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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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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遂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并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但在此前，毛泽东就已经向苏联大使明确表示过，他现在不准备去莫斯科访问。
也正是在上述来信中，苏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难以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了答复，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批评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说，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权力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现在，“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那些文章，“统统公开发表，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是非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禁止公开争论’。”
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还用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这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了，莫斯科对此极为不满，指责中共中央“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
中苏两党你来我往的信件和声明，以及公开发表的争论文章，已经让人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苏两党会谈拉开了帷幕。
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为彭真，成员包括康生、###、刘宁一、伍修权以及新任驻苏大使潘自力。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从7月6日开始，双方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天的你来我往的“聋子对话”，一直持续到7月20日。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来信中希望两党就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问题进行会谈。但是，这封信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经。苏共中央非常不满地对苏联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说：中共中央“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还“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他们“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①
于是，在第一天的会谈中，苏斯洛夫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大谈苏共中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论点如何正确。对于苏斯洛夫的发言，邓小平没有当场表态。在7月8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实质。他说，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其间经过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戴维营会谈、苏共二十二大，分歧最终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主要是回答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把中共中央发表的七篇论战文章说成是分裂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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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2）
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想不到，苏共中央竟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起一次新的攻击，迫使我们不能不作出公开的答复。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中苏两党是平等的，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对于中苏分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我们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我们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担心的倒是，苏共中央不仅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而且正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讲话和文章，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人们不禁要问，苏共同志究竟准备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在7月12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苏共搞分裂主义，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邓小平还质问苏斯洛夫，你们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对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
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这一天，正是苏、美、英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头一天。苏共中央选择这个时间公开发表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通过会谈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
中方对此极为不满，批评苏共中央不该在会谈期间发表这封信，将两党在会谈中的分歧公开化。7月19日，中方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作了全文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①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从15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吹嘘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方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尽管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对代表团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他称赞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别看邓小平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①
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2。 毛泽东建议：披露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向苏联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宣布：“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双方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苏共中央还明确表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
考虑到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首先提到的问题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邓小平在莫斯科会谈时第一次发言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指出：两党的分歧并不像苏共中央所说的那样，是从1960年4月开始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把苏共二十大作为两党分歧的开始？文章对此说得很清楚。因为在这次大会上，苏共中央“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介绍了两党分歧的由来之后，还论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做法，苏共领导人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怀恨在心，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指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于6月20日撕毁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于是，文章说，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国家关系的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来的。
最后，文章概括说：七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之间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①而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
中苏大论战（1）
3。 随着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发表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
还在“七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说过，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于是，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便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文章给苏共领导人戴了两顶大帽子，一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章除了强调团结外，还对苏联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文章指出，苏共制定的理论和政策是“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目前的苏共领导”，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批评苏共领导搞“修正主义”，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①
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莫斯科受到极大刺激。苏联人曾告诉金日成，他们最恼火的就是中国人于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于是，苏共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中央全会，声称要对中共实行“坚决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
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考虑到要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举行会谈，所以，决定暂停论战文章的发表。但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不久，即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发表后，苏共中央认为，这篇文章使论战达到了“顶点”。
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说理了，发表的论战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了。苏方在文章中称中共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是“臭名远扬”的25条。而且，赫鲁晓夫在多次讲话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发表的论战文章已经很难对苏联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了。突出地表现，就是对苏共和苏联国家政权性质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八评”文章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结果，“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南斯拉夫是这种“和平演变”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①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会产生修正主义的，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对国内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社会的看法。他将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标题改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文章对苏联国内情况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的判断，指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由党政机关和企业、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文章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①
中苏大论战（2）
无论莫斯科接受也好，不能接受也好，苏联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现象。她说，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为3∶1；到了1953年，一名部长的月工资为5000—6000卢布，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50卢布。当时，苏###内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并领取该职务的全部报酬。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党委系统任职。这样以来，干部的全部工作报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别就更大了，为40∶1，甚至达到50∶1。斯大林本人就兼了几个职务，他拿了几份工资，这些工资都原封不动地装满了几大抽屉。不仅如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还向领导干部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信封”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能拿到这样一个装着钞票的信封，钱的数额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纳税，也不纳入党费计算的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非现金方面的各种补助和种种特权，包括配给制、免费医疗、特殊食堂等。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国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市内豪华住宅、市郊一栋别墅、黑海一栋夏季别墅。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领袖人物，仅维持他们的办事机构和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就达几百万卢布，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个。罗曼·罗兰感慨地说：“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难怪罗曼·罗兰惊呼，在联共（布）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①
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揭露了苏###内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列举了以下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丝织厂厂长，伙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采取“生产不入账”的办法中饱私囊。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像这样的例子，文中列举了很多。因此，文章认为，“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文章由此指出：“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苏联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情况”。鉴于这些事实，文章确信，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苏联集体农庄领导人将他们把持的农庄也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
中苏大论战（3）
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苏联文化领域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章认为，“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猖狂地泛滥起来”。具体地说，“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此外，在苏联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占据了思想和文化部门后，就开始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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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怀念斯大林（1）
4。 毛泽东相信，包括苏联在内，多数人会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中苏两党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对此，苏共中央直言不讳地告诉它的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中共和我们“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还说：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就把他带走和他一道生活吧”！
但是，中方明确表示，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对于苏共“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文章回避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代之以“个人迷信”。中共中央首先肯定了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其原因在于“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要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其实质就在于“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论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苏共领导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加了一大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利用“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①
中共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起点也确定在苏共二十大，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同样，中共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系统化的标志，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又一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②
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曾大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赫鲁晓夫甚至感叹说：“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③
对于赫鲁晓夫这番话，中共中央给予了严厉批评。说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毛泽东怀念斯大林（2）
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坚信不疑：绝大多数苏联人，是不会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的。“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①
激烈交锋（1）
5。 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方发表了五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后，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苏共中央还提出，希望改善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且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订货，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毛泽东在分析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时认为，这封信是被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有三怕，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怕，就是怕公开论战。但是，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想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嫁祸于我，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在1962年年底、1963年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表面上我们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一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在形式上就转入了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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