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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财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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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两，最少的也要4两。故此这几个衙门的幕友一年连带“修金”（聘金）多的能有七八千两，少的也有三四千两。（《蜀海丛谈》卷二）考虑到官员给他们的聘金最多不过2000两，所以他们从“节敬”中所得的好处多的可达五六千两，是修金的三五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四川府及以下的行政单位多达150来个，每节一个单位送20两，那一次就是3000两，即使每节只有10两，一次也有1500两，三节就是4500两了。 。 想看书来
三 不送礼行不行？（2）
上司身边最让人讨厌的还有一种人，那就是看门的家人，每次下级官员要见上司，在门房等待家人通报的时候都要送“门礼”（门敬、门包），其标准可见前文提到的湖南、山东的情况，下级官员因“门包”问题而屡屡被挡驾的实际情况则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咸丰十年（1859），张集馨在福建当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按理说布政使官已经够大了，省里除了总督、巡抚就数他大，他要见上司是不应该受到刁难的，但是仍然没有例外。当时闽浙总督是庆端，他的门房名字叫张七，这个人不仅要收“门包”，而且要求门包是足色的库平银子，送门包时要立即拆封过秤，如果分量不够就掷还给你，当然你也就进不了门，要等你补齐了再来拜会。张集馨上任后去见庆端，由于第一次不知道规矩，给的是洋元，结果在门房过秤的时候少了6分（分是两的百分之一），门房居然同样不给代省长面子，“立时掷出”。张集馨气坏了，但考虑到庆总督已经说他性格太刚硬，为免再给领导一个不好印象只好忍了，让家人再加一钱（银子一钱等于十分）送去才算摆平。以后每次去见领导，吸取教训，都主动把门礼银子的分量送足。
张集馨的经历不是唯一的，安徽按察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该按察使到任后去拜会巡抚，看门的索要门包，问要多少，回答说一百，于是该按察使让仆人到一个县令那里借一百大洋，该县令亲自把钱送来，按察使表示感谢，对他说：“这么点小事，你何必自己亲自送来呢？”把一百大洋给门房，门房说：“一百是一百两银子，不是一百洋元。”（100洋元只值72两银子）该按察使没办法，只好对送钱来的县令说：“麻烦要借一百两银子，你自己不要亲自来了，让仆人送来就行了。”县令去后，让仆人送银子来，按察使把一百两银子给了门房，门房说：“还有‘小包’呢？”问“小包”是多少，回答说：“十分之一。”（所谓“小包”就是随封银）该按察使勃然大怒，把门房臭骂了一顿，旁边的人见事情要闹大，便来劝解。该按察使终于见到了巡抚，火气还没有下去，抱怨说：“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些，门房说一百，我借了一百元，又说不是一百元，是一百两，给了一百两，又说要小门包，像这样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我从清早到这里，已经十多个小时了，这才见到您，我好歹是一省的按察使，门房对我尚且如此，对那些府、州、县及佐贰小官更是不用说了。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点，否则大人的名声会被这些下人败坏的。”巡抚听了不好意思，对他说：“你别生气，我会惩罚他们。”第二天巡抚回拜，并把一百两银子还给按察使。按照通常的礼节，上级回拜，下级要挡驾，以表示不敢当，这个按察使大概气还没消，居然不顾礼节请巡抚见面，巡抚退还一百两银子也不客气地收下了，这让巡抚很难堪。（《清稗类钞？奴婢类》）
这个故事中的安徽按察使脾气比较大，可能也是三番两次太让人生气了，所以才有让巡抚难堪的举动，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他那样不计后果，而会像张集馨那样，忍气吞声，过去就算了。据张集馨说，庆端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庆总督的家人“益无忌惮”，根本不怕你告状。由此可见，门包是不能不送的，上司的仆人也是要小心应付的，所谓“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不能不给上级衙门办事人员送礼
除了上司身边的人，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同样不能不送礼。有这样一个“良吏被劾去官”的故事，说的是广东增城县令夏熙泽“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绝不一应”，结果那些胥吏“百计中伤之”，后来找了个关押盗贼犯死人过多的理由让夏县令丢了官。（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一）
（四）不能不给钦差送礼
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都不能不送礼，朝廷派到地方的“钦差”更不用说不能不送了。雍正元年，广东发生了一个钦差对广东官员送的礼不满意而大闹广州的的事件。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不送礼行不行？（3）
按照康熙时代不成文的规矩，钦差大人到广东出差，离开时广东方面要送“程仪”。雍正上台之后，吏治转严，不允许州县官员向百姓加派税费。钱少了，“程仪”虽然还在送，但已无法按过去的标准来执行。雍正元年，一个叫涂天相的官员到广东出差，回京的时候，省长（布政使）王朝恩给涂大人送了一个1200两的大红包作为“程仪”，另外再送一个120两的小红包给随从人员。按理说，王省长已经尽了心，礼节还是很周到的，“程仪”也送了，随封银也送了，想得很周全。没有想到的是，涂大人非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是非常的不高兴，拒绝收下红包。原因是，涂大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涂大人说，两三年前，钦差的程仪是3000两，现在你们只给1200两，你们是不是看人下菜，瞧不起我？王省长千解释万解释，钦差大人还是不收。王省长知道广州市长（知府）郭志道与涂大人是同乡，便请郭市长出面做工作。涂大人看在郭市长老乡的面子上收下了1200两的红包，但是心里仍然气不顺，于是就想办法消气。郭市长自己送了40两银子作为私人礼物，涂大人大为生气，认为郭市长不够尊重自己，这么点小钱都好意思拿出来，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搞得郭市长很没面子。这还不过瘾，涂大人又批评南海、番禺两县招待得不好，要把相关招待人员抓起来，并拿了用刑的器具，看来想大刑伺候，害得那些招待人员怕得躲起来。南海县县长（知县）宋玮有点生气了，便带了刑具、把招待人员抓起来押到涂大人住的宾馆，让涂大人发落。这让涂大人下不来台，觉得宋玮是羞辱他，于是在下船离开的时候，让随从把在河岸上伺候的轿子都打碎了。（雍正元年十二月六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折）
涂大人对广东方面的不满显然有他自己的理由。所谓“程仪”，在有些地方叫作“大人费”，是专门为了招待“钦差大人”而设的专项基金，应该给多少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标准，“大人费”的多少意味着地方对“钦差大人”的尊重程度，现在涂大人拿到的比别人少，他当然有理由生气。从这个事情看来，给钦差大人送礼不仅不能不送，而且规格上都有标准，绝不能含糊，否则是会出事的。
（五）不能不给京城高官送礼
钦差是出了京的“大人”，没有出京的“大人”同样不可轻视。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皇室、王公大臣和他们身边的人也是不能不送礼的。“冰敬”、“炭敬”是众所周知的送礼名称，这两项费用表面看起来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其实是过节费，是在端午节和春节送的，其中“冰敬”比较少，“炭敬”送得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这是常规送礼，有关系的人都有份，地方官员在特定的时间会专门派家人进京送礼。除此之外，还有非常规的送礼。如果说常规性的送礼是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话，那么非常规的送礼就有加深感情、进一步搞好关系的用意在。地方官需要京城高官照顾，特别在升迁、保持地位等方面需要京官帮忙，这就不得不送礼，这方面送的礼数额比常规性的送礼花费要多得多。
上面提到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家人交待的送礼金额高达515708两，如果从他康熙四十九年（1710）任云南巡抚的职务算起，到雍正元年（1723）三月被革职，那么13年间平均每年是大约4万两。 送礼的对象除少数的地方官员（每人仅200两到600两不等，比如曹雪芹的父亲、南京织造曹�540两，杭州织造孙文成600两），绝大部分是送给中央各部院长官，六部尚书、侍郎自然都送到了，其他内阁大学士（中堂）、奏事大人、乾清门大人更不能少，满洲将军、都统也是不能没有的，至于他本人是汉军正红旗人，那么本旗的佐领也不能没有。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康熙朝以清廉著名的大学士李光地和吏部尚书张鹏翮也分别受礼2560两和1000两。
地方官向京城高官送礼，又比如被查处的原山东布政使程光珠，他六年之中光是送给隆科多的就有一万多两银子，除了被“勒索”的五千两之外，他每年要送隆科多“盘缠银”800两，六年共4800两；隆科多50岁生日送“寿仪银”2000两，隆科多封公爵送“贺银”1200两；另外修祠堂帮银500两；又送骡3头，价银350两；送马4匹，价银280两。算下来，总共送了9130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折）
（六）不能不送的特殊的礼
除了以上这些人必须送礼之外，地方官员还有两项比较特殊的“礼”要送。一是在升官、转任时进京“请训”（向皇帝请求训示），离京时要给同年（同学）、同乡及籍贯在任官所在省的京官送“别敬”，据张集馨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记录，每次都要一万多两。不过有资格进京“请训”的官员官职要在道台（含）以上，基本上是省级官员。他们从下级官员那里接受的礼物有很大一部分就通过这种形式送给了京城里的各种人。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礼”是送给皇上、皇后，每年四节——万寿节、千秋节、长至节、元旦节地方高官都是要派人进京送礼的。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这一天是“万寿节”，皇后生日那天是“千秋节”。长至节就是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所以古人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是值得庆祝的，《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这一天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京城百官要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大员也要派人送贺表及礼物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官员在皇上万寿、皇后千秋、长至节、元旦等节日向皇帝送礼，在地方等于下级官员向上级送“三节两寿”。
除了这些特别节日，地方高官也在其他时候向皇帝送礼，以表敬意。在进贡的时候超标准送礼更是常见的事。礼物虽然表面上说可以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但实际上送给皇上的礼自然不能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是不值钱的。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那自然是向下级要了，有时候地方上也搞摊派，地方大员向下属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收钱，有时候收的钱大大超过送给皇上的礼物的价值。乾隆时代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就以办理贡品的理由向州县官员摊派，其中皋兰县一年就被摊派二三千两银子，而实际上，进献的贡品只值几百两银子，当然被摊派的肯定不止皋兰县一个县，多出来的钱自然落入勒尔谨个人的腰包。〔1〕
地方大员在向皇上献礼的时候，自然也得向为皇上看管家门的人——太监送礼，这和地方上的“门包”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这个门包的数额要大大超过地方罢了。在吴存礼送礼簿案中，送给太监魏珠的银子有20770两。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四 送礼作为政治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中国人向以礼仪之邦为荣。不过，送礼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
礼尚往来。礼的特点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尚往来”的礼的特点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礼”，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那么，“礼”到底是什么？
孔子有一回非常生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这都能忍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是什么事情让温文尔雅的夫子如此生气呢？原来只是因为看不惯人家观赏舞蹈。人家观赏舞蹈关你孔夫子什么事？你又有什么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认为自己绝对是有生气的理由的，因为人家越“礼”了。原来按照规定，观赏舞蹈是有等级的，天子可以欣赏八行八列64个人的舞蹈，而诸侯只能看六列，卿大夫只能看四列，士只能看二列。 鲁国的季氏在身份上只是卿大夫，按“礼”只能观赏四列的舞蹈，而如今却公然在院子里观赏八列的舞蹈，这在孔子看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实质又是等级福利，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绝对不能混淆。这种福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观赏舞蹈这样的小事。
所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1〕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这就是说，每一级下属都要向上级送礼，上级在得到“礼”之后又再送给上级，就这样这些银子从县里流到市里，又从市里流到省里，再从省里流向北京。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机制。这，大概才是送礼的真义。
各级官吏在送礼政治中都得到了好处，增加了个人福利，那么“福利”损失的是谁？
清代的一位官员分析说，州县官员的上司向州县索要礼物，“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遇词讼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折）这段话指明了所谓的“礼”有三个源头：一是“向民摊派”，二是“取库银”，三是“遇词讼案勒索”。第一个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个是挪用国库的银子；第三个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1〕这三种做###产生什么后果呢？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亏空后会想方设法向老百姓伸手，说到底，“福利”损失的是老百姓。
一 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1）
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兴起一种居住上的“东贵西富”或“东富西贵”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比如清代的北京，在居住格局上就有所谓“东富西贵”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清代北京有一类“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东面的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所住多属“华宅”，而中央六部的司局级干部（司官）则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门外。（《清稗类钞？胥役类》）这些“富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靠什么发财？
清同治七年（1868），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这场从咸丰元年（1851）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历时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快要结束了。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麻烦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大概也不会太在意的，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没有意见，那曾、李还有什么要烦心的呢？
让曾、李烦心的是“部费”。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报销流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报销是否顺利，关键是户部的审计，其他都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不在审计，而在“批驳”——如果它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规定，说你有造假账的嫌疑，那你的报销就不能通过。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而且理由非常正当。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它跟现下跑部钱进的“钱”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在于，现在跑部钱进的“钱”大概多是花在“部”里有审批权的大人物身上，而历史上的“部费”主要是落入“部”里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书吏的腰包，而这又与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苛驳宜禁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需“按照则例，逐款详核，凡动用银、米，核与则例相符者，必查对底案，始准报销，以归核实”（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福康安奏折），这又显得不仅要有财务制度——“则例”的知识，而且审核过程很耗心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去做的。
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他们的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问题是，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精力花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作文章。对于那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读四书五经所获得的教育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书吏手上：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1〕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2）
书吏在正式规定中则是一些没有地位的人，类似于临时工，按规定五年一聘，不能连任，他们不仅常常连正式的工资都没有，甚至连一点伙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另外，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有200多个。书吏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他们办事的正编书吏来负责。
这一切，给了书吏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当然有时为了避免上级的怀疑，也要搞搞假批驳，“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这样经过了批驳，上级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三）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几乎想报销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麻烦，现在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要解决，以曾、李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的地位，以两人挽救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的身份，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1830—1908），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八）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1818—1884），李当时是江宁（南京）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李自己与户部的人不熟，他是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优惠政策。（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即便只给8万两，筹措也需要伤脑筋，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二 禁革“部费”
同治七年的军费报销案只是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特殊功勋，皇上看他的面子对军费报销免予审计。但从这一案例来看，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要受“潜规则”的制约，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部费”是必需的，而且，要报销的不止于军费，要办的事也不止于报销，自然，中央也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否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这才是“部费”的真正含义。所谓“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广东的一位市委书记说，某部委的人告诉他，“现在拿张凳子给你坐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因为天津的书记来也是站在那里的”。（2008年3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新快报》报道）
道光二年（1822），御史（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佘文铨向皇上递交了一份请求革除“部费”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需要交纳“部费”的事项，除了报销要交“报销部费”之外，奏销需要交“奏销部费”，这两样是属于户部事务的；吏部（类似于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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