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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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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于是，毛泽东建议，不要急于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也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更谈不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十评。平均起来，大概每个月发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们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如果苏共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①
刘少奇在解释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来信的态度时，谈了四点看法：第一，我们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但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共挑起的。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力答辩。苏共既然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手段回答他们。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他们虽然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还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因为苏共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样不行。刘少奇认为，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然后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否则，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①
在迟迟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之后，苏共中央终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苏共中央没有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点，于2月20日给莫斯科去信说：“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经常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中共中央在信中十分不满地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①
激烈交锋（2）
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来信之后，苏共中央于当天回信对此作了解释，说他们没有将2月12日的信送给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回答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苏共中央不满地表示，你们不仅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而且于2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你们还说苏共“惟我独尊”、“蛮横无理”、“大国沙文主义习气”，你们才是这样。
在拖了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29日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来信给予了答复。中共中央在信中说，我们早在1962年4月就向你们提出了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是，你们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1963年3月9日给你们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7月20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而且，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莫斯科谈判期间，竟然于7月14日发表了给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②
公开论战以来，对方发表了多少论战文章，双方都有一个初步统计。苏方称，自1963年11月以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和其他材料，并且通过电台用外语加以播发，“许多反苏文章播发几十次”。苏共声称，他们在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就“单方面地停止了发表论战材料”。
据中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l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苏联的报刊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和材料，还登载了42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
于是，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吗？”中共中央还强调说，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遵循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但中共中央表示，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而竭尽自己的努力。①
3月4日，刘少奇在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时明确表示，在当前情况下中方无法停下来。因为，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必须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下来的。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党，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每一篇文章都是要答复的，我们有这个权利。莫斯科攻击了我们，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为自己辩护。所以，如果要停止论战，苏共首先必须承认他们发动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撤销他们所有的决议、声明和文章，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可以放弃回答的权利，不再算旧账了。但是，在目前还谈不上停战，因为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而且，苏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还决定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倒要看一看，他们的“坚决反击”和“集体措施”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更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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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交锋（3）
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之后，中方暂停发表论战文章的期限也随之结束。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八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第一次在文章标题中指名道姓地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使莫斯科明显地感觉到，自三月下旬以来，中国报纸大大地扩大了“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运动”。特别是“八评”发表后，莫斯科立即作出了过激反应，于4月3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与此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此后，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大会、小会上不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4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义纲领”。他还说，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批评我们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12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时声称要对中国领导人“给予坚决的回击”。他甚至翻开几年前的旧账，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冒险性的试验”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的经济已经紊乱，国内发生了饥饿。”
对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上述举动，一贯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泽东，决心以牙还牙。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4月3日公布的三份材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将赫鲁晓夫4月3日至4月18日的讲话中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全都摘录发表了。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说：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付吓人的架子，好像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至于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苏共领导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此时，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正处于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止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严厉批评了苏共自2月以来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并且再次强调：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但是，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接着，你们又发表了两千多篇反对中共的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还差得很远。“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7月14日，被称为“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见报。半个月后，苏共中央来信，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由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接到来信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把文章做绝了”，要“下决心分裂了”。于是，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①
可惜，国际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召开，10月14日，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在下发他1962年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极重的话。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1）
1。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①
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而且，“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②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赫鲁晓夫还说：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上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大一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在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①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2）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再次借助英、法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问题在于，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②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①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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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出现严重分歧（3）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②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③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1）
2。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①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拦截。1967年夏，苏联边防军及阿穆尔河分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1967年1月以后，苏联军队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奋力保护岛上的群众。双方多次发生争辩，苏方先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军民，然后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军民用棍棒进行还击，因力量薄弱，结果有100多人被打伤，苏军只有10人受伤。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2）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边界上未采取射击行动。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苏联领导人又想在边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东段的军队有十多个师。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大都忙于地方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和警戒部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另外，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九大。在此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多次挑起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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