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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崛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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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制的结果就是诸侯渐渐做大，到了春秋时期，周朝的中央权威荡然无存，诸侯们就开始疯狂扩张，强大的诸侯不断兼并土地，扩张地盘，许多诸侯手里都掌握了很多县。通过春秋时期长期的土地兼并整合，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内已经形成了郡县制，也就是说由于诸侯领土的大规模扩大，诸侯国已经像当初的周王朝一样，开始在自己的王国内实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当时是以郡统县，郡的长官称为守或太守，县的长官称为令，秦统一后，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县官称长。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6）
汉武帝时设立的十三州，州长官本来是代表皇上监察各区，但很显然，渐渐地州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形成了诸侯。唐朝后来又按照魏晋以来的习惯在全国各军区设置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就成为节度使。最初，唐朝只是在边疆地带才设立这种节度使，但后来普及到了内地。节度使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派驻各地，同时身兼观察使，又兼所驻之州的刺史，还可以指挥调度所辖区域内各州，也就是说，节度使是拥有军事、行政和监察三种权力，这权力可就大了，也就是成了封疆大吏，其所拥有的权力和诸侯也就差不多。
宋朝时的路和唐朝的道差不多，但宋朝地方权力比唐朝时要小，路的长官权力既不集中，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机构和长官；辽把全国划分为五京，称五京道，下面再设州、县；金的最高行政区也是路，路以下的设置与辽一样。
元朝地方行政分为省、路、州、县四级，这时候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正规名称是行中书省，全国除了西藏归属宣政院管辖外，其他地方被划分为十个行省。明朝的时候换汤不换药，只是把行中书省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还称为省，全国中京师和南京直属六部，分别称为北直隶和南直隶，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了清朝，行政体制也是大体沿袭明朝，只略有不同，只不过是在省之上另设一个级别，设立了总督，一个总督掌管一个省或者两三个省。
周公旦为周朝订立了等级制度，分封各地的诸侯要效忠周天子，这种效忠的方式就是朝贡制，也就是诸侯要向中央缴纳贡赋，诸侯定期进京朝拜述职；在诸侯国，卿大夫这一阶层要向诸侯王效忠，在卿大夫的采邑内，平民和奴隶要向他们效忠，这就建立了完整的四级等级制度，层层效忠。在军事方面，中央没有现代社会这种常备军——平时养这么多白吃饭的兵显然不合算，因此，平时并没有多少武装力量，充其量有些内卫部队和警察系统，士兵平时就是农民或者奴隶，战时诸侯发布动员令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诸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周王朝的中央也主要依靠朝贡制度和周礼制约天下诸侯。另外，诸侯众多，各自力量都不强，因此任何一个或者数个诸侯都无力挑战周中央的权威。周朝用的就是这种简单的制度和礼数，这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中各国都效忠教皇一样，但教皇却并没有军队直接管束欧洲各国，他依靠的是教皇的权威和号召力。
但一旦诸侯逐渐强壮起来，教皇的威信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教皇的存在是制止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的。周天子也一样。西周时，分封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军政方面，王侯公卿大夫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他们是国王，因此，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周天子分封了天下，自己却无法直接从天下征召军队，只能通过各地的诸侯，这时候就得看诸侯的脸色了。最后，当周厉王为了褒姒一个女人而失去中央信用之后，诸侯们也就看透了周天子，再不会有谁支持他，各诸侯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实际上，周朝立国仅仅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这种诸侯反叛危机，周武王一死，年幼的周成王就差点被他的叔叔们赶下王位。几个诸侯一联合就能发动一场威胁中央的战争。到了周昭王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有能力单独挑战中央政权，周昭王为此死在南征的路上。周王朝800年，除了周武王立国时的半个世纪是安定的以外，其他的时候叛乱迭生，从来就没停止过。到了东周时期，已经只有春秋和战国了，谁还认什么周天子。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来到周天子的宫殿里，直接就问那象征周天子地位的大鼎有多重，这时候的周天子真是威信扫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1）
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将野蛮、粗犷、血性的秦游牧文化和守规矩、听指挥、温顺的中原文化进行了杂交。由于秦是一个开放的游牧文化，所以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没有中原国家改革的拖泥带水。后世的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模仿商鞅变法，也就是保留精髓的全面改革。汉继承了秦，建立了集权制，但集权也有它的失败因子。
秦强，秦殇
“商鞅变法”强了一个秦帝国，但商鞅本人最后却因为秦国人人人守信，个个遵法，最后当他逃跑的时候却被秦国人按照法律上报，他感叹地说：“唉，真想不到律法的弊害竟然这样厉害！”他最后被五马分尸。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也是因为他们延误了到达日期，要被处斩，所以干脆反了。这告诉我们，当人们发现横竖是一死的时候，那就不一定谁先死了。严刑历法是秦崛起的原因，也是秦覆灭的根本缘由。
商鞅变法大幅度地改变了秦国，首先在秦国建立了国家信用，实际上就是建立了法律信用，说白了就是只要有法可依，就一定会有奖有罚。商鞅变法的另一个变革就是给秦国引进了中原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一套东西，结果秦国从性开放变成了性禁锢，剽悍的游牧勇士被改编成了正规军，秦国从此一切行动听指挥，整个国家变成了秦始皇一个人就能操纵的战争机器。无疑，效率跃升第一。另外，秦国人和外围的各戎狄不说天天打也差不多，因此秦国人早就习惯了战争，可以说一直就是在战争状态中过日子，就像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一样，因此秦人战斗素质相当高。而商鞅的改革保留了游牧人作战勇猛、战斗素质高的特点，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如同二战发动前的德国国防军。
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将野蛮、粗犷、血性的秦游牧文化和守规矩、听指挥、温顺的中原文化进行了杂交。由于秦是一个开放的游牧文化，所以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没有中原国家改革的拖泥带水，秦是一举完成了改革，后世的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模仿商鞅变法，也就是保留精髓的全面改革。
商鞅的变法太成功了，秦国从此变得强大起来，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所有部件严丝合缝，没有一点遗漏，结果，后来商鞅被士大夫*逃亡，来到一个旅店，但店小二说，你得登记，然后我得上报政府，因为法律规定，必须要查明住店人的身份才能入住，否则就是违法。商鞅这回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感叹地说：“唉，真想不到律法的弊害竟然这样厉害！”最后，他还是没能逃出秦国，被仇敌们弄了个五马分尸，商鞅用自己的鲜血为这场改革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几年前，看香港一个法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法律不外乎人情”，这话什么意思？贪赃枉法也是一种人情，玩法律空隙减刑少判也是一种人情，制定法律的夫子们给法律留出弹性空间也是一种人情，说白了，就是法律要有人性，以人为本，不然就成了铜墙铁壁，人只能在这中间走，没有一点回旋，但这还是人吗？蚂蚁社会还有一种“蚁性”，在这种被称为“没有制度的理想社会”中，没有一只蚂蚁会被要求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一个东西太重的时候，会有两三只蚂蚁前来帮忙，但是当陈胜、吴广被征调渔阳戍边时，路上遭遇大雨，延误了期限，按照秦法律，这就要被砍头，换了谁，这时候都会说，反正是死，那还不如反了呢！结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国大地顿时星火燎原，可惜秦始皇就这一点上不太明白，人总不是蚂蚁，蚂蚁不会闹革命，人逼急了可就什么都干得出来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2）
说到这，就该明白另外一点，西方法律堆起来肯定比秦国法律多得多，细得多，可是为什么西方就没诞生陈胜、吴广呢？因为西方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律师，律师是干什么的？维护人情的。
帕斯卡关于人类有一个伟大论断：“什么是本性？也许本性即第一个习惯，正如习惯即第二本性。”不说别的，就说好色这点，连孔家店老祖宗都说，“食、色，性也”，胡亥这小子继承了他老爸为所欲为的本性，生下来就开始享受，所以享受就成了他的习惯，沙丘之变后，胡亥当上了第二任皇帝，上任伊始，他的三把火是：一、他对赵高说，人生这么短暂，我今天有了权，有了地位，所以我要享尽天下艳福。赵高说，这是最明智的人生态度，那些蠢货是想不到的。于是胡亥大玩特玩起来。二、他不喜欢听到任何让他不高兴的话，所以谁也别来告诉他任何让他不高兴的事，起初有几个没懂他意思的人告诉他有人反了，结果被胡亥扔进了监狱。此后，再有反叛的消息，官员们就改口说，我们这里出现一点骚动，但只不过是些社会闲杂人等干些打家劫舍的事，早已被我们摆平了。于是，胡亥继续玩乐。三、胡亥和赵高搞分工，他负责照看宫里的美女，赵高负责管理朝政，结果，赵高弄了一出指鹿为马，不傻不呆的胡亥愣是弄不清鹿怎么就变成马了。
老子一生忙碌打江山，儿子一生忙碌玩女人，这规律从此立下，此后的中国王朝，除了清帝国十二个皇帝都称得上是贤君外，其他历朝历代都遵从这规律。
在中国有个说法，叫富不过三代，一代辛苦创业，二代享受还能混，三代就去沿街讨饭。报纸上经常说海外华人年轻人中，有很多“啃老族”，这些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遍地开花，欧洲许多华人子女都这样，而且还抱团，找不到工作的整日凑在一起，买名牌、开好车，及时享乐——很多中国人就这德性，刚有几个臭钱就到处装牛逼，其实西方人不比你有钱？可西方人为什么就没有“啃老族”？因为西方人从小就不惯儿子女儿这毛病，18岁一成年立马滚蛋，自谋生路去，所以西方人是真正的牛逼。
这就是教育观念的差别，人性就这毛病，懒惰、享受是天性，你越惯着他，他就越往这方面发展；你越给他压力，他就越有能力，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玩完了一个帝国都轻松，何况有几个臭钱的小家。
沙丘之变，赵高就立即为亡秦埋下了种子，串通李斯，改了秦始皇遗嘱，立胡亥为帝，看似能成为贤君的扶苏就被他和李斯一脚踢开。接下来赵高干的三件事就是把秦帝国最主要的三根支柱给砍了：一个就是杀了在军队中拥有极大威望的蒙恬，另一个就是腰斩了丞相李斯，再有就是把秦始皇的儿孙们差不多杀了个精光，只剩下胡亥和看似软弱无能的子婴。
秦始皇死在沙丘后，赵高立即和李斯达成协议，共同对付军队派的扶苏和蒙恬，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扶苏很乖，干干脆脆地自杀了。蒙恬被抓，囚在代地，他的兄弟蒙毅也被抓，关在阳周。秦始皇灵柩运回咸阳，胡亥登基后，赵高立即就派人前往代地和阳周，以“先帝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为由杀了蒙恬、蒙毅兄弟。
除掉了军队派的蒙氏兄弟，下一个目标就是政府派的丞相李斯了。李斯不是一般人，但精于算计的赵高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跟李斯正面对抗，而是用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他对李斯说，现在关东反叛，盗贼横行，但皇上只知道玩，只知道修宫殿，我劝不住，只好请丞相出面了。李斯位高权重，朝中大臣，这也算是他分内的事，于是，他前去见胡亥，三番五次去等于是在给胡亥的三把火泼冷水。赵高这时对胡亥说，李斯自持是沙丘之谋的策划人之一，现在是觉得获益太少了，还听说他和陈涉还有密信来往。胡亥立即下令调查李斯，最后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市。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3）
在杀蒙氏兄弟和李斯之间，胡亥还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大规模捕杀秦始皇的兄弟姊妹，给胡亥的理由很简单，他的位置来得不正，他的兄弟姐妹们必然不满，早晚会谋反，所以，这些人都要杀。结果，赵高在咸阳一次杀了胡亥的12个兄弟，在杜邮碾死了胡亥的6个兄弟和10个姐妹。另外，还有一批大将，此时，秦始皇的儿孙们差不多都被杀光了。
而胡亥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章邯逼反。
当胡亥最后知道陈胜的大将周文已经打到距离咸阳只有30公里的戏水时，还算明智，总算这次没把人扔进监狱，而是来了一次奴隶大解放，把在骊山做苦工的数十万人改编成军队，交给章邯统帅，结果周文败退。章邯一路追到巨鹿，许多造反者来支援，但却来而不打——秦军的威望还在，所以没有谁敢和章邯作战，最后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项羽一阵狂冲，解了巨鹿之围。但也就是解了围，章邯没受多少损失，然而他却投降了，因为赵高正在计划除掉章邯，所以他一气之下投降了，否则，无论项羽多勇猛，刘邦多狡猾也根本推翻不了秦帝国，他们还没有那个实力。
有了胡亥这个皇帝，有了赵高这个权臣，什么样的帝国能抗得住？
汉武帝玩出了官本位
刘邦、萧何那批人死得差不多后，曹参对刘盈说，你不如你老爸刘邦，我不如萧何，所以他们定下的规矩我们就别动了。窦太后主政后，这个信奉黄老哲学的女人告诉儿子刘启等人都要读《老子》、《庄子》，所以文帝、景帝期间皇上基本不做什么事，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结果形成了“文景盛世”。但当武帝继位后，这个强势皇帝要干他想干的事，要打击匈奴，发动战争，结果汉帝国的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为了筹钱，官方介入市场，盐铁成了国家专营，从此形成了国家垄断。
《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中有一个“拔葵”的故事，说得是战国时鲁国相国公仪休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担当了公职，那么无论他的官职是大是小，就都不应该再经商，因为他已经“受大”，就不能再“取小”。有一次，他吃了老婆种的蔬菜后觉得味道很不错，于是拔光了自家园子里所有蔬菜，不让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又有一次，他发现家人织的布很好，就立刻把家里的织布机一把火给烧了，他说，我已经做了高官，家里再种蔬菜，和靠种菜为生的人抢市场，那他们还怎么活啊；家里再织布，那靠织布为生的人又怎么获利啊。
可是实际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真理，而且还附带有另一个真理，那就是人会得陇望蜀，越来越贪，越富有越贪婪，越有权越沟壑难填，这既是人类生存的真理，也是经济学的真理，还是政治学的格言。平民百姓为了一己之私不得不艰苦度日，想办法逃税；汉武帝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用立国70年的国家资本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就是这两条真理的经典案例。
陈胜有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说出了人的本质：不管你是贵族、国王还是神汉巫婆，大家*了都一样，都是人。夏商周2000多年的宣传还是没改变这一真理，最后还是被陈胜一语道破。但陈胜又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是燕雀？平民百姓，那些服苦役的人。谁是鸿鹄？鸿鹄之志又是什么？陈胜揭竿而起为的是什么？造反，造反的最后目的是什么？他当皇帝。所以，他的鸿鹄之志就是风水轮流转，该他陈胜当皇帝了，跟着陈胜的一批人该当王侯了。所以，陈胜的两句格言可以归结为一个道理：贵族论是胡扯，人只要有机会就要造反，就要争取当皇帝。。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4）
当了皇帝的人不是达到了最高目标，有的人就是那种永远都有“鸿鹄之志”的人，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汉武帝也是这样的人，陈胜也是这样的人，不过陈胜的起点是苦役，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起点是皇帝。如果把全世界的古今中外的皇帝、总统、元首汇总观察一下，也会发现，在这一群体中也和普通社会一样，有为所欲为的，有奋发图强的，有安于享乐的，有野心勃勃的：商纣王、尼禄就是为所欲为的；孙中山、越王勾践就是奋发图强的；刘备的儿子阿斗、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安于享乐的；成吉思汗、亚历山大、秦始皇、汉武帝、希特勒就是野心勃勃的。皇帝、元首这一群体总人数占人类总人数的比例极小，但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被这一小撮人牵着鼻子走。
韩非子在《五蠹》中曾说“私行立而公利灭”，他用矛盾对立的手法说，私利和公利是对立的，其实这话真是真理，私与公就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关键就看怎么处理了，换句话说就是你是要私还是要公？对于秦始皇这类野心勃勃的皇帝来说，他需要实现他的鸿鹄之志，这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力量，所以，他当然要公。韩非子接下来就说了，要实现皇帝的国家政策，那就只能“抑私就公”。
秦始皇给刘邦做了一件很好的嫁衣，那就是《秦律》。《秦律》为什么是好嫁衣？因为这部法律有200万字，非常详细，极其缜密，不要说行业法令，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穿衣戴帽都被规定得很详细，司马迁就说“秦法密如凝脂”。有了这样一部法律，刘邦建国后就只需要简单修剪一下，适当放宽松就可以用了，所以，汉朝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基本是继承了秦朝，这时候刘邦、吕后、窦皇后等人就可以把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当成国家治理思想，所以，从刘邦到汉武帝未掌权前这70年里，汉朝的臣民是最幸福的，“轻徭薄赋”的环境大大地让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大部分人尝到了甜头。
一句“轻徭薄赋”可能很多人没有感受，那么换作现代数字很多人就会惊叹了，那是什么概念！汉文帝时国家已经欣欣向荣，财政收入年年有结余，因此，文帝来了一次大减税，税率由原来的十五抽一减到三十抽一，也就是说这大减税可真是大减，税率一下降低了整整50％！今天，人们已经很了解，美国一遇到经济低潮、经济危机什么的，减税就是重要的调节手段，但汉文帝时期早已使用这种手段，这也说明汉文帝时期实行的是自由经济。
司马迁在他的两本经济学专论《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早就表达过他的经济学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趋利避害是动物的天性，这就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很多人都知道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黄河在东汉以前经常泛滥成灾，尤其是在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及以后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却有了相对很稳定的安流期，为什么？因为东汉的连年战乱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变农为牧，或者干脆农牧具废，结果是黄河中游地区地表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由此在东汉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河道，此后的1000年里基本稳定下来。这说明什么？中国在西汉时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导致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大量耕种破坏了地表植被，黄河由此泛滥。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农业的发达也就表明商品经济能够发达。因此，汉惠帝能够奉行“复弛商贾之律”，汉文帝、汉景帝时实行“网疏而民富”的政策，所以，“文景之治”的时候诞生了一大批富豪，卓文君她爸就相当于一个四川矿业集团的董事长，手下雇佣着数千打工仔，所以司马相如千方百计讨好卓文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5）
另外，“文景之治”期间还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整个汉王朝社会虽然没有形成今天美国那种“纺锤形”社会，但也形成了优良的“子弹头型”社会，社会中除了顶层的王公贵族之外，还有不少中产阶级家庭。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商业局面，《汉书》说当时有很多行业都相当繁荣，“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很多行业的利润率都在20％，想想看，如果行业的利润能达到20％的利润率，那文景之治时的商业的繁荣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繁荣还有什么区别？“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这时候已经成了社会的普遍行为，也就是说，文景之治时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社会，而且规模巨大，大宗商品交易在这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卓文君之父的矿业企业集团，数千工人的一个大型企业，这在四川还不是唯一的，像卓家这样的大型企业还有不少，在全国就更多，这时的商品交易规模就可以用庞大来形容了。另外，当时各分封地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那就是货币发行权。当时，发达的商业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文景期间的经济政策规定，只要各封地发行的货币成色达到法定程度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而且，政府并不是货币发行的唯一单位，一些有资质的大商业企业也可以自行发行货币，也就是说，这时已经有了早期金融企业。因而，甚至可以说，如果文景之治得以继续，并稳定地持续一段时间，汉朝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王朝——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臆测，汉初这70年的经济自由程度在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连后人啧啧赞叹的宋、唐、明也没有这样发达的商业，因为后世无论是宋、唐、明都再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清静无为”，黄老之道再也没有成为国家政策，因此，从根本上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经济环境。
然而，从刘邦到汉景帝几代人养的鱼被汉武帝一网打尽，为了实现他的鸿鹄之志来了个涸泽而渔，自由经济时代宣告结束，从此中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官本道路。
汉武帝的大转弯使得政府从亚当？斯密所说的“守夜人”角色变成了贪婪的“大管家”，甚至直接变成了“打劫者”，原本和谐一体的官民社会变成了对立的官民矛盾，这就为中国定下了一个基调。
在汉武帝登基初期，窦太后还健在，因而汉武帝手里没多少实权，黄老哲学这时还是国策，但窦太后一死，汉武帝掌握了一切权力，他也就可以实现他的鸿鹄之志，那就是彻底击败屡屡进犯的匈奴。就当皇帝来说，汉武帝不但尽职尽责，而且还有开疆拓土、征服来犯之敌的大志，可以说是一个好皇帝，但他严重偏科，就是“武功”很好，“文治”很差，说得直白些，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只知道向外征服，不但不知道内部需要安定自由的环境，而且还大肆破坏，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以个人意志取代国家政策，结果，70年的成绩毁于一旦。
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冒顿单于也在统一北方的大漠和草原，东胡和月氏国相继被他消灭，所以，当刘邦刚刚建立汉帝国的时候，就不得不亲自率领大军挥师北上，结果，挟楚汉相争之威的汉军被冒顿单于一夜之间围于白登山，能打败以勇猛著称的项羽的部队在匈奴面前却不堪一击，汉帝国差点葬送在大漠里。白登山一战让汉帝国看到了匈奴的厉害，此后70年里只能依靠不断地送女人、忍受匈奴隔三差五的抢劫度日。汉文帝的时候匈奴骑兵长驱直入杀了北地郡都尉，又一把火烧了汉皇帝的行宫，文帝急调10万兵马拱卫长安，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骑兵来去自如地洗劫一番后大摇大摆撤回草原。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6）
汉文帝为了能与匈奴骑兵对抗，开始了全民养马，整个汉朝北方几乎到处都在养马，这成了国策，不过这也的确收到了效果。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再次侵入上谷、鱼阳，卫青率领数万骑兵出云中，一举收复河套地区，在这设立了朔方郡，长安算是有了一个屏障。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汉军主动出击，这标志着汉匈对阵已经发生了逆转，汉朝由守转攻。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再次向草原深处发起攻击。此后，汉军又数次远征，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设坛祭拜。汉武帝也曾御驾亲征。在汉武帝远征匈奴的同时，还向西征讨过大宛，向南征讨过南越。自元光二年马邑之战开始至征和三年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前后40多年，共计与匈奴进行了15次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匈奴发生分裂，一部分臣服汉朝，一部分向中亚腹地迁徙。但这只是战争的一部分结果，另一部分结果就是汉朝以及整个中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转向另一个轨道。
汉武帝发动的这场战争规模十分浩大，动辄数十万的军队上千里的远征，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没过多久，汉武帝之前汉朝所储备的钱财就已经消耗光了，但战争却刚开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筹钱。最初，汉武帝的一班谋臣还没想到要对经济进行大改革，因为“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是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几代的既定国策，而且收效明显，因此，刚开始还没人敢动这脑筋。但钱总得要筹，于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卖爵位和纳钱赎罪，这可以说是个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既快又省事。在刘邦时期，商人们尽管有钱，但社会地位还不高，当听说朝廷公开卖爵位的时候，他们当然立刻蜂拥而至，因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有了进入贵族社会的门票，另外，有爵位也有不少的好处，最有利就是可以少缴纳不少苛捐杂税。至于纳钱赎罪，谁也不愿意呆在监狱里，只要有钱都会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
但卖爵位和纳钱赎罪两项所筹集的钱款对于战争消耗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接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偏偏这个时候很多地方连年遭受洪涝灾害，地方政府不得不开仓赈济，这顿时让汉王朝雪上加霜，入不敷出。这时，汉武帝从他的谋臣中选用了三个经济能人，一个是孔仅，一个是东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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