发美国。我暗中掂量过那封神秘的信函，很厚很厚沉甸甸的，足有七八页之多，以至邮局多加了五角钱的超重费。

　　母亲一向很少写信，即使有事给我舅舅去函也是简单明了，有一说一，从未象这次洋洋洒洒写小说一般，可见“德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我虽然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嗜好，便强烈的好奇心还是促使我忍不住询问这封密函的来历。可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道，那是她早年在美国定居的一个远方堂姐，许多年没有联系，叙叙家常而已。但我从“德姐”情意绵绵的口吻口断定，母亲显然没有讲实话，虽然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德姐”会是母亲的一奶同胞。但直觉告诉我，此人与母亲之间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血缘关系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母亲向我挑明这事是在这一年的金秋10月。当时大姨已从华盛顿飞到北京，并且行程安排上早有到山东看望母亲的计划。这是中美建交后大姨第一次回国省亲，也是母亲同胞姐妹之间三十几年之后的首次相聚。母亲没有理由不去和我大姨见面，这个封存了数十年的秘密也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

　　母亲后来解释说，之所以从不对我们提及大姨，是因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一个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高官的海外关系尤其是后来又定居美国的直系亲属足以葬送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前程。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海外关系成为许多人夜思梦想的追求时，母亲觉得更没有必要告诉这一切，她是担心我们由此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追求和虚荣。

　　母亲最后很认真地说，但是她不是无原则地对谁都隐瞒真相。

　　母亲参军时，向部队首长汇报了；结婚前，向我父亲讲清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求学
我的这位大姨似乎有着比我母亲更加强烈的独立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大姨正在安徽国立八中读高三，日本鬼子占领安庆后，她没有和全家一起当难民，而是跟随学校流亡到了湘西，这就是大姨的高瞻远瞩之处。高中毕业后，又孤身一人跑到了重庆考取了复旦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从此可以独立生存，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断断续续用了6年时间才上完4年的大学课程。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和家人相聚过一次，一个柔弱女子就这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面独闯江湖。

　　其实大姨年青时也是个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

　　几十年后，当她知道母亲毅然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时，曾经感慨万端地说：“抗战期间，无数的进步青年向往光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本来我高中毕业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总想着读完大学再参加革命也不迟，便去了重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南京，接着结婚生子，然后又身不由己地到了国外。就这样和革命失之交臂了，如果我当时真得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我的人生轨迹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了。”

　　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刹那间的念头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大姨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大姨父是她复旦大学的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后，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带着我大姨从重庆飞到南京。1947年受命赴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不久，调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任职。

　　解放前夕，大姨父曾携妻带子飞到香港，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怎奈那时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有希望改善的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大姨父思忖再三，寻求着未来的出路。以他国民党高级外交官的身份，回到国内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他又实在不愿意跟随腐败透顶把江山丢尽的国民党亡命台湾。经过再三权衡，大姨夫一家再次返回美国，从此远离祖国，过起了海外游子的生活。

　　说起来母亲和我大姨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有过历经艰辛的求学过程，都想依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都具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犟脾气。大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漂居美国的华人日子并不好受，原来的靠山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垮台了，被美国人鄙视；现在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朝鲜战争和信奉共产主义，又遭到美国人的仇视。”大姨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咬牙生活着，她一面含心茹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面重新开始读美国的大学，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30多年后，当大姨与我母亲在北京重逢时，彼此的心态是难以言表的。

　　同是一母所生，同是旧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个年青时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最终背叛了国民党政府；一个年青时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一生不被重用，始终被挡在了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人生真是一个大舞台，喜剧唱罢悲剧登场，频频的换幕以至于戏中角色都有点啼笑皆非，无所适从了。

　　或许是人分别的时间太久，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或许是彼此接受的价值观念相距甚远，以至于刚刚见面的时候，姐妹俩竟然象是一对陌生人，找不到一点共同语言，只能讲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那是一种令亲者痛心的尴尬。但骨肉亲情毕竟血浓于水，最终能够溶化政治坚冰。母亲、童年和故乡慢慢成为两个久别相逢姐妹的共同话题。一番彻夜长谈之后，大姨感慨万端地对我母亲敞开了心扉：

　　“我们的年青时代都有朝气、有理想、有信仰。我们都曾读过易卜生和巴金的作品，都曾受过娜拉和觉慧的感染和鼓舞，我们拼命与封建的家庭抗争，企图摆脱对家庭和他人的依附，去寻求一个经济上独立的自我。虽然我们不曾改变家族的衰败，可我们总算脱离了这个扼杀自由、令人窒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