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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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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面惜售竣工物业,一面飙购土地。我们看到企业纷纷去投资购买原材料,其结果是市场对企业的估值下降。估值下降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对那些打算创业、打算应用新技术的人,给出了负面的激励。由于新技术应用乏力,我们会看到经济下滑导致原材料价格下跌更快,通货膨胀结束,经济运行重新回到正常状态。所以,如果在通货膨胀
阶段股票和原材料同时乱涨,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就失效了。
而在通货紧缩阶段,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人们已经没有动机去持有原材料了,而货币的购买力则逐步加强。这时候,资本市场会自动给那些优质基因的企业一个高估值。尽管我从来不赞成市盈率估值方法,但是我相信我们将看到通缩时期的估值水平会远远高于通胀阶段的市盈率水平。高估值会鼓励大家去创业,去采用新技术提升毛利率。试想,如果有某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上市并在资本市场获得了高估值,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就会纷纷效仿,改进工艺技术,提升管理效率,完善公司治理,向着上市的高估值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提高了,客户满意度提高了,投资人的回报增强了。资本市场就是用这样的高估值提供激励机制。所以,通货紧缩时期,资本市场就会鼓励优质基因的企业对外投资,从而最终克服物价下降、信心不足的趋势。如果在通货紧缩的阶段,股价也随着CPI一同下跌,我们会发现资本市场本身固有的激励机制丧失了。在一个上市公司股价越来越低的市场上,不可能鼓励大家去投资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因为这样的努力将最终导致更低的价值。我们还不如手里紧紧握着现金,共同等待世界末日来得简单,不要再折腾什么创新和发展了。
通胀无牛,通缩造牛。这是资本市场本身固有的激励机制在帮助我们熨平经济周期,并在克服各种困难的同时取得技术进步,发展新的生产力。这个过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有经济学家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依然严峻,股市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宏观背景走牛,否则就是不理智的炒作行为。他们认为股市是虚拟的东西,政府不应该救股市。如果要救股市,就应该先救实体经济;等实体经济好转了,股市自然而然会好的。他们还呼吁政府要严查股市资金来源,防止人为制造的泡沫。更有甚者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什么炒高中国股市是美国的阴谋,目的就是要断送我们的经济。通货紧缩时期还需要政府来救股市?拜托经济学家们别添乱了。
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对经济有激励约束机制。它可以自动运用定价和估值水平,给市场上其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提供正面或者负面的激励,从而提前反映、熨平经济周期。巴菲特说得好,等空头确信那是报春鸟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了。我想说的是,等到中国股市的空头们都看清楚这是一场牛市,都相信经济已经好转的时候,轻舟已在千山外;等到今天的空头们争先恐后地买股票的时候,我一定全数抛给他们。——君子成人之美嘛!
话又说回来,房地产倒真的是经济的晴雨表。房地产是被动体现经济的,有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房地产行情。所以我一直讲,我国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各种政策都是无效的。有事打孩子干什么!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是无辜的,你要管的话,就应该在10个月前监督孩子的父母使用安全套。房地产就是孩子,实体经济就是父母,是父母的行为导致了孩子的出生,我们不该去惩罚孩子。2008年初,我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外资投资房地产的文件,业界简称限外令。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预测中国政府半年之后将出台鼓励外资投资房地产的政策,那篇文章没有媒体愿意发表,至今还在我电脑的文件夹里。从最近我听到的消息来看,这些限制外资买房的措施似乎已经不再执行了。也许为了照顾政策制定者的面子,媒体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停止执行限外令的消息。
(本文写于2009年4月)
三论通缩型牛市
——兼答“郭末弱”
2008年10月25日,我发表了《A股反转指日可待》的文章,并没有给黑暗隧道中苦寻出路的投资人带来一丝光明,因为他们对我的乐观言论根本听不进去。这也不能责怪普通投资人,当时的媒体和舆论都是一边倒的空头言论。我在2008年9月底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为什么我看四千点?》的文章交给某主流媒体去发表,编辑同志断然拒绝,并义正词严地责备我:“周先生,你这样的文章是要误导广大股民的!”我不以为然,我说:“你们报社在2007年底发表那些看8 000点乃至10 000点的文章,难道不是误导股民?
怎么在1 800点左右你反而认为看4 000点的文章是误导?”但是,我说服不了这位编辑同志,他似乎不是代表他个人来和我谈话的。现在回头看,凡是仔细阅读并始终追随这份主流报纸的读者,可能会在5 000点以上建仓,然后又在2 000点以下抛出,这样就吃了两遍耳光了。
我的老朋友,一个绰号“郭末弱”的老股民曾经在股市跌到1 600多点的时候(当时他已经满仓),发了一条这样的短信给我:“最近翻看了列宁同志的《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了必胜信念。”不久以后,行情渐渐稳住,1 600点附近的底部似乎很坚实了,我又收到他的短信:“回望千六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到上证指数向上攻击年线的时候,老郭又发来贺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老郭不愧为中国股市的老游击队员、老布尔什维克,今天我就他最关心的“控制CPI增幅和保持GDP增幅,这两个指标对于股市上涨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专门做一个答复。
早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就明确提出了2009年保持经济增长8%以上,同时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这对于当时被套在股市中还在挣扎并渐渐陷入悲观的股民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特大利好;而且以中国政府一贯的执行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目标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发改委的经济学家顾问团似乎赞成增加政府开支,增加政府主导的投资,以投资增长来拉动GDP的增长。这是一个学会了四则运算的小学生都会举手赞成的提议。因为增量就是加法,而这个增量就是我们一砖一瓦堆出来的GDP数字。
恕我直言,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提议将得到普遍的共识,可能他低估了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智慧。首先,这个提议只能有效地拉动GDP增长的数字,而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其结果就是政府赤字扩大,而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背离。其次,这个以政府投资为龙头的经济刺激计划,几乎没有考虑到资本市场本身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政府头顶“理性的反周期投资”的光环站到了舞台中央,进而把资本市场贴上一个“非理性的趋势投机者的乐园”的标签并将其边缘化了。
如果我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出现我所梦想的“通缩牛市”的繁荣,就能够带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股市上涨能够给广大股民带来财富,并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抵消了部分出口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其次,股市的上涨在全流通时代将带来更广泛的财富效应,促进社会资本投资实体经济。一旦这样的激励机制存在于股市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全社会迸发出蓬勃的投资热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切以政府的4万亿投资为火车头。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许多行业社会投资能够取得比政府投资更高的效率,而效率进步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根本成功经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两个政策的配套措施。一是证监会应该推进创业板,并重新启动主板和中小板的IPO,并鼓励非募集式的IPO,即一个企业可以在A股取得上市地位却不触发其融资需求。二是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要改,不能从四则运算法则出发去事先确定我们的货币发行量,只要我们的经济没有出现过热的迹象(最好CPI在1%之内),我们就不应该对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行干涉。满足了这两条之后,我们就会启动国内民间投资需求,其效果一定远大于政府发债主导的投资。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而且能够取得*提倡的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观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经济刺激政策,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将给各大产业带来更大更强的产能,并将推升国内的原材料价格。由此形成的这些巨大产能除非都能出口,否则将对国内的物价造成更大的压力,使得我们的上市公司继续在原材料涨价、产成品跌价的泥潭中挣扎。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改变不了固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还得要花更大的力气,用更多的政府投资去拉动经济。这样一来,保八的任务就成了一个事倍功半的体力活儿。
“通缩型牛市是我信仰的一部分,我当恪守下去。”每次讨论起股市的情况,我总是重复这样一句令听者扼腕的话。我的“通缩造牛”的理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说服大家,我知道许多人的内心并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现在觉得,无论我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在一场普遍预期即将到来的通缩面前,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股市的牛市。这将使得我们保八的任务变得稍微容易一些,并且使得我们在实现保八任务之后,更容易驾驭其后的复杂局面。
从最近两年的市场表现来看,我的“通胀无牛市”的观点无疑是成立的。如果上述“通缩牛市”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甚至1%)以内的目标是实现GDP健康增长8%这个根本目标的基本前提,因而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本文写于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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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坡”和“美人肩”
我周围有一批——不对,是一大批喜欢预测股市的人们。他们使我的生活变得很快乐。比如老郭,他是一个准确率和错误率各一半的人,其结果是:每次你听从他的建议时,不是套牢就是踏空;每当你痛下决心忽略他的建议时,却仍然等来同样的命运。因此,我总是很同情地看待那些被老郭的“中性建议”误伤的朋友们。我倒是很喜欢那些错误率远远高于准确率的人士,反正把他们当成反向指标就是了。比如,前一阵子有人提出中国股市将进入慢牛的行情。所谓慢牛应该是缓慢上升,我将其立即理解为快速下跌,由此躲过了从5 500点跌到4 500点的这一劫。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行情是否结束的讨论不绝于耳。根据我的反向指标徐大水和杜小勇两人的预测,这是牛市中的调整,而不是趋势的改变。对于未来股市的走向,我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也不打算拨通老郭的电话去征求意见。我今天想谈谈有关股市操作心理的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股市有两个时间段是特别危险的,具体表现在指数的走势图上,我将其定义为“好汉坡”和“美人肩”。大多数机构都落魄地倒在“好汉坡”,而大多数散户则在“美人肩”上*。具体来看,我国股市从2003年到2005年的3年之间,股指从1 600点跌到1 200点,其实跌幅也不算大,时间倒是很长。德隆、华夏证券、南方证券等机构都是在这个阶段倒下去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股指缓慢下跌,成交量逐步萎缩,人气消散,信心委靡。这就类似于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隧道,前面看不到一点光明,大家都觉得很压抑,不断有人倒下;留下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只觉得自己在黑暗的隧道中逐步向下走,因而更感到绝望。机构往往都有大量需要偿还的借款,因而在这个阶段撑不下去了。
“美人肩”则是散户的噩梦。在牛市一轮又一轮的上涨中,散户们都学会了牛市的口诀:“暴跌不是底”,“牛市不言顶”,“每次暴跌都是买入良机”。所谓的头部和右肩都是事后看出来的。身在其中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右肩。散户会义无反顾地投入资金去抄底,因为此前每一次抄底都是正确的。但是,总有一次抄底是错误的,而且大错特错。散户们最终会发现
他们买在了右肩上,而右肩的结束则往往比较剧烈。它以快速下跌为特征,将大量的筹码套牢在山顶上,再也难以高价兑现。陡峭下降的右肩由此被称为“美人肩”。部分聪明的散户很快将学会另外两句口诀:“不要试图抓住正在落下的刀子”,“每次反弹都是出货的机会”。
这就是我总结的股市上的两大危险地带。——读者切不可指望我判断现在是否“美人肩”的形态,我只能把你们的询问转给老郭。我没有相应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股市会出现这样的两个形态,我认为这只能归因于投资人的心理因素。毕竟,巴菲特说过:“贪婪和恐惧是我们的敌人。”
流动性其实是一个现象,而不是本质。股市上涨不是由流动性推动的,而是由信心推动的。投资人有信心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借钱去投资,因此流动性泛滥的时期一定也是投资人信心膨胀的时期。股市下跌也不是因为流动性缺失,而是因为信心丧失。信心一旦丧失,导致股市或者楼市下跌,反而能够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如果我们现在迎来一次剧烈调整的话,我们大约把10万亿左右的流动性永远地冻结在6 100点的头部了。
如果一个股票只经历了10%的换手就涨了一倍,对于这个股票来说,投资人的热情就压缩了交易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许多流动性。更高的市值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货币来表现这项资产的价值。因此,股市暴涨的时期,我们看到的是流动性泛滥,交易额的增幅小于总市值的增幅。而当股市进入“美人肩”的阶段,我们看到交易量的萎缩幅度小于总市值的缩水
幅度,很小一些交易量就把巨量资金套牢了。这个时期,交易时间也被投资人的悲观情绪所压缩。也就是说,在急速上涨或者下跌的阶段,每一分钟的市值创造或者损失都是加速的,这个速度快于上市公司本身经营活动对股市涨跌的影响。
“好汉坡”的情况则相反,每一分钟的时间就像是被延长了一般。交易量的变化幅度大于总市值的增减幅度,就如同交易整整一天,而以平盘结束一般,这是一个最佳的建仓期。这样的分析方法也许有助于大家抛开股评家的言论,自己独立进行分析;而时间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变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美人肩”上尽快出货,然后在“好汉坡”慢慢建仓。如果我们都能够实现这样的操作的话,本身就能够熨平时间的密度变化。
归根结底,金融学所理解的时间是有密度的。我们用单位交易频率所改变的市值来衡量这个密度,因此时间不是一个均匀的量。也许,我们最终可以利用金融市场上时间的不均匀性,开发出一个以此为标的物的交易品种,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股指的涨跌了。投资人只要做出多头或者空头的判断,然后买入单位份数的时间,就可以获利。
我现在常常想起那个给我许多鼓励的老教授迪克·鲍尔。他两鬓斑白、腿脚不灵,却有年轻人所不及的敏锐思想和创造力。他曾经对我说:“我们最终需要创造的交易品种是时间。时间是可以对冲、可以交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好汉坡”和“美人肩”都符合“时间交易”的思想。
(本文写于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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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用肾脏去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用肾脏思考有关股市的问题。
两年前,股市还在1 000点徘徊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是用脑子在思考,将各种最坏的可能摆了一遍。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稍微一手软,一秒钟的犹豫,就买不到理想价位的股票了。那时候的中国股市,每天的成交量非常稀少,股价不怎么波动,如果有波动,也是向下的。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去点上一支大号的雪茄,靠在皮椅子上慢慢地想问题,仔细地研究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方法。时间似乎流动得很慢。当时,选择投资真是有一种打算持有10年的感觉,这种感觉悠闲平静而又坚定不移。
2006年底,股市一举突破历史高点,站上3 000点大关。我记得我是用心脏在思考问题。我对于公司基本面的判断从来没有怀疑,但是我对于市场估值体系已经有了种种困惑和疑虑。我看着中国股市在股改后一年时间就收复2 200点的失地,觉得心潮起伏、激动无比。我们兴奋异常,奔走相告,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看着中国股市稳步向上。甚至在“”暴跌的时候,我们都不曾犹豫。因为暴跌说明这个市场上还有人在用头脑思考,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放100个心去睡觉,不用担心市场过热,我们只要继续守着自己激动的心就可以了。这时候炒股,已经不能悠然自得地抽雪茄了,上厕所也改成了一路小跑,将心率保持在一定高水平上。
中国牛市的演变进程就像是我在国外参加的派对一样。一开始,大家都彬彬有礼,相互客气、礼貌地交谈着一些理智的话题。说着说着,大家喝得就有些多了,心跳开始加速,谈话主题开始热烈了;有些人觉得自己喝多了,提前退席了;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喝多了,继续喝下去。他们最终开始用肾脏思考了,说的话都不怎么有道理了,只是胡说八道而且频繁去厕所,类
似于我们今天股市的大涨大跌。最后曲终人散,谁也不记得谁,一轮牛市和派对同时结束。大家回去睡觉休息,蛰伏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用头脑去思考去工作;而我又回到办公室,慢慢地抽雪茄。我感觉今天的股市已经属于肾脏思考期。那些用脑子思考的人在“”暴跌之后已经离开了,那些用心脏思考的人坚持到了“”暴跌之后,赚取了更大的涨幅。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一次暴跌,都是晚会最后一批人离场的时候了。市场上的宽幅震荡越来越多,说明频繁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多了,晚会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们不能只用肾脏去指引我们投资,尽管我们只有保持极度的肾上腺激素兴奋,才能捕捉牛市的全部涨幅。我们也不能把中国股市所有的高估值都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肾脏不能永远指挥我们的行动,我们迟早要回到大脑指挥工作的阶段。
(本文写于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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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暴跌之后对中国股市的几点看法
在资产管理公司做投资银行工作3年,我其实是一个股市外行。我的许多观点最终证明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下面要说的话,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但是这些经过我仔细思考的想法,即便是错误的,也都是真诚的。我希望这些言论对于建设中国资本市场能起到一些正面而积
极的作用。
一、资本利得税
有政府官员表示,长期来看资本利得税是必须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建立股市之初就有了这个税种,那么该税种确实可以帮助大家建立一种长期的投资理念。短期炒作的税收高,长期持股的税收低。这个机制是正确而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开征过这个税种,一旦开征就会引起暴跌。
我曾经在“”暴跌的时候说过:如果开征资本利得税,上证指数应该回到800点附近,并长期维持清淡交易。官员们总是说短期不开征,长期要开征。这样的讲法不利于市场建立稳定的预期。我建议用法律形式确定今后也不开征资本利得税,这样有利于中国股市的长期发展。否则,谁也不敢再次攻上4 300点,因为这个点位可能是政策底线,如果再次上攻,就有可能引爆资本利得税这个最大的利空炸弹。
二、印花税和T+1
世界各国股市都在吸引最好的全球公司来上市,为此他们想尽办法来提高市场的效率。而我国股市却在背道而驰。我们加收印花税,实行T+1,这些做法都不利于市场的流动性。总是有管理者希望投资者理性一些,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幼稚的。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理性标尺,说市盈率超过15倍就是轻度非理性,超过25倍就是重度非理性。这种想法本身不符合*主义。管理金融市场应该遵循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我们不讨论投资人是否理性(这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我们只关心市场是否有效。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取消印花税,实现T+0。我们不能通过提高市场交易成本,抑制市场效率来实现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理性。只要市场是公平有效的,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一项资产的真实价值表达出来。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而不能主观地判断这个结果是否理性,更不能根据我们的主观意旨去影响市场定价。
三、国有股
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去海外上市的结果是:拿到了一个很低的定价。(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低价是理性的话,他不仅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还是一个受殖*义思想毒害很深的人。)我们应该果断地回购这些在海外市场上低价转让的优质中国公司股票,维护国有资产的价值。为此,我们可以在A股市场增加大蓝筹的供应数量,进一步减少优质股票的稀缺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把获得流通权的国有股注入社保,让全体老百姓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办公司的情况,进一步增加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我认为日本的一个问题是交叉持股太多,导致消除竞争后经济下滑。我们的所有国有控股公司,现在其实都是兄弟公司,其父母就是国资委和组织部。这样的局面不利于鼓励竞争,不利于提高效率。我们的制度安排始终应该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增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把国有股划拨给社保,不仅可以提升人民福利,还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否则,组织部门的一纸调令,就可以把本来应该成为竞争对手的两个公司的管理者对调。这些都是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主体(国有企业)都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市场对这些企业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价呢?我们又怎么能指责市场给的定价出错了呢?我们应该追本溯源,从源头解决问题——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中的竞争者,而不是垄断者。
四、私募股权投资
A股市场资金为什么太多?为什么老外可以去投私募股权?为什么产业基金议论了10年到现在还没有立法批准?如果我们有产业基金公司,募集老百姓的余钱,投资购买那些现在还没有上市的、成长性良好的公司股权,就可以从A股分流一大批资金投入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也使得老百姓有资格购买法人股,并从中获利。
我在2005年想了一年这个问题:为什么元一股的平安保险法人股,就是不允许中国公民购买,只允许国有企业购买?凭什么?自然人和法人有政策歧视吗?如果我们有产业基金而且获利丰厚,老百姓就愿意从A股撤资,加入私募股权投资。追逐利润是人的本性,为什么我们只允许国有企业发挥本性呢?当然,最初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应该由那些信誉好的专业机构来打理,否则有可能给老百姓带来损失。现在公安局成天打击非法股权买卖,打击是对的,但是疏导胜于严堵,还应该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
五、金融创新产品市场
不敢创新、不敢突围、不敢求变,是我们许多政府领导在换届选举前的通病。他们最好什么事情也不发生,没有好事也没有坏事,一切相安无事,自己平安晋级。这就导致了我们许多本来早就该有的创新产品迟迟推不出来。就连股改也是多年下跌、老百姓苦不堪言之后,才被迫推出的。股改并不是政府主动出台的政策,然而正是这被迫的一招扭转了中国股市的错误的制度安排,扭转了全局。地方政府债券、公司债券、REITs、产业基金,这些议论了多年的品种到现在也迟迟没有推出来。我曾经说过:现在中国股市一天的成交量是纽约市场的两倍,这样大的市场如果没有对冲工具,是会出现暴涨暴跌行情的。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创造金融工具,让各种头寸、各种风险,都有合适的杠杆比例和交易载体来表达。这样市场的定价功能就能正常发挥作用了,A股市场也不会过分火爆了。A股市
场一直缺乏市场主导的、增发换股式的并购,导致中国各地重复建设。每个地方国企背后都有地方政府,导致了低效率的企业可以生存、可以重组,ST都可以期待。其实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利益扼杀了市场本来的定价机制。应该让企业的自主并购行为成为市场的主流,这样就不会有人猛炒ST股票了。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再考虑如何让投资人理性起来,而应该看到大局,那就是:如何建设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并且尊重它、爱护它。
(本文写于2007年6月)
股市的病因在于“神医”太多了
有一则关于扁鹊的故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说的是某国君病危之际,请到扁鹊治病,手到病除。国王转危为安之后,要封扁鹊为天下第一神医。扁鹊不肯接受这个荣誉,说自己的大哥、二哥医术更高明。国王非常诧异:既然你的哥哥都比你能干,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扁鹊答道:大哥扁鸿,望而知其将病,随即下药,能防病于未然,这样一来,就只有自己家里的人知道大哥的水平高;二哥扁雁,治大病于小恙,这样就只有村子里的人知道有个小毛小病可以去找二哥;只有我既不能防病于未然,也不能治大病于小恙,每次我亲自出诊时,病人已经危在旦夕,由此我才能名满天下。
这个故事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中国的股市。我在想,我们的股市为什么每次都是到了重病在身、大多数股民绝望的时候,甚至股指暴跌一半以上的时候,才有政府职能部门出面来给股市治病呢?从历史经验来看,似乎每次政府出手,最终都能救活股市。为什么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在股市中总是乐于扮演“妙手回春”的扁鹊,而不是“防病于未然”的扁鸿的角色呢?为什么我国股市逃不脱大喜大悲的命运呢?为什么我国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国资委、交易所一定要等到股票暴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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