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崛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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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人的势力
　　上篇　　前八次崛起，为何盛极而衰？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
　　●　　立鼎青铜
　　●　　有鼎无兵的悲剧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
　　●　　秦强，秦殇
　　●　　汉武帝玩出了官本位
　　●　　仁义礼智信成了一种规则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
　　●　　前秦倒像个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　　一个家族都阳痿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
　　●　　隋炀帝和秦始皇是难兄难弟
　　●　　唐再盛也跳不出历史游戏圈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
　　●　　有钱有兵，但一打就败
　　●　　鹬蚌相争，蒙古得利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
　　●　　蒙元也有辉煌的一面
　　●　　蒙古皇帝蔑视汉文化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
　　●　　阉人都心理变态
　　●　　大明本应称霸世界
　　第八章　　第八次崛起：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
　　●　　落幕前的光辉
　　●　　不过是一个梳辫子的明朝
　　●　　贪污与吸毒就像是嫖客与*
　　下篇　　第九次崛起，怎么崛起？
　　第九章　　再次崛起前的历史反思（一）
　　●　　汉武帝之罪
　　●　　皇帝需要的是忠诚和愚蠢
　　●　　调戏历史，被历史调戏
　　第十章　　再次崛起前的历史反思（二）
　　●　　明帝国时期的倭寇进化成后来的日寇
　　●　　郑和到底在玩什么？
　　●　　张居正死得很难看
　　第十一章　　　再次崛起前的历史反思（三）
　　●　　有两种大国，一种僵而不死，一种临死求变
　　●　　我们现在是诸侯之一
　　●　　滚雪球般的历史大循环
　　●　　不能再靠生孩子扩张了
　　第十二章　　　第九次崛起：不能再抄袭历史
　　●　　我们的大目标
　　●　　总要相信一个党
　　●　“中国模式”好得很
　　●　　输出我们的颜色革命
　　第十三章　　　第九次崛起：该出手时就出手
　　●　　靖国神社并不可怕
　　●　　我们也要“持剑经商”
　　●　　当心美国的新阴谋
　　●　　我们的盟友
　　

前言　　华人的势力
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的入侵，非洲大陆恐怕至今还是老样子：长颈鹿、非洲象、羚羊和狮子之间继续玩着他们永远的游戏，非洲土著继续跳着他们节奏强烈的篝火舞蹈，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日出和日落；我们这个东方世界也可能继续在帝国的太阳下一如既往地过日子，当英国人的战舰出现在我们的海岸线上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
　　凭着自己对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兴趣，了解中国，感受中国，以一个平民的角度和切实感受，品味着中国这30多年的变迁——这是一个过程，从迷茫、怀疑和财富崇拜到今天的成熟、冷静。改革虽然仍在继续，这种成熟、冷静、执著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因素，中国越来越善于运用她的智慧、力量和财富，很多人也从最初的迷茫和怀疑转而认为中国是可以信任的。
　　在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这不仅仅是指经济转型，也是指文明的大转型。
　　*主义解读的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工业经济运行导致的阶级矛盾，而传统中国是统治治理导致的行业矛盾。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本来就是两种文明，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对，因此，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矛盾：一种是传统统治中形成的固有矛盾，一种是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冲突带来的矛盾，我们这场改革必须要解决这两大矛盾才能实现跃升，成为一个引领世界的新文明。
　　季羡林说，东方现代化过程就是逐渐克服封建思想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东方的封建思想残余已经克服净光。我们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多缺陷，这已经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中，这有好处，也有坏处。
　　在东南亚各国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当地华人势力。尽管在东南亚各国中，华人的人口比例不高，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地区，华人控制的资本则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有的国家，华人资本甚至在其国家资本中占有高达70％的比例。一般来说，这对政治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力——如果说以色列能在中东生存，那是因为美国人的钱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因而外界很担心，中国是不是将要借助华人资本的影响力来左右东盟的政策趋向呢？可想而知，那时中国人拥有的力量该是多么的强大。这是历史传统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这个民族勤劳、朴实，因而更易成功。
　　如果要确定我们的大政治，就必须先要了解美国这位“老大”在想些什么，这样才能对“老二”、“老三”、“老四”说说美国的坏话，这又是现实国际政治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主义，因此我们只能在博弈中崛起。但我们的文明中又有很多束缚我们的东西，比如儒家学说，这又是历史给我们的坏处。
　　其实人就是要“斗”才能前进，才能变得更聪明，才能不断从低级文明进化到高级文明，这也就是人性，这条古老的法则仍然是今天的国际关系准则。
　　研究历史，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改变现在、预测未来。
　　在一本名为《我们的宇宙栖息地》的书中说到：“我们原来认为不因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的基本法则，事实上可能只是我们宇宙中的‘地方法’，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我们逐渐发现，宇宙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还要奇异。”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些现象，有时候历史就是在某个偶然的瞬间改变，甚至会大角度转向，但是有时候又会发现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似乎存在一条固有的轨道，它始终在沿着这条轨道运行，直到某一个外力介入才会发生改变。就如同宇宙同样需要精确的平衡一样：像太阳这个恒星上的核聚变释放能量的比率，只有在恰好有％的氢元素被转换成了恒星的光芒，并在地球这样的空间中，才会形成生命。“只要这一比率出现任何微小变化，碳和其他基本的生命元素就永远不会形成了。”历史有它的精妙之处，马丁？路德、俾斯麦、威廉一世和希特勒四个人奠定了现代欧洲大陆的基本格局，而欧洲又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可以说，他们对这个世界影响深远。但欧洲的崛起又是必然的，因为15世纪的欧洲太贫困，欧洲人急需向外发展。
　　有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认为是英雄造时势。有人认为没有第一个拿破仑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但别忘了必须要有一个拿破仑。所以我觉得是这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形成了历史。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召唤英雄的时代——崛起已成定势，只待俾斯麦、拿破仑那样的人物。
　　这本书中我提到了“基地三部曲”的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他有一个获取灵感的手法，那就是随便打开一本书，然后看到什么就自由联想什么，当看到他是如此描述自己获取灵感的方式的时候，我竟然有点激动，因为我也是这样，几乎一模一样。以前，当别人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灵感、想法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我就是由一个任意的点开始，天马行空地联想出来一大堆的想法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不严肃，尤其是在讨论一些历史问题、国家大事、民族大义之类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我不应该是这样胡思乱想出来的。就是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胡思乱想出来的，不过就是想了很多年，再加上一些逻辑串联，就成了。不过，别指望我会道歉，以前不会，现在有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垫底，我更不会道歉，因为我觉得我胡说八道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何谓真理？亚里士多德：“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就是假的；凡以是为是，不是为不是者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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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1）
翻开世界地图，看看东方，很容易就发现，原来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北方是大漠和戈壁，南方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西南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和昆仑山，东边则是浩瀚的大海，中间是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这就是中国的地理局限。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人大多数时候只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玩。
　　立鼎青铜
　　我们的第一次崛起是在青铜时代的周朝。以往，人们总是把秦看成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其实这是个睁眼瞎的错误——秦是完成了大一统，但中国的文化奠基仪式却是在青铜时代，到周朝时周礼基本形成，而百家争鸣时期则达到一个文化盛世。如果以文化来断代，那么周礼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时代，而中国偏偏就是一个依靠文化才生存下来的国家。
　　中国人的空间
　　伽利略有一个很著名的试验设想：“设想把你和你的朋友关在一只大船的舱板下最大的房间里，里面招来一些蚊子、苍蝇以及诸如此类有翅膀的小昆虫；再拿一只盛满水的大桶，里面放一些鱼；再把一只瓶子挂起来，让它可以一滴一滴把水滴出来，滴入下面放着的另一只窄颈瓶子中……只要这运动是匀速的，不在任何方向发生摇摆，你不能辨别出上述这一切结果有丝毫变化，也不能靠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来推断船是在运动还是静止不动。这种等价关系产生的原因是，船的运动是船中一切事物也包括空气在内的所有的，我的意思是假定这些事物都被关在房间里……”
　　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家园。国家也一样，首先得有一方土地，中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畴就是大海、高山、沙漠环绕的一个广大区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和喜马拉雅山，北面是戈壁和草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就是这么一个范围。而有的家园是开放的，有的家园则是封闭的，就像伽利略设想的船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这个范围里，从文明出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始终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在玩。这里有一个“中国本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所属土地，这是中国的发源地。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有“本部”，如俄罗斯的本部就是莫斯科大公国，英国的本部是英格兰，美国的本部是十三州，德国的本部是普鲁士。在这个“本部”之外很多国家都会扩展，这和侵略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历史的扩展——有的国家的扩展史中充满了血腥和侵略，比如美国和俄罗斯；有的国家的扩展则是历史自然的延伸，比如中国。
　　古代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但这已经是第二次扩展之后的中国，中国最初的本部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一块土地，面积也就大约三四万平方公里，经过夏商两代1000多年的缓慢扩展，到了周朝建立之时已经东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北到后来的长城一带、南到广东广西，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地域。
　　首先从地理入手，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本生存环境，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有什么样的矛盾，而这又决定了中国会有些什么样的文明。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孟德斯鸠、黑格尔、*也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这三者还有分歧。孟德斯鸠用启蒙思想的原始办法分析说，地理环境先决定了人的性格气质，然后再通过性格气质决定了这群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是先按照地理类型分为三个地理环境，即高原草原、大平原、海岸地带，不同地带的人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黑格尔比孟德斯鸠想得要多、要深；而*，就是把地理环境当做一个人类生活的要素了。我还是对黑格尔的说法比较赞同，中国有句话叫做“因地制宜”，首先就有一个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比如，长城以北是传统的游牧部落地域，你偏要在这地方发展农耕文明，那根本不可能；长城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你偏要改造成牧场，那不就是在破坏农业基础吗？　。。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2）
从地理上说，历史是有宿命论的。
　　中国为什么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小农思想为什么一直流行？这些都有一个地理元素，其实这和一个世界性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为什么非洲除了埃及以外其他的地区都长期处在石器时代？为什么西方殖民者抵达美洲的时候，美洲也是处在石器时代，只不过要比非洲的石器时代发达得多得多，但就是一个轮子也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地理让这些地区相互隔绝，它们在西方人到来之前都处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非洲、美洲资源丰富，竞争程度很低，东方竞争程度和西方差不多，但比较而言，东方是封闭的，西方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开放的竞争进化得更快，封闭的竞争进化得较慢。所以，西方虽然在16世纪时在经济规模、帝国规模、人口规模上还没有超过中国，但其竞争的内核早已超过了东方。以计算机作比喻，在16世纪，西方已经是386了，东方还是286；17世纪，西方已经是486了，东方可能还是286；结果18—19世纪西方科学大发展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中国还是286，顶多就是清朝规模比明朝扩大了些，这个时候当英国舰队打上门来的时候，胜负岂不是早成定论了吗？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因素，在中国范围内就存在两种基本的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由此也就种下了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确切点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矛盾。
　　游牧民族有地盘概念，但没有领土概念；相反，农耕民族有着强烈的领土概念，因为耕种需要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而游牧需要的则是水草，不是固定土地。农耕文明为此死守每一寸土地，游牧文明则经常数百公里、数千公里地游动；农耕文明是守地获利，游牧文明则是逐利而行，两者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要造长城保护家园，一个就要跃马扬鞭进行劫掠。这就是地理给我们定下的基调，决定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从周朝起，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就存在一条天然边界，看看中国北方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就会明白，它们大体是沿着等降水线分界的。
　　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朝
　　我说中国的真正崛起或者说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朝，而不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紧密相关的。通常认为，中国是崛起于秦帝国，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是在周朝，因为四点：一、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文化；二、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版图；三、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四、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国家形态。有这四点，谁还能说中国第一次崛起是在秦帝国？
　　中国在青铜时代有三个王朝：夏、商、周。很早以前，西方人就否认夏、商的存在，理由就是这两朝的历史过于含糊不清，掺杂了太多的传说和神话，不值得一信。直到1958年，在河南偃师，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才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接下来，中国在青铜时代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标志就是司母戊大方鼎——那是青铜时代的铁证，重达875公斤的大铜鼎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冶金技术的成熟也就表示当时工业水平程度之高，这点无可非议；另外，在殷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甲骨文，十多万片甲骨文足以证明，商朝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文字时代。这表明，中国人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制度——没有成熟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冶金工业，而成熟社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文字的大规模使用且稳定的传承，但这时候，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那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那还说什么呢？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3）
到了西周的时候，一切都齐全了。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这其实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权利分配结构，自此以后，中国历代的权利分配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西周的分封分为两级：诸侯和大夫，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在天子和诸侯的直属领地内，城区划分为几个乡，农村地区划分为多少遂。农村大一些的邑称为“县”，由大夫或者宰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还另外设道，但与县同级。
　　汉朝继承了秦帝国的地方分封管理制度，秦帝国执行的也就是郡县两级制，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些——不过就是地方被分割得很小，各地方官的权力也相应的变小了很多。但在汉武帝时又设立了十三州，级别在郡之上，这主要是监察区，这种州的长官设刺史一人，后来这个官位名称几经变换，如西汉时改称为“牧”，东汉初期又称“刺史”，后来又改称“牧”，刘备就曾被封为“益州牧”，但这种十三州的格局基本未变。魏晋南北朝时，地方行政也分为州、郡、县三级，三国之后“道”和“邑”改称为“县”；隋朝时将东汉以后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只不过这时州和郡同时使用，并且是平级；唐朝时把全国分为十道，唐玄宗的时候又分为十五道，其实和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是一回事，道也是监察区，每道派一个皇帝的代表，称“观察使”，也称“按察使”、“采访使”。
　　中国古代政府官职演变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夏商时期；第二个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第三个是从战国到清末时期。夏商时期的国家领地很小，而且那时所谓的国家更像是部落联盟，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所谓的天子、君主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如同*联合酋长国最初的形态一样。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商纣王，他所联合的诸侯多达800个——中国古代的数字往往不那么可信，很多时候都有夸张的成分，说周武王联合了800多个诸侯显然是想表明商纣王多么不得人心，如果再算上支持商纣王的诸侯，那怎么说也有1000多诸侯，可见那时诸侯之多。实际上，此诸侯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准确地说是部落。所谓的政府机构也很简单、原始，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分工，国家的君主这时还被称为“后”、“王”，而“后”这个称谓就是沿用氏族部落时期的称号。当时，在王的下面，最主要的官吏就是“史”，也就是甲骨文所称的“卿史”、“大史”，而在古代典籍里，这个“史”官常被称为“巫”。很明显，夏商时期是中国的僧侣政体时期——世界历史中，各文明都曾存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巫”主要职责就是沟通人世与上天，然后把上天的旨意传达给王，再由王下令实行。甲骨文中的“卜辞”就是商朝巫史们向上天卜问的历史记录。夏朝的主要官职有“羲和”、“大理”、“遒人”、“官师”等：“羲和”是负责历法的。“大理”是掌管诉讼的，“遒人”是王的传令官，“官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这些官都是由巫史们来担任的。当时，巫史们如同古埃及的祭祀，已经形成一个阶层，《尚书？甘誓》篇中的“三正”就是那些掌管政权之人的集体称号。这些“巫史”和“王”自然沾亲带故，这时候的王早已习惯搞裙带关系，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时很多巫史其实也都是王的亲戚，例如那位有名的“冤臣”比干就是王的亲戚。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4）
夏商时期的王国还不能算是国家，但西周时期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时候的君主已经正式被称为“天子”、“天王”，显然，已经高出了夏商时期的王，已经直接与天挂钩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君主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不再需要巫史们与上天沟通，他自己就是上天之子，巫史们也该谢幕下岗了。
　　由于天子位置已经是一个核心，因此就需要稳定的继承制度，以便一个天子死后有另一个天子可以合法继位，因此，西周时期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王位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或者“东宫”，王的正妻也被正式称为“后”，这时也就有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也就是说，王是最高的，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
　　当王成为高高在上的唯一主宰之后，他就把从巫史们手中没收来的权力分给六部大臣，西周也由此奠定了中国政治机构的基本结构。西周政府机构的部门划分为六个主要政类，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和“宗伯”六大官职，掌管六大部门。司徒、司马、司空被称为“三有事”或者“三事大夫”，司徒主要负责土地和役徒；司马主要负责掌管军赋和军用设备；司空主要负责工程；司寇主要负责管理庶人和农奴，也就是司法官；大行人主要负责招待宾客、外交；宗伯主要负责祭祀。在六部之上还有最高一级的行政官员，那就是卿士，他们一般只有两三人，主要负责军事、外交、行政的大事方针的政策确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另外，周朝还有主管历法、起草文书的太史，主管任命事务的内史，掌管档案的御史，主管占卜的太卜，主管音乐和教育的乐师，辅导君主礼仪的相，等等。也就是说，周朝已经建立了完整、系统的政府组织机构。甚至，皇家内务也都完整地建立了起来——谁该管理马匹，谁管理君主的饮食起居，谁负责宫廷的警卫，谁负责跑腿。而且，西周已经开始用“寺人”、“巷伯”，就是阉人。《诗经？小雅》中就有一篇《巷伯》的诗，那愤恨之心就已经彰显，“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后来阉人作乱其实也是西周人种下的种子。
　　秦汉时形成“九卿”，虽然政府部门做了较大调整，但也仅仅是调整，后来各朝各代也都有所变动，但基本的政府结构却是始终在这个框架内，一直到清朝直至清末才仿照西方的政府组织结构，设立责任内阁，分设十部。
　　周朝实行分封制，这首先就有一点应该成为常识：有大量的土地，才能分封，否则，像夏、商那么大点个地方，他还分封个什么？
　　周朝的版图
　　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周朝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第一部“西游记”，即小说体的《穆天子传》，说的是周穆王有着后世秦始皇一样的雄心壮志，他的一生中很多时候都是在马背上东征西讨的，为此周穆王时期的周朝版图大大扩展。《穆天子传》中就有说他前往瑶池会见王母娘娘。瑶池在哪里？在西藏。尽管周穆王曾亲自到过西藏这不大可信，但至少表明周穆王时期周朝已经对西藏有很深的了解——既然能对瑶池详细了解，那么就不会对西藏陌生。
　　从周朝的分封制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朝能够统治的疆域东边抵达了海岸线，北边抵达了后世的长城一带，西边抵达了四川、陕西一带，南边则一直到了云南、广西。这个版图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周朝已经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5）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能说明西周就是中国崛起的起点，那就是西周的农业已经广泛采用了熟荒耕作制与休闲制，也就是说，农耕经济已经成熟，而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儒家的真正创始人是周公旦，不是孔子
　　说周朝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础，这也是历史事实。《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其地位远比《圣经》重要，但很可惜，今天中国人了解《圣经》要超过《易经》。《易经》是中国的万经之首，周文王曾经被纣王投进监狱，他没事干的时候就研究出了《易经》。文学上，《诗经》的地位也完全堪比《荷马史诗》，《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
　　文化的成熟也就表明社会的成熟，西周甚至已经为后世中国建好了金字塔模型：社会被划分为几个阶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经济上也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还有各种思想，也为后世准备齐全了。
　　孔子的确是儒家的大师，当之无愧，但他并不是儒家鼻祖这件事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旦。周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礼仪制度甚至经济制度，主要是周公旦制定的，后世所尊崇的“周礼”也是他一手缔造的。周礼在军事、国家制度、组织体系、民间基层管理、农耕制度、官吏体系、官员考核、国家精神建设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因此，周礼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建设指南”，后世齐国管仲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实际上管仲所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很多都在周礼中能找到，也就是说，管仲的改革实际上更像是把齐国重新归位到周公旦时期。
　　此外，孔子的言论并非是他一个人独自思考出来的，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集大成者——夏商周三朝文化，这些文化都保存于《周易》之中，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集合了先人的种种思考，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百家思想。孔子应该可以说是周礼的最大继承者和发挥者，因此，中国文化的真正奠基不是孔子，也不是诸子百家，而是《周易》，忘了《周易》而独谈孔子、诸子百家其实是数典忘祖。
　　纷繁的周礼为后世中国定下了等级基调，“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各种典章制度实际上就是确定了分级文化，进而变成权力金字塔，就如同巫师拥有了“绝地通天”的能力，也就有了话语权，也就有了实权，西方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结果弄出个黑暗中世纪。中国没有宗教，但有宗法，周礼、儒家只比西方宗教厉害而绝不差，它们绝非宽松的道德，而是一种浸透人心的法律。周礼是中国的文化崛起，礼乐、宗法制、诸侯分封制，这些缔造了后世的中国，直到清朝，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还是周礼、宗法、诸侯这些东西。
　　有鼎无兵的悲剧
　　夏周时期奠定了中国朝政文化的雏形，但也给后代中国留下了最深的一个教训，那是中央与诸侯王国处在对弈之中，中央的稳定决定于中央是否有足够的兵压制各地诸侯，这个矛